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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公共定價，是指公共經濟活動中的相關價格的確定。其中，大量的公共定價與人民群眾生活直接關聯。作者此文主要運用政治經濟學原理，探討了對于公共物品（如自來水等）、公共資源（如土地等）、公共服務（如公共醫療、教育等）和國有企業（資產轉讓及買斷工齡等）價格的確定問題。全文共五個部分，此篇為前三個部分。

　　習近平同志指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自覺認識和更好遵循經濟發展規律，不斷提高推進改革開放、領導經濟社會發展、提高經濟社會發展質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 《習近平強調：更好認識和遵循經濟發展規律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7/08/c_1111518431.htm，2014年7月8日。]

　　公共定價，是指公共經濟活動中的相關價格的確定，它既受公共經濟的需求與供給的影響，也影響公共經濟的需求與供給，也就是說，它與公共經濟的供求是相互作用的關系。廣義的公共定價包括如下內容：（1）對政府本身的定價即對于政府預算收入的確定，其中既包括對政府提供的國防、治安等服務的定價，也包括對公務員工資待遇的確定、日常辦公經費的確定等。（2）對于政府采購的商品，如辦公用品、公務用車的定價。（3）對于紙幣的幣值，也就是對于相應的紙幣的發行量的確定。（4）對于弱勢群體的保障水平及其他方面的政府補貼的確定。（5）對于公共物品，如自來水、電信的定價，對于糧食、住房等商品的限價。（6）對于公共資源，如土地和礦產的所有權或使用權的定價。（7）對于公共服務，如公共醫療、公共教育的定價和法院服務費即訴訟費的確定。（8）國有企業出讓的價格的確定，其中包括對于買斷工齡的職工的工齡的定價等。

　　在這里，我們主要運用政治經濟學原理討論上述后四類的定價問題。

　　一、西方公共定價理論

　　在西方公共經濟學中，公共定價是指公共部門運用強制性權力規定某些行業產品或勞務的交易價格。[ 朱柏銘：《公共經濟學》，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85頁。]

　　西方經濟學認為，完全競爭市場中，由于單個企業的需求曲線是水平的，價格即為企業的邊際收益。因此，根據企業利潤最大化的條件，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商品的價格應當按邊際成本來確定。但是，對于壟斷企業，其需求曲線與全行業的需求曲線一樣是向右下傾斜的，價格會高于其邊際收益，如果任憑企業按照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來追求利潤最大化，價格會高出企業的邊際成本，壟斷企業的產出量會不足，會損失一些消費者福利。而如果壟斷企業的邊際成本由于規模經濟效益而遞減，那么按邊際成本定價，又會給企業造成虧損，使生產難以為維系，因此，只好采用按平均成本定價的方法。

　　但是，要讓資本主義企業不盈利是不可能的，薩繆爾森等明確指出，企業不是根據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的比較來確定價格，而一般是根據所計算的一種產品的平均成本，并在平均成本上加一個固定的比例來進行定價。[ [美]薩繆爾森、諾德豪斯著，蕭琛主譯，《微觀經濟學（第17版）》，人民郵電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頁。]這一私人企業的定價法，同樣適用于私人企業生產（準）公共產品的情形。于是，只好通過制定合理、公正的利潤水平，來限制壟斷行業的利潤率。[ 王利娜：《公共品定價理論評述》，載《東岳論叢》2012年第1期。]然而，合理、公正的利潤水平又該如何制定呢？

　　由于邊際成本定價法，完全忽視了企業的固定成本的存在，必然導致企業虧損，在實踐中完全不適用，因此，西方公共經濟學不得不找出一些與邊際成本有關的現實情形來支撐這種方法。這兩種情形分別是二部定價法和高峰負荷定價法。

　　所謂二部定價法是指由兩種因素構成的定價體系：一是與使用量無關的按月或按年支付的“基本費”，二是與使用量有關的“從量費”，該法是反映成本結構（固定成本與變動成本）的定價體系。所謂高峰負荷定價法是根據高峰和非高峰時的不同需求規定不同價格的方法。需求高峰期價格較高的主要原因在于高峰期的成本要明顯高于非高峰期的成本。企業的生產能力是按高峰期的需求設計的，如果企業提供的產品受技術條件的限制不能儲存，那么必然在非高峰期發生設備的閑置和浪費。這樣，若不區分高峰需求和非高峰需求，統一進行定價，就難以保證資源的有效配置。[ 朱柏銘：《公共經濟學》，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95-397頁。]

