明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為紀念這個偉大勝利，我們在觀網開設專題視頻節目——寶塔山下的制勝法寶，一起學習抗戰時期的毛澤東軍事思想。
這一專題的時間跨度，大概從1935年底中央到陜北召開瓦窯堡會議開始，到1945年9月抗戰勝利。包括如何突破困境，通過主動作為轉變時局，促成國共合作，結成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如何進行預見性的思想理論準備，如何在敵后打勝仗，如何發展壯大最后戰勝日本侵略者；還有在抗戰中如何建黨建軍，如何建設根據地，如何處理統一戰線中各種矛盾和摩擦等問題。
抗戰時期的毛澤東軍事思想，是經歷了土地革命戰爭洗禮之后，系統總結了勝利和失敗的經驗教訓，又在指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實踐中，解決了種種前所未有的難題形成的。這是一個極其曲折豐富、最后走向勝利的理論和實踐過程，讓我們一起踏上征程吧！
紅軍東征，是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確認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已經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國內階級矛盾已經下降為次要矛盾后，毛主席圍繞主要矛盾轉變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黨中央、中央紅軍經過萬里長征落腳陜北后，幾乎傾盡全力實施的第一個重大戰略行動。為什么說紅軍東征是幾乎傾盡全力？有兩點：一是幾乎動用了陜北根據地紅軍的全部力量。二是中央政治局領導幾乎全體人員都在東征隊伍里，或在后方為東征服務。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恢復了紅一方面軍番號，司令員是彭德懷，政治委員是毛主席，下屬紅一、紅十五兩個軍團。紅一軍團下屬3個師，其中一師、二師是林彪、聶榮臻率領的原紅一軍團的部隊，四師是彭德懷、楊尚昆率領的原紅三軍團的部隊，這是黨中央、毛主席帶到陜北的全部人馬；紅十五軍團也是下屬3個師，其中第七十五師是徐海東、程子華率領的紅二十五軍為基礎組成的，第七十八、八十一師是以謝子長、劉志丹等率領的陜北紅軍第二十六、二十七軍改編而成，這是陜北紅軍的全部人馬。這兩個軍團全部參加東征了。
除了這兩個紅軍主力軍團外，還把蘇區紅軍游擊隊整編為3個軍[2]：一個是東征前組建的第二十八軍，軍長是劉志丹，政治委員是宋任窮，一共1200余人；一個是東征開始后成立的第二十九軍，軍長是蕭勁光、政治委員是朱理治；還有一個是第三十軍，是東征過程中組建的，軍長是閻紅彥，政治委員是蔡樹藩[3]，共1000余人。東征開戰后，二十八軍、三十軍也打進了山西。東征開始時，全軍一共不到13000人，基本是全部人馬出動。哪些領導參加了東征？[4] 東征前，專門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彭德懷、張浩到政治局工作，政治局及主要領導成員毛主席、張聞天、彭德懷、張浩、凱豐隨紅軍行動。周恩來、博古、鄧發組成一個中央局主持后方工作，周恩來為后方中央局書記，但到東征期間，即使他們幾個也去了前方。還成立了一個山西地方工作委員會，由李富春、羅邁、凱豐、張浩、王觀瀾、劉曉、馮雪峰等11人組成，專門抽調300名干部組成地方工作團或工作組隨軍行動，做擴大紅軍、籌集經費、發動群眾、開辟根據地工作。可見，在黨中央和軍隊的上層領導幾乎全部出動，投入到紅軍東征的各項領導工作。介紹這些情況，可以讓大家比較具體地體會一下，毛主席抓主要矛盾、抓主要戰略方向的行動，集中力量能達到什么程度。當然，只是集中紅軍的全部力量還不夠，關鍵是能夠保證勝利。紅軍東征前，大家憂慮最多的是三個問題：一是黃河能不能渡得過去？二是過去后能不能打得贏，實現戰略目的？三是如果過河后在山西站不住腳，能不能回得來？最擔心的是能不能過得去和能不能回得來，這是個底線問題。首先一個，是能不能過得去的問題。