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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書林：歷史虛無主義在當代社會主義國家泛濫的深刻教訓

點擊：作者：?劉書林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19-07-23 09: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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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半個世紀以來，特別是最近30多年來，歷史虛無主義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泛濫造成了思想輿論方面和政治方面極大的危害，為我們提供了深刻教訓：社會主義國家必須維護社會主義事業的實踐歷史，使其不被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歪曲、否定和丑化；執政黨必須保持思想上和政治上路線的正確性；必須維護國家開創者的歷史地位及其思想的指導地位，及時反擊和揭露國內外反動勢力否定和丑化領袖和導師的污蔑和謊言；必須劃清共產黨與社會黨兩類不同性質的政黨在歷史與現實中的原則區別，警惕“共產黨的社會黨化”危險傾向，堅決拒斥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執政黨在宣傳教育工作中必須科學地處理宣傳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策和策略，保持宣傳和教育內容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防止由于不慎而導致宣傳教育的被動，以至于為歷史虛無主義留下泛濫的可乘之機。

近半個世紀以來，特別是最近30多年來，歷史虛無主義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泛濫造成了思想輿論方面和政治方面極大的危害，最終成為國內外敵對勢力顛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策動“顏色革命”、實現歷史大倒退的重要手段和戰略。曲折和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前導。只要無產階級政黨和人民大眾正確地總結經驗，汲取歷史虛無主義在社會主義國家泛濫的教訓，就能避免給歷史虛無主義泛濫留下可乘之機，在政治上不斷成熟起來。

歷史虛無主義在社會主義國家泛濫的主要教訓可以概括為以下幾方面：

一、社會主義國家必須維護社會主義事業的實踐歷史，使其不被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歪曲、否定和丑化，這是保證無產階級政黨占據執政地位、保證歷史進步大趨勢的必要政治條件

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或曰人民民主專政，這是在科學社會主義的指導下人類歷史上出現的史無前例的新生事物。盡管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于經濟和文化比較落后的社會條件下，盡管由于自身的不成熟和舊社會因素的侵蝕出現過許多曲折和復雜的情況，但社會主義國家在歷史上產生的巨大的革命首創精神和歷史主動性是無與倫比的。它們以歷史大躍進的姿態，推動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進步，建立了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實現了最真實的人人平等，調動了億萬人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團結上進精神，曾經震懾了資本主義世界，引發了西方社會的危機和敵對勢力的恐懼。社會主義國家起步時只有鐮刀和木犁，當它們的第一代領導人逝世時，普遍發展為擁有世界最先進的科技和發展基礎的國家。史實充分證明了無產階級政黨在馬列主義的指導下，創造了功垂千秋的豐功偉績。對待社會主義國家實踐的歷史，一定要抓住這個主題、主線、主流，才能作出正確的觀察和評價。

但是，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無產階級政黨內部產生的修正主義思潮和西方敵對勢力卻以謊言和所謂細節，從抨擊進而丑化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開創者入手，顛倒黑白地重新評價社會主義歷史，煽動人們的情緒，達到“去其史、滅其國”的罪惡目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就是至今為止國內外敵對勢力慣用的武器。

在改革初期，社會主義國家在追究和糾正歷史上曾經犯過的錯誤的時候，人們經常說著一句馬克思主義的名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人們常常忘記了實踐檢驗真理的特點：第一，這種實踐不是一時一事，也不是孤立的個性感受，而是指千百萬人的社會實踐的主流趨向；第二，這種實踐不是靜止的、僵化的、一次性的，而永遠是不斷展開的、連續不斷的、通過一定的過程展現的歷史大趨勢；第三，這種實踐的過程是生動的、曲折的、不斷追求真理的過程，不是簡單的、直線型的、一錘定音的。實踐是生生不息、永不間斷的，因此實踐對真理的檢驗也就永遠不會停止。不要以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個口號喊一陣子就過去了。實際上，檢驗真理的實踐宛如一幅不斷展開的畫卷，它不但檢驗前輩的工作，也要檢驗我們當前的工作，也會檢驗我們未來的工作。對于任何時候的工作，我們都要有接受實踐檢驗的意識。人們的實踐無時無刻不在積累著相對真理，判斷著真偽，向著絕對真理邁進。一時認為是真理的東西，不見得被后來的實踐發展證明是真理；一時被指為錯誤的東西，不見得就是錯誤；這里的標準不是自以為正確，而是實踐繼續檢驗的結果。

