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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幾個月，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一書在學術界引起了巨大反響和熱議。其主要價值就在于，指出了過去三四十年為現代主流經濟學所極力宣揚的經濟政策存在的重大缺陷：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并不能解決收入分配差距問題。從而引發了對現代主流經濟學體系缺陷的反思：由于缺乏合理的收入分配理論而無法解決現實社會經濟問題。

　　一、純粹市場機制無法解決分配正義

　　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中分析了自18世紀工業革命至今的財富分配數據，它表明，不加制約的資本主義導致了財富不平等的加劇，自由市場經濟并不能完全解決財富分配不平等的問題。顯然，這一結論對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市場信條構成了巨大挑戰。

　　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市場信條表現為：（1）市場主體是同質的原子個體，它們根據有利于自身的功利原則采取行動而不受外來干預，因而市場交換是平等自由的；（2）激烈的市場競爭使得市場主體在供求平衡處交換以獲得各自的最大化剩余，因而市場交換結果是公正的；（3）市場主體因勞動能力的差異而產生收入差距，但收入差距拉大到一定限度在滴流效應的影響下就會出現縮小的趨勢，因而就不需要政府的干預。也就是說，在現代主流經濟學看來，自由市場賦予了每個市場主體參與競爭的公平機會并可以獲取與其貢獻相稱的報酬。正因如此，“主流”經濟學家往往極力推崇自由市場機制，為現實收入差距辯護，反對縮小這種收入差距的政府干預。

　　然而，大量的歷史資料卻表明，現實市場呈現出的往往不是最終走上共同富裕的滴流效應，而是“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馬太效應。皮凱蒂的數據就表明，2012年1%的美國家庭聚斂了22.5%的國民收入，這是自1928年以來最高的比例；同“鍍金時代”末期的1913年相比，目前最富有的10%的美國人擁有的財富超過國民財富的70%，而這其中又有一半被頂層的1%所擁有。之所以如此，如皮凱蒂指出，自由市場經濟使得高層管理者的收入是“由他們自己來決定的”。而其中的原因又在于，在過去半個世紀間，崇尚市場自由競爭的新自由主義學說更全面地支配了經濟學說和西方社會的經濟政策。

　　那么，純粹市場機制為什么會衍生出如此強盛的馬太效應呢？皮凱蒂主要從資本或財富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變化角度加以說明：只要資本回報率大于經濟成長率或總收入增加率，資本份額必然增加，收入分配也就會越來越不平均。皮凱蒂的分析也證實了這一點：在可以觀察到的300來年左右的數據中，投資回報率平均維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年增長率則為1%—2%。結果，在100年的時間里，資本所有者的財富增長了128倍，而整體經濟規模卻只增長8倍。

　　這些分析啟示我們重新審視現代主流經濟學所認定的“不平等會自動縮小”的倒U型收入分配規律。實際上，庫茲涅茨基于早期數據認為收入差距變化曲線中前后不同變化趨勢受不同因素影響：（1）收入差距變化曲線中前一段的擴大主要源于自發市場的馬太效應，這種馬太效應最終會導致社會收入分配兩極化；（2）收入差距變化曲線中后一段的縮小主要源于社會干預的轉移效應，這種社會干預主要促使弱勢者的力量聯合和直接的立法來保障弱勢者的基本訴求。在很大程度上，馬太效應隨著自由市場政策的推行而越發明顯，美國社會情形就典型地呈現了這一變化：從二戰結束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西方各國都比較關注民生問題，此時窮人與富人一樣分享了經濟增長的收益，低收入、中等收入以及中高收入的美國家庭的實際收入都增加了一倍；但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物競天擇”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開始盛行，結果此時幾乎所有提高的家庭收入都跑到最富裕的1/5人口手上去了，而大多數美國人的情況卻變糟了，最富裕1%的美國人所擁有的全部私人財富從1982年的34%迅速提高到1992年的42%。（邁克爾·桑德爾：《民主的不滿》，曾紀茂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4頁）正因如此，保羅·克魯格曼在《紐約書評》上發表了長篇書評稱“我們正身處一個新的‘鍍金時代’”。

