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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全球經濟大危機背后的哲學思考

——讀《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有感

【摘 要】西方金融危機的原因分析大多從市場失靈或者政府失靈的角度去分析，這樣就必然忽視了其更深層次的文化哲學中的思維方式根源。本文結合近年國內外研究金融危機的成果，以對立統一規律和中國傳統文化精髓中的“中道”整體觀為認識論和方法論，從分工與合作、貨幣中性與非中性、形式邏輯中的排中律的不足分析了西方金融危機深的內在根源及其經濟學理論的天然缺陷。同時提出挖掘我國傳統文化的認識論、方法論精髓，綜合東西方文化的優點，結合現代大數據技術、復雜性非線性科學、定性定量相結合的方法和廣義量化及辯證邏輯理論，為解決西方經濟學理論缺陷，構建解決經濟學兩難矛盾問題的新理論體系，提供認識論方法論支撐和辯證的理性工具。

事物總是由深層原因決定表層結果的。如果我們從哲學認識論的視角來分析事物發展的深層原因則更有利于正本清源，把握住事物發展的內在規律。眾所周知，兩次全球經濟大危機的本質都是金融危機，都是經濟系統內部各要素、各組成部分之間的嚴重失衡。而失衡的本質就是失去經濟系統均衡點的“中心”，當我們擺放東西找不到“重（中）心”的時候就會失穩，這是常識。可是當我們知道西方學術普遍賴以支撐的深層思維方式——形式邏輯中有個“排中律”時候，就同樣應該認真地反思！既然深層的思維方式就要求“排中”，那么現實的理論構建和問題處理又怎能找到“中心”而取得平衡呢？“哲學就是認識論”（毛澤東），因此應用辯證唯物主義的對立統一法則和我國傳統文化的哲學精髓，從深層次分析兩次經濟大危機背后的認識論根源，尋找解決當前經濟社會復雜問題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方法，對促進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深入開展，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怎么看待1929年和2008年這兩次國際金融危機呢？其形成的過程和產生的后果又有何經驗可鑒、規律可循呢？去年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的《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以下簡稱〈比較〉）一書為我們提供了豐富而詳實的資料。那么如何通過這些資料和現實的現象、結果來分析、推理、判斷危機的本質呢？該書開明宗義地提出了分析的邏輯是歷史的周期律：“歷史重復自己有線性的方式，也有非線性的方式，有符合邏輯的精準變化規律，也有邏輯不清的意外變化，甚至還有很多無法解釋的歷史困惑”（《比較》第4頁）。顯然編者這里提出的“線性的方式、符合邏輯的精準變化規律”是指形式邏輯可推理的內容，至于“非線性或者邏輯不清、甚至無法解釋的現象”背后是否還有邏輯支配？有的話，其邏輯又是什么呢？這正是筆者試圖結合此書，通過分析為什么會出現全球經濟一體化？為什么全球經濟大危機必然是金融危機？為什么會出現危機和我們的應對之策是什么等問題給予進一步分析和回答的內容。

一、分工與合作這對矛盾運動是促進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內在動力和誘發金融危機爆發的內在根源

全球經濟一體化顧名思義其哲學含義就是指原來局部各經濟體之間從無聯系、弱聯系到強聯系直至構成為一個整體系統并在系統內部形成互動的過程。這個過程雖然會有曲折，但其浩蕩之勢不可阻擋實乃一體化內在的矛盾運動使然。我們從生產力的角度分析即是經濟領域的“分工與合作”這對矛盾運動所致。因為分工越細、規模越小，導致了與規模經濟發生了直接沖突，而沖突的結果則必然要求通過擴大市場規模——如開展國際貿易等才能兼分工與規模的兩者之利，因此正是這種矛盾運動不斷地推進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歷史進程。《比較》一書指出兩次危機的共同背景都發生在技術革命之后，從實質上講即是以電力和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技術革命導致了社會組織的“分工與合作”從形式到內容都發生了質的飛躍：一方面“分工”越來越細，導致小到個人、企業，大到國家、地區都越來越被局部化，都轉化為全球社會生活鏈、生產鏈、信息鏈中的一個節點；另一方面，其對立面的反運動——“合作”的形式也從最初的實物共享、貨幣等價交換到借助交通、信息技術的支持和價值規則的碰撞而發展到全球各經濟體互動明顯加劇的互聯網金融新階段。顯然其間“合作”的形式和區域幅度也隨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如果我們把全球經濟系統作為一個系統整體來審視，其最基本的單元則為“供—中介—需”，而這其中的“中介”即為聯系供需兩端的中間物——“信息流、交通物流、貨幣資本流、價值觀念流”等等，就成了溝通供需的紐帶和實現兩者轉化的關鍵！因此它們就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獲得了“時空位置”上“居中”的特殊功能和現實意義。我國傳統文化中把最高權力機關叫“中央”，實際上就是突出了“中”的特殊功能和作用。我們在方法論上常講“抓中間、帶兩頭”，這里居中的交通要塞歷來成為大國霸權的戰略要地自不必說，而信息不對稱、貨幣非中性、人的預期與價值觀念的中間屬性則更成為現代經濟學理論的核心問題，因而也就成為經濟系統中的最重要環節，下面我們對此進行進一步的展開和深入分析。

