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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機統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而是要“學會正確運用‘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

　　明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發展實踐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歷史經驗作出的重大理論創新。從計劃經濟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再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標志著我們黨對市場的認識逐步深化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經濟運行的過程就是各類經濟資源優化配置的過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進一步確立了未來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努力方向和原則要求，意味著要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把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交給市場，讓市場在所有能夠發揮作用的領域都充分發揮作用，推動資源配置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

　　同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并非萬能的“上帝之手”。一是市場自發調節具有盲目性。市場經濟中，資源依據價值規律、供求關系自發調節，但由于信息傳遞的滯后和個人理性的局限，這種自發調節不可避免帶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二是市場自身無法克服“外部性”。市場經濟環境下，各類經濟活動以成本收益為原則，諸如發展環境、公共秩序、良好生態等缺乏明確成本收益主體的公共產品不會憑空產生。三是市場無法兼顧效率與公平。市場經濟崇尚自由競爭、優勝劣汰，由于“馬太效應”所導致的“強者恒強，弱者恒弱”，自由競爭最終會走向自己的反面，形成壟斷。同時，也會導致社會兩極分化、貧富差距，與社會整體利益、長遠利益相背離。可見，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并不能包打天下。當“市場失靈”的時候，就需要發揮政府這只“看的見的手”的作用。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仍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改革與開放相互促進，良性互動，以建立市場經濟為方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和極大的發展。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必須進一步加大對內對外開放力度，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在“不是要不要開放的問題，而是怎么使我們的開放水平更高的問題”，并強調，“必須實施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創建新的競爭優勢，在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上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

　　市場經濟必然是開放型經濟。通過擴大對外開放，各類市場要素能夠獲得更大的流通空間和資源配置方式的選擇空間，不僅有利于我們更好地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利用好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而且能夠為經濟體制改革獲得更多外部動力，倒逼法律體系、治理方式、市場環境乃至全社會思想觀念更加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破除有礙市場經濟發展的思想桎梏與現實阻力，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把握國內改革發展新要求，更加積極主動推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堅持“以對外開放的主動贏得經濟發展的主動、贏得國際競爭的主動”，并相繼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自由貿易區戰略”等重大戰略構想,不僅大大增強了中國在國際經貿合作中的話語權，推動國際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也為我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打開新的窗口。

　　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還要強調對內開放。改革開放之初，小平同志就指出，要“尊重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搞兩個開放，一個對外開放，一個對內開放”，“改革就是搞活，對內搞活也就是對內開放”。無論是“對內搞活”還是“對內開放”都可以理解為對內“放開”。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雖然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但市場體系還不健全，市場發育還不充分，特別是政府和市場關系還沒有理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效發揮受到諸多制約”。“諸多制約”，有著很強的針對性和問題導向。比如說，由于金融市場開放不夠、門檻較高，作為市場經濟中最有活力和創造力的中小企業，其發展和成長過程中的融資需求難以得到滿足；由于城鄉二元格局和城鎮戶籍管理方面的限制，城市新生代農民工留不下城市，回不去鄉村，成為城鎮化發展的瓶頸和痼疾；在一些并非國家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經濟領域，由于種種限制或者缺乏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客觀上形成了對非公有制經濟的隱形歧視，形成“利益固化的藩籬”。因此，在加大對外開放力度的同時，要把對內開放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通過深化對內開放，推動各方面深化改革，破除種種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和要求的限制，推動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和發展。

法律與道德都是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社會有序運行的重要手段。進一步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既要發揮法治的保障作用，也要加強道德建設。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把法治建設和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他律和自律緊密結合起來，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市場經濟的基本前提和要求是產權明晰穩定、契約公平履行、規則統一平等。一方面，法治能夠保障市場經濟各類主體的正當權益，維護統一、公平的市場交易秩序，形成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社會預期；另一方面，法治能夠規范權力運行，劃分政府與市場邊界，厘清各自發揮作用的領域和范圍，從而為“兩手都要用好”，提供基本原則和遵循。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必須以保護產權、維護契約、統一市場、平等交換、公平競爭、有效監管為基本導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

　　市場經濟呼喚道德。一方面，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以契約精神、誠實守信原則為基石。缺乏道德規范的市場經濟必然導致無序競爭、風險放大，交易成本增加、市場機制效率下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曾經說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制度，除了需要一個有效的產權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還需要在誠實、正直、合作、公平、正義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這個市場”。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下，資本追逐利潤、個人追求利益，容易導致拜金主義、極端利己主義等道德失范現象，從而侵蝕全社會長遠發展的道德基礎。因此，完善和發展市場經濟的同時必須加強與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建設。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道德是社會關系的基石”，“我們在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同時，毋忘加強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強社會主義精神的培養和道德素質的修養。……逐步形成與現代生產和生活需要相適應的思想觀念、道德品質和生活方式。我們切不可物質上脫貧了，精神上卻愚昧了”。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大力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在《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中明確提出，“開展各項生產經營活動，要遵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求，做到講社會責任、講社會效益，講守法經營、講公平競爭、講誠信守約，……要注重經濟行為和價值導向有機統一，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有機統一，實現市場經濟和道德建設良性互動”。

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毫不動搖“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一方面，要毫不動搖堅持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選擇。放棄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就意味著偏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確方向，犯了“顛覆性錯誤”。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也證明，建立在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之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比資本主義社會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具有更大的發展優勢。

　　在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公有制經濟面臨著加快改革步伐，鞏固自身主體地位，發揮更大作用和效益的考驗。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何更好體現和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進一步探索基本經濟制度有效實現形式，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在這方面，一些片面強調“國退民進”甚至“全盤私有化”的觀點與“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原則是完全背道而馳的，不僅在理論上站不住腳，在實踐中也是非常有害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公有制經濟“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主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據支配地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須搞好”。因此，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只能加強不能削弱。

　　另一方面，要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既與市場經濟具有天然聯系，又與多個層次的生產力水平相對接；不僅有利于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促進公有制經濟提高效率，而且在促進創新、擴大就業、增加稅收、增強經濟活力等方面顯示出巨大優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所有制結構逐步調整，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在發展經濟、促進就業等方面的比重不斷變化，增強了經濟社會發展活力”。據統計，截至2012年底，非公有制經濟對GDP的貢獻率已超過60%，是名副其實的“半壁江山”。為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從多個層面提出了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重大理論創新和改革舉措：在產權保護方面，明確提出“兩個不可侵犯”，即“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在公平競爭方面，強調“三個平等”，即“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在引導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融合方面，鼓勵非公有制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甚至非公有資本控股。毫無疑問，這些重大理論創新和改革舉措，必將為加快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提供更加強勁的動力和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