　　二、純粹市場機制難以促進社會流動

　　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中還指出，在典型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的制高點主要不是由財富而是由繼承的財富決定，子女的社會經濟地位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因而出身要比后天的努力和才能更重要。為此，克魯格曼說：“它告訴大家，我們不僅已經踏上了收入水平回歸十九世紀的道路，而且還正在向‘世襲資本主義’回歸。在‘世襲資本主義’時代，經濟的制高點不是掌握在有才華的個人手中，而是被家族王朝所主宰”。顯然，這一結論也對現代主流經濟學的資本主義信條構成了巨大挑戰。

　　現代主流經濟學的資本主義信條是：（1）市場機制體現了人權的平等和自由，人人從市場競爭中獲利又體現了市場的博愛精神，市場經濟也就體現了資本主義革命的偉大口號：自由、平等、博愛，因而自由市場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2）代際利他主義促使了資本的代際積累，這不僅為金融資本的投資提供了資源，而且也有助于提高勞動生產力而使得工人獲得更高，因而滴流效應會引起收入從資本所有者手中轉移到工人群體的再分配；（3）自由市場使得每個人能夠充分發揮其才能，憑借自身的努力而獲得自我實現，因而會促進社會階層的流動和遷移。也就是說，在現代主流經濟學看來，不僅資本主義市場就是自由市場，而且市場經濟也就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正因如此，“主流”經濟學家往往極力推崇資本主義制度，不僅把美國視為自由市場經濟的典范，而且將依靠自身才能和努力以實現自我價值視為“美國夢”的實質。

　　然而，大量的歷史資料卻表明，至今為止人類社會的收入和財富結構基本是穩定的，最富者的生活水平是僅靠勞動生活的人無法企及的。皮凱蒂的分析表明，由于總收入層級由非常高的資本收入主導，尤其是繼承資本導致了一個“超級世襲社會”。事實上，在迄今為止的人類社會中，社會權力和金錢權力往往是相互支持和相互滲透的，從而導致財富不斷向社會強權者和金錢強權者流動和集中，從而強化了等級森嚴的社會階層的存在。例如，2013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研究人員研究了自公元1170年諾曼人征服英國以來牛津和劍橋兩所大學的學生名冊，結果就顯示，盡管八百多年來，英國經歷了宗教戰爭、革命、工業革命、實施民主和福利國家等重大變革，但當年跟著威廉二世來到英國的諾曼人大姓“達希”、“蒙哥馬利”、“裴希”、“曼德威”經過了二十七代后依舊是牛津、劍橋或是法界、醫界以及政界的常客。也就是說，英國的社會階層構成800多年來幾乎未改變，2012年的英國與前工業時代相比只是人口的流動性加大，而上層和中下層社會之間并未改變。

　　即使在崇尚自由競爭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社會遷移率也非常低。例如，20世紀80、90年代的數據就顯示，約36%的父母處于財富分配最后5名的兒童成年后仍處于財富分配的最后5名，36%的父母處于財富分配前5名的兒童成年后仍處于財富分配的前5名。（理查德·威爾金森和凱特·皮克特：《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導致社會問題》，安鵬譯，新華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153頁）在很大程度上，社會遷移性往往與收入差距密切相關：收入差距越大，社會遷移率越低；同時，自由放任政策往往又會導致收入差距的拉大，因而自由市場的推行往往伴隨著社會遷移率的下降。美國的二戰后發展史就清楚地反映了這一點：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經濟干預政策使得美國社會的收入差距逐漸縮小，此時社會遷移性也處于上升狀態；但是，從80年代開始，自由放任政策使得美國社會的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其社會遷移性也急速下降。相關的研究結論也出現在英國等發達國家，正是由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自由放任政策的普遍實行，導致西方社會的社會遷移性不斷下降，兒女未來的收益和地位越來越依賴于父輩和家庭。為此，杜格和謝爾曼曾寫道：“有一種神話認為人們可以通過勤勞而致富，可以在競爭市場上取得成功。但資料顯示，在美國致富的最佳途徑是有一個富有的爸爸。”（威廉·M·杜格、霍華德·丁·謝爾曼：《回到進化：馬克思主義和制度主義關于社會變遷的對話》，張林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頁）