分工必然需要合作，分工越細、合作規模和跨度就越大，合作者之間的中間聯系環節對經濟系統的穩定平衡作用就越突出。我們注意到現代社會與“分工”相伴隨的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都帶有微觀“局部化”的本質特征，而其逆向運動的“合作”則需要通過彼此間的聯系來實現，因而就具有“整體性”的本質特征。經濟系統內的“局部與局部、局部與整體之間由于中間環節發生了聯系不暢（價格、工資粘性）、交通物流阻塞、信息失真或不對稱、貨幣非中性或金融體系的傳導機制不完善”等實是分工與合作矛盾運動的必然產物，也是出現危機的關鍵環節。所謂“抓中間帶兩頭”，這是由事物的整體性和系統性決定的！也即“交通、信息、貨幣金融、價值觀念、規則、政府產業政策與監管”之“中間屬性”對經濟系統具有決定性意義，這是由于它們“居中”的重要“時空”位置決定的。當然兩端供需自身的結構也會出現問題，不過只要中間的傳導機制靈活、健全、公平則都可以隨時空轉化而逐漸達到一般的均衡，而唯獨中間出現問題則最容易造成整體系統的扭曲或者瓦解。這就是為什么我們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禮記·中庸）的原因。可見“中”的位置之特殊，能量之巨大，對維持與其左右兩邊共同構成之系統的穩定是最為重要的！

馬克思當年就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正是因為資產階級壟斷了信用，因此就壟斷了世界的交往方式和經濟的交換方式，壟斷了大宗商品交換的定價權，使金融資本具有買空賣空的特權。并指出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中介人社會，這個中間人領域的日益龐大、不事生產，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特征，也構成了對社會的威脅。由此可見金融資本之壟斷和“居交往方式和交換方式”“之中”是有著深刻的哲學內涵和現實意義的。《比較》一書指出兩次大危機雖然有人口結構、技術條件、發達國家經濟制度、全球化程度、世界經濟格局等不同，但危機都源于貨幣、金融政策卻是相同的。這正深刻地說明了貨幣金融作為媒介是因為其“居經濟系統之中間位置”，所以必是分析經濟大危機根源的最重要抓手！

二、貨幣金融本身的矛盾屬性決定了世界經濟大危機必然是金融危機

貨幣的諸多職能中充當價值尺度和流通交易手段是其最基本的職能。由于經濟系統內各種資源要素都要被抽象為同質的，從而可以用量化的貨幣來作為等價物，這本身正說明貨幣在經濟系統中具有其他任何事物所不具備的在供需交易中扮演壟斷獨占、不可替代的“中介”功能。古典經濟學的“貨幣中性”論認為：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處于供需交易的雙邊是不偏不倚即公平和中性的，而且它只反映商品的價格或者相對價格但不影響經濟系統的產出。但是隨著貨幣自身演變為資本，其自身的逐利屬性日益突出，“居經濟系統之中”的金融資本又具有操縱供需兩端的功能。尤其是隨著資本市場的不斷發展，其逐利功能借著各種抽象的理論包裝而日益強大，這生動地體現在國際金融機構復雜多樣、金融衍生品規模日益龐大且逐漸積聚了巨大的能量，而其交易職能則逐漸被利用為資本逐利的法理依據，進而導致貨幣在經濟系統內日益失“中”！在特定的條件下金融資本的逐利需求甚至還會驅動它有意制造或放大供需雙方的矛盾而以實現其自身的利益。

