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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海蓉：資本下鄉大背景下的一個集體經濟胚胎

我在東北做大豆調研的時候，意外發現有一個合作社，似乎可能成為一個集體經濟，因此想把這個案例提出來討論。通過這個案例，我們可以對比一下，80年代堅持下來的集體經濟所擁有的一些條件，在今天新的集體經濟可能不再有這樣的條件?，F在從中央到地方都有一個認識，就是80年代家庭承包的優勢已經發揮殆盡，在生產方式上必須走規模經營的道路。這是一個基本判斷。接下來的問題是，規模經營將以什么樣的方式經營。

在提倡規模經營的背景下，當地政府在2010年提出要“兩個覆蓋”，即通過合作的方式進行規模經營，一個是全村土地的覆蓋，另一個是全村農戶的覆蓋。實現覆蓋的方式多種多樣，不同規?；哪Ｊ骄统霈F了，由不同的經營主體帶頭。這些經營主體在中央文件里都提到過。一是資本下鄉的經營主體。以前資本下鄉往往是單個龍頭企業做某一部分的加工來和農業對接，但是我最近看到的資本下鄉的方式有所改變?，F在不是單個企業，而是集團，整個資本運作量是非常大的，這種資本下鄉在不斷推動規?；６谴髴?、專業戶經營的方式，或者由大戶帶頭的合作社。三是村干部帶頭組建合作社，這是當地政府的要求。以上是當地走向規?；娜N模式。三種經營主體中，當地政府更想推哪一種，更容易推哪一種呢?對政府官員的考核還有招商引資這一條，因此資本下鄉對政府的考核是最有幫助的，但是也有一些干部說，我們現在的三種經營主體，應該是哪個合適就搞哪個。還有些干部是比較偏向合作社的?；鶎右灿羞@樣一種聲音，就是不應該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他們認為家庭農場和大戶都是少數人控制的，都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還有干部認為家庭農場和原來的一些地主差不多，但是有諷刺意味的是，持這一觀點的干部退休之后又被大戶返聘做顧問。我想講的案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沒有必然性，可以說它是一個奇葩。

我想講的是和煦村，成立的合作社叫和煦合作社，這是在干部領辦的推動下成立的，帶頭人是一個“70后”的書記，其背景也挺有意思。他和其他同輩的能人不一樣，我們前面講到能人的問題，他同輩的能人我也訪談過，很多都是所謂的合作社的帶頭人，或所謂的種田大戶，往往都先富。該村有29000畝土地，大約2900人，人均10畝地左右，有7個屯，930來戶，常年在外的有500多人，以戶外出的有200多戶。在村領導帶頭下，2012年開始連片種植3000畝，和大趨勢是一樣的，不種大豆了，改種玉米。生產費用由社員預先支出，是265元。當年的效益非常好，畝效728元(純收益)，比周圍農村自己種地的畝效，高出200元左右。到了2013年，合作社擴展到4個屯，14400畝土地，入社的農戶是428戶，社員預先交了300元。2013年和煦合作社畝效是530元。

說起來比較容易，做起來非常難的。我們知道所謂的規模經濟很多是虛的東西。這個村我去過兩次，第二次去的時候，我可以隨便拜訪農戶，農戶之間可以當著我的面爭論合作起來到底好不好，應該走什么道路——其實道路之爭的問題在農民中間可以爭得面紅耳赤。和煦村從個體經營到集體經營轉換，碰到的問題是如何使大家聯合起來。30年來農民散慣了，剛開始連片的時候，有些老農民說，我自己種了這么多年，現在入社了能趕上我自己種地么?一些家里有老人的，就不希望連片;一些地多的人家也不希望連片，他們實際的地比賬面的地要多，這些人家在這些年耕種的過程中，占了邊上很多其他的地，那么他們認為加入合作社以后按照賬面上的地來分配收益，他們會吃虧的。不管怎么說，村領導做了大量的工作，大會開了七八次，小會開了10多次，有的時候還要上門做工作，如此終于使得大家連片經營。

