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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春華：書寫可歌可泣的新時代創業史——訪作家王宏甲

點擊：作者：康春華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1-04-03 09: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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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鄉村振興》

中國作協《文藝報》在今日頭版頭條以《書寫可歌可泣的新時代創業史》為題，發表訪談文章，采訪《走向鄉村振興》作者王宏甲。

頭版頭條轉第二版：

書寫可歌可泣的新時代創業史

——訪作家王宏甲

康春華

《走向鄉村振興》是怎樣誕生的

康春華：您的最新作品《走向鄉村振興》是中國作協脫貧攻堅題材報告文學創作工程的作品之一。這部作品經歷了比較長時間的調研采訪，您從何時開始構思這本書的？

王宏甲：我采寫的每一部作品，對我自己來說，都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學習。如果說這是“謙虛”，形容的正是自己的“不知”狀態，所進行的首先是“求知”。西方人講“知識”，中國人講“學問”。“學問”二字，蘊含著中國先哲提示的獲取學識的兩條渠道：一是可以從書本里“學”來；二是可以從實踐中“問”來。人們在實踐中產生的新知識很多還沒有進入書本，我們可以通過“問”得到。中國人講“做學問”，沒有人講“做知識”的，“做學問”就是一個調查研究的過程，不是照搬照錄，需要思索，也需要時間。《塘約道路》是2016年11月出版的，在那次采寫中，貴州的鄉村振興實踐極大地打開了我的眼界。我看到，塘約村黨支部把農民組織起來創建村社一體的合作社，這個方向是正確的，也是走出貧困的最佳方式。但塘約只是一個村，其他村行不行？“塘約經驗”如果能被推廣和普及，而非一枝獨秀，那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就在《塘約道路》出版前夕，支持塘約村黨支部創建村集體合作社的安順市委書記周建琨調到畢節市擔任市委書記，我相信他一定會在畢節推廣塘約經驗。2017年4月，我就選擇去畢節進行鄉村調研。可是，要把一個村的經驗，放到一個有 900多萬戶籍人口的地區去推廣，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這不是我去采訪一下就能行的，需要追蹤采訪，沒想到這一追蹤就追了4年。

康春華：剛到畢節之初，您對那里有什么印象？

王宏甲：起初，我只聽說畢節是貴州貧困人口最多而且最窮的地方，還想象不到它具體有多窮。去了之后，知道貴州就是全國貧困人口最多、貧困程度最深的省份，貴州提出的“同步小康”目標，意為要力爭與全國同步實現小康，不拖后腿。有句話說，全國能不能如期脫貧要看貴州，貴州能不能如期脫貧要看畢節。畢節會不會拖全省乃至全國的后腿？它就是這樣一個地方。我到畢節不久，得知貴州省委在 4月召開的第十二次黨代會上已提出要總結推廣“塘約經驗”，并寫入省委文件。畢節市委遵照省委部署正開展推廣，這使我更堅定地在畢節鄉村開展調研。剛來，對畢節很陌生，我首先采訪這個地方的貧困程度到底有多深，這就是《走向鄉村振興》第二章《聞其饑寒為之哀》里寫的內容。

【王宏甲在畢節赫章縣河鎮鄉海雀村采訪鄭林華攝】

“塘約經驗”在畢節和煙臺落地

康春華：畢節作為您書中記述脫貧攻堅的重要戰場，這里有哪些典型性和代表性？

王宏甲：畢節是集“老少邊窮”和喀斯特地貌為一體的多民族聚居區。當時畢節有 7個貧困縣、1981個貧困村、115萬貧困人口。特別是留守兒童有15.82萬，還有15.23萬困境兒童。為什么這樣劃分？前者是父母都外出打工的，后者包括本身有智力障礙等問題的孩子，面臨的困境比前者還大。還有持證殘疾人 26.48萬，在冊精神疾病患者 2.94萬，這都是精準記錄在冊的。有句話說：“貧困的標簽就貼在畢節臉上。”早在2014年5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對畢節試驗區工作作出的重要批示中，就指出“畢節曾是西部貧困地區的典型”，并指示：“建設好畢節試驗區，不僅是畢節發展、貴州發展的需要，對全國其他貧困地區發展也有重要示范作用。”

