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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立齊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研究生

當前在解決臺灣問題的政策上中央人民政府旗幟鮮明的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政策。先有和平統一才有“一國兩制”，而實現和平統一的方式眾所皆知就是兩岸必須通過和平的談判來實現。在當下很多學者主要對比的“一國兩制”模式是“港澳模式”，但是筆者認為港澳模式的借鑒更多是在實現“一國兩制”后關于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關系界定和地方政府實現一國兩制后的治理以及發展模式。相對于當前臺灣問題談“一國兩制”，主要的進程是臺灣要如何進入“一國兩制”的規范框架內，比照“港澳模式”那是完全不同的政治性質。

“港澳模式”是通過外交渠道通過談判而回歸祖國的殖民地，而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戰的延續，可以說用“一國兩制”的框架規范未來統一的中國的“國家體制”，但是臺灣進入這個“國家體制”的方式是不能照搬“港澳模式”的，畢竟臺灣早已經不是日本的殖民地，更不是美國的殖民地，因而無需通過外交談判的方式“談”回臺灣的主權。

【香港回歸交接儀式截圖】

那么要解決臺灣問題，是否還有歷史經驗？在新中國成立的前后，中共產黨有三種模式完成解放全國的目標。三大戰役后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提到解決國軍殘余部隊的模式，“北平模式”是國軍投誠和平的進行整編，“綏遠模式”是國軍起義后經過一段時間后再進行改編，“天津模式”是兩方進行正面的軍事較量。

比較三個模式與臺灣的現況。“天津模式”是兩岸雙方都認為是下下之策的模式；“綏遠模式”實現的可能性很低，因為臺灣島內現在別說是軍隊起義，就連統派的政治力量都極度的被邊緣化；因此許多政治人物認為“北平模式”是解決臺灣問題的上上策，當然因為這對于兩岸雙方的損失破壞是最小的，但是“北平模式”最核心關鍵的是上層政治力量的倒戈，很明顯的當前臺灣在政治是藍綠兩大黨輪流執政，并且不斷朝著本土化和去中化的方向前進，不止民進黨鼓吹分裂的“臺獨”，國民黨亦走向了“獨臺”，兩黨合流中顯著的特征就是建立起“中華民國”在臺灣和臺灣就是“中華民國”，并且藍綠都傾向認同“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的共識。那么這樣更難以實現所謂“北平模式”的兩岸統一。

這就是之所以筆者認為對于解決臺灣問實現“一國兩制”題要擺脫“國共內戰”的視角和不僅止于“港澳模式”來看待，而是用中國歷史上解決邊疆民族問題的視角來看待，而恰恰從近代史中正好有一個實際的案例，那就是“西藏模式”，并且“西藏模式”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實際解決邊疆割據政權的重要經驗來源。所謂“西藏模式”即中央收復西藏使其納入“國家體制”的具體進程，在古代中國即為將邊疆蠻夷地帶從“因故俗治”轉化為“編戶齊民”的過程。“西藏模式”的經驗正好與當今的臺灣問題有著許多相似之處。

首先是1949年后的西藏當時具有一個極度排斥中央的地方政府，名曰噶廈政府，這一地方政府采取的是政教一體化的半封建農奴制，即多數的資源掌握在極為少數的人手上，統治階層只占百分之5不到，但其噶廈政府卻具有完整的議會和政府部門，包括鑄造貨幣的機關、軍事指揮部、管理農業生產征收糧食的部門，官員升遷的部門等等，同時不止控制西藏地方的政府，還有一只打著“雪SHAN獅子旗”的“ZANG軍”，除了控制西藏地區不允許中央的官員進入西藏地方，更是成為這一地方政權剝削西藏人民的，保衛上層利益的軍事工具。而這些西藏上層更自認為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甚至成立外交部門簽發所謂“西藏”護照。

從上述種種政治體制來看不正和當今臺灣當局具有很多相似之處嗎？更有甚者，西藏當時分為“親漢”和“獨立”還有“親英”三派，這和臺灣藍、綠以及親美更有對比性，兩者都存在希望以來外國勢力的政治力量，以及從中國分裂出去搞“獨立”的政治集團，而認同中央的力量則是相對薄弱，例如在過去曾經比較認同中央的熱振活佛最終被以“親漢”罪名殺害，而當時西藏噶廈當局的政策就是利用藏軍“以武拒統”，甚至是主動挑釁漢人的軍隊，同時也命令農奴不得幫助漢人否則將挑去手腳筋甚至處以挖眼極端刑法，當然我們不希望臺灣當局會這么做，但是我們也不能保證臺灣當局不會這么做。因為現在諸多限制不正就是臺灣當局“兩岸人民關系條例”中用來懲罰和大陸接觸交往的臺灣同胞的惡法嗎？

