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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化時期中國鄉村社會研究：模范與典型

點擊：  作者：徐俊忠 等    來源：《開放時代》  發布時間:2017-09-19 10:12:59

 

  

 

【編者按】第四次開放時代工作坊由開放時代雜志社與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合作，于2017年6月10日至11日在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召開。本次工作坊的主題是“集體化時期中國鄉村社會研究”。

 

　　近十多年來，對集體化時期中國鄉村的研究，成了學術界的焦點與熱點問題。遺憾的是，一些偏激之論不僅失卻學術討論應有的理性，而且遮蔽了集體化時期中國鄉村社會的豐富內涵，似乎集體化時期的中國鄉村社會是一個沒有地方傳統的均質化的社會，似乎集體化時期的中國農民是沒有主體性的農民。我們認為，這種對共和國重要歷史階段的簡單化處理，是極為不妥的。

 

　　本次工作坊旨在從個案研究入手，辨析重大政策實施過程中的地方差異，深入集體化時期鄉村社會的脈絡，呈現集體化時期中國鄉村社會的多元性與主體性，從意識形態的爭執中拯救鄉村歷史。

 

　　評議、自由討論及回應環節中發言者的標題為編者所擬。部分發言者的發言內容不在本專題之列，本刊將以單篇論文的形式后續刊出。 

 

模范與典型

 

　　徐俊忠：《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里的農村圖景

 

　　就《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這本書來說，每一篇基本上都是一個活靈活現的關于農村的圖景。農村的合作化怎么辦？這是毛澤東編這套書的目的。這本書經過兩次編輯，第一次編纂的材料到了9月已經編完了，毛澤東也寫了序言。9月份以后，因為當時10月4日到17日這段時間在北京召開了擴大的七屆六中全會，毛澤東把9月之前編纂完的稿子，121篇材料，印發給參加會議的人征求意見。材料主要是截至1955年上半年，但1955年下半年中國合作化的發展進程非常快，因此大家覺得還有一些東西要補充，最后，這本書是在1955年12月27號定稿。那么，定稿做了什么樣的改變？原來的121篇去掉30篇，再補充新的八十多篇，共176篇，總共九十多萬字，毛澤東在序言里提到為第二版再次作序，老人家竟然為此寫了104篇按語。

 

　　大家想一下集體化時期是不是均質化的時期？絕對不是均質化的，這些材料每一篇都是一個鮮活的典型。實際上，毛澤東做的這個工作為后面的一個工作做了很充分的準備，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這個發展綱要就是我們后來講的“四十條”，所以怎么來看待這一套文獻？沒有這一套文獻做充分的準備，就沒有后來的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我認為，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最深刻的是在當中寫了許多不是農業的事情，“文不對題”。這不同于90年代以后的農業發展綱要那樣讓我們看不懂，我相信農民更看不懂。“四十條”就是大白話，一看就能懂，它的主要內容是什么呢？“四五八”增產的目標，還有個棉花的，圍繞著增長目標的技術保障、組織保障等。除此之外，還寫了很多根本就不是農業的內容。所以我說其最深刻之處在于“文不對題”，就是寫了許多非農業的內容，比如，農村為什么必須移風易俗？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農村不移風易俗真的是夠嗆的，紅白喜事的問題，十分重要。還有掃盲，農村要開體育活動，農村要搞愛國衛生運動。農村還要搞三網：建設道路網，就是改革開放后我們說的路通財通；廣播網，太重要了，比如，對漁民來說，當時整個的條件比較差，廣播說什么時候有臺風，大家根據廣播往回趕；郵電網，現在我們說的通郵，等等。整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就是一幅嶄新的農村發展的藍圖。

 