對于社會主義國家實踐的歷史，不要輕易地下結論，要留下歷史檢驗的余地。這樣才能避免在糾正錯誤的過程中走極端、刮翻案風。蘇聯歷史上的一些領導人借著大權在握之機，曾經以為自己杜撰的“全民黨”“全民國家”“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新思維”等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創新成果”，但幾十年的實踐越來越證明這些都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嚴重背叛。相反，列寧在第二國際后期曾經受到占主流的機會主義者的圍攻，毛澤東也曾經遭到機會主義者的排斥和否定，但最終卻被證明他們堅持的是真理。歷史虛無主義對待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正是違反了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這一原則，他們的錯誤立場使自己一意孤行地拉歷史車輪使之倒退，抓住一些歷史的細節、極少數人的個人感受、主觀猜測的情況等雞毛蒜皮之事，在沒有確鑿事實和證據的情況下，欺騙干部和群眾，煽動反叛情緒，否定和丑化開創社會主義事業的導師和領袖，否定和丑化社會主義事業的實踐，企圖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對此，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有足夠的警惕。

對社會主義事業實踐的歷史考察不能斷章取義，不能攻其一點、不及其余，而要具有連續性。要善于連續地看待歷史發展，不要把今日的社會主義實踐與過去的社會主義實踐對立起來，這樣才能避免歷史虛無主義。因此，在改革中必須分清這些重大是非問題：第一，我們國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強調理論創新，決不等于蔑視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老祖宗，更不等于離經叛道地胡作非為；第二，我們國家鼓勵以個人利益作為生產和市場的驅動力，決不等于拋棄我們一貫堅持的集體主義的基本原則；第三，鄧小平關于“不管黑貓白貓”的說法，也不等于不講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前提；第四，我們國家鼓勵競爭，決不等于放棄社會主義原則，更不等于要實行“叢林原則”；第五，我們國家要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也不等于全盤推翻黨在一定的歷史環境下所作的工作和所得的結論。如果沒有這些自覺性，就會產生歷史虛無主義的狂熱，把開國元勛的具體舉措全盤否定，把他處理的問題和所作的結論全盤否定，鼓動全面的翻案風，這樣做必然脫離最廣大的群眾，實際上就等于拋棄了開國元勛所舉的旗幟，走到社會主義事業的反面。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修正主義分子，常常以否定黨的歷史撈取個人的資本，常常以背離馬克思主義的行為標新立異，最終除了受到后代和歷史的嘲笑以外，一無所得。他們正是從內部來瓦解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干，也是掀動歷史虛無主義的根源所在。這種人在蘇聯導致了亡黨亡國，在中國也導致了社會主義改革事業的嚴重曲折。只有保持對社會主義事業實踐歷史的科學態度，維護實踐歷史的大趨勢，才能防止歷史虛無主義的泛濫。

二、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必須保持思想和政治路線的正確性，這是識別和抵制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基本保證

保持無產階級政黨的先進性和階級性，識別和抵制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兩者互為因果關系。無產階級政黨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根本所在。這有賴于無產階級政黨“四條路線”的正確，即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群眾路線的正確。

（一）要有一條正確的思想路線。思想路線是無產階級政黨的靈魂，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世界觀。這在政治上主要體現在：是不是把科學社會主義指導下的實踐視為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實踐，是不是堅定地堅持共產主義必然勝利、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歷史必然性，能不能與剝削階級的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能不能以科學態度對待當代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的現實，能不能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代表著未來共產主義的方向，能不能及時地識別和抵制一切機會主義思潮，同時堅持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和話語體系，在必要的斗爭中能不能具有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策略和魄力，一句話：在思想上能不能具有自立于世界的能力。具有這種世界觀的人們，既能高屋建瓴又能明察秋毫，既能當機立斷又能從容不迫，既能舉重若輕又能應付自如。在這方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偉大的榜樣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他們事業的真正繼承人也能夠在復雜的實踐中，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原則，能夠識別那些歷史虛無主義、實用主義、自由主義、私有化思潮，以及所謂的普世價值思潮、所謂的憲政思潮、民主社會主義思潮、所謂的公民社會思潮，并能夠及時地組織力量與這些錯誤思潮的斗爭。