然而農村集體經營面臨一些負能量，負能量在某種情況下可以得到解決，如村民和干部之間的不信任。為解決這個問題，合作社領導采取的方式是生產決策完全公開透明，從買種子到請機械到銷售，每一步都由村民民主監督。比如說買種子，合作社是讓村民先去市場看，你們要買什么種子，看中哪家農資店，村民代表能談到什么價錢，村民先行，干部不參與，全部談好之后，合作社帶頭人再到村民指定的農資店去談，把價格再往下壓一壓。合作社做事會非常小心，非常講究策略。談完之后過去買種子，交錢，拉貨，領導人不參與，錢你們帶著，貨你們去拉，最后發票你們拿回來。賣糧食也是一樣的。要村民代表說什么時候該賣，什么價錢賣，要大家一起承擔責任。不是說這個價錢，領導認為夠好了，再不賣就要跌了，農民說還不行，還希望等更好價錢，那就沒有辦法，要吃虧就一起吃虧，吸取教訓。所以合作社到目前做得非常好，在當地成為和煦模式。

和煦模式具有一定的地區影響力，這個規?；沟棉r民真正受益。合作社以屯為單位核算，這和公社時期有點像，也就是按照原來生產隊的規模，并沒有把它放在整個合作社結算。在合作社里，合作社的主要干部也就是村里的書記、村長和會計，他們三個沒有收一點管理費，完全是為人民服務，無償奉獻。屯干部是有一些報酬的，一畝地兩塊錢。

一個特別的現象是，合作社是集體經營了，但它沒有一點集體資產和集體積累，也就是它還沒有合作社應有的公積金、公益金。為什么沒有?這又涉及我們改革三十多年積累的負能量，老百姓信不著干部，覺得把錢全部分了最好。錢全部拿到我手里，你需要錢，我可以從里面往外拿，我拿到手里，我托底。那么干部怎么看?他們認為既然老百姓要這樣，就只能都給他們，希望幾年之后能說服。合作社現在看起來運作很好，但也面臨一些問題。

一個是農機的問題。上萬畝的運作是要請大農機的，可是因為合作社沒有集體資產，這些大農機全部要到外面雇。雇農機不僅是錢的問題，還有關系問題。農閑的時候，這些機器都閑置，農忙的時候，這些機器又不夠用，大家就要去搶農機，這時候就要求人，托關系。合作社也需要找關系才能請到農機。為了推動合作社規模經營，黑龍江省有一個千萬元農機合作社的項目，需要合作社出400萬元，省里匹配600萬元，最后給置備一套價值千萬元的大型農機具。有了農機之后，合作社就能和規模經營完全接上。400萬元誰來出?普通老百姓出不起，村里大戶不愿意拿。合作社領導和我一起算了筆賬，要千萬元農機合作社運營有效的話，大概需要30000畝作業面積，整個合作社有14000畝地，因此除了耕種合作社自己的地，還要去外面代耕。假設有30000畝地，減去各種作業費用、折舊等，一年能夠拿到100萬元收益，也不錯。100萬元分給出了400萬元的出資人，他們一年收益40萬元。我們可能覺得不錯啊，但是當地信用社存款利息是8厘多，民間的存款利息是一分，所以大戶們一算，存起來也能拿到40萬元，還沒有風險，而投資給合作社還有風險，所以大戶們不愿意出這400萬元。合作社完全沒有固定資產，完全要老百姓貢獻，這就有困難。貧富分化就變成這樣一個影響合作社發展的瓶頸問題。

合作社面臨的第二個問題是自己沒有加工，因此賣糧難。玉米收獲以后需要脫水才能賣，不脫水的玉米儲藏期非常短。糧商會利用你沒有脫水能力來壓價，沒有加工，合作社就沒有市場談判權。

第三個問題是抗風險能力。和煦村周圍基本上都有大公司大農企來包地，資本下鄉給農民的地租是400元一年，一包5年。在這種情況下，和煦模式只能贏不能輸。它每年成績好，農民就能跟著走，一旦做砸了，能否合作起來，就變成一個大的問題，所以合作社要承擔所有合作的風險。我碰到一個農民，他雖然覺得合作好，但是他說：“一旦和煦一年歉收，干部能陪你么?現在種地和毛主席時代不一樣了。”人民公社時期種地有災有難，上面能補貼，能保住你吃飯，可是現在種地虧了干部是賠不起的。在一個小范圍，以一個孤島之力怎么能夠抵抗風險呢?因此在合作社內部就出現爭論：單干好?合作好?還是干脆把地給資本下鄉，反正省心出去打工好?

