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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公共定價，是指公共經濟活動中的相關價格的確定。其中，大量的公共定價問題與人民群眾生活直接關聯。作者此文主要運用政治經濟學原理，探討了對于公共物品（如自來水等）、公共資源（如土地等）、公共服務（如公共醫療、教育等）和國有企業（資產轉讓及買斷工齡等）價格的確定問題。全文共五個部分，此篇為后兩個部分。

　　四、公共服務的定價

　　據報道，國務院頒布的《訴訟費用交納辦法》于2007年4月1日起正式實施，4月2日是新規實施后首個工作日。由于新辦法大幅度降低訴訟費，致使當年前三個月不少“憋著不起訴”的案件涌入法院，加上不少終于“打得起”官司的案件加入，4月2日當天南京各法院均呈現出訴訟高潮。[ 《法院訴訟費4月起大幅降價 南京法院立案暴漲2倍》，http://news.sohu.com/20070403/n249152879.shtml，2014年8月12日。]這意味著公共服務定價是否合理，甚至直接影響到人們對于公平正義的追求。

　　馬克思曾經提到，正如亞•斯密所指出的，這些非生產勞動者的服務的價值是通過并且可以通過決定生產勞動者的價值的同樣方法（或類似方法）來決定的。“這就是說，由維持他們的生活或者說把他們生產出來所必需的生產費用來決定。”[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頁。]因此，當法官們已經領取工資，獲得了把他們生產出來所必需的生產費用后，就不應當再收取高額的訴訟費。訴訟費用應當僅僅包括法律文書的紙張費等物資消耗費用。

　　當前，中國民眾頭疼的一個高價的公共服務，是醫療服務。一方面，醫生的收入已經遠遠高出把醫生生產出來的費用；另一方面，醫院和醫藥企業都成了盈利機構，人們為了獲得公共醫療服務，不得不向各路資本支付高額利潤。對此，應當把醫生像法官一樣養起來，然后像降低訴訟費一樣，降低診療費。同時，要大力培養更多的高水平的醫生、創辦更多的醫療機構，并利用公有制經濟的制度優勢，要求不以利潤為追逐目標的公有制藥企為人民群眾生產廉價高效的藥物。在古巴，醫療不是商品；[ [古]菲德爾·卡斯特羅著，徐世澄等譯：《總司令的思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頁。]按人均計算，那里的教育家、醫生和體育教師的指數是世界上最高的。[ [古]菲德爾·卡斯特羅著，王玫等譯：《全球化與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9頁。]古巴能做到的，我們沒有理由做不到。

　　有些公共服務是與公共資源結合在一起的。例如，管道煤氣的服務。因此，這里的定價涉及兩個方面，一個是煤氣的資源的定價，一個是把煤氣資源輸送到居民家庭的服務的定價。在2001年8月某市管道煤氣價格改革聽證會上，對管道煤氣公司的經營成本進行了認定。其中，將經營成本中的員工工資按當地社會平均工資進行了計算。[ 朱柏銘：《公共經濟學》，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84-85頁。]這種計算方法是不妥當的。因為該公司提供的是公共服務，其工資和福利水平應當參照同樣是提供公共服務的公務員的工資和福利水平來確定，不應當與其他刻意壓低員工工資水平去追逐企業主私利的私有企業中的工資水平去比較，除非當地公務員的工資和福利水平是參照當地社會平均工資和福利水平來確定的。

　　西方公共經濟學認為，對于具有非競爭性和排斥性的混合產品，例如有可能會出現擁擠的道路和橋梁，既可以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市場提供。前者是由政府財政預算提供，消費者免費使用；后者是設卡收費，由使用該產品的消費者負擔路、橋的成本費用。到底采用哪種提供方式，要對稅收成本、稅收效率損失與收費成本、收費效率損失進行比較后，擇優而定。[ 黃恒學主編：《公共經濟學》（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120頁。]但是，政府部門也可以設卡收費，或者交由公有制企業來設卡收費。但與私人資本要求利潤不同，前兩者可以不要求利潤，只收回必要勞動部分就行。因此，即便前兩者的成本偏高（由于注意保護勞動者權益，不對勞動者進行殘酷剝削，前兩者的成本偏高是必然的），但只要低于后者的成本加利潤，就能夠給消費者提供一個低于后者的服務價格。因此，要比較采用哪種方式更好，只能比較消費者最終支付的價格。