　　這個先按下不表，我回應大家提到的一些問題。首先，我覺得中國走合作化道路絕對不是哪一個人的頭腦發熱，或者哪一個人的意識形態的神經發作，為什么這么說？第一，土改以后，農民靠著土改所分得的土地能不能過得下去，大家要考慮。我這里提供一組數字，全國土地改革以后，農村人均土地是3.27畝，這是全國平均值。然而，各地情況不一樣，河南安陽北關區人均是1.5畝；湖南的湘潭為1.57畝；湖南的茶陵為1.91畝；浙江土改以后，雇農人均土地是1.86畝，貧農是1.44畝，中農是1.84畝，富農是2.78畝；廣東更糟糕，平均是1.3畝，就一畝三分地。那么，在當時那種落后的農業生產方式、生產條件、畝產量的狀況下，農民能不能過活？第二，中國快速走向合作化之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大家不要忘記，即統購統銷政策的實施，這意味著什么？如果維持單家獨戶，中國的新政權馬上面臨著要直接從1.2億戶農戶那里征購糧食的問題。我走進歷史以后，大量的歷史事實和數據告訴我，走上合作化的路絕對不是哪一個人的意識形態的神經發作，而是確確實實由很多很多很具體的問題所造成的。

 

　　李放春：陳永貴為什么取代李順達？

 

　　集體化時期鄉村社會存在內在差異性和多元性，我想是不是可以通過研究毛澤東時代的太行山區的兩大“名模”，即李順達和陳永貴，通過對他們進行比較，是不是可以體現出鄉村社會內在的差異，這是我選題的緣由。

 

　　這二位是大家都比較熟悉的人物，應該說是新中國成立以后，整個毛澤東時代的農業勞動模范里最有名的兩位。李順達大概是1950年開始正式成為所謂的“全國農民的方向”，陳永貴大概是從1964年正式成為全國農業模范，所以，這兩個人應該是在整個毛澤東時代，各領風騷十幾年。我的問題是，1950年的時候，李順達取代了過去在延安大生產運動期間崛起的陜北勞動英雄吳滿有，而到1964年陳永貴取代李順達，到底是為什么？或者說我們換一個方式問，有什么必要？如果我們要換一個勞動模范的話，有什么必要再從這個太行山區來找一個，從別的地方找一個不好嗎？這是一種思考。再一個，這種取代出于什么樣的原因？難道是因為審美疲勞嗎？十幾年了該換一換？這個是我想問的問題。

 

　　如果我們來看這二位勞模的政治履歷的話，似乎這種取代是很自然的，因為李順達的政治履歷比陳永貴老，他是1938年就入了黨，在延安大生產運動時期就已經是著名勞模了，這些是陳永貴不具備的。而陳永貴1948年入黨，50年代才做了當家人，所以從代際上來講，似乎是兩代人。但如果看年齡，實際上這兩個人是同齡人，正好都是1915年出生的兩個當家人。這就使得我有疑問，他們到底有什么不一樣？李順達取代吳滿有還比較好理解，新中國成立之初，吳滿有已經是六十多歲的人了，而李順達正當壯年，三十多歲，從勞模的形象上來講，也應該有青年取代老年，后繼有人，我們就不再提吳滿有在解放戰爭中遭遇的偶然，這當然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但總的來講是一種自然的代替。但是到了陳永貴，就比較難以理解，兩個同齡人，又都是太行山區出來的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楷模，都是當家人，而且他們的背景也很相似，都是外來戶，逃荒到了這個村莊，然后帶領這個村莊的發展，這些都很相似，到底為什么陳永貴會取代李順達？當然，如果我們看一些基本數據的話，似乎可以找到一個很簡單的答案，在毛澤東時代要成為楷模很簡單，就是要產量大。如果看產量數字的話，很清楚，大寨和西溝相比，應該是到1957年的時候，西溝已經突破了400斤的平均畝產量，就是說“跨過黃河”了。到1958年的時候，大寨當年的平均畝產量是543斤，首次超過了西溝的454斤的記錄。從1958年開始，大寨的產量不但持續超過西溝，而且遙遙領先，我想這是陳永貴取代李順達的重要基礎，硬實力。

 