【畢節威寧石門鄉是貴州貧困程度最深的特困鄉，創辦了新時代第一個脫貧攻堅講習所，王宏甲到石門坎調研，應邀在露天廣場講了第一課。】

我選擇在畢節調研采訪，還有一個重要因素。畢節是我國唯一以“扶貧開發、生態建設”為主題的試驗區。畢節試驗區起源于老一輩革命家習仲勛的深切關懷，由時任貴州省委書記胡錦濤同志倡導建立。救濟，中國古代就有。當今聯合國組織也有賑災活動。救濟是給物給錢，扶貧是派出人去，駐扎鄉村，與貧困農民共同改變那里的窮困處境。1986年初，貴州從省直機關和各市(州、地)縣抽調了3300多名中青年干部，派駐畢節的赫章、威寧、納雍、大方、織金，以及畢節以外的冊亨、望謨、麻江等 26個貧困縣。這就是中國歷史上首批大規模投身扶貧事業的干部。貴州，是扶貧開始的地方。1986年5月16日，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成立，當時的名稱是“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用了“開發”一詞，表明深度貧困問題不是靠救濟能夠解決的，要從幫扶經濟開發去解決。從“救濟”到“扶貧”，是歷史性的變化。扶貧事業，堅守著中國共產黨為改變窮人命運而奮斗的理想，是此后幾十年來堅持縮小貧富差距艱辛跋涉的大事業。典型性和代表性，都在這里了。

康春華：2017年您到畢節的時候，他們的脫貧攻堅戰役進行得怎么樣了？

王宏甲：畢節市委剛剛開始要求全市縣鄉村創辦脫貧攻堅講習所。要想推廣一種經驗，首先就是要宣傳。沒有廣泛的宣傳，怎么能夠把群眾組織起來？1929年毛主席在古田會議指出，“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現在要打脫貧攻堅戰，這“宣傳群眾”和“組織群眾”，一樣都不能少，“武裝群眾”就是讓群眾學習掌握政策和科學技術，投入脫貧攻堅大戰場，并建立起合適的經濟組織。畢節市委當時提的發展戰略就是“大黨建統領大扶貧、大安全、大發展”。

康春華：除了貴州畢節，您還選擇到山東煙臺進行調查研究。這兩者之間有什么內在關聯？

王宏甲：在幾年的時間里，我跑了全國20多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300多個自然村寨，看到了各地許多干部在精準扶貧中想出各種辦法投入幫扶。扶貧干部的付出，我相信我們到農村中去采訪的作家們都是親眼所見、深有感受的。

【王宏甲在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市察右后旗賁紅鎮溫家村調研】

2017年 5月，我到煙臺調研時看到，煙臺在一個月前已經發文件要求學習塘約經驗，并且把《塘約道路》作為村干部的必讀書。煙臺推廣塘約經驗是由煙臺市委組織部發起的，組織部去支持村黨支部把農民組織起來，這件事給我印象極深。您問兩者之間的內在關聯，簡單說，他們都是在黨組織的領導下，做同一件事吧。

康春華：他們具體是如何行動起來的？

王宏甲：我第一次去，走了煙臺5個縣區的9個村，看到那里的黨支部書記都有《塘約道路》，有個叫林賢的村支書手里拿著的那本書畫了許多道道，還寫了不少體會。煙臺市委組織部組織了一個研討會，各縣區的組織部長、部分鄉鎮干部和村支書與我一起座談，討論“塘約經驗”到底能不能推得開，各種意見都有。也有人質疑：煙臺有沒有必要學塘約？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人說，塘約是所有的人都“落水”（指全村遭遇特大洪水）了，這時候一條大船駛來，船上有人招呼：“上船吧，上船吧！”于是落水的人紛紛上船。但煙臺人沒有“落水”，不少人用小舢板還過得不錯，這時招呼上大船，小舢板上的人是會猶豫的。要是上船了，發展不好怎么辦？這時我也注意到，當今的不少干部對于這種合作模式心里犯嘀咕。多年來講“大鍋飯，養懶漢”，這話誰都不陌生。要重新把農民組織起來，不容易。但是，煙臺也有貧困戶。而且，越是富裕的地方，貧富差距越大。我注意到，時任煙臺市委常委組織部長于濤方向明確，她堅定地認為應該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沒想到他們后來真正把這件事做起來了，凝聚起縣鄉村那么多干部、群眾，做得相當好。

【王宏甲在山東煙臺介紹塘約經驗】

比較一下，塘約原本是貧困村，遭遇特大洪水后更窮了，“窮則思變”！在黨組織領導下，塘約把極端困境轉化為優勢，這個優勢就是全村人抱團發展，組成了“村社一體”的新型合作社。其他很多村莊很難做到全村人入社，怎么辦？于濤認為，不一定是全村人都入社，只要有一部分困境中的農民愿意組織起來，黨支部就應該去領導他們創辦合作社。煙臺在探索中逐漸形成的“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就是這樣走出來的。我認為這是一個符合實際情況的可行的創造。借用我國古代偉大的哲學家老子的一句話：“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細。”從容易做的做起，這里是有大智慧的。