　　其實，現代社會的所有企業的成本結構都有固定成本和變動成本之分，但是，這些企業的產品卻很少用上述二部定價法來銷售。因此，二部定價法與企業的成本結構關系不大，而是與企業的壟斷性質有關。壟斷企業的確可以因此而較早較快地收回固定成本上的投資。當前固定電話收的每月基本費，在競爭較為激烈的移動電話那里就很少收或者轉換為包含一定使用量的套餐費。

　　而需求高峰期價格較高的主要原因，也不在于高峰期的邊際成本高于非高峰期的成本。如果企業的生產能力是按高峰期的需求設計的，那它就是適合于高峰期的規模經濟的，其邊際成本完全可以低于非高峰期。需求高峰期價格較高的主要原因，用西方經濟學的術語來講，在于高峰期的需求彈性較小，提高價格也減少不了多少消費，而非高峰期的需求彈性較大，降低價格可以刺激非高峰期的使用量增加，也就是說，可以增加企業的利潤，而不只是彌補企業的成本。

　　當然，如果企業的生產能力低于高峰期的需求，那么價格提得足夠高時，也可以消除一些消費，使得企業可以滿足剩下來的有效需求。例如，巴黎地鐵管理部門鑒于顧客擁擠問題而采取了兩檔定價制。其做法是：將地鐵的車廂分為兩檔，一檔的價格高，另一檔車廂的票價低，而事實上每一檔的車廂中的座位數目與座位質量完全一樣，當然，兩檔車廂的目的地也完全相同。盡管事實上兩類車廂是完全一樣的，但由于第一檔車廂的票價高，只有對座位非?？是蟮穆每筒艜龈邇r去第一檔車廂，這樣，乘坐這第一檔車廂的旅客人數就比較少，車廂顯得寬松，旅客的座位也就有了保證；而由于第二檔車廂的票價低，進入這一類車廂的旅客就較多，車廂里會擁擠些，座位不一定有保證。[ 平新喬：《微觀經濟學十八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頁。]于是，兩檔定價制在沒有增加車廂的數量的情況下，解決了部分富人乘地鐵擁擠的問題，但窮人只會感到更擁擠了。實際上，高峰負荷定價法同樣是把實力弱的小用戶在高峰期的消費排除掉了，而有利于大資本家用戶。盡管在非高峰期，小用戶的直接成本減輕了，但是，只要在同樣成本的條件下，小用戶更愿意在高峰期使用，那就說明，小用戶從高峰期使用轉向非高峰期使用時是承受了其他方面的損失的。

　　西方公共經濟學承認，無論是按照邊際成本、平均成本或是在平均成本之上加成定價，其前提都是要了解生產企業的成本情況。而企業并沒有動力去公開自己的成本情況，從而使政府部門無從根據真實的成本情況來定價，會使得實際價格偏高。有鑒于此，政府必須為企業設計合理的激勵機制，從而使企業得以獲得信息租金。[ 王利娜：《公共品定價理論評述》，載《東岳論叢》2012年第1期。]

　　事實上，在私有制度下，要根據企業的成本情況來定價是不可能的。從理論上講，引進競爭機制，在各個企業之中進行招標，有助于使定價更接近于真實的成本。但是，除非企業的進入和退出是沒有成本（包括時間成本）的，否則公共部門必然受制于企業，而難于確定合理的價格?，F如今，一個居民小區更換物業公司都十分困難，糾紛不斷。設想，如果一個地方政府對一家自來水公司不滿意，能夠迅速地用其他自來水公司來替換，以保證自來水供應不中斷嗎？原自來水廠的入戶管網、水表等資產會迅速地交給后來者使用嗎？如果后來者必須自己重新鋪設管網，不僅時間很慢，而且居民們實際上要為兩套管網買單，費用也更多了。

　　但是，如果是由公有制企業來生產公共產品，公共部門要掌握其成本的信息就容易得多，尤其是可以采用內部競爭法，讓企業內部那些掌握信息，能夠降低生產成本和定價，同時又能保證企業可持續發展的人，出來競爭企業負責人的職位，以更換原來管理不善且定價偏高的企業負責人，這樣無須變動企業資產的所有權，重復設置企業，就能夠有效地達到競爭的節約效果。

　　除了根據生產企業的邊際成本定價外，西方公共經濟學還有一套根據消費者的邊際成本來定價的理論。[ 黃恒學主編：《公共經濟學》（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114頁。]

　　比如，一座不擁擠的橋梁。由于不必為增加一個通過者而增加橋梁的生產，因此，邊際生產成本為零，而且橋梁的消費者的邊際擁有成本也為零。于是，按照西方經濟學的效率準則，在邊際成本為零時，價格也應為零。從而，這座橋的運營效益也將是零，橋的固定成本無法彌補。而收費又會減少通過量，造成社會福利的凈損失。為避免這種福利損失，這類產品應由政府免費提供，用統一征稅的辦法籌集資金，以彌補造橋的直接固定成本。