　　關于公共教育，西方公共經濟學認為，受到良好教育的公民使全社會都受益，這種利益是不可分的，但受到教育的公民也直接受益，這部分利益又是可分的。在市場機制下，人們按照本人獲得的利益所決定的購買量，會導致效率損失。為了經濟效率的實現，政府可以直接提供這一準公共產品，以較低的價格鼓勵人們增加消費。幾乎每個國家的政府都參與對教育的直接投資，但一般只提供基本的義務教育。其原因在于，公民達到基本的文化程度，對整個社會意義更為重大，而教育程度越高，越是更多地體現為直接受到教育的公民受益。[ 黃恒學主編：《公共經濟學》（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頁。]

　　但是，政府提供公共教育，也需要經費支出。如果這些經費來源于稅收，而人們由于納稅的緣故，可支配收入減少，其對教育的消費未必增加，除非政府強加以受教育的義務。實際上，政府提供公共教育，也是在進行轉移支付，讓有能力的人為沒有能力消費教育的人支付費用。只不過，中國的義務教育還遠沒有做到免費提供的程度。而某官員甚至聲稱：“教育就像買衣服，買不起就不要買”。[ 《窮人和富人不可能享受同等教育？“大實話”尷尬了誰》，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1/06/content_12764385.htm，2014年9月16日。]在此思想指導下，中國教育資源的配置嚴重不均衡，導致了高額的擇校費或相關的學區房開支等費用。

　　另外，所謂受到良好教育的公民使全社會都受益的那種利益也是可分的。當英國政府在1843年的議會會議上要使徒有其名的義務教育生效時，工業資產階級傾其全力來反對，盡管工人堅決表示贊成。[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4頁。]這是因為，這種義務教育會妨礙大批兒童在資本家的工廠里做工，使資本家難以榨取兒童的血汗。當年英國工人不斷要求議會建立純世俗的公共教育制度，而把宗教教育交給各教派的神職人員去管，但是當時沒有一屆內閣同意采取這類措施。這是必然的。內閣大臣是資產階級的馴服的奴仆，而資產階級又分成無數的教派；每個教派都只有在他們能夠使工人同時接受這個教派所特有的教條作為抗毒素的時候，才同意工人受教育，否則，讓工人受教育是危險的。因為這些教派至今還在為爭奪最高的統治權而爭吵，所以那時的工人階級就只好暫時不受教育了。[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5頁。]不過，當時也有資本家意識到，“如果不教育工人（即教育他們服從資產階級），他們就會片面地從邪惡的自私自利觀點來看問題，并且容易被狡猾的煽動家所誘惑；他們甚至還會用忌妒和敵對的眼光來看待他們的最好的恩人——那些儉樸的富于進取心的資本家。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正確地教育他們才行，否則國家就要破產，其他災禍就要發生，因為工人的革命將是不可避免的。”[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5頁。]而這也是后來工人階級得以受些教育的原因。而資產階級也的確在“技術學校”中消除了無產階級的影響，并把它們變成在工人中間傳播對資產階級有利的科學知識的機構。在那里講授的是自然科學，這些科學能使工人脫離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或許還能使他們掌握從事發明的手段，以增加資產階級的收入。[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3頁。]

　　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只提供基本的義務教育了，那只是為了使資本家節省培訓費用，為他們提供合用的、馴服的勞動力。當然，“如果說，在美國的幾個州里，‘高一級的’學校也是‘免費的’，那么，事實上這不過是從總稅收中替上層階級支付了教育費用而已。”[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7頁。]

　　而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對所有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頁。]則是《共產黨宣言》中曾經提出的重要措施之一。新中國成立并在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之后，我們不僅應當也完全有實力這樣做。

　　五、國有企業與工齡的定價

　　國有企業的定價問題，是國有企業私有化的產物。正是因為國有企業在私有化時定價過低，才會出現國有資產流失、腐敗嚴重、社會矛盾激化等問題，并且使得毫無經驗的中國資本家的財富增長速度大大快于歐美國家的資本家。

　　在私有化的市場經濟中，企業的價值就在于給資本家帶來剩余價值。由于工人必須為資本家提供剩余勞動，使資本家不斷地積累財富，因此，企業的價值必然大于企業資產的價值。從哲學上講，整體大于部分的和。因此，那些把國有企業的各個資產單獨評估后，再加總給國有企業定價的方法，必然會低估了國有企業的價值。

