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柳青 中共畢節市委政研室改革研究中心主任
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習總書記說：“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明確表述：“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在講到社會意識形態時，總書記說，“我們要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指出要“深化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方面，總書記一如既往地說，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多年來，畢節人牢記總書記對畢節的掛念、關懷和指示，是這樣去探索去實踐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給予畢節更大的激勵。這里，我們再次重溫黨中央和總書記對發展新型集體經濟的要求。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首次提出“發展新型集體經濟”。2018年習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把好鄉村振興戰略的政治方向，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張柳青這篇文章令人欣喜。因發展新型集體經濟的畢節實踐者們，已經不是在探討該不該發展集體經濟，不是在討論發展集體經濟是不是“走回頭路”。大學里教了幾十年的“西方經濟學”。西方有社會主義經濟嗎，有公有制性質的集體經濟嗎？教授專家中不相信集體經濟，缺乏對集體經濟的理論和制度自信的不少。請同學們記住這個基本概念：新時代的新型集體經濟是在原集體經濟基礎上的創新和發展。這里說的“原集體經濟”指新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后逐步發展起來的“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集體經濟。這個時期生產的糧食統購統銷，沒有走向市場。新時代的新型集體經濟，從產業選擇到生產銷售及分配，都是面對市場走向市場的，這個過程就是繼承和創新發展的歷程。是前進，是真正走進新時代。所謂“走回頭路”的說法，那是持此說者自己頭腦里觀念的反映。《呂氏春秋》里有一個成語“刻舟求劍”，用來形容社會已經前進了（舟在前進），那個人卻在自己腳下的船上做記號，試圖待船停下來從那記號處下水打撈他那把落水的劍。這故事的魅力在于兩千多年過去了，至今不斷有人重演。張柳青這篇文章，是在專心致志地思索發展新型集體經濟中存在的問題，所述方方面面均來自調研和深入的思索，文章用詞用句也是用心把握著準確敘述的，我保留了他全文的原貌。從文章條分縷析的敘述，可以看到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存在的諸多艱難。惟其艱難，更顯榮光。最后我想說，當今世界，各種思潮可以來自四面八方，富有成效的發展進步總是來自實踐。我們這個班擁有的優勢是，集合著大批投身踐行新發展理念的縣鄉村乃至國企的領導干部，張柳青提出的問題，他的思索和提出的解決方法，值得我們全班同學認真閱讀，共同投入思索，共同在實踐中去解決問題，推進高質量發展。
發展農村基層黨組織領辦集體經濟，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深化基層黨建改革，夯實基層黨組織戰斗力、凝聚力和號召力的偉大創舉。畢節作為建設貫徹新發展理念的示范區，近年來認真按照中央出臺的相關政策精神，積極探索基層黨組織領導創辦集體經濟實踐路徑，取得了初步成效，積累相應的經驗。2017年至2020年，我曾掛任納雍縣董地鄉黨委副書記，擔任新華村脫貧攻堅駐村“第一書記”，有幸參與組織、謀劃和推動該鄉村集體經濟從1.0版本發展到2.0版本，在工作實踐中遇到的一些問題和困惑，也一直百思不得其解。7月25日，聆聽了宏甲老師《推動畢節高質量發展——畢節探索中的“新型集體經濟大三級體制”》的授課后，我豁然開朗、深受啟發，對推動畢節村集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有了新的認識和思考。
畢節市村（社區）干部正式人員相對較少，一般為3至5人，而承擔的服務性、生產性和治理性事務卻多達20余項，人少事多且有責、無權、無錢，一直是困擾村（社區）干部的基本問題。對發展村級集體經濟，許多村黨支部書記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需要破解基層負擔過重、分身乏術等問題，讓村干部有足夠的精力來謀劃和推動工作，避免村集體經濟項目出現“半拉子”工程、爛尾工程或低效工程。
上級業務部門需要的數據、表格、資料等，需要分級負責、各司其職，不能一味地層層加碼往村級甩、向基層要。
針對村級檢查，以工作實績、實物效果和群眾認可度為主要依據，減少對資料、工作留痕、過程印證的依賴。同時，突出縣級統籌，盡量多部門組團集中開展檢查，減少各自為政、強調部門重要性的分頭行動、扎堆檢查或以調研之名行檢查之事。