黃河是天險，黃河對岸還有閻錫山苦心經營的堅固防線，渡過去不容易，但這是東征作戰的關鍵和前提。必須解決兩個問題：一是用什么方式過河；二是能不能突破對岸的黃河防線。用什么方式過河？過河需要工具，即使對岸沒有敵人防守，1萬多人過河也不容易。本來，每年入冬后黃河都有幾個月的冰封期，就是整個河面都結冰了，一般要到3月中下旬才能全部開河。紅軍東征時間是2月20日，最初設想是從黃河冰面上徒步通過，紅軍大部隊集結待命時，河面還是結冰的。為什么這樣說呢？有詩為證。因為毛主席當時也在前線，就住在離黃河不遠的清澗縣袁家溝，親眼看到了黃河冰封的景象，在他寫的詩詞《沁園春·雪》中，就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的實景描述。但由于天氣轉暖，到2月3日，也就是在確定的渡河時間前不到20天時，河面上的冰卻解凍了[5]，黃河河道上水流湍急，還夾雜著橫沖直撞的冰凌，紅軍從冰上徒步過河已經不可能了。另外，由于對岸敵人防守嚴密，架橋過河也是不可能的，只能通過船只渡河。好在毛主席提前考慮到這個重要問題，準備了冰上過河和渡船過河兩手。因為，不管過去時是否有冰，幾個月后如果往回走，河面上一定不會再結冰了，所以早就想到準備好船只，即使東渡黃河不用，回來也一定要用。當時，由周恩來副主席全面負責東渡黃河的后勤準備工作，由陜北紅軍的領導人閻紅彥和毛主席的弟弟毛澤民抓具體落實（當時，毛澤民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國民經濟部部長[6]），他們早早地就調集了數百名造船和劃船工人，秘密地準備渡河船只和隨軍行動的船工[7]，還建立兵站籌集各種物資。但畢竟只有幾十天的準備時間，再抓緊時間也造不了那么多船，人多船少不夠用怎么辦？據開國少將、時任一軍團工兵連連長的王耀南回憶[8]：我們還是采用老辦法，發動群眾獻計獻策，真的就把辦法想出來了。有的同志從老鄉那里了解到，過去有的走私販子過河沒船，就買兩只羊囫圇著剝下皮來，在羊皮里面吹滿氣，然后夾在腋下，悄悄地就渡到對岸去了，現在船不夠，不是也可以用羊皮扎些筏子用嗎？陜北到處是羊群，羊的來源不成問題，對于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架過上百座橋的工兵連來說，過去是扎竹筏子，這次扎羊皮筏子沒有什么大困難，他們請老鄉來教，很快就學會了。他們一共扎了兩種，小的用6個羊皮，一排3個，排成兩排，上面捆上木架、鋪上木板即可；大的用12個羊皮，橫三豎四捆扎好再鋪上木板。開始還想用牛皮代替羊皮，扎幾個大一點的，但由于牛皮太硬，體積又大，吹不起來。大家說牛皮不好吹，只好作罷，最后還是扎了大量羊皮筏子，解決了渡船不足的大問題。渡河工具解決了，再就是能不能突破晉軍防線的問題。據晉軍第75師師長兼晉西警備司令的楊耀芳回憶[9]：從紅二十五軍1935年夏秋到陜北后，就引起了山西土皇帝閻錫山的不安，生怕紅軍東渡。閻錫山任命他當晉西警備司令，晉軍69師師長楊澄源任晉南警備司令，讓他們在黃河東岸布置警戒，還派遣正太路護路司令孫楚，帶4個旅從北面過河竄入陜北，威脅紅軍后方。沿河各縣都駐有防共保衛團，遇到認為有共產黨嫌疑，或者認為是和紅區有關系的人，縣長可以直接處死。閻錫山還規定，每殺一個有共產黨嫌疑的人賞洋100元，他的口號是“寧枉殺千人，不漏掉一個”。僅1935年后半年，報晉西警備司令部殺掉的就有一百二三十人之多。黃河渡口的所有船只，只能停靠到東岸，封鎖渡口斷絕往來。東岸各個渡口的山崖地壩都削成陡壁，構筑了1000多個堅固堡壘，每個碉堡駐兵一到兩個班，重要渡口一個排以上，配有機關槍和迫擊炮等火器，碉堡封鎖線外還挖了深寬各一丈的外壕，交通壕相互連接。[10]但閻錫山的難題在于，黃河防線太長，過河的渡口很多，他不知道紅軍會從哪里過河，會在什么時間過河。黃河東岸從北到南300多公里，處處防守反而處處薄弱，難以應對紅軍的集中突破。據楊耀芳回憶，閻錫山怕阻擋不了紅軍，想在紅軍突破防線后，在汾陽、離石、孝義、中陽等縱深山岳地帶，利用山險地利搞“口袋陣”與紅軍決戰。他一共集中了7個師，編為4個縱隊，以晉軍三十四軍軍長楊愛源為總指揮，總指揮部就設在孝義[11]。記住這個地方，這是一個關節點，紅軍東渡黃河后在這里仗打得最大。這些打算我們不一定很清楚，但整個敵情和力量對比是比較清楚的。面對這種情況，要保證整個戰略行動成功，毛主席是怎么組織做好準備工作的？東征是毛主席全過程親自策劃指揮的，我們介紹些細節情況，可以對毛澤東軍事思想把握理解得更客觀更準確，也可以從中學到很多。首先是高度隱蔽戰略企圖，以達成戰役攻擊的突然性。毛主席是怎樣指揮實現的呢？