　　然而，征稅修橋會使不過橋的人也負擔了過橋者的費用，就一定合理嗎？電腦軟件復制的邊際成本極低，是否其價格也要同樣低？若開發成本得不到彌補，是否也應由政府征稅來提供電腦軟件？

　　再比如，一座擁擠的橋梁。當擁擠現象產生時，廠商的邊際生產成本仍然為零，但由消費者承擔的擁擠成本卻增加了。這時如果仍然免費供應，就會出現過度消費。為避免過度消費，當供給量短期內無法增加時，就只有收費。但是，擁擠成本是由消費者而不是生產企業來承擔的，所以不應由生產企業來收費，而應由公共部門來提供這類產品，按照邊際擁擠成本收費。

　　但是，擁擠成本是虛的，窮人負擔得起；而收費是實的，窮人負擔不起。收費的結果使得富人橫行天下，而窮人則寸步難行。此外，以一種成本代替另一種成本就能改進社會福利嗎？而且收取的費用歸誰所享用呢？

　　前些年，中國高速公路塞車時，遭遇要求退還高速公路通行費甚至索賠誤工費及精神損害撫慰金的情況。但是，中國高速公路通行費的收取原則不含減少擁擠的因素，其收費也是為了補償高速公路的建設成本和維護成本，并獲得相應的利潤和利息，收取的是道路使用費用。因此，沒有理由因為出現塞車的情況而退還通行費。當然，也可以根據一些人的要求，而開通不塞車的高速公路，那樣的話，其通行費要根據通行情況來調整，不塞車時收基本費即過路費，將要出現塞車時，加收免擁擠費，而且上不封頂，直到巨額收費能夠擋住眾多車輛，保證進入道路的車輛不擁擠。只不過，那個時候，又有什么人該抱怨了。例如，北京市五環路原本是收費的公路，而且收費后車輛稀疏，道路暢通，但不收費的輔路則擁擠不堪，招來一片怨聲載道。由于建設北京市五環路的是國有企業，所以北京市政府得以順利地收回這條道路，廢除了收費。

　　二、公共物品的定價

　　2006年9月10日時任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表示，中國是世界上所有大國中最缺水的國家，水價不能充分反映水的使用價值，會在老百姓許可和承受范圍之內，通過水價改革還水價一個真實的面孔，但水價的提高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仇副部長沒想到，他的“水價會在老百姓許可和承受范圍之內調整”的說法會引起如此強烈反響和質疑。有報道稱，“百姓可以承受”看似一個非常人性化的標準，實際卻包含了一種帶有掠奪色彩的思維，即根據老百姓的可承受能力來決定漲價幅度，決定從老百姓手中取走財富的多寡。但問題是如果把這些都加在一起，是否早已超出了百姓的可承受范圍？[ 《“百姓可承受”，公共產品就可漲價？》，http://zqb.cyol.com/content/2006-09/26/content_1522586.htm，2014年8月11日。]三年后，在一場“解讀水價問題”的小型論壇上，有專家語出驚人，“不能因為有些人喝不起水，就不提高水價。”專家們認為，跟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水價處在中下水平，“低水價是資助了高收入者，而不是資助了低收入者。”有人質疑，跟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水價的確處在中下水平，但中國老百姓的收入同樣也處于中下水平，這個情況專家們怎么就視而不見呢？雖然高收入者用水較多，但提高水價對他們的生活不會產生太大影響，每月多收的幾十元水費對他們來說簡直就是九牛一毛。而低收入者雖然用水較少，但水價每提高一元，就意味著他們一兩天的菜錢沒了著落。水價的提高不能以傷害窮人的利益為代價。雖然專家稱“弱勢群體”喝不起水的問題不難處理，“城市里的低保戶只要政府想一點辦法就解決了。”事實上，很多城市都對低保戶采取了免收或減收公用事業費的政策，真正喝不起水的是那些雖然家境困難但夠不上低保標準的人。水價提高的話，他們得不到任何補貼。如果提高水價只是為了喚起公眾節約用水的意識，那大可按用水量制定價格等級，對用水較多的家庭提高收費標準，對用水不多的低收入家庭則可適當減收。這樣既不會影響低收入家庭的正常生活，也達到了提高水價、鼓勵市民節約用水的目的。水價關系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不能僅由供水企業說了算。水企虧損應該多從自身找原因，削減不合理成本，而不是把負擔轉嫁到消費者頭上。水價的成本也應當向公眾公開，否則在信息不透明的情況下，容易引發公眾的質疑。[ 《專家爆料:不能因為有人喝不起水 就不提高水價》，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07/18/content_11729448.htm，2014年8月10日。]