康春華：煙臺與畢節，一東一西的經驗可以互相印證。另外，您還寫了內蒙古、湖南十八洞村等地方，您是關注全國脫貧攻堅大戰場的同時，突出講了畢節和煙臺的情況。

王宏甲：是的。實踐證明，在黨支部領導下，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貧困地區可行，在發達地區也可行。畢節和煙臺，一西一東、一南一北、一窮一富，分別都組織起來，從老百姓最希望做、個人又做不了的事情開始，這是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一條經驗。

【王宏甲在山東煙臺農村調研】

“組織起來”，作為值得強調的常識

康春華：《走向鄉村振興》第三章強調了一個常識：“組織起來”。在這章中您從東西方文明發展的角度，用一種大歷史觀的方法探討了組織民眾的重要性。您認為“組織起來”對于帶領人民群眾脫貧致富、走向鄉村振興具有什么樣的意義？

王宏甲：《塘約道路》中有一章的標題就是《重新組織起來》，按說，這是我在過去的作品中已經討論過的問題。可是，我走了全國許多地方，發現貧困戶基本上是散戶，還是一家一戶的生產方式。扶貧也是對一家一戶去幫扶，比如村里負責孵化小雞，養到半斤大，再分到貧困戶家里去養，倡導家家有養殖業。這樣一家一戶去扶，是很難脫貧的。很多干部扶貧扶得很辛苦，卻沒想到把一家一戶困境中的農民組織起來是必要的，而且是脫貧的最佳途徑。

我們只要想一下，1840年，中國的大門被外國侵略者的炮火轟開的時候，整個中國就是個大鄉村。從那時起，“振興鄉村”就擺在中國人面前了。西方列強，公司、工廠都是組織起來的狀態。中國人口眾多，農民各自耕種，形同一盤散沙。那場戰爭，是組織起來的英國侵入一盤散沙的中國。抽象出來看，就是“組織起來”打敗了“一盤散沙”。再看遠些，古人類可以捕食比自己弱小的動物，但遇到獅子、老虎、豹子，就可能成為獅虎豹的食物。人類是靠著組織起來，才有能力運用集體智慧和集體力量，設陷阱獵殺豺狼虎豹，從而把自己從“一物吃一物”的生物鏈中解放出來，不再是任何動物的食品。人類是由于組織起來，才有人類社會。這“組織起來”和“單打獨斗”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東西。我們需要認真地認識“組織起來”的重大意義。這些是常識。

【王宏甲在海南島定安縣龍門鎮紅花嶺村調研，與村民交流。】

康春華：您不僅關注鄉村地區的貧窮現狀，更關注脫貧攻堅中的基層黨組織建設和發展，關注如何激活人民群眾的主體性力量。您在第四章專門列出對“大黨建統領大扶貧”的先進經驗的探討。何為“大黨建統領大扶貧”？

王宏甲：懂得了“組織起來”的必要性，接著的問題就是：誰去組織？資本去組織，還是黨去組織？2016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曾在小崗村說：“黨管農村工作是我們的傳統，這個傳統不能丟。”畢節堅定地推行“大黨建統領大扶貧”，就是要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全面領導。畢節外出打工人口多達250萬，中青年黨員大都走了，剩下的黨員年齡多在60歲左右。畢節開始在農村中發展青年黨員，把黨支部建到村民組和產業鏈上，這樣黨支部領導創辦村集體合作社才有組織基礎。經過3年探索與實踐，畢節在全市所有農村都建立了黨支部領辦的村集體合作社，把貧困戶都吸收進合作社，做到“一個貧困戶也不落下”。如此以強弱聯合凝聚鄉村社會，農民充分組織起來，脫貧攻堅才是真正意義的“人民戰爭”。不然一家一戶的，如何打仗？只能靠政府救濟，那怎么帶領人民群眾去創造自己的生活和世界？在今天的畢節農村，需要解決的問題還有不少，但已能看到人民群眾熱愛家鄉、自信心普遍增強的欣欣向榮氣象。

【王宏甲在新疆伊犁尼勒克縣牧民帳篷里采訪】

康春華：從歷史和現實的維度來看，黨建引領扶貧的重要性在何處？鄉村振興戰略如何繼續發揮黨建引領的作用？

王宏甲：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強調要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我想學史不只是看書學，還要結合實際學，要思考。1840年以來，中國無數仁人志士有過奮斗，有成就，也經歷了各種挫折。直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中國具有遠大前程的曙光就出現了。這個曙光就是為絕大多數窮人謀解放。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說，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歷史證明，即使是“一盤散沙”的中國農村，仍蘊藏著救中國最偉大的力量。中國共產黨在農村中把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組織起來，以“農村包圍城市”建立了新中國，這都是基本的事實。當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依然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依然在農村。各路學者提出許多技術方面的方案，這當然是需要的。我回顧畢節脫貧攻堅的歷程，感覺千條萬條經驗，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黨的領導和凝聚起群眾力量。