一是在紅軍東征前，派出部分部隊南打北討，使南面敵人北攻更加困難，使北面敵人不敢向南進犯，而在主要進攻方向的黃河沿岸，卻保持著平靜，使閻錫山的防守部隊松懈警惕，據說，他們也知道紅軍會渡河向東打，但沒想到那么快，那么突然。二是兵分兩路偷渡。紅一軍團從北路渡河，選了兩個渡河點，對岸是山西省中陽縣三交鎮附近的渡口；紅十五軍團從南路渡河，對岸是山西省石樓縣的賀家凹渡口[12]。兩支進攻部隊一北一南，渡口相距七八十里，即使閻軍發現蛛絲馬跡，也需要多處防守，難以集中力量應對。三是嚴格保密。渡河前部隊遠距離隱蔽待命，命令傳達后以4天行程到達渡河位置，東征命令只下達給作戰部隊，在后方不宣布。命令特意強調：“隱蔽運動避敵發現，為爭取勝利之嚴重條件，各兵團應遵照迭次命令，于敵機活動時間停止運動，派出主管首長指揮，繞過暴露地段和集中地，如不嚴格隱蔽因而暴露企圖，將唯各兵團首長是問。”[13] 還要求部隊提前派出人員封鎖道路，控制來往行人[14]。對居民嚴守秘密，部隊行動一律在夜晚進行，遇到大的居民點一律繞道通過。造船點設在山里的拐溝里，渡河前把黃河水引進來，船漂在拐溝的水里等待出發。四是隱藏渡河時間。2月18日，毛主席和彭德懷一起，向部隊發布東征作戰命令，確定2月21日20時為渡河時間；但到命令下達的第二天，2月19日，就電告周恩來，渡河準備工作已經提前完成，改為20日黃昏開始渡河，要他在大部隊前進后，來河口指揮維持一線交通。渡河時間提前了一天，只是對周恩來的通報，其他人不知道；直到2月20日14時，也就是渡河當天下午兩點，與彭德懷一起致電軍團首長和部隊相關指揮員，渡河時間一律本日20時開始。[15]
本來是明天渡河，變成了今天渡河，而且是直到離渡河6個小時，部隊才得到改變時間的命令，知道最后的渡河時間。其實，部隊早已嚴陣以待做好了各項準備，時間變化提前了一天，只是預防萬一有泄密情況，真是兵不厭詐啊！這樣大規模的軍事調動，閻軍竟然沒有察覺，即使他們提前得到了可靠情報，準備我軍21號渡河，也應對不了這樣的臨時改變。這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后來被我軍打了個措手不及，我軍行動能夠達成突然性。認真周密的準備包括方方面面。毛主席歷來是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把握來自哪里？來自認真周密的籌劃準備。一是出征前20天，1936年1月31日，毛主席在延長主持召開會議，進一步研究東征行動路線和戰略方針，部署兵力，調整干部。渡河前兩天2月18日，召集方面軍團以上干部進一步做動員，明確東征任務有三條，包括到外線打擊賣國賊閻錫山，調動他在陜北的4個旅，粉碎敵人對陜甘邊區新的“圍剿”，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等。讓高級指揮員把任務和要求搞得清清楚楚，討論得清清楚楚。二是毛主席、彭德懷這兩個東征部隊的最高領導，2月初就到了離黃河不遠的清澗縣袁家溝，親自到黃河岸邊偵察渡河點的情況。彭德懷回憶說，他先是帶著電臺去無定河口上下游各數十里，詳細偵察渡河點，又用了7個晚上，偵察了一軍團和十五軍團的兩處渡河點，不僅了解了敵人表面的工事構筑、兵力火力配備，而且真實掌握了敵人的縱深配備，以求既保證東渡取得勝利，又準備形勢萬一變化，能安全撤回陜北。[16]毛主席還電令林彪、徐海東兩個軍團長和各軍團先頭師師長、先頭團團長到各自渡口一帶察看地形，要求渡河部隊的各級指揮員反復進行實地偵察，詳細掌握渡河點附近及突破點的敵情、地形等情況。他們還派出偵察兵，坐羊皮筏子夜渡黃河，用了半個月時間摸清河東敵情。看看提前下的這些功夫，就知道為什么后來的行動比較順利，要想指揮的正確無誤，就必須下功夫調查研究，指揮員自己對情況要清清楚楚、爛熟于心，要真正做到知己知彼，這是前提條件。三是組織部隊以強渡黃河的戰術技術為重點，進行艱苦緊張的臨戰訓練，提高渡河戰斗的戰術技術水平。