　　上述爭議反映了經濟部門的官員和相關專家對于政治經濟學原理的無知，不知道何為使用價值、何為價值，不明白如何判斷水價的高低。

　　其實，亞當·斯密早就感嘆過，水的使用價值很高，但交換價值很低。而這只不過是因為，“作為使用價值，商品首先有質的差別；作為交換價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別，因而不包含任何一個使用價值的原子。”[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頁。]“物的有用性使物成為使用價值。”[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頁。]“使用價值或財物具有價值，只是因為有抽象人類勞動對象化或物化在里面。”[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頁。]因此，水價的高低不能看水的使用價值有多大，因為這兩者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水價的高低只能看水的生產過程中物化了多少抽象人類勞動，也就是說，水的生產費用是多少。如果水價已經充分表現了水的生產費用，那么即便這個價格很低，那也是公平的價格，談不上資助了高收入者，至多只能算沒有剝奪高收入者。更重要的是，城市居民關心的水價是自來水的價格，而不是礦泉水的價格，也不是高原雪山或小分子團水的價格。而后面這些種類的水才是高收入者的飲用水。因此，即便提高自來水的價格，但是只要不相應地提高礦泉水等的價格，也談不上剝奪高收入者，而只會相反地剝奪了以自來水為主要水源的中低收入者。這時，即便對于低保戶采取了免收或減收公用事業費的政策，使其飲用水的費用沒有因為自來水價格的普遍上漲而增加。但是，低保戶消費的其他商品的價格卻可能因為水價的上漲而上漲，只要水是這些商品的生產要素之一，如豆漿等。這樣一來，低保戶的總體消費水平仍然會受水價上漲的影響而有所下降。

　　另一方面，由于國內外水的生產費用不同，也無法直接比較水價，更不能用沒有反映真實價值比率的匯率所折算的價格來進行不同國家水價的比較。即便是在實物貨幣時代，“貨幣的相對價值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較發達的國家里，比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太發達的國家里要小。”[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45頁。]也就是說，發達國家的物價會偏貴，自然地，欠發達國家的物價不能直接與發達國家看齊。而要相對地比較水價的高低，就要將各國水價與各國計算消費品物價指數的一籃子商品的整體價格進行對比，誰的比值高，誰的水價才相對偏高。

　　更重要的是，飲用水是人們生來就有權享用的公共物品。那些主張置別人于喝不起水的境地的人，是殘酷的剝削和壓迫階級的代言人，是應當被人民群眾起來打倒的對象。作為公共物品的飲用水應當以極低的價格，甚至免費提供，就像空氣不收費一樣，而水的生產成本則由稅收來彌補。有人會說，水資源十分寶貴，廉價提供會導致水資源的浪費。然而，水資源的浪費并沒有浪費在水的飲用上，而是浪費在其他地方，比如不節水的洗車和工業上耗水量大的落后工藝上。因此，應當考慮把飲用水的供應，與水的其他消耗區分開來，直接限制耗水量大的落后工藝，及其他浪費水資源的行為。根據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上的數據資料，2013年全國生活用水760億立方米，只相當于工業用水量的一半。因此，要漲水價，應當去漲工業用水和服務業用水。在這一問題上，西方經濟學基于自由市場的價格調節法是很難發揮作用的。這是因為，成本的提高會轉嫁到商品的價格上，對于耗水量大的企業的限制十分有限。只有采用公有制經濟模式，對耗水大戶實行國有化，并責令其負責人改進工藝，降低水的消耗。同時，注重采用教育的方式，尤其是官員們以身作則的方式，而不是用提高水價來進行懲罰的方式，來引導全體人民注意節約用水。

　　三、公共資源的定價

　　土地其實也是公共物品，但是城市里的居民并不是直接消費土地的，而是與住宅連接在一起消費土地，因此，我們把土地作為生產和消費的前提條件即資源來看待，并探討此公共資源的定價。

　　馬克思指出，未開墾的土地沒有價值，因為沒有人類勞動對象化在里面。[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頁。]他還進一步指出，如果生產資料本身不是人類勞動的產品，那么，它只是充當使用價值的形成要素，而不是充當交換價值的形成要素。一切未經人的協助就天然存在的生產資料，如土地、風、水、礦脈中的鐵、原始森林中的樹木等等，都是這樣。[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頁。]