思想路線的正確性往往來自于無產階級政黨及其主要領導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的修養。這種修養能將馬克思主義本土化而防止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能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實踐中體現時代精神而防止離經叛道的修正主義傾向。可惜在蘇東地區的一些國家，有的領導人不學無術而裝腔作勢，毫無理論修養基礎而附庸風雅，一朝得勢就顯示為所欲為的氣勢。雖然這樣的人一再被歷史證明其失敗，但種子不斷萌發，惡劣先例不斷。究其原因，他們首先從思想路線上就嚴重背離了馬克思主義。這種人只能自覺不自覺地鼓動歷史虛無主義思潮，而不會抵制或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思潮。

（二）要有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政治路線是無產階級先進政黨的科學思想路線在政治綱領和政治任務方面的具體體現。它具體包括：科學地確定時代的性質和一定的社會發展階段，正確地規定各階段具體的政治任務、政治策略、政治原則、政治立場、政治目標的基本內容。一句話，懂得根據黨的宗旨應該干什么、也懂得怎么干，起碼要懂得什么是前進和進步、什么是倒退和退卻。

放開一部分私有制成分，運用個人利益刺激積極性，拉開貧富差距，在一定的階段如果是必要的，也不能忘記在眼前的政策中還要代表著無產階級的未來，未來畢竟還是發展公有制為方向。如果把無產階級政黨策略上的暫時退卻當成永久性的政治方向，只能把黨的事業引向資本主義道路而歸于失敗。同樣重要的是，要懂得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重視思想政治工作。如果把經濟工作與政治工作對立起來，只知道以經濟工作為中心，整天只知道盯住紅利，輕視甚至拋棄政治工作，就會在實際上放棄社會主義的方向。

（三）要有一條正確的組織路線。組織路線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在任用干部、組織隊伍方面的體現。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決定組織路線，組織路線是為政治路線服務的。它集中表現為重用什么樣的人、排斥什么樣的人、打壓什么樣的人。正確的組織路線往往是任人唯賢、選賢舉能、公正、正派的穩定持續性的任用干部，把干部團結在正確的政治路線周圍。不正派的組織路線往往是任人唯親、黨同伐異、拉幫結伙、宗派主義的組織路線。

不同的組織路線的要害在于所要達到的目的不同。蘇聯的某位領導人大反斯大林，不但制造謊言、煽動情緒，而且利用組織大權壓制黨內的正確意見。其實，在蘇共二十大上有人提出暗指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問題時，與會代表是沉悶的，當大會宣讀毛澤東主席來信中積極評價斯大林時，代表們爆發出熱烈的掌聲；當法共領導人發言贊揚斯大林時，代表們則起立歡呼【1】282。可見當時反斯大林是不得人心的。但是當時出爐的秘密報告很快就把這種健康的氛圍打壓下去。早在1955年10月～12月，有人決定要調查并通報斯大林的“罪行”時，就遭到黨的主席團成員的反對和質問。當時，莫洛托夫質問道：“這對誰有利？這對我們有什么好處？我們為什么還要去翻那些陳年舊賬？”同時，卡岡諾維奇也質問：“斯大林是蘇聯人民偉大勝利的化身。審查列寧接班人這一可能的錯誤會引起人民對我們整個事業正確性的懷疑。人民甚至會對我們說：‘你們站在什么立場？誰賦予你們對死人加以評判的權力？’”【1】289

但是，由于決策者掌握了組織大權，堅持正確意見的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等都先后被打壓下去了。后來，戈爾巴喬夫以搞“公開性”為名，大搞歷史虛無主義，再次掀起大反斯大林的惡浪，與此同時推行宗派主義的組織路線。他不許人民群眾表達對歷史虛無主義的質疑。1988年3月，一位大學女教師安德烈耶娃發表《我不能放棄原則》的來信，指出社會上以攻擊斯大林、丑化列寧為突出特點的歷史虛無主義的危害。戈爾巴喬夫當月便興師動眾，親自組織對安德烈耶娃的圍攻，連續舉行兩天的政治局會議，專橫地把這封信定性為“反對改革的行動綱領”，籌劃對安德烈耶娃的打壓措施【2】111-113。人們在閱讀蘇聯共產黨文件的時候往往感到黨內堅持原則的人不少，而且敢于發表自己的意見，但為什么這些正確的意見沒有起作用呢？就是因為黨的最高組織決策權力不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篡奪了無產階級政黨最高權力的異己分子，利用黨內監督制約機制薄弱的現實，推行了黨同伐異、宗派主義的組織路線，不可逆轉地把國家推向滅亡的深淵。