貨幣的失“中”還表現在其自身定義概念的不斷復雜、日益模糊以及國際貨幣體系中日益突出的內在矛盾等諸多方面。隨著西方金融創新出現的大量衍生品，“什么是貨幣？相信每個人的腦海里都會有一個特定的形象，這個問題看似簡單，但上升到分析貨幣和宏觀經濟，比如通脹、增長、資產價格等關系時，就復雜起來，變成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彭文生《漸行漸遠的紅利》一書第118頁）。另外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以后，國際貨幣體系進入了一個被稱為“無體系的體系”——牙買加體系時期。出現了一方面儲備貨幣多元化、匯率安排多元化和多渠道調節國際收支；另一方面所有貨幣發行卻均失去了固定基準，成為純粹的信用發行。美元之作為最主要的儲備貨幣發行國，也客觀存在著需要保持貿易逆差以提供國際經濟發展的流動性，與美元要實現幣值穩定又需要保持外貿順差的“特里芬悖論”。同時“一國主權信用貨幣成為全世界初級產品定價貨幣、貿易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后，該國對經濟失衡的匯率調整是無效的，因為多數國家貨幣都以該國貨幣為參照”（《比較》第60頁）。可見整個國際貨幣體系正處在“失中”的過程之中。因此可以認為在人類探索節制資本的體制、機制和國際超主權貨幣沒有建立和完善起來以前，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客觀存在的局部（國家）與整體（全球）之矛盾將難以克服。貨幣之作為一般等價物的“中性”功能與其作為資本逐利的“非中性”功能之間的矛盾，將長期在各國乃至全球經濟體系中埋下危機的深深隱患。

三、形式邏輯的天然缺陷是發生經濟大危機的認識論、方法論根源

經濟體系是人類自身追求生產力發展的連續變換的自組織體系，其運行發展有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但是由于人類自身的認識受到“主觀與客觀”這對矛盾的制約，具體表現在如何處理“短期與長期”、“虛擬與實體”、“局部與整體”、“理論與實踐”的矛盾時，難以完全做到按照客觀規律辦事，而當矛盾劇烈沖突時就必然受到客觀規律的懲罰而發生危機。因此，當我們分析其危機根源，就不能不涉及到主觀如何與客觀相統一的這個關于思維方式的重要認識論問題！

經濟系統作為一個整體事物的客觀實在，我們分析它首先就需要研究系統論的本體論問題，也即任何一個事物之作為整體其最基本的屬性由幾部分組成呢？根據亞里斯多德的形式邏輯的“（不）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即事物非此即彼，只有兩部分。我們常常說的“一分為二”似乎也是“兩”部分？但是這里不少人顯然都忽略了是人在“分”的這個問題，那么人又在哪里分呢？當然是在中間分！我們哲學中常常提及的所謂的人之主觀能動性其實就是從這里體現和開始的。人之作為認識和應用規律的主體是能在任何系統中都打下自己烙印的客觀存在，所以事物之作為系統整體從定性的角度講其基本組成部分應分為“三”！實際上西方經濟學中的理性預期、流動性偏好、逆向選擇等理論都已經生動、卻又不自覺地揭示了這一點！黑格爾的“正反合”、描述時間系統的“過去、現在（中）、未來”、空間系統的“左、中、右”都深刻地說明了事物最基本、最客觀的組成是“三”部分！而有“三”就有“中”，此即“三生萬物”的哲學含義！因此只要善于“執二用中”就能維持系統的平衡！這里的“用中”即體現人的客觀存在和主觀與客觀的統一。而西方的形式邏輯中的“排中律”實乃“離散二分法”，它隔離了事物內部之中間屬性對兩邊正反屬性的紐帶、轉化和平衡作用，則必然是靜止與片面的。

兩次世界經濟大危機以后，國內外不少學者的總結大都是兩邊倒，要么是市場失靈，要么是政府的過度干預，各執一端。可謂“婆說婆有理，公說公有理”，一時似乎還難有共識可言，因此導致最后的結論往往還是利益代表者選擇和說了算！我們也聽到了一些“走中間路線”的呼聲，但是這樣的呼聲畢竟還是缺少邏輯和清晰的理論分析支撐的，都還沒有摸到規律，因此也只能是一種很好的愿望或者感覺。有趣的是，伊麗莎白女王二世也曾在總結經濟危機的教訓，她咨詢經濟學家后得到的答復是：有一件事每個人都忽視了，那就是系統性風險(Systemic Risk)！什么叫系統性呢？有系統則必有“中”——作為系統之基本均衡點，否則系統就瓦解了。因此若沒有“中”就剩下了形式邏輯的“二”，又談何完整的系統呢？又怎能規避得了風險和危機呢！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習慣了形式邏輯思維的經濟學家，他們在談系統性和均衡論問題時都是缺乏認識論、系統論中——關于完整的事物發展都是離不開“三”部分不同屬性共同存在、互相影響的完整認識的。現實中表現為一旦受到資本利益最大化的驅動，所謂的系統性問題則都必然被“自由主義”的還原論思想和形式邏輯“排中律”的分析方法取而代之，這絕不是戲論！當年撒切爾夫人內閣有人奉勸她走中間主義路線時，得到的卻是她那鏗鏘有力的回答：“不，我們要走哈耶克路線”！“站在路中間是非常危險的，兩個方向的汽車都會把你撞倒”，可見她否定“中”的意志是多么堅定！

