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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自由主義經過近百年發展，其主要觀點有：
      在經濟理論方面：新自由主義繼承了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自由經營、自由貿易等思想，并走向極端，大力宣揚“三化”，一是自由化，倡導個人主義，認為每個人在經濟活動中首先是利己的，其次才是利他的動機和行為。實質上是撇開人們的社會屬性和在生產關系中的地位不談，脫離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制造一種抽象的“理想市場”作為理論前提；二是私有化，認為私有化是保證市場機制得以充分發揮作用的基礎，私人企業是最有效率的企業，要求對現有公共資源進行私有化改革；三是市場化，崇拜“看不見的手”的力量。認為市場的自動調節是最優越和最完善的機制，通過市場進行自由競爭，是實現資源最佳配置和實現充分就業的惟一途徑。。
      在政治理論方面：新自由主義特別強調和堅持三個“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二是否定社會主義，三是否定國家干預。
      在戰略和政策方面：新自由主義極力鼓吹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一體化。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和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但經濟全球化并不排除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更不等于全球經濟、政治、文化一體化。新自由主義并不是一般地鼓吹經濟全球化，而是著力強調要推行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經濟、政治、文化一體化，即全球資本主義化。
       新自由主義推動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階段過渡：作為完成形態的國際壟斷資本的理論體系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在方方面面都有表現，歸納起來主要是四個方面，這就是經濟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全球一體化。這四個方面互相聯系，彼此促進，不可分割。自1990年“華盛頓共識”出籠之后，新自由主義更成為國際壟斷資本向全球擴張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論依據。
       “華盛頓共識”包括十個方面：①加強財政紀律，壓縮財政赤字，降低通貨膨脹率，穩定宏觀經濟形勢；②把政府開支的重點轉向經濟效益高的領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領域（如文教衛生和基礎設施）；③開展稅制改革，降低邊際稅率，擴大稅基；④實施利率市場化；⑤采用一種具有競爭力的匯率制度；⑥實施貿易自由化，開放市場；⑦放松對外資的限制；⑧對國有企業實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⑩保護私人財產權。
新自由主義學說也被中國的高層及國務院參事、資改派們頂禮膜拜，把市場化、私有化視為萬能。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藥方：
　　當1971年尼克松宣布中止黃金與美元關系后，IMF和世界銀行的歷史使命其實就已經終結了，不過國際銀行家很快就為它們找到了新的定位：“幫助”發展中國家進行“全球化”。
　　在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被世界銀行解雇之前，他拿到了大量世界銀行和IMF的機密文件。這些文件顯示了IMF要求接受緊急援助的國家簽署多達111項秘密條款，其中包括出售受援國的核心資產：自來水、電力、天然氣、鐵路、電信、石油、銀行等；受援國必須采取具有極端破壞性的經濟措施；在瑞士銀行里為受援國的政治家開設銀行賬戶，秘密支付數十億美元作為回報。如果這些受援國政治家拒絕這些條件，他們在國際金融市場將休想借到緊急貸款。
　　這就是為什么國際銀行家最近對中國向第三世界國家提供無附加條件貸款憤怒異常的原因，中國為這些走投無路的國家提供了新的選擇。
　　斯蒂格利茨透露，所有的國家都有同一類藥方等著他們：
　　第一副藥：私有化。更準確地說是“賄賂化”。受援國領導人在只要同意賤價出讓國有資產，他們將得到10%的傭金，全部付到瑞士銀行的秘密賬戶上。用斯蒂格利茨的話說“你會看到他們的眼睛瞪大了”，那將是數十億美元的巨款！當1995年歷史上最大的賄賂發生在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時，“美國財政部認為這好極了，因為我們需要葉利欽當選。我們不在乎這是否是一場腐敗的選舉。我們希望錢涌到葉利欽那里。”
　　第二副藥：資本市場自由化。從理論上講，資本自由化意味著資本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可是亞洲金融風暴和巴西金融危機的實際情況是，資本自由流入來爆炒房地產、股市和匯市。在危機來臨之際，資本只是自由地流出，再流出，被斯蒂格利茨稱為“熱錢”的投機資本總是最先逃跑，受災國的外匯儲備在幾天甚至幾個小時之內就被吸干。IMF伸手救援的條件包括緊縮銀根，將利率提高到30%、50%、80%的荒謬程度，這樣高的利息只會無情摧毀房地產價值，破壞工業生產能力，吸干社會多年積累的財富。
　　第三副藥：市場定價。當半死不活的受災國被IMF拖到這步田地時，IMF又提出對食品、飲用水和天然氣等老百姓日常必須的產品大幅提價，最終的結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動。1998年印尼由于IMF削減了食物和燃料的補貼，爆發了大規模暴動。玻利維亞由于水價上漲導致市民暴動。厄瓜多爾由于天然氣價格飛漲引起了社會騷亂。而這一切早就被國際銀行家們掐算好了，用他們的術語，這叫做“社會動蕩”（Social Unrest）。而這種“社會動蕩”有一個非常好的作用，那就是資金像受驚的鳥兒四散奔逃，而留下一片極其低廉的資產等待著早已垂涎三尺的國際銀行家的血盆大口。
　　當埃塞俄比亞第一位民主選舉的總統在危機中接受世界銀行和IMF的援助時，卻被迫將這些援助款項存到她在美國財政部的賬戶上，只拿到4%微薄的利息，與此同時卻不得不向國際銀行家以12%的高利借款來救濟饑腸轆轆的人民。當新總統向斯蒂格利茨乞求動用世界銀行和IMF的援助款來救災時，斯蒂格利茨卻只能拒絕他的要求。這是對人類良知的殘酷考驗，斯蒂格利茨顯然不能承受這樣的折磨。
　　第四副藥：縮減貧困策略，自由貿易。在這樣的境況之下，斯蒂格利茨將WTO的自由貿易條款比作“鴉片戰爭”。斯蒂格利茨尤其對“知識產權”條款感到憤慨，以這樣高的“知識產權”“關稅”來支付西方國家制藥廠所生產的品牌藥品，無異于“將當地人民詛咒致死，他們(西方制藥公司)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在斯蒂格利茨看來，IMF、世界銀行和WTO都是一個機構外的不同牌子而已。IMF對市場開放的苛刻條件甚至超過了官方的WTO。
對比《撒切爾夫人的經濟學：限制政府開支平衡預算》http://t.cn/zHsi7C5和《李克強經濟學”的起因與由來》http://t.cn/zHsJwlJ ，都是秉承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義的邪說。撒切爾的學說有前勁無后勁，形成政治、經濟危機！李克強經濟學及朱镕基、溫家寶等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為國內外銀行家、買辦、權貴、資本家、利己服務，不惜出賣國家民族利益而為資本凌駕政府之上資本家管理國家的賣國寡頭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