　　但是如果就這樣回答了問題，總感覺有意猶未盡之處。而且，1958年大寨平均畝產量就超過了西溝，為什么直到1964年陳永貴才正式崛起，成為全國性的農業楷模的形象？陳永貴的成績不是那個時候才做出來的，其實在50年代初就已經做得非常好，1958年超過西溝而且遙遙領先，到1964年才成為勞動楷模，是不是可以把這樣的趕超、取代和當時大的國際形勢或者國內的政策形勢聯系起來才能夠有更好的發現？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則是在這兩個個體之間，是否有稟賦上的差異？所以我的文章計劃從這兩方面：一個是從外在的形勢，給一個解釋；一個就是從微觀個體的內在因素，給一個解釋。

 

　　首先，我想從外部形勢來講，50年代初，影響中國的農村社會主義建設這個國策的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中蘇關系。特別是在50年代早期的時候，中蘇同盟的關系實際上深刻塑造了我們國家早期的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程凱講的50年代初示范合作社，實際上就是要將蘇聯的先進經驗介紹給老百姓，用順口溜講給農民去聽。李順達的個人履歷實際上就是與學習蘇聯經驗緊密聯系在一起。1952年，李順達就有訪問蘇聯的經歷。他從蘇聯訪問回來以后，把蘇聯的先進經驗，西伯利亞先進的造林經驗帶回西溝，當然不是說在這之前他都沒有造過林，而是去了蘇聯以后，就堅定了他要建設社會主義山區的決心，西伯利亞都可以搞，為什么我們西溝搞不好？這里面有一個小山村和國際先進經驗掛鉤的經歷。這里不能詳細地列出李順達與蘇聯之間的關系。簡單來講，一直到1957年，蘇聯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紀念的時候，蘇聯專家還專門去西溝訪問，西溝歡迎了蘇聯專家，并且交流經驗，向他們展示了學習蘇聯經驗所取得的一些成就。

 

　　所以，我們看西溝，有中蘇同盟背景下學習蘇聯經驗，走蘇聯人民的道路這樣一段經歷，西溝與蘇聯經驗是緊密聯系起來的。當然，我們知道中蘇關系從1959年開始惡化，到1963年的時候公開破裂，那么從1963年的9月開始一直到1964年的7月，中共對蘇聯連續進行公開的批評，就是著名的“九評”，在這個時間段內陳永貴就實現了崛起，雖然有巧合的一面，是一個歷史的契機，但是，我的理解不僅僅是巧合。

 

　　1963年9月，毛澤東就講過一句話——“離開了先生，學生就自己學”。1949年，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里說，我們如果找先生，誰是我們最好的先生？蘇聯是我們最好的先生。但是到1963年的時候就說，離開老師，我們就自己干。而1963年本應是“三五”計劃開盤（當然實際推遲了幾年），并且這個“三五”計劃的核心精神就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那么，作為陳永貴來講，這是個歷史契機。恰恰在1963年的時候，大寨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災，這本來是壞事，但給他提供了一個展現自己非凡能力的機遇。陳永貴在災難面前展示出的能力絕對是非同尋常的，“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在危難之際，他的表現，比如“三不要三不少”，不要國家的救濟，就靠自己，不但要重建而且要力保向國家交糧的數量，一斤糧都不少，該交的全部交，而且事后的結果是1963年大寨的產量僅僅略低于1962年，不但沒有出現饑荒，也沒有大的減產，這在當時來講是個奇跡！當然，后來有傳言說1963年還有增產，這就有點夸張了。但是，的確是沒有大的減產，這體現了他強大的領導能力。這就聯系到我們強調的另外一個因素，即陳永貴內在的政治稟賦。怎么去解釋呢？

 

