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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宏甲

這幾年我跑了20多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70多個縣市，近300個自然村寨。正是這些采寫，讓我對我國社會現實，特別是農村，有了更多更深的認識。

當代世界，人類在不同的國度再一次重新認識自由、平等、正義、尊嚴和幸福的重要性。“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均貧富”，是中國先哲和農民千古相傳的追求。中國當代開展的脫貧攻堅戰，是人類減貧事業中最為波瀾壯闊的行動。

從前誰見過農民有檔案？黨的十八大以來開展的脫貧攻堅戰，通過精準扶貧，干部進村入戶精準識別出貧困人口9899萬人，全部建檔立卡。到2018年底，全國有280多萬駐村干部在脫貧攻堅前線。那些“鄉村的末梢”“峽谷里的山寨”，留下了這個星球上扶貧助弱的世紀回響。有一批干部沒有回來，把青春和生命奉獻給遙遠的村莊。這就是發生在當今的中國故事。

習近平總書記說：“一切有價值、有意義的文藝創作和學術研究，都應該反映現實、觀照現實，都應該有利于解決現實問題、回答現實課題。”我是遵循總書記這句話去做的。我創作的《走向鄉村振興》，在關注全國脫貧攻堅大戰場的同時，特別記述貴州畢節脫貧實踐，這是全國貧困程度最嚴重的地級市之一。它有三個深度貧困縣，也在全國最后脫貧之列。為什么關注曾經最貧困的地區？你可知它以怎樣的驗收實績脫貧？

脫貧的系列指標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脫貧線，2020年全國指導標準為4000元。全國最富庶省份之一的江蘇，自定標準為6000元。畢節最后脫貧的三個縣，能達到怎樣的脫貧線？經“第三方”驗收，評估結果顯示，畢節最貧困的威寧、納雍和赫章三縣，貧困戶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一萬元。

很多人可能感覺這有點意外。多少年，“貧困的標簽就貼在畢節的臉上”。畢節是我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中貧困人口最多的地區之一，且是我國唯一的“開發扶貧生態建設”試驗區。早在2014年5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對畢節試驗區工作作出的重要批示中就指出，“畢節曾是西部貧困地區的典型”。總書記對畢節傾注了最深切的關心，曾指示：“建設好畢節試驗區，不僅是畢節發展、貴州發展的需要，對全國其他貧困地區發展也有重要示范作用。”

貴州省及畢節市沒有辜負總書記的期望。他們收獲的最寶貴的經驗就是：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全面領導，把農民組織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歷史告訴我們，“組織起來”是不能忽略的常識。1840年中國的大門被英軍炮火轟開之時，中國就像個大鄉村。從那時起，“振興鄉村”就放在中國人面前了。西方列強的公司、工廠都是組織起來的狀態。中國人多，各自耕種形同一盤散沙。1840年那場戰爭，是組織起來的英國侵入一盤散沙的中國。結果是，“組織起來”打敗了“一盤散沙”。

即便是“一盤散沙”的中國農村，仍蘊藏著救中國最偉大的力量。中國共產黨在農村中把廣大人民組織起來，以“農村包圍城市”建立了新中國。新中國經歷了土改、合作化運動，建立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這是春秋戰國以來土地私有制后“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一家一戶男耕女織的勞作方式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國幾億農民也組織起來了，與西方社會的根本區別是：中國農民走上了共同致富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是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百年實踐也讓我們反復看到，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多么重要。加強黨的領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在世界上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全球化時代”，我國更要加強共產黨的領導。在我國農村真正加強黨的領導，就意味著要堅守黨的宗旨，要有緊迫感地引領農民發展合作經濟和集體經濟，走共同致富的道路。

畢節的具體措施，首先是遵照省委部署，塘約村在黨支部領導下創辦“村社一體”的合作社，取得試點經驗和成效后，在全市推行“黨支部領辦村集體合作社”，村干部和黨員率先入社，將貧困戶全部吸收進合作社，以強弱聯合凝聚鄉村社會，并不斷吸收非貧困戶自愿入社。畢節有3700多個行政村，均分別成立了黨支部領辦的全體村民所有的集體股份經濟合作社和黨支部領辦的村集體合作社，實現了黨組織對全市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合作經濟組織的全面領導。實踐表明，這是脫貧攻堅的最佳途徑，也是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和保障脫貧不返貧的必要舉措。

該書還記述了山東煙臺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實踐。畢節和煙臺，一個在西部，一個在東部。兩地實踐證明，把農民組織起來走合作化道路，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在貧困地區可推行，在經濟發達地區也可推行。

2018年7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對畢節試驗區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畢節在確保按時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同時，做好同2020年后鄉村振興戰略的銜接，并要求努力把畢節試驗區建設成為貫徹新發展理念的示范區。自此，遵循新發展理念，傾力去做銜接鄉村振興的工作，成為畢節的奮斗目標。

再說畢節的第二個重要舉措。幾年前塘約村脫穎而出，在于解決“一戶農民的單打獨斗”問題。畢節全市推行黨支部領辦村集體合作社后發現：如何解決“一個村的單打獨斗”，上升為具有普遍意義的新問題。這促使“鄉鎮黨委統領合作社”在畢節應運而生。此舉非常重要，因為即使把一個村的全體農民都組織起來了，僅靠“村自為戰”是難以實現鄉村振興的。邁出這一步，鄉鎮黨委書記、縣委書記也由此凸顯出更關鍵的領導作用。

畢節通過“大黨建統領大扶貧”，把多種經濟形式的經營者組織在新時代的統一戰線里，村集體合作社與家庭農場、種養大戶、私營企業并存，共同致力于鄉村振興。由于村集體合作社吸納了全部貧困戶和很多非貧困戶農民，倡導按勞分配為主，勞動報酬一般高于大戶支付的勞動力工錢，越來越多農民更愿意加入村集體合作社。勞動力流向發生改變，跟隨大戶打工的農民逐漸減少，以至有一批種養大戶相繼加入到村集體合作社中來。這個新情況說明，最有力量的其實就是勞動人民，人民選擇哪里，哪里就會發達。

無論鄉村與城市，黨和人民的密切關系才是我們國家堅強有力的保障。鄉村振興不只是鄉村的事，它需要全民族的關注和努力。沒有鄉村振興，就沒有全民族的復興。

鄉村振興，匹夫有責。

民族復興，匹夫有責。

來源：文藝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