【畢節農業技術員董恩省在威寧山地蔬菜基地給組織起來的農民講課王宏甲攝】

書寫人民群眾的奮斗歷程

康春華：脫貧攻堅，離不開人民群眾的奮斗。您在書中寫到了許多鄉村窮苦人家的境況，更寫到了返鄉創業的大學生、鑿壁修渠的建設者、駐村書記的努力、領導班子的決策等，全方位地展現出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如何發揮自身的力量，一步步走上脫貧致富之路。這是人民群眾自己寫下的可歌可泣的新時代創業史。在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的具體語境中，作家應當從哪些方面，深入挖掘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性地位？

王宏甲：在畢節的4年里，我確切地看到，現實中有許多我們日常想象不到、無力虛構的事跡。我是一次次體會到，我所從事的事業，正是因為有很多普通人在平凡之中的正直堅守和艱苦奮斗，才使得文學表達獲得真正的生命。我筆下的故事并不是我寫出來的，是基層干部、人民群眾實踐出來的。一些城里人只是遙遠地聽著，好像脫貧攻堅像是一個形式，但是到基層看，那真是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去年貴州省委“七一”表彰大會，表彰的6名優秀共產黨員，全部是在脫貧攻堅一線獻出生命的共產黨員。6人中有3人是畢節的。而畢節，把生命定格在脫貧攻堅一線的不止3人，而是30多人。在脫貧攻堅戰的沖刺階段，畢節有14名縣級領導下派到一線去擔任鄉黨委書記。這讓我想起蘇聯衛國戰爭時期師長去當團長，團長去當營長。我在畢節，看到黨組織把群眾組織起來后，鄉村出現的新發展格局，真是寫不完。我體會到了，毛主席當年為什么會寫下“遍地英雄下夕煙”！那不僅僅是一句詩，再想，那就是真正的鄉村史詩。

康春華：經過多年的追蹤采訪，您已經不僅是一個采訪者，而是變成了一個鄉村脫貧攻堅戰的參與者。在這個過程中，您有什么樣的感受？

王宏甲：這或許與我的8年插隊生活有關。我15歲半去插隊，農民對我的幫助，我終生難忘。我曾想，如果我插隊3年，我會認為我是知青；插隊6年，還會認為我是知青；但我插隊到第七、第八年后，我感到自己是一個農民了。我從插隊的村莊回到我的家鄉小城，后來進了北京，退休后又從都市去到農村。我為什么一次次到貴州高原最貧困的畢節山區？應該說，我初次去畢節，并沒有想到會在那里待4年。我沒住賓館，是在一個能自己做飯吃的地方住下來。我在《后記》中寫下，“我在尋找什么？……我是在尋找我心靈的故鄉、情感的歸宿。”

我感覺，似乎有一種力量讓我感到，自己從哪里來的，還要回哪里去。“要像柳青那樣，深入到農民群眾中去，同農民群眾打成一片。”這是人們對作家的期待。這幾年我自然而然地參與到畢節的脫貧攻堅中去，寫出的每一個字，都像是從鄉村的泥土里生長出來的。書中所寫的農民的夢想和追求、悲傷與歡樂，也是從土地里生長出來的。干部群眾踏破貧困的艱苦奮斗，就是新時代的鄉村創業史。

【中共畢節市委在2016年12月26日召開的第二次黨代會上，提出“大黨建統領大扶貧、大安全、大發展”的戰略思路。堅持“黨建引領深化改革組織起來共同致富”。】

康春華：讀您作品的時候，我們會感覺到那種文化氣息是撲面而來的，政治、經濟、科技、歷史、哲學等東西通通融為一體。您是如何處理文學與文化之間的關系的？

王宏甲：這是我在讀書、向他人學習、采訪，以及思索和寫作中得到的一種體會。我認為，一部內涵深厚的文學作品，是有文化根基的。換句話說，如果沒文化，我們所稱的文學，就會因為沒有根而沒有生命力。尤其是報告文學，沒有調查研究，很難寫出真正有生命力的報告文學。文化是一個久遠的也是極具現實意義的命題，文學創作也需要一種研究性寫作，這或許是使文學作品具有一定文化底蘊的一種重要方法。從文化土壤里生長起來的文學作品，一定是從實踐中來，能到實踐中去，從人民中來，也能到人民中去的。總書記曾強調：“一切有價值、有意義的文藝創作和學術研究，都應該反映現實、觀照現實，都應該有利于解決現實問題、回答現實課題。”這是值得我們認真思索、體會和認真去實踐的。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文藝報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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