　　我想聯系運用馬克斯•韋伯研究權威提出的三種支配類型。講領袖類型，其中一種很重要的就是所謂的“卡里斯馬型”的領袖或者權威，國內也有人翻譯成超凡魅力型權威。我用這個概念是價值無涉的，使用這個概念不是因為我崇拜陳永貴，也不是因為我特別喜歡他。其實韋伯在使用卡里斯馬概念的時候，有的典型案例是他很討厭的，但是只要他具備這種非凡的能力，能夠說服追隨者，那么他就是一個卡里斯馬型領袖。能夠給追隨者帶來幸福，能夠創造奇跡，不斷證明自己就是那個天命人，那么他就是卡里斯馬型權威。我覺得在這個意義上，陳永貴的確是具有非常強的卡里斯馬因素，看他的履歷可以發現，他的很多決定、舉措都是超乎尋常的。從互助組時期加入老少組，十年的造地，之后的1963年抗災，“三不要三不少”，好像每一個舉動、每一個決策都體現了他的非凡魅力，而相對來說，李順達，我們不是說這個人沒有能力，而是說他更像是一個一般的勞動模范，也就是后來人講的李順達是一個“老實人”。而接觸過陳永貴的人，像馮東書，長期在大寨采訪，他說陳永貴是一個“農民政治家”。包括中共黨內的高層的領導，像李一清這些人，了解、接觸陳永貴之后都說這人在政治上非同尋常，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后來毛澤東這么器重他，一直把他提拔成國務院副總理，在此，我只能簡述。

 

　　那么，我的初步結論，就是陳永貴是中國社會主義鄉村建設的象征，他和李順達的政治意涵不太一樣，李順達表現出和蘇聯很強的聯系，陳永貴則是更多地和毛澤東思想、中國道路緊密聯系在一起。我最后講一點，陳永貴是毛澤東重塑延安革命精神，也就是愚公精神的一種現實寄托。

 

　　郭永平：紅色記憶、革命遺產與村莊重構——以大寨為考察對象

 

　　大寨是為大家所熟知的，我的文章是根據田野調查的經驗材料所提煉的一些見解，主要由引言、結語，以及正文三部分構成。先從田野考察和田野反思談起。2011年到2012年，我在大寨進行了12個月的田野考察。此后，每年都至少去兩次。從去年開始，我就在反思，大寨人的講述內容以及講述邏輯，也就是說，他（她）們為何講述，怎樣講述，講述什么等這一類問題。之前我呈現給各位的十幾張照片并非僅僅是讓大家對大寨的概況有些了解，我們還應該看到這些照片背后代表的符號意義以及在后集體化時代所具有的遺產價值。今天我想探討的就是，記憶，以及與記憶密切相關的革命遺產對今天大寨所產生的影響。如果我們把記憶當作是革命傳統來研究的話，裴宜理先生的《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張樂天先生的《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以及周海燕老師的《記憶的政治》都不同程度地提到了集體化時期的政治遺產對后集體化時代產生了深遠影響，我的研究就是追溯到底產生了什么影響，以及對今天的大寨社會重構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這種社會記憶，或者更加準確一些應該是特殊的紅色記憶，而更重要的是，這種記憶的存在也是一種政治的心理構圖。

 

第一部分是紅色記憶。在調查中，我發現大寨人常向我講述的是戰天斗地的過程和領導人的來訪。例如，“三不要三不少”的提出，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中的“三戰狼窩掌”。還有集體化時期的周恩來總理三訪大寨、后集體化時代的朱镕基總理訪問大寨，實際上朱镕基訪問大寨的時間很短，但是朱镕基總理對于大寨社會的轉型和重構產生了深遠影響。

 

　　第二部分，將大寨典型置于一個空間來考察。大寨的村莊復原過程中呈現出政治的博物館化。從展品的擺放到參觀的路線是通過什么樣的邏輯建立起來的，想讓我們看到什么樣的東西，不想讓我們看到什么樣的東西？就以展覽館的呈現為例。展覽館有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集體化時期陳永貴帶領大寨人戰天斗地精神的展示；第二部分是后集體化時代郭鳳蓮帶領大寨人進行的轉型與重構。我們要思考，這兩部分重點想展示什么，或者說想讓參觀者記住什么？在此，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思考，大寨這個博物館化的空間中，想讓我們記住什么，又想讓我們忘記什么？