　　另一方面，西方金融學給資產定價的法則是馬克思提到過的資本化。“人們把每一個有規則的會反復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來計算，把它算作是按這個利息率貸出的一個資本會提供的收益，這樣就把這個收入資本化了；例如，在年收入=100鎊，利息率=5%時，100鎊就是2000鎊的年利息，這2000鎊現在就被看成是每年取得100鎊的法定所有權證書的資本價值。”[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8-529頁。]這也就是說，如果一家國有企業每年能帶來100萬元的利潤，那么在利息率=5%時，它的定價就應當是2000萬元，哪怕它的凈資產還不到1000萬元。而這個定價，還是偏低了的。這是因為，國有企業的工資水平高于私有企業，一旦國有企業轉變成私有企業，其工資水平必然下降，利潤水平必然相應提高。2010年7月，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2009年度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調查報告。根據該報告，2009年全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18199元，而國企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35053元。《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發現，上述數據表明私企平均工資比國企低48%。[《私企年均工資僅國企一半 專家稱10年都難追上》，http://business.sohu.com/20100723/n273703190.shtml，2014年8月12日。]因此，如果說國企100萬元的利潤，對應于100萬元工資水平，那么國企私有化后，隨著工資減少一半，利潤將達到150萬元，從而企業的定價就應當達到3000萬元。這表明，即便國企是虧損的，只要其工資水平在私有化后會大大下降，其定價也是可以大于零。更何況，任何一個虧損的企業，其定價也不應低于其資產的變賣價格。因此，如果將國有企業私有化給私人資本或外國資本，其最合適的定價是讓私人資本或外國資本覺得是可買可不買的雞肋。

　　但是，對于國有企業的職工來說，國有企業另有一番價值。在國有企業中，勞動者多少能夠為自己完成一些積累，能夠使自己活得有些尊嚴，活得像一個人，而不只是一臺會說話的機器，一種生產要素。在市場經濟的荒漠里，國有企業就是一片綠洲。

　　而在現實中，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定價則毫無任何理論底線可言。例如，2005年，當私營企業建龍鋼鐵首次開始參與國有企業通化鋼鐵改制的時候，在雙方評估資產時，通鋼的1、2、3號三座尚在生產的高爐被作價為零。通鋼的土地也被作價為零。通鋼的專利權、非專利技術、商標權等50年來積累的無形資產全部作價為零。整個廠區的全部生產設備作價僅為900萬元。與此對應的是，建龍之前7000萬元購進的小高爐，則被作價10億元入股。2005年9月，改制后的通鋼開始大幅減員，30年工齡以上的職工全部下崗，共有7000人被內退、被下崗。事前既無通知，也沒有召開職代會表決，完全被蒙在鼓里的時候，其命運已經被人改變。留下來的一般員工的月收入也比改制前有了明顯下滑。[ 《評天則經濟研究所“反國企”報告：漏洞百出的“研究”》，http://news.hexun.com/2011-09-07/133193484_4.html，2014年8月19日。]

　　與國有企業的定價一樣，工齡的定價也是國有企業私有化的產物。在國有企業的改革中，我們經常會聽到買斷工齡的說法。雖然在中國的法律與法規中并沒有“買斷工齡”一說，但國有企業與職工協商或強行協商解除勞動關系并進行一定的經濟補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買斷工齡”。而勞部發〔1994〕481號文件《違反和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辦法》就是給“買斷工齡”提供的法律依據，其補償標準也就是工齡的定價標準。

　　按照這個定價標準，因企業的原因要與職工解除勞動合同的，應該按“勞動者在本單位工作的年限，工作時間每滿一年發給相當于一個月工資的經濟補償金。”假設2004年重慶市某被企業單方面解除勞動合同的職工，55歲，本企業工齡35年，前12個月企業的平均月工資為800元。那么經濟補償金：800元×35=28000元。該職工55歲，還應該繼續繳納5年的養老保險金和醫療保險金。而重慶市2004年的社會平均工資為14357元。按照個人繳納養老金的比例為18%、繳納醫療保險金的比例為7%，也就是說該職工在2005年應該繳納14357元×(18%+7%)=3589.25元。我們再假設，從2005年起，直到2009年止，重慶市的社會平均工資都不增加，保持在14357元的水平，那么，從被“買斷工齡”那一年起，該職工為了繼續繳納養老保險金和醫療保險金，直到法定退休年齡為止，他共需支付3589.25元×5=17946.25元。而他通過“買斷工齡”得到的經濟補償金只有28000元。用28000元減去17946.25元，留給他和他家人5年的生活費只剩10053.75元，平均每年2010.75元，平均每個月167.56元。比重慶市主城區最低生活保障還要低約30元。——此例中所舉的企業平均月工資800元不是最低的、也不是最高的，月工資比800元還低的企業有的是。由此人們有理由懷疑勞部發〔1994〕481號文件《違反和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辦法》到底是要保護誰的利益？[ 《說說“買斷工齡”的法律依據》，http://www.lawtime.cn/info/laodong/ldzyqtldzy/2011011994679.html，2014年8月12日。]