減少層層傳達式的開會頻率，減少要求全體人員到鄉參會的規定，增加視頻會、電話會等方式，盡量讓干部少跑路、多干事；創建縣級信息共享平臺，讓數據多跑路，干部少跑腿；應在村級建立志愿服務、政府購買服務等機制，讓村干部騰出精力來組織發展生產、抓好便民服務和做好社會治理等工作，防止事務繁雜而顧此失彼。
發展集體經濟需有必要的生產、管理和經營能力，要遵循市場規律、經濟規律、產業規律，以此進行謀劃、布局、落實和推動。基于當前村級人才儲備及結構現狀實際，亟需在選用、培養和引用人才方面下足“硬功夫”、提升“軟實力”。
發展村集體經濟，應在班子配備上先行考慮，村支“兩委”班子中至少要有一名干部懂管理、會經營、能銷售，絕不能用外行人干內行事，以外行管內行。
借助各類機會、平臺，對村干部開展專題培訓，培訓應講究實踐性、實操性和實效性，授課老師應以具有豐富生產經營管理經驗的“土專家”“田秀才”和能人為主。積極組織開展培訓和學習活動，切實將村干部培養成懂生產、會管理和善營銷的能人。探索創新村集體經濟管理、激勵機制，積極引入職業經理人參與管理，在村黨組織領導下，專職化推動村集體經濟發展。發展村集體經濟，既要讓群眾得實惠，也要讓村干部有奔頭，切實解決內生動力不足問題。因地制宜制定科學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體現按勞分配原則，打破發展村集體經濟在酬勞上村干部“無差別”現象，提高干事創業者的積極性、創造性。要用好考核“指揮棒”，引導和激勵村干部投入更多精力、花更多心思，研究利長遠、有效益、勞動力密集、不破壞生態的項目，使村集體經濟從單一追求“破零”向“壯大、培優、育強”轉變。
鄉鎮在加強制度監管、工作監管的基礎上，要健全容錯糾錯機制，加強事前指導和事中糾錯，消除村干部“干得多、錯得多”的思想顧慮，讓村干部放下包袱、輕裝上陣抓發展。同時，要在資金使用上適當放權，讓村（社區）有一定自主權，不能以村財鄉管為理由，將村集體的資金一統了之，村級用錢層層審批、簽字，降低了工作效率和村級干勁。短期奉獻靠精神，長期貢獻靠制度。對于有經營效益的村，村干部該得的分配收益一定要兌現，不能開“空頭支票”。用實實在在的經濟收益來激發村干部領辦創辦激情，鼓勵村干部通過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從中獲得清清白白的經濟收益。發展村集體經濟，需要項目作支撐。就我市絕大多數鄉村來說，村級集體經濟的經營范圍主要包括工程建設、勞務服務、商品產供銷等幾種類型項目。其中，工程建設周期短、見效快、效益好，是許多走上持續發展大道的村獲得“第一桶金”的主要渠道。為此，在確定工程建設項目施工方時，應多關注村（社區）級市場主體或給予傾斜。在工作實踐中，由于受部門規制影響，許多項目村級難以有機會承接，甚至直接將村合作社拒之門外。選擇的工程隊進村了才通知做好協調配合工作，失去了不少機會。因此，需要由鄉鎮統籌，在爭取項目資金時，也積極爭取施工主動權，讓村級有機會承接項目。2019年以來，市級出臺了一攬子支持政策，但由于許多項目審批權均在縣級部門，若無縣的配套細化措施，針對村級集體經濟的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容易被“空轉”、打折扣或有名無實。推動村集體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各級各相關部門切實放活政策、讓利于村，形成合力。在人才及技術保障上，應允許事業單位干部職工、農業技術人員、營銷專業人員等參與領辦村集體經濟實體，切實解決人才短板；在資金籌措上，應引導金融機構將村集體作為市場法人主體，授予一定的信用額度，能從金融部門獲得適當的資金支持；在土地及集體資源使用上，應以不違反政策法規為前提，允許通過村民自治、一事一議等方式，有效解決發展集體經濟的一些瓶頸問題。
在發展農村集體經濟上，畢節率先在體制機制方面進行了探索實踐，形成了基本的發展模式。但隨著實踐的深入，一些深層次問題也顯現出來，需要與時俱進深化改革，不斷創新政策機制。
許多由扶貧項目資金投入形成的固定資產，存在產權不明晰現象，需要加大市級統籌，以縣為單位，進一步制定完善政策措施，以相應的法定程序落實權利主體，明確其集體所有性質或國有性質，再建立完善經營管理和收益分配機制，提前防范化解政治上、法理上的風險。
按照現在的公共資源交易制度，村集體經濟組織對許多到村項目是沒有資格參與投標競標的，因此，需要從市級層面統籌，制定相關職能部門的村集體經濟組織項目準入清單，讓村級集體經濟組織有章可循、有路可走、有錢可賺。
脫貧攻堅期間的多數村集體經濟股權來源，主要是各類國家財政資金、社會資金幫扶資金投入形成的，收益分配的主體主要是貧困戶。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政策過渡期滿后，應盤點村級集體股權構成情況，該明晰給低收入戶的要具體明確，該劃歸村集體所有由全體人民共享的也要明晰。同時，應積極宣傳引導全民參與入股，平等參與、平等享有。在村集體經濟收益分配上，要體現公平性、效益性，突出以股權為主的利益分配機制，防止集體經濟收益分配上的兩級分化。對于低收入人口的股份，可以由明晰給他的原股份自動構成，在收益分配上，不再將低收入人口作為一個部分單列出來特殊分配，對其幫扶和提高收入問題，可以通過提高村集體提留比例或統籌各方幫扶資源給予解決。
（作者系中共畢節市委政研室改革研究中心主任；來源：“共同富裕”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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