最基層的戰斗員都能清楚怎么打、怎么辦、遇到各種問題怎么處理，戰略意圖才能圓滿落實，才不至于因為落實細節出問題，而影響全局功虧一簣。四是要求兩個軍團各派出專門的渡河司令員、政治委員，明確船只指揮員，指揮每個渡河點，以保證最敏捷、最有秩序的渡河。整個東征部隊的渡河組織，由司令員彭德懷和參謀長葉劍英負責，一個任渡河司令員，一個任渡河政委。[17]五是統一時間。當時指揮員用的都是繳獲來的舊表，快慢不一，也不能像現在進行廣播校對，部隊常為遵守時間是否準時爭執。這次渡河作戰，毛主席也想到了這個問題，渡河前專門向部隊發電報說：“渡河時間不可參差，一律20號20時開始，以聶榮臻之表為準。” 聶榮臻說，想不到我一只舊表，居然成這次渡河時的標準表了。一切準備工作的前提是思想準備，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沒有思想上的重視和意志上的統一，其他一切準備都談不上。前期，毛主席做思想工作的重點，主要是統一核心領導層的思想認識，講清楚東征的意義和正確性，反復強調東征討伐閻錫山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都對我們有利，建立一塊根據地與陜北連接，也能解決紅軍的給養和擴大等問題，同時強調對隱患的關注，要求一定保證黃河各渡口在我手中，使我進退有據。[18]這個統一認識的工作盡管不容易，但我們黨和軍隊有一個好傳統，只要黨的會議決定的事情，不能個人對抗組織，都要堅決服從、堅決執行。此外，還有各種各樣的思想問題，解決好了才能指揮自如，取得勝利。東征前，毛主席不光是批閱文電，召開會議，起草命令，協調各方，還找了每個師的主要領導一一談話。兩個軍團有6個師，十幾個師主要領導，他都要親自找談話，了解情況，做思想工作，經常工作到深夜，有時徹夜不眠。
據開國少將、時任紅十五軍團八十一師師長賀晉年回憶：他帶領八十一師到達袁家溝后，毛主席就派人喊他過去，同去的還有政委、參謀長、政治部主任、特派員等。他們進到毛主席的窯洞時，毛主席正在炕上蹲著，身披一件藍布棉大衣，聚精會神地研究地圖，看到他們進來后下了床，光著腳踏在一雙舊棉鞋里。毛主席讓大家坐下后，點了一支煙深深地吸了一口，慢慢地問：“哪一位是賀師長啊？”這是賀晉年第一次與毛主席面對面的談話，聽到發問后不由自主地站起來回答：“報告毛主席，我就是。”毛主席連連擺手示意他坐下，操著濃重的湖南口音緩緩地說：“我曉得你這么個人，在瓦窯堡還見到你好幾封信呢！怎么，不想在軍隊里搞了是不是？”他沒有想到毛主席提寫信的事，那是中央剛到陜北不久，他聽說十五軍團要把他調到七十五師任副師長，便想不通，認為自己一沒犯錯誤，二沒打敗仗，加上之前搞肅反人人自危，心情不舒暢，就給省委寫信，要求離開軍隊到地方工作，沒想到他們把信給毛主席看了。賀晉年正要解釋一下，毛主席話鋒一轉對他說：“不談這個事了，東征你還是要去，仍在八十一師當你的師長，調出十五軍團，歸總部直接指揮。”接著，毛主席給大家講起國內外形勢，講東征是為了把全國抗日推向高潮、壯大紅軍力量和革命根據地等。毛主席還詳細詢問了八十一師的情況，并講了一些勉勵的話。從毛主席那里出來后，賀晉年心情久久不能平靜，覺得毛主席有那么多大事需要謀劃，還把自己寫的幾封信放在心上，親自做思想工作，心里非常感動[19]。毛主席不光做思想工作鼓勵他們，還通過調整指揮關系理順情緒，解決問題。接下來，在東渡后最激烈的兌九峪作戰中，敵人一個團要偷襲總部指揮所時，他們主動出擊增援總部，以慘烈的戰斗和犧牲，保護了毛主席的安全，受到通令嘉獎。總部還從他們部隊調了一個營，專門擔任總部機關和毛主席的警衛任務。東征回來后，給八十一師新任命了師長和政委，賀晉年被送往紅軍大學學習，半年后八十一師改編為紅二十七軍，他被任命為軍長。[20]在毛主席領導的人民軍隊中，思想動員是自上而下全覆蓋的，有一套規范的工作程序。確定東征后，部隊提前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軍事政治訓練及渡河準備工作，指戰員斗志旺盛、士氣高昂。1936年2月20日下午，最后的渡河命令下達，緊接著就是戰前動員和準備。一是連里先召開了黨支部大會和班以上干部會，布置渡河任務和注意事項，強調黨員和干部要做渡河的先鋒和模范。