 

　　第三部分是紅色記憶與大寨現實。在后集體化時代，大寨文化景觀的構建，政治景觀的發明給大寨人帶來了切身的利益。20世紀90年代初，郭鳳蓮剛回到大寨，重點發展的是企業，但到了2000年以后，企業難以為繼，在此狀況下，大寨開始重點發展旅游業。與華西村和南街村的發展路徑不同，大寨后來的重構主要是依靠文化景觀所承載的革命遺產，依靠的是旅游業。郭鳳蓮回到大寨后之所以能夠實現村莊的轉型與重構，除了郭鳳蓮的個人魅力外，大寨曾經輝煌的歷史對村莊的再度整合起了很重大的作用。

 

　　第四部分是紅色記憶與典型道路。大寨實現了從革命遺產到符號資本的轉換，這樣的轉換過程是內外合力的結果，除了大寨輝煌的歷史外，郭鳳蓮的個人魅力也起了很大作用。但除此之外，還應該看到郭鳳蓮回到大寨后還兼任過昔陽縣政府副縣長、縣委副書記等職務，直至今天，這位曾經的鐵姑娘依然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這看似只是頭銜，但頭銜這樣的榮譽是與資源的供給密切相關的。所以，大寨的轉型是一個內外合力的結果。不論是大寨村莊的重新復原，還是話語的講述都在強化紅色旅游和紅色記憶。但是，在此過程中由于商品意識的介入、商業利潤的驅使，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紅色記憶的一種消解。在如今的年輕人身上，大寨精神已經越來越遠了，紅色記憶也只是因為能帶來經濟效益才被不斷重構，這應該是紅色記憶經濟學的意外后果。

 

　　馬維強：山西潞城的土改整黨

 

　　韓丁的《翻身》被看作是革命史范式的經典文本，但是在學界受到諸多質疑。韓丁是否真實地展現了張莊土改整黨的原貌？整黨試點同時期的其他村莊情況是什么樣的，張莊具有多大的代表性？目前還沒有看到有關這方面比較好的研究。我想通過對潞城的考察，對全縣土改整黨的狀況及張莊在整個潞城土改中的地位做一個初步研究。我使用的材料主要是從潞城市檔案館搜集和整理來的，涉及縣級層面及村莊，包括縣委工作總結、會議記錄，村莊工作隊工作情況、黨日活動記錄等。我們也發現了韓丁當年研究張莊時利用過的一些數據，這些數據在《翻身》中有具體體現。2010年我曾去合室及周邊村莊進行調研，在整個土改整黨中，合室在十幾個基點村中是做得比較好的。

 

　　我提交的論文比較長，從工作隊進入村莊之前的地委整黨到村莊建黨建政的結束，共分為七個部分。整個發動的過程是比較復雜的，14個基點村的情況各異，表現出很強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及不同的過程。其實，土改和整頓干部是中共革命過程中相生相伴的兩個重要主題，土改在革命過程中的重要意義及其實踐不言而喻，而干部作為土改政策的執行者在鄉村基層是推動土改的關鍵因素。如果把視野擴展開來，1948年的土改整黨只是這個序列中的一個重要節點，從中共20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進入根據地開始發現貧雇骨干，將其納入干部隊伍，進行管理和改造，如反新貴、反蛻化、整風運動、“洗臉擦黑”、土改整黨，一直到新中國成立，與減租減息、反奸清算、查減運動、土改復查、填平補齊、查田運動等的土改運動，這兩方面是相互纏繞在一起的，中共對于干部的改造本身就是圍繞著在基層工作的展開而進行的，其中體現出怎樣的干部治理和社會治理的理念，具有怎樣的實踐特征，勾畫的是怎樣的中共革命的面貌等，這些都是涉及中共革命的比較大的歷史命題。

 

評議

 

　　李懷印：農民抵制合作化源于對地方干部的不滿

 