　　更為嚴重的現象是，越是崇尚自由競爭的社會，社會遷移率往往還越低。例如，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經濟學家布蘭登和其同事在美、英、德、丹麥、挪威、瑞典、芬蘭以及加拿大等8個國家中計算兒子出生時父親收入與兒子30歲時收入之間關聯的社會遷移，結果就表明，美國的社會遷移性遠遠低于其他國家，英國也比其他國家低很多，而歐洲的社會遷移性則相對較高。（理查德·威爾金森和凱特·皮克特：《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導致社會問題》，安鵬譯，新華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152頁）同樣，《紐約時報》在2012年的一篇文章也指出，最近5項獨立研究發現美國社會流動性低于加拿大和西歐。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美國社會更崇尚自由競爭和優勝劣汰，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崇尚市場自由競爭的自由至上主義更全面地支配了美國社會；結果，自由經濟政策使得美國的收入差距比大多數發達國家都大，而美國社會的階層結構也比絕大多數發達國家更為堅固。顯然，這些數據揭示了與流行的“美國夢”截然相反的現象。所以，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說，“視這個國家為充滿機遇的‘美國夢’越來越蛻變為由軼事和故事所強化而不是由數據所支持的一個夢想、一個神話。現在美國人從底層奮斗到上層的機會少于其他發達工業國家的人們。”（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價》，張子源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14年版，序言第Ⅹ頁）

　　三、現代主流經濟學缺乏收入分配理論和政策

　　基于社會不平等和收入差距日益擴大這一資本主義現實，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中提出一系列的解決建議：征收15%的資本稅、把最高所得稅提到80%左右、強迫銀行提高透明度、提高通貨膨脹，等等。尤其是，皮凱蒂著重強調在全球范圍內對收入和資產實行累進稅制，其主要作用有三：（1）以最為公平的方式為公共服務、社會保險和教育機構籌資；（2）縮小市場和私有財產制所帶來的貧富差距，特別是限制社會階層頂端的收入及資產的過度集中；（3）使收入和資產變化透明化、公開化。顯然，這些主張與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和政策完全背道而馳。

　　事實上，每當社會收入分配處于嚴重失衡狀態之時，收入分配和分配正義往往就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一系列相關政策也會得以提出。從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的角度看，19世紀上半葉的西歐和19世紀下半葉的美國充分顯示了這一點：這兩個歷史階段都是經濟發展極為迅速而收入分配迅速拉大的時期；面對上述具體的現實社會困境，如何將社會正義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以促進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往往就成為當時經濟學大師們所思考的核心問題。

　　然而，盡管經濟學說史中存在大量有關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理論思考，但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現代主流經濟學就通過邊際生產力理論而將分配理論嵌入到生產理論之中，從而實際上否定和取消了收入分配理論的研究。事實上，根據邊際生產力分配原則的生產具有這樣兩大特征：（1）市場競爭使得各生產要素所獲得的報酬正好等于其貢獻，因而市場經濟中的初次收入分配是符合正義的；（2）市場精神使得稀缺性資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從而是具有效率的。既然完全競爭市場經濟中的初次收入分配是正義的和有效的，那么，學者關注的重點應該在于如何完善市場機制以更好地實現機會正義和配置效率，而非關注市場以外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及所謂的社會正義問題。

　　同時，正是由于市場收入被視為是正義的，私有財產也就成了神圣不可侵犯之物，政府不能根據社會發展需要進行征稅。在現代主流經濟學看來，人們之所以愿意交稅，僅僅是為了換取政府的服務（提供公共品或安全保護），而超過服務之外的稅負都是不正義的。正是基于效率、正義和自由三方面為自由市場和私有財產進行辯護，現代主流經濟學就看不到生產與分配之間的性質差異，看不到收入與貢獻之間的脫節，看不到分配對生產的影響，從而也就看不到現實市場中日益嚴峻的社會問題。相應地，現代主流經濟學就無法為公共財政尤其基于收入再分配的財政政策提供理論支持，反而對累進制稅收、轉移支付等強制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持強烈的反對態度。

