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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當代中國，建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不僅是一項發展和完善馬克思主義知識體系的理論任務，也是一項理解與回應當前社會關切的實踐任務。為了有效推進該任務，我們必須首先確認，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這既需要研究者把握當代政治哲學的基本狀況，又需要洞悉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基本訴求，更需要堅持并澄清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在此過程中，平等概念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值得期待和嘗試的選項。

　　平等的意義

　　政治哲學討論的是公共領域的制度安排及其規范性問題。因此，一般說來，“正義”才是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然而，“正義”又是一個極具爭議性的概念。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正義”并不具有充分自足的規范性，并不能構成普遍有效的標準來評價一個社會制度。因為正義本身就內在于這個社會制度，正義的內容就是由這個社會的基本狀況決定的。所以，在他們看來，“正義”即便不是錯誤或荒謬的，至少也是脆弱、被動和缺乏批判性的。

　　既然“真正的”或“永恒的”正義不存在，我們為什么還會斷言某些社會是不正義的？答案的關鍵不在于正義，而在于平等。換言之，這些社會之所以被認定為“不正義”，本質上是因為它們“不平等”——它們僅僅顧及部分人（或少數人）的利益，僅僅給予部分人（或少數人）以資源分配的資格或份額，而將其他人（或多數人）置于次要地位甚至排除在外。相比之下，任何試圖在現代社會得到證明的政治理念，包括正義在內，都必須蘊涵“人人生而平等”的基本預設，都必須容納“（至少在某方面）平等待人”的總體訴求，都必須以一種關乎“每個人”的全稱命題出現。在這個意義上，平等顯然比正義更加具有基礎性與實質性。因此，毫不奇怪，在《當代政治哲學》的開篇，金里卡就援引德沃金的觀點指出，“任何一種具有一定可信度的政治理論都分享著同一種根本價值——平等”。無論是處于當代政治哲學光譜最右側的自由至上主義，還是最左側的共產主義，盡管對平等的理解有著巨大的分歧，但它們都承認，應當給予全體社會成員以某種形式的平等關切和尊重。

不僅如此，對當代中國來說，“平等”也是最能反映其社會主義性質的政治理念。雖然我們常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然而富裕也未必就是社會主義。因為，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社會主義。而“共同”則指向一種更為飽滿的平等觀。它不僅意味著，（幾乎）所有的社會成員都同等地享有實現某種富足狀態的資格，而且意味著，他們所獲得的這種富足狀態在最終份額上也應當處于一個大致合理的同等區間。所以，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嚴重的貧富差距”對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是難以接受的。因為，這種狀況不但在現實中有損于社會的整體穩定，而且在理念上就已經與社會主義的本質背道而馳了。

平等的可能

　　平等在當代政治哲學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對于當前中國社會的重要意義，并不足以使我們回避或無視它在經典文本中所遭遇的強烈批評。

　　尤其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直言不諱地指出，按照每個人付出的勞動量來進行消費資料的分配，這項“平等的權利”仍然“被限制在一個資產階級的框框里”。它不僅延續著資本主義時期就占據主導地位的商品交換法則，而且忽視了不同勞動者之間的稟賦差異與需要差異，從而導致（1）那些本來不應當影響分配結果的個體稟賦之間的差異，實際上沒有被排除，而是構成了分配尺度的一個要素，由此造成勞動者實際所得的結果不平等；（2）那些本來應當在分配過程中加以考慮的個體需要之間的差異，反而沒有構成分配尺度的要素，由此導致勞動者在實際支配所得的過程中的效用不平等。所以馬克思認為，所謂“平等的權利”只不過是一些“陳詞濫調的見解”和“教條”罷了。

　　然而，這與其說馬克思是在批判“平等”，不如說是在批判“權利”。權利概念所蘊涵的那種明確的占有性和堅固的排他性，體現了生產力有限條件下的人際關系和社會結構。正因為社會的勞動產品有限，所以在進行社會分配時，才不得不按照某種特定的資格來劃定每個人所應得的有限份額，而不能允許任取所需。因此，只要這個社會還沒有達到物質極大豐富的程度，只要這個社會還需通過權利來處理分配問題，那么，它就不得不對所有人采用同一個尺度。無論這個尺度是勞動量還是其他，都會忽視個體生存的其他方面，并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個體的稟賦差異，從而帶來某種形式的事實不平等。

　　因此，以勞動量作為內容的“平等的權利”之所以不被信任，原因不在于它的平等，而在于它的平等是簡單的和不充分的，以至于并不足以克服最終產生的實質的不平等。正是這種最終的實質的不平等，使得馬克思對于這項“平等的權利”提出質疑，并將其稱作“弊病”。這說明，仍然是不平等（而不是平等）揭示出按勞分配的歷史局限性。馬克思批判這項“平等的權利”，根本上就是要批判它最終將會導致的不平等結果，而不是批判它在一開始賦予每個勞動者的同等地位。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矛頭指向的不是“平等”，而依然是“不平等”。

　　平等的原則

　　馬克思承認，“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因此，在生產力水平極大提高、勞動產品極大豐富、物質財富充分涌流的時代到來之前，平等地把所有社會成員都看作勞動者，平等地根據他們所提供的勞動量來分配社會資源，依然是可以接受的現實。與那些根據血統、出身、種族或性別來分配，或者與那種根據資本和財富的占有來分配的原則相比，將人們的勞動量確定為分配的依據，無疑顧及到更多的社會成員，具有更明顯的平等意義。就此而言，按勞分配可以作為一條初級的平等原則而獲得證明。

　　然而，按勞分配只是人們在生產力有限的歷史階段、試圖在最大范圍內實現平等的一種策略。根本上，它只能趨于平等，卻不能實現平等。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中，只有當每個人都同等地成為自由全面發展的個體（而不是單純的勞動者），只有當社會能夠同等地對待和滿足每個人的真實需要（而不是個體的私欲）時，真正的平等才可能到來。

　　這個時候，人類社會的制度安排所體現的平等性質，將不僅意味著對于“每個人”的真正全覆蓋，而且已經超出了關于資源分配平等的初級范疇。也就是說，作為高階的平等原則的按需分配，將會使“平等”所蘊涵的那個關于“每個人”的全稱命題，不再停留于“每個人所獲得的資源在最終份額上處于一個大致合理的同等區間”的基礎含義，而是被表述為“每個人的需要及其自我實現具有同等的正當性、迫切性與不可替代性”。此時，平等是一個關乎自我解放的質的問題，而不再是一個關乎自我占有的量的問題。因此，那些身處其中的人們，將會在這個無需討論“正義”的富足環境中，以一種新的方式繼續延續著他們關于平等的信念與追求。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