在中國新時期，雖然各種錯誤思潮和勢力無時不在干擾著黨的發展方向，但黨的最高權力掌握在鄧小平等老一輩領導干部手里，即使高層出現少數離經叛道的領導人，也能夠及時進行處理，使他們不能達到毀滅社會主義事業的目的。歷史充分說明，組織路線常常在政治上起到了關鍵作用。

（四）要執行黨的群眾路線。群眾路線也是無產階級政黨政治路線的體現。黨的群眾路線歷經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幾個階段的發展，目前已經趨于成熟：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條群眾路線體現了黨的宗旨、基本工作途徑和探索真理的認識路線，它要求黨時刻密切聯系群眾、一刻也不脫離群眾。這不僅是拒腐防變的得力措施和良好環境，而且是發揮群眾監督、吸取群眾智慧和力量的有力手段。

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蘇東國家的垮臺，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因為那里的執政黨完全脫離了群眾，甚至排斥群眾對改革方向的監督和制約，最后，人民群眾不再把當時的無產階級政黨當作自己的政黨了，黨的生命也就危在旦夕了。一個黨如果被廣大群眾拋棄了，敵對勢力就會毫無忌憚地撕裂它的軀體，結束它的生命。蘇聯廣大群眾面對國家解體的現實，表現出毫無反抗的冷漠態度，引發了許多人的不解。其實，當時的執政黨已經不是代表群眾、為群眾謀利益的黨了，他們帶頭否定和丑化黨和國家的歷史，甚至成了推行歷史虛無主義的急先鋒，廣大群眾當然不會再和他們一道走，也不會把他們當作自己人去維護了。

三、社會主義國家必須維護國家開創者的歷史地位及其思想的指導地位，及時反擊和揭露國內外反動勢力否定和丑化領袖和導師的污蔑和謊言，才能防止和抵制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泛濫

無論過去和現在，否定和丑化無產階級新興國家政權的開創者成為國內外敵對勢力破壞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手段和主要策略。歷史虛無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集中對社會主義國家開創者的領袖和導師進行肆無忌憚的否定和丑化。

鄧小平稱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是我們的老祖宗，并說老祖宗不能丟，丟了就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此話言之有理。因為這些屬于老祖宗的人物，特別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他們不是一般的國家領導人，而是科學社會主義事業在一個國家的代表，是一個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奠基者及其形象的代表，是幾代革命者歷史實踐的指導者。對待社會主義國家開創者的態度，歷來是國家命運所系，歷來也是檢驗真假馬克思主義者的試金石。正是因為如此，他們常常成為國內外敵對勢力攻擊的主要目標。因此，需要特別注意防止以反對所謂“個人崇拜”為名或者以其他名義否定和丑化社會主義國家開國領袖和導師的陰謀破壞活動。

20世紀50年代，蘇共某領導人以反對“個人崇拜”為名，掀起大規模的反斯大林的運動，以莫須有的捏造的謊言和罪名污蔑斯大林，欺騙全黨，以主觀懷疑和栽贓陷害斯大林，推倒蘇聯境內一切斯大林塑像，把盛放斯大林遺體的棺木從紅場的列寧墓中搬出，深深埋入地下的大坑，并以幾卡車水泥將斯大林的棺木封固【1】525。這哪里是反對什么個人崇拜，明明就是全盤否定斯大林，懼怕斯大林堅持的科學社會主義原則。有人曾經打著“糾正斯大林錯誤”的旗號大反斯大林，實際上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指責斯大林肅反擴大化，他自己就是主持烏克蘭大搞肅反擴大化的極端分子；他曾借口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他自己卻真正搞起了個人崇拜，以至于在其垮臺時被指責的主要罪狀就是搞“個人崇拜”；他搞了干部的任期制，似乎結束了斯大林時期的干部終身制，但這一“改革”并不包括他自己及其同黨骨干；他指責斯大林脫離群眾，他自己卻對于那些手舉馬克思、列寧像的示威群眾，公開進行武力鎮壓，先后制造了大量打死打傷示威群眾的慘案，如1956年4月格魯吉亞的第比利斯慘案和1962年6月新切爾卡斯克列寧廣場慘案【1】298，532。這些慘案在相關回憶錄里只字不敢提及，可見其心虛到何種程度。蘇共歷史上制造的大反斯大林事件，不僅在國際上使社會主義國家的動亂接踵而至，而且使社會主義國家的根基產生了巨大的裂縫，離間了黨與群眾的關系，培養了一批蘇聯社會主義事業的掘墓人。