　　事實上，傳統財政理論的基礎在古典經濟學，它對公共品的供給水平是基于社會成本-收益原則進行評估的，而為之提供的資金則是按照“與支付能力相一致”的公平原則進行征稅。但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后，由于新古典經濟學把私有財產視為正義的，而把每個人所獲得的政府公共服務量可以看成是相同的。因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就傾向于簡化稅制乃至鼓吹單一的比例稅制，最極端的實踐情形則是撒切爾試圖恢復封建時期的人頭稅。從歷史實踐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在20世紀60—70年代，西方各國的轉移支付得到最迅速的提高，此時收入的不平等也獲得普遍下降；但是，在20世紀80—90年代，西方各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開始上升，而再分配轉移的增長卻沒有那么迅速。之所以如此，就在于20世紀80年代后，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開始占據了支配地位。

　　四、收入分配應成為經濟學的核心議題

　　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一書所探討的并不是什么新鮮話題，它主要基于范圍廣泛的數據對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社會經濟不平等進行了剖析和批判，而這些分析一直為根基于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及充斥著各類假設和模型的主流經濟學所遺忘和排斥，但它并沒有提供嚴格的理論解釋。在很大程度上，《21世紀資本論》一書之所以受到如此關注，主要在于經濟危機為經濟學反思提供了有利契機，而該書延續著以斯密和馬克思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家關于資本主義體系的討論，試圖在新古典經濟學的世界上恢復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學術取向。盡管如此，從《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中，我們依舊可以得到這樣兩點重要啟示：

　　第一，政府應該為解決社會不平等和收入差距問題承擔重要責任，尤其是要通過民主化制度建設來解決這一問題。事實上，按照萊斯特·瑟羅的觀點，真正的民主制通過致力于整個社會的善尋求它自己的善，從而向它自己征稅最多；而寡頭制則通過剝削社會的其他人來追求它自己的利益，從而向它自己征稅最少。因此，寡頭政治取代民主制度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收入增長的不平等。顯然，西方社會20世紀70年代以后的發展表明，現代自由資本主義正在以寡頭政治取代民主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反民主的。所以，皮凱蒂說：“民主不僅僅是一位公民一張選票，她更是對平等機會的一個承諾。”相應地，這就提醒我們重新審視市場機制和民主體制的關系：市場經濟并不等于自由放任，而應該與民主體制的發展鑲嵌在一起，要基于民主體制對市場經濟所基于的規則進行調整和完善，從而保證市場機制的公正合理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收入相對平等。

　　第二，學術界應該從更廣泛的視角去理解真實市場的運行邏輯，尤其應該將收入分配作為經濟學研究的核心議題。事實上，收入分配本身是社會性的，它往往決定于特定的社會制度和分配規則；相應地，人類社會有關公平、正義等的認知也都是社會性的，它們往往隨著社會演化而拓展。尤其是，在面對愈益惡化的收入分配和社會生活的兩極化情形時，我們就直面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的提問：“正義允許收入和所有制的嚴重不平等嗎？正義要求對那些作為過去不正義之結果的不平等性作出補償——即使那些為這種補償付出代價的人并沒有在造成這種不平等（狀況）中起任何作用——嗎？”（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萬俊人等譯，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版，第1頁）顯然，由于現實世界中的市場主體是異質的，純粹市場機制所決定的收入分配往往是基于社會原則而非貢獻原則；相應地，純粹依靠力量決定的市場必然是一個掠奪性市場，必然是一個缺乏社會正義關懷的制度，必然會產生收入差距的嚴重兩極化。因此，就有必要將收入分配問題與社會制度、分配正義等結合起來，將不斷演進的公平正義觀嵌入到經濟理論和政策之中。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嶺南學院；來源：紅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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