　　四位報告人精彩的發言，內容很豐富，信息量也非常之大。首先，徐老師對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所展現的當時鄉村圖景的分析，我非常贊同。當時的176篇報告出來之后，毛澤東是滿懷激情地去閱讀，花了大量的心血去寫批語，我總覺得毛澤東不光是一個政治家，有一種高瞻遠矚的宏大氣派，還是一個抱有激情、非常有個性的詩人一般的人物。兩個矛盾的個性有其好的一方面，同時也帶有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一面。至于176篇文章，是不是完全符合實際？到底有沒有人研究，是否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實際，還是當時的基層干部乃至省一級的干部或者新聞記者，為了迎合毛澤東的意向，把地方上的這些情況加以理想化，加一些故事在里面，使毛澤東看了以后更加堅持自己的信念和判斷？所以，這篇文章老是想讓我了解更多。我自己做過一些合作化的研究，看過一些檔案，比如說，江蘇東臺縣和松江縣的合作化，不管是從互助組到初級社還是高級社，尤其是在高級社過渡這個過程中，農民的抵觸情緒還是嚴重的，各種各樣的圍攻鄉政府、圍攻村干部的情形，在南方這一帶，非常之多。所以，我有一個初步的看法，即六七十年代成形的一些關于集體經濟管理的基本制度，比如說農民收入分配、工分糧占糧食分配的百分之多少、口糧占百分之多少、干部必須參加勞動、貧下中農參加隊委會，諸如此類的規定，都跟農民當初的抗爭有關。農民抵制合作化，主要是對合作化當中地方干部的做法不滿，尤其是初級社過渡到高級社之后，干部的權力陡然增大，不關心普通社員的疾苦，官僚主義十分嚴重。

 

　　李放春的這個報告，我就只有一個小問題，就是陳永貴大紅大紫以后，李順達的地位到底怎樣？你在報告中也提到李順達做了二把手，這個到底是怎么回事？

 

　　馬維強老師的報告真是太精彩了，我覺得是對韓丁《翻身》這本書的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補充，如果翻譯成英文，我估計在國外肯定會有很多人看。因為國外60年代以后對紅色中國的認識是從《翻身》這本書開始的，太多的人，只要是學歷史的，或者是美國那些學通史的，相當多的人都是看了這本書，受到這本書的影響。如果能把這篇文章介紹到國外，也是一篇佳作。

 

自由討論

 

　　老田：《翻身》里的張莊恰恰是共產黨批判的極左典型

 

　　我對馬維強老師的文章提一點看法。我讀《翻身》這本書的時候，反而不覺得張莊的革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也不代表革命比較好的一面，它恰好是共產黨批判的極左典型之一。依據馬老師的研究，張莊的狀況不是一個孤立的典型，而是被選定的十幾個典型中間的一個，這是我首次知道。共產黨對土改的極左政策有過總結和批評，主要針對兩個極左口號：一個是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還有一個是在土改整黨過程中，對老的積極分子和老干部不相信，稱他們是阻礙前進的石頭，要搞“搬石頭”。韓丁的書里，有大量張莊各種極左做法且激化矛盾的記載，當然后來有所糾正，沒有極左到底。對于土改的階級陣線問題，毛澤東提出過“富農放哨、中農睡覺”的說法，要求不觸動富農，好讓中農安心，要團結中農和富農，不是只要貧雇農坐江山。據“文革”時期的文獻，“搬石頭”來源于劉少奇的主張，要把基層干部一腳踢開，“四清”中間也有過這樣的做法。韓丁的《翻身》實際上已經講到“搬石頭”，也有貧雇農過度孤立的問題，實際上還有對地主“追索浮財”引發過火暴力，這些都要算極左表現。1950年新區土改時，明確規定不準追索浮財，只沒收地主富農的“五大財產”。韓丁的研究對象，看來也是十幾個極左試驗典型之一，這些典型本身就是共產黨革命時期走過的歧路和彎路。在“搬石頭”被終止之后，后來的整黨，是黨支部向群眾公開，邀請群眾給黨提意見，這就替代了韓丁看到的“搬石頭”模式。