【當年的西藏噶廈當局官員】

我們可以看到臺灣當局對統派人士進行騷擾，甚至限制出境等等懲罰，甚至的和西方勢力購買武器“以武拒統”挑釁中央人民政府，這樣似曾相識的現象不正在臺灣發生嗎？當時西藏為了要對抗中央人民政府，甚至還派出了所謂外交使節去游說英國和美國希望能夠承認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當然這自然遭到英美甚至的印度的拒絕，但是這些西方國家卻又積極的去販售武器和通過這些地方干涉中國的內政，而如今臺灣不正也是如此，對于臺灣很積極的美國和日本不正也是不承認臺灣是“國家”，但是卻又不斷的干涉和制造臺灣與大陸的矛盾，這些分裂祖國的所謂鼓吹“獨立”的政治集團最后只是淪為外國的棋子，更多的是出賣地方人民的尊嚴與利益。

在1949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前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向這些包括臺灣和西藏的與會代表們保證過，一定會解放西藏和臺灣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是新中國成立時共產黨對全國人民的重要承諾，這也就是為什么至今臺灣問題仍然需要解決的由來之一。之后解決西藏問題主要的方針就是爭取“西藏和平解放”，希望能通過和西藏噶廈政府進行和平統一的談判，但是當時西藏噶廈政府遲遲不愿進行談判，更是一方面派出“外交”使團在國際上搞西藏正名運動，甚至是寫信呼吁聯合國來干涉西藏事務，另一方面則是繼續“以武拒統”調集藏軍對解放軍進行騷擾和襲擊。

【民進黨當局領導人叫囂“臺獨”】

臺灣現在不斷的在搞公投正名、返聯入聯等等議題以及操作臺美軍購、國艦國造甚至蘇貞昌更鼓動臺灣同胞全面戰斗，民進黨要修“兩岸人民關系條例”讓惡法更加可惡，這都和當年西藏噶廈政府的目標一樣，目的就是拒絕和中央人民政府進行和平統一的談判。甚至不惜引狼入室借由外國勢力來干涉中國的內政。而以上敘述情況正是筆者認為“西藏模式”值得借鑒參考的原因。“西藏模式”最終采取“以打促談、以談促統”的模式。在外交上圍堵所有國際參與活動空間，并且在昌都進行一場正面作戰收復昌都，這如同當年施瑯進攻澎湖一般產生的心理作用，以高壓手段迫使地方政權進行和平統一的談判。當前的臺灣當局正是保持著這樣僥幸心理，有一種不見棺材不掉淚的心態，不斷的抗拒兩岸和平統一的談判。

而西藏噶廈在經過“以打促談、以談促統”后和中央人民政府簽訂了所謂的“十七條協議”基本上是保留了貴族和僧侶對西藏統治的特權，甚至軍事權力。一方面可以理解“十七條協議”正如同“港澳模式”下中央具有全面管制權但是權力是授權給予地方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以如此形式完成象征國家的統一，同樣的在“十七條協議”簽訂后西藏地方政府也形成了最早的“一國兩制”的雛形，當年港澳回收以前鄧小平就曾經知識要借鑒和吸收“西藏模式”的經驗?？梢哉f當時是給予西藏地方政府很大的空間，甚至在“和平解放后”西藏仍然持續有政治集團在搞“藏獨”，即便如此，中央還是提出了西藏六年不改的政策。

【當年西藏和平解放資料圖】

不少人批評說共產黨西藏和平解放是假的，最終其實還是要改造。但是我們再看看香港回歸后，中央不改最后卻鬧出了港獨、占中等等事件破壞了香港正常的發展，西藏當年也是一樣“十七條協議”簽訂后保留了上層貴族和僧侶的特權，不斷的鬧“藏獨問題”，當年許多入藏干部看不下去西藏農奴制度，希望能加速改革，結果這些干部反而被中央撤換，大下馬和六年不改的政策不但沒有換來“藏獨”分子不鬧事，反而是在1959年發生四水六崗的暴亂和西藏全境叛亂，當然這背后同時也是臺灣的蔣介石集團還有美國的特務在支持，故意造成西藏的混亂，這也使得解放軍在進藏平定叛亂后開始了西藏的全面改革和社會主義建設。

西藏“和平解放”到“平叛改革”的歷史經驗，是臺灣實現“一國兩制”的前車之鑒。

臺灣要進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首先得經歷和平統一的談判，是主動參與談判還是被動的“以打促談、以談促統”只是臺灣當局選擇積極參與或是負隅頑抗的結果。但是要注意的是“一國兩制”的實踐經驗，只要不改革那么地方“分離勢力”鼓吹“獨立”的政治集團必定再度猖狂，輕者造成社會和經濟的動亂，重則外國勢力再度介入，甚至戰爭重啟這些都是不利于“一國兩制”下實現地方持續和繁榮發展的情況，必須以史為鑒避免臺灣重蹈覆側。

【臺灣民眾對“臺獨”大游行圖】

同時，筆者更建議中央人民政府，必須再次計劃培養臺灣籍的干部隊伍，即便這支力量必然遭到臺灣當局壓迫與迫害，但這樣一支力量不論是在解決臺灣問題或是在臺灣進入“一國兩制”之后，都將是維持與治理臺灣政治經濟穩定發展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