　　在這里，最關鍵的是，工作時間每滿一年發給相當于一個月工資的經濟補償金，是根據什么原理來制定的呢？看來是根據工作時間每多一年，重新找工作需要多花一個月的時間來規定的，那么如果此人在35個月后還沒有找到工作，在他可以領取養老金之前的這段時間該如何維持他的生活呢？更重要的是，即便此人在35個月內能夠找到工作，這種工齡定價標準也是不合理的，它只適用于私人企業和外資企業的雇傭工人，而不適用于國有企業尤其是老國有企業的職工。

　　對于老國有企業的職工來說，買斷工齡是讓他們從企業的主人翁降為資本的雇傭奴隸，是贖回他們在國有企業曾經的貢獻。因此，工齡的定價至少要按他們對國企的貢獻來計量，不能隨便設定年工資的十二分之一這么低的比例來計算。而國有企業職工對國有企業的貢獻，要看他們以往提供的剩余勞動的多少而定。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每年提供的剩余勞動絕對大大超過年工資的十二分之一。

　　馬克思曾經指出，“如果1000鎊資本周期地（例如每年）創造剩余價值200鎊，而這些剩余價值每年又都被消費掉，那就很清楚，同一過程重復5年以后，所消費的剩余價值量=5×200，也就是等于原預付資本價值1000鎊。如果年剩余價值只是部分地被消費掉，例如只消費掉一半，那么，在生產過程重復10年以后，也會產生同樣的結果，因為10×100=1000。總之，預付資本價值除以每年所消費的剩余價值，就可以求出，經過若干年或者說經過若干個再生產期間，原預付資本就會被資本家消費掉，因而消失了。資本家認為，他所消費的是他人無酬勞動的產品即剩余價值，而保存了原資本價值，但這種看法絕對不能改變事實。經過若干年以后，資本家占有的資本價值就等于他在這若干年不付等價物而占有的剩余價值額，而他所消費的價值額就等于原有資本價值。誠然，他手中握有一筆數量沒有改變的資本，而且其中一部分如廠房、機器等等，在他開始經營的時候就已經存在。但是，這里問題在于資本的價值，而不在于資本的物質組成部分。如果某人借了等于自己全部財產的價值的債務而把全部財產耗盡，那么他的全部財產正好只代表他的全部債務。同樣，如果資本家把自己預付資本的等價物消費掉，那么這些資本的價值不過只代表他無償占有的剩余價值的總額。他的原有資本的任何一個價值原子都不復存在了。”[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7頁。]

　　這個政治經濟學原理對于國有企業同樣適用。如果政府或其他部門從國有企業得到的上交的稅利和其他利益，超過同等的私人資本或外國資本上繳的稅費，且超過的部分大于歷年來對于該國有企業的原始投資和追加投資，那么該國有企業的資產，也只是對國有企業工人的欠債而已。事實上，1953年至1957年，鞍山鋼鐵聯合企業向國家提供的利潤和稅收累計超過了同期的建設投資。[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1卷），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第172頁。]以后的國有資產，基本上都是由國企職工們的剩余勞動形成的。

　　對于這樣的國企，如果要買斷國企老職工的工齡，就要將該國有企業集體化，變成國有企業職工的集體財產，還要補償歷年來從該國企轉移出去的償還完國家投資后繼續上繳的利潤部分。這才是對國企老職工工齡的合理定價。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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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利娜：《公共品定價理論評述》，載《東岳論叢》2012年第1期。

[10]楊全社、王文靜：《西方公共定價理論——發展脈絡及最新進展》，載《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

　　（全文完；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基金：2013年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年度項目一般項目《馬克思主義風險社會理論與北京市當前社會風險治理研究》13KDB007[宋憲萍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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