　　因此，單純作為資源的土地，本身是沒有價值的，也談不上定價。但是，在現實社會中，目前的土地都是有價格的，這只是由于土地所有權的存在，使得土地可以帶來地租，而地租的資本化就是土地的價格。

　　地租的存在，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是由于資本家只應當獲得一般利潤率。如果以土地為主要資產的收益高于一般利潤率，那么超過的部分就要轉化為地租，歸地主所有。

　　當前，中國房地產開發商霸占了富豪排行榜前列的位置，就在于他們的利潤率遠遠超過了一般利潤率，他們支付的地價遠低于應當支付的地價。

　　據報道，廣州在2011年要完成的保障性住房的目標為8.4959萬套，年度投資總額約需118億元，其中，市、區財政投資約52億元，各項目業主利用自有資金或銀行貸款解決66億元。這意味著，每套保障房所需投資平均不過13.9萬元。按照廣州市2010年新建住房13074元/平方米的均價和新建住房價格漲幅可以低于全市年度生產總值增幅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的規定來看，每套保障房所需投資只不過是10平方米新建住房面積的市場價。如果按每套保障房面積平均60平方米計算，這意味著地價占房價的比重應當在80%以上。而開發商抱怨地價過高時，地價占房價的比例遠低于80%，因此，按照合理而科學的地價與房價的原理來判斷，目前地價占房價的比重也不是高了而是低了，開發商的確攫取了大量本來應當歸為地價的利益。[ 余斌：《45個十分鐘讀懂<資本論>》，東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135頁。]正是由于土地這樣的公共資源的定價過低，才使得開房商和炒房團暴富，并使得用于公共服務的財力不足，進而成為一些人要讓國有企業為開發商的暴利背黑鍋，迫使國有企業私有化來殺雞取卵地彌補公共財力的不足。

　　另一方面，當資源類企業盈利過低時，公共資源的定價并不應當跟著下降。正如沒有地租就意味著土地所有權的實際廢除一樣，公共資源的定價偏低也意味著公共財富的流失。為此，需要詳細分析資源類企業盈利過低的原因，如果是因為生產過剩導致盈利不足，那么，恰恰需要提高資源定價來限制生產；如果是因為加工深度不夠，巨額利潤被境外的深加工企業獲得，那么也需要提高資源定價，收回境外企業掠走的資源租金。但是，這些做法的前提，是保證公共資源的公共所有權。然而，在市場化、私有化和追求GDP的改革中，我國的公共資源，一方面大量廉價地讓給私人資本，甚至外資；另一方面，被過度利用，導致資源類產品價格偏低。“過去多年，中國以僅占全球總儲量23%的稀土儲備向世界供應了95%的稀土產量，不僅價格低得猶如‘黃金賣了土豆價’，而且由于開采技術含量低，盲目開采，以致造成國內巨大的環境成本。當中國意識到問題嚴重開始限制稀土出口時，美日歐卻極為不滿，尋找大量證據來起訴中國，最后如其所愿，使得中國在稀土案中敗訴了。”[ 《中國稀土案敗訴“敗”在哪兒？》，http://newpaper.dahe.cn/dhb/html/2014-04/03/content_1052999.htm，2014年8月12日。]對此，中國有可能征收資源稅替代出口稅。[ 《稀土案敗訴 中國或征收資源稅替代出口稅》，http://www.chinagb.org/Article-303248.html，2014年8月12日。]但是，資源稅代替不了資源定價，而且稅收是政府的財政收入，歸政府所有，但公共資源收入應當歸公共資源的所有者即全體人民所有。這兩種所有權并不相同，不能混淆。

　　鑒于“日本在購得大量稀土后，并不急于使用，而是將之存于海底，以應對未來能源之所需。美國是僅次于中國的第二大稀土資源國，但是美國儲而不采，采取只探不采的策略”，[ 《中國稀土案敗訴“敗”在哪兒？》，http://newpaper.dahe.cn/dhb/html/2014-04/03/content_1052999.htm，2014年8月12日。]稀土資源的定價應當高到，或者使日本不再儲備稀土，或者使美國轉而開采本國稀土的程度。

　　還需要指出的是，沒有必要實行國內外兩種不同的資源定價。如果國內價高于國外價，那等于是向外白白輸送利益，使國內企業處于競爭劣勢；如果是國內價低于國外價，那只能引發向外走私的行為，并且使國內加工企業通過向外出口低價的半成品而輸送利益，或者相比其他行業而少勞多獲。

　　（未完待續；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基金：2013年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年度項目一般項目《馬克思主義風險社會理論與北京市當前社會風險治理研究》13KDB007[宋憲萍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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