讓領導骨干先行一步，做好思想準備，明確戰斗任務和要求，這是首要程序，也便于各級領導發揮作用，不能上來就是大水漫灌。二是全連開會進行動員，由連長傳達任務。連長對大家說：同志們，渡河東征就要開始，按上級的命令要求，力爭偷渡，不成就強渡，不管遇到什么情況，也要堅決完成任務。我連必須于今晚后半夜趕到渡河位置，渡河行動一定要隱蔽，行軍時不準講話，不準抽煙，咳嗽時要捂住嘴，隨身之物要綁好，不準發出聲響。以上紀律必須嚴格遵守，違者要受處分。這個連長當時才20歲，說話簡明扼要，非常明確，非常到位。三是老同志、新同志代表圍繞東征勝利表達決心。這是一個思想動員落地的環節，把作戰任務和要求變成每個戰士的自覺行動，才能保證戰場上的勝利。四是指導員做戰前動員。這是不可缺少的下一節，我們看看指導員講了些什么，不是重復，而是必須。指導員說：告訴大家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這次東征是黨中央領導同志親自指揮。大家當時還不知道是毛主席、張聞天、彭德懷等親自率領大家過河東征，只是聽了非常高興，非常踏實。指導員把大家戰前表的決心歸納為五條：一是堅決服從命令聽指揮，完成一切戰斗任務；二是發揚長征精神，不怕流血犧牲，克服一切困難，戰勝一切敵人，勇往直前；三是隨時向群眾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和紅軍的宗旨，使人民心向共產黨心向紅軍；四是堅決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五是加強新老同志團結，互相幫助，鞏固部隊，擴大紅軍，提高紅軍的戰斗力。大家一致同意后，就把作為全連的決心交到團里。這五條決心，也就是對指戰員的戰場要求，在這里成為全體人員的自覺意志。動員大會結束之后，全連又進行檢查準備。吃過晚飯后，由值日排長帶著全連跑了一圈，發現有的同志把水缸子跑掉了，受到連長嚴厲批評。各排又進行仔細檢查，直到全部達到要求，只等出發戰斗。[21]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講東征渡河之前的這些事，就是讓大家更加深入地了解，一個全力以赴的重大戰略行動，是如何圍繞決策抓細節，確保萬無一失的。對于毛澤東軍事思想和軍事實踐來說，勝利絕不是靠僥幸和蠻干撞大運，而是取決于科學分析形勢后圍繞解決主要矛盾的正確決策，是取決于正確的戰略決策之后嚴謹細致、扎實認真的準備工作，取決于全體指戰員吃透上級戰略意圖和要求的自覺行動之上的。勝算的決定性因素在準備過程之中。[1] 軍事科學院軍事圖書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沿革和各級領導名錄》，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103、198頁。[2] 吳殿堯、宋霖著：《朱理治傳》，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頁。[3] 軍事科學院軍事圖書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沿革和各級領導名錄》，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103頁。[4] 中共山西省石樓縣委宣傳部編：《紅軍東征——影響中國革命進程的戰略行動（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頁。[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09頁。[6] 王健英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領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錄》，紅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244頁。[7] 中共山西省石樓縣委宣傳部編：《紅軍東征——影響中國革命進程的戰略行動（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頁。[8] 任文主編：《東征·西征》，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總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73-74頁。源自王耀南《東征中的工兵連》。[9] 任文主編：《東征·西征》，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總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11-118頁。源自楊耀芳《閻錫山阻止紅軍東征概況》。[10] 任文主編：《東征·西征》，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總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3頁。[11] 任文主編：《東征·西征》，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總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13-114頁。源自楊耀芳《閻錫山阻止紅軍東征概況》。[12] 任文主編：《東征·西征》，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總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3頁。[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11頁。[14] 中共山西省石樓縣委宣傳部編：《紅軍東征——影響中國革命進程的戰略行動（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頁。[1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12-513頁。[16] 任文主編：《東征·西征》，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總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3頁。[17] 任文主編：《東征·西征》，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總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8頁。[1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08-509頁。[19] 任文主編：《東征·西征》，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總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52-53頁。源自《賀晉年憶紅軍東征》。[20] 任文主編：《東征·西征》，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總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96-197頁。源自李志民《西征戰役中的政治仗》。[21] 任文主編：《東征·西征》，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總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52-53頁。源自李榮芝《具有歷史意義的東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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