 

回應

 

　　徐俊忠：集體化時期農村不等于“一大二公”

 

　　農村集體化時期的產業指導是農業精耕細作，多種經營，以后發展成工農商學兵，這就是合作化干的事。把農村變成只能搞農業，把農業變成只能搞種植業，把種植業變成只能搞種糧食或者棉花，這是后來政策最大的偏差。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對于集體化時期農村的反思，人們只看到它的“一大二公”，卻看不到原來毛澤東制訂的非常合理的農業產業政策為什么在實際中出現巨大的偏差。

 

　　就我來看，中國農村集體化進程，本質上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讓農民走集體化道路上的一種創造。因此，我不認為中共有很多條條框框，如果有，也就是集體化這一條。這幾年國家非常扶持鄉鎮產業，我們做集體化時期的研究一直盯著“一大二公”，但更重要的其實是產業的“窄化”。最初的“產業”實際上是非常寬泛的產業，但是1962年的人民公社六十條，明文禁止公社辦企業，后來工農牧副漁就不復存在，只能搞種植農業。這一點在中央也沒有很好的認識，包括陳云和李先念等人，直到改革開放仍不支持鄉村企業，鄧小平對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也有后悔沒更早去發展的意思。

 

　　李放春：大寨確實非同尋常

 

　　非常感謝幾位老師的問題和建議。李懷印老師的這個問題就是陳永貴取代李順達，這個和吳滿有是不一樣的，吳滿有出現過被俘的情況，李順達則沒有經歷這樣的變故。他們之間的過渡，一個標志性的事件是1963年李順達帶著22個勞模去大寨，這時他們的地位就改變了，李順達要向陳永貴去學習，這是標志性的事件，而且是在毛澤東1964年決定樹大寨之前。山西省委的態度是非常重要的，以前李順達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時候我們都是推李順達，60年代以后開始推昔陽大寨以后，他只是作為眾多典型中的一個，一直到1963年才改正態度，就是覺得大寨確實是非同尋常的一個例子，然后才會力推陳永貴。

 

　　后革命時代如何回歸到革命時代的精神狀態，對于實證史學的確是一個大的挑戰。反而是文學給我們很大的啟發，比如從小說進入，不一定是真實，但是它傳遞的東西可能恰恰帶我們回到那個“經驗”，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馬維強：土改中的糾偏

 

　　有幾點需要說明的是：第一，關于貧雇農這個問題，我關注的潞城，目前收集的資料是1940年到1948年這個階段，整黨試點主要集中在1948年1月至9月。關于貧雇農得果實的問題，其實在1940年到1947年這個階段已經有土改的過程，貧雇農獲得果實的愿望基本已經達到，這是中共中央的判斷，關鍵是如何來衡量，標準是怎樣的，是不是必須得滿足他們的生活需要，或者在怎樣的程度上滿足才算實現了土改？其二，關于權力的獲得，是否舊的鄉村精英被打倒了，掌握權力的就是廣大的貧雇農？在鄉村權力結構中，地富究竟占多大比例不得而知，無論如何中央當時已經在有意弱化“唯成分論”，更多地強調干部的思想和作風問題。相比于貧雇農進入政權組織，貧雇農的權利主要體現在貧農團和農會中，如何使農民的組織能真正維護農民的權益成為更重要的問題。

 

中共對于干部的政策是有階段性的，從1940年到1949年，是一個持續的過程，體現出了左傾—糾偏的特點。也即，這個特點不止是在土改整黨中，在之前的土改中也有具體體現，或者是不是可以說左傾與批判極左是革命的典型特點之一。試點整黨得出一個重要的經驗是群眾代表參加整黨是整頓干部、展開思想斗爭的最好方式，這一經驗在之后的系統整黨中如何體現出來，是否體現為“和風細雨”，還是有別的偏差，這需進一步探究。

 

（作者：徐俊忠 等；來源：本文節選自《開放時代》2017年第5期"集體化時期中國鄉村社會研究"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