我總結一下和煦的成就。第一，老百姓增收了，比把土地轉包給資本經營要好得多。第二，完成了從個體經營向集體經營的轉變，而且規模經營的好處、協作的好處都給了百姓。第三，盡管它存在的時間還比較短，但和煦模式的出現開始有了帶動效應，周圍其他的村也想要效仿。當然村干部領辦合作社的也不是和煦一家，而且干部領辦也不一定成功，當時開始試驗的時候，還有別的村，但沒有成功。和煦的意義就在于它讓周圍的農民看到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性。所以和煦的存在就是當地的旗幟，這樣的話，資本下鄉就不能一家獨大，形成完全壟斷的勢態。

然而，今天集體經營的生存環境已經和80年代不可同日而語了，資本下鄉已成包圍勢態。集團化企業進入農業可以在全產業鏈里獲取利潤，而合作社只能靠生產這一環節獲取收益，這是不平等的競爭。和煦合作社已經有了一個小胚胎，可能從集體經營成長為集體經濟，可是整個大環境是資本下鄉的，這樣這個胚芽能否成長是一個大問題。這個大問題牽涉的就是中國農村、中國農業的發展道路問題。

盧暉臨：今天的集體經濟如何在市場經濟的汪洋大海中生存并壯大?

海蓉報告的案例，還有很多細節我都有興趣了解，譬如土地是否參與分配，勞動投入怎么算;但初步判斷，還很難說它是一個集體，頂多是一個因利益而暫時結成的經營組合。它所面臨的困難恰恰讓我們看到了過去存活過的集體制度的潛力。剛才講到這個合作社在資金合作方面的困難，它沒有任何集體資產，不能進行擴大再生產，原因是大家對干部不信任，這個困難讓我們看到集體制度終結帶來的惡果：歷經30年的摸索，付出沉重代價才艱苦積蓄下來的資源、物質基礎和社會資本基本上在80年代喪失殆盡。

即便這個合作社能夠解決資金難題，它要想進一步發展，仍然會面臨與80年代、90年代初不一樣的嚴苛環境。80年代南街村能夠利用農產品加工進一步推動工業發展，而今天的合作社面對大資本主導的市場結構，發展的空間非常有限，從農業走向工業的可能性非常渺茫。徐俊忠教授剛才說到，人民公社制度規劃的農村發展一定包含了工業，如果說50年代、60年代中國鄉村工業的不發展是當時歷史條件、國家重工業戰略等多種因素影響的結果的話，那么，今天農村工業發展不了，恰恰是缺少了組織和制度的框架。這個案例能讓我們反過來思考人民公社的組織和制度潛力。

有關市場經濟和集體經濟的關系問題。一些“明星村”出現在改革開放時期，對這些“明星村”的研究似乎告訴我們，市場經濟為集體經濟村莊提供了機會。這個問題該怎么看?集體經濟村莊像一艘艘航船，是新中國成立之后打造的航船，它們和過去的航船不一樣，不屬于某個船長或者船主，而屬于船上的所有人。大家都在一條船上，是一個利益共同體。當然這并不能保證航船上的人一定齊心協力，在領導人清廉能干、制度設計明辨責任和權利的情況下，航船往往獲得前進的動力，如周家莊;但在領導人不能服眾、制度設計中大鍋飯問題嚴重的情況下，航船更可能因內耗而停滯不前，如實行承包制之前的小崗村。最重要的是，在人民公社時期，這些航船基本上是在相對風平浪靜的海域或河道航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國家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有對農村索取的一面，但是在其他方面，外部環境還是非常友善的。而隨著承包制的實行，集體經濟瓦解，與之前的航船相比，獨立經營的農戶如同一片片小舢板，在市場經濟的汪洋大海勉力支撐。而少數堅持集體經營的村莊則憑借自身的強大實力，搶得市場競爭的先發優勢，其中一些“明星村”甚至獲得了更大的發展。然而對于這些一時風光的“明星村”來說，置身于市場經濟的汪洋大海中，隨時可能遭遇滅頂的風浪和傾覆的暗礁，外部不再是友善的環境，不做大做強就意味著可能由興轉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