20世紀80年代，戈爾巴喬夫進一步掀起了大反斯大林的浪潮，而且從大反斯大林轉向了全面公開地否定和丑化列寧。“民主綱領派”頭子尤里·阿法納西耶夫宣稱，“斯大林主義的實質在于列寧主義”，“我感到最重要的是要揭露斯大林所包含的列寧主義實質。許多人想犧牲斯大林來拯救列寧主義，這就回避了問題的實質”【3】。

曾幾何時，那些標榜大反斯大林是為了維護列寧的謊言，此時卻變成了鋪天蓋地的誹謗和丑化列寧的表演。一時間，有關列寧的謠言“劣跡”“罪行”不脛而走，蘇聯各地開始出現推倒或污損列寧塑像的狂潮。

否定和丑化了斯大林和列寧，實際上也就挖掉了蘇聯無產階級政黨執政的基礎，剝削階級的復辟就來到了面前。許多報刊詳細描寫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處決的過程和細節，為之鳴冤叫屈，借此誹謗蘇維埃政權的“殘暴”。從1988年起，歷史上被革命淘汰的人物紛紛登場，形成了濃烈的復辟氛圍。《十月》雜志不斷刊登《一個俄國軍官的道路》等文章美化白軍將領鄧尼金，為之歌功頌德。《我們的同時代人》雜志還連篇累牘地刊登沙俄時期的內閣總理斯托雷平在職時對國家杜馬的講話，以引起舊社會的某些遺老遺少的懷念，便于制造復辟舊制度的輿論。一旦列寧、斯大林成為被否定和批判的對象，一旦歷史上的剝削階級代表人物成為主流媒體懷念的對象，社會主義國家滅亡的輿論準備就成熟了。

政治上成熟的政權從來不否定自己的開國領袖，也不會否定歷屆有代表性的領導人。美國歷屆總統包括華盛頓、杰斐遜、林肯、羅斯福等著名總統，并非無懈可擊，李敖先生所著一本《審判美國》就把他們揭露得夠清楚的了。但是美國歷屆總統的就職演說從來不提及自己的前任有什么過錯，只講自己的施政打算。無論某一位總統產生過什么丑聞、受過什么懲處、丟過什么樣的臉面，一旦他們退職，歷屆總統的畫像都毫無例外地懸掛在白宮橢圓形走廊里，一個個都顯得慈祥、睿智、神圣不可侵犯。這無疑強化了一般人感覺中的美國資產階級專政的正統觀念，有利于美國國家政權的穩定。相比之下，前蘇聯人無不扼腕而感慨。但歷史不存在后悔藥，只有繼續從事社會主義事業的人們才能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和精神財富。

四、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劃清共產黨與社會黨兩類不同性質的政黨在歷史與現實中的原則區別，警惕“共產黨的社會黨化”危險傾向，堅決拒斥民主社會主義思潮

在西方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采取“和平演變”的戰略以來，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執政黨始終存在自我變質的危險，這就是蘇共“社會黨化”的危險。歷史虛無主義在蘇聯的泛濫，把這種危險變成了無情的現實。

社會黨與共產黨是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上逐漸明確分野、逐步分道揚鑣的、性質不同的兩種不同的黨。雖然在當代世界和國際政治中、在一定的條件下，兩類政黨還可能產生一定的合作和聯系，但是兩者的性質是根本不同的。自從列寧領導建立第三國際之時，就與社會黨劃清了政治界限，特別是在社會黨國際于1951年在英國工黨主持下重新建立了國際組織——社會黨國際之后更是界限分明。在漫長的世界兩大陣營對抗的時期，社會黨國際及大多數國家的社會黨在政治上一般都追隨帝國主義陣營的立場和主張，因此共產黨與社會黨之間對抗的歷史既長又激烈，相互之間留下了互相攻擊和批判的深刻記憶。

雖然在20世紀70年代社會黨國際內部發生了一些變化和調整，共產黨與社會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產生了國際交往和合作。但是，社會黨人并不接受“工人階級政黨”或“無產階級政黨”的定性，他們的指導思想是多元化的理論，他們的目標是民主社會主義，他們的其他政治主張也與共產黨迥然不同。

在社會黨漫長的發展之中，其理論和主張曾經對臨近國家的共產黨人或馬克思主義者產生過較重要的影響。著名的伯恩施坦修正主義就是受英國工黨的社會主義理論影響而產生的。20世紀50年代出現的“東歐新馬克思主義”，以及之后出現的“歐洲共產主義”派別，都是不同程度地受了社會黨的主流意識形態——民主社會主義思想及其主張的影響。赫魯曉夫的理論本質上就是“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變種在蘇聯的反映。

在20世紀80年代社會黨與共產黨調整關系之中，科學總結兩種政黨交往的歷史經驗和教訓，確定獨立自主、平等交往、協商合作、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是必要的。但是，蘇聯共產黨在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在與社會黨國際調整關系的過程中卻走向了極端。這就是基本上全盤否定共產黨自己的歷史實踐，全盤肯定社會黨國際的一切歷史實踐。似乎共產黨人一切都錯了，而社會黨人一切都是正確的。這樣就導致“共產黨發生社會黨化”的傾向。在這種歷史虛無主義的浪潮的推動下，蘇聯共產黨及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紛紛向社會黨靠攏，并極力宣揚自己的本質是社會黨。這不但導致蘇共的加速垮臺，也導致整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多米諾骨牌式的滅亡。所以，劃清共產黨人與社會黨人之間的界限，保持共產黨人的本色，防止共產黨人向社會黨人蛻變，防止科學社會主義被曲解成所謂“民主社會主義”，這也是一條重要的教訓。

五、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在宣傳教育工作中必須科學地處理宣傳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策和策略，保持宣傳和教育內容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防止由于不慎而導致宣傳教育的被動，以至于為歷史虛無主義留下泛濫的可乘之機

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中，出現了一種類似的現象：各國的改革都普遍從檢討自己在歷史上出現的錯誤開始，打開改革的局面。同時，為了適應新的國際關系的環境，宣傳和思想政治工作都是為外交政策和改革政策服務。這樣就會造成盲目否定歷史的傾向，為歷史虛無主義的泛濫制造了條件。

在糾正歷史實踐中的錯誤的時候，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防止全盤否黨的歷史上的集體決策和主要實踐。防止造成翻案風的狂熱，防止逐漸擴大化地糾正社會主義實踐中的錯誤，防止把糾正所謂極“左”變成糾正社會主義。對于歷史事件，一定要堅持把史實放到一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科學地分析，切忌脫離歷史條件孤立地、片面地看問題，以至于走向歷史虛無主義的極端。列寧的著名論斷告訴我們，把史實放到一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科學地分析，這是唯物史觀的首要的、絕對的前提。這一方法也是我們今日科學分析歷史事實的唯一科學方法。只要堅持運用這一科學方法，我們就不會成為歷史虛無主義的工具。

當因工作需要改變宣傳重點的時候，必須照應到過去曾經對人民群眾進行宣傳的內容，不要與之矛盾，不要顧前不顧后。要保持黨的宣傳內容和觀點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使新舊宣傳內容銜接一致，決不能背離黨的一貫宣傳內容和觀點。這樣才能防止歷史虛無主義趁機制造謠言、煽動群眾，否定黨的歷史。

在中國，也有人借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之機無限擴大黨在歷史上“左”的錯誤的范圍和程度，甚至把黨自成立初期到現在的歷史丑化為一系列“左”禍的歷史。最終導致有人提出，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到毛澤東的理論都是極“左”教條，認為中國的改革就是擺脫了這些極“左”教條的結果。這顯然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是走到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邪路上去了。

還有一個宣傳和思想政治教育常常為外交政策變化服務的問題。我們有時常常把意識形態教育與新聞宣傳的內容捆綁起來進行。一些理論是非分析，往往要配合當時外交政策和國際關系的情況。這樣，隨著我國與某些國家外交關系的變化，宣傳和思想政治教育內容不斷變化，有時會陷入實用主義的困境。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把外交關系方面的宣傳內容與思想政治教育宣傳的內容作出一定的分割，不要把外交政策的宣傳與思想政治教育的宣傳捆綁在一起。外交政策的宣傳可以根據需要放開手腳，做足文章，但對待國內和人民內部的意識形態教育內容，不應該做經常性的調整和變動，不要把外交辭令與對人民內部的意識形態教育混為一談。這樣才能取得宣傳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動，而不至于受制于歷史虛無主義的思潮。

參考文獻：

【1】威廉·陶伯曼.赫魯曉夫全傳〔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2】譚索.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蘇聯的毀滅〔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3】田娟玉.阿法納西耶夫的一些觀點引起爭論〔J〕.俄羅斯研究，1991（1）.

（作者系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來源：昆侖策網【授權】，原載《理論探索》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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