因此，探尋危機的原因和教訓絕不是一個“中間路線”的想法那么簡單的！美國第二任總統亞當斯在1787年就指出“美國所有的困惑、混亂和痛苦不是來自憲法或者聯盟的缺陷，也不是來自人們對榮譽和美德的過高追求，很多情況下只是因為人們對貨幣、信用及其流通規律的無知”。就是時至當今，人們依然發現“無論最近的金融狂熱或者金融危機看起來多么與眾不同，都與其他國家或過去時期所經歷的危機存在極多共同之處”【Reinhanrt和Rogoff（2009）】（《比較》128頁）。從亞當斯總統提出問題到現在兩百多年過去了，西方經濟學也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實踐證明這個問題并沒有解決！為什么呢？這就一方面提醒我們西方的經濟體系危機是具有深刻的思維方式、邏輯方法的文化根源的，所以它絕非一時可以解決！因此，我們在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一定要有《比較》一書提出的底線思維！另一方面現實也正迫切地呼吁我們必須跳出主流經濟學的框架來審視經濟危機，而應從系統論、認識論、（辯證）邏輯學及其方法論的角度去探尋解決危機的根本之道，探索符合中國發展道路的經濟學理論。

決定人類命運的都是深層次的哲學問題，美國戰略學家布熱津斯基說得好！人類往往都是在沒有了解思維本身是怎么回事的情況下，就在文化習慣思維的主導下不自覺地開始“認真”思考的。在當今西方主導的學術話語背景下，對全球經濟大危機的深層原因分析，必須追根溯源，挖掘其認識論和系統論的本體論問題。上述指出 “排中律”的不足是指它使維持系統整體的矛盾雙方平衡的同一性喪失了，進而造成經濟系統內部的供應與需求、公平與效率、金融與實體、長期與短期、局部與整體等矛盾各方日趨惡化，結果是他們必然通過擴大論域來轉移矛盾，但最終都逃脫不了嚴重沖突乃至危機解體的命運。也許有些學者會提出西方經濟學不是也在研究并提出均衡論嗎？他們也始終在追求經濟系統平衡啊，這里的關鍵是他們沒有理解西方經濟學者們所追求的均衡理論其實質上都是二值邏輯的均衡，也即只要供需數量相等、或者各自抽象為貨幣的價值數量相等就認為是平衡，沒有看到大多數西方經濟學者都完全忽略了作為研究系統整體的最基本邏輯應該是包含其內部正反屬性及其聯接紐帶——中間屬性的三值邏輯，更沒有考慮到任何復雜系統之均衡都必須考慮定性與定量的結合才能解決問題這個本質要害！因此，從思維方式的排“中”、缺“中”到理論抽象與實踐過程的“失中、失衡”，這才是兩次全球經濟出現大危機的最深層根源！

四、挖掘傳統文化的哲學精髓，關注科學技術的最新發展和應用是我們應對危機的戰略選擇

對立統一規律是客觀世界存在的普遍規律。為什么同在軸心時代，西方的亞里斯多德建立了形式邏輯，提出了他們遵循的“排中律”，而東方的知識分子孔圣人卻在盛贊“極高明而道中庸”呢？原來人類的認識論也是受到對立統一規律支配的！西方的形式邏輯系統之應用必然伴隨著抽象思維及其附屬物——概念、定義、假設和“公理”（只有相對意義）的應用與理論構建，其學問的基礎材料是抽象的時間、空間、數字、貨幣、概念、定義等。而我們東方的華夏文明其發達的辯證思維難道就沒有規律可循和邏輯支撐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為我們老祖宗“究天人之際”是從系統的、整體的角度探究和把握規律的，顯然從文字、哲學、醫學、經濟、道德倫理和國家治理方面，我們都有自己成體系的一套理論，她生動地體現在諸如中醫的形象、整體、系統和辯證思維中，在這個系統內時空與人是不可分割地組成了統一的整體，而且明確指出“三生萬物”之系統的本體論！當然東西方文化都不完美和完整，因為缺乏交流，其本身就是缺“中”的結果，在全球化步伐日趨加快的今天，學習人類各民族的先進文明就需要通過交流、比較，實現彼此的揚長補短。比如形式邏輯中的“排中律”它雖然有其缺陷，可是它具有局部“是非明確”、容易操作的優點；“致中和”承認“中”的過渡、漸進和轉化、樞紐作用，具有整體性、系統性的優點，但其內部三者之間在事物演化過程中的關系卻是非線性的，人類至今還沒有很好的技術能把握。當然最重要的是非線性也有規律！而且線性與非線性之間還可以轉化！當前西方的復雜性科學、混沌學、不協調邏輯、超循環理論正朝著這方面努力。因此，全球化的一個重要戰略制高點正在東西文化的交流與綜合之中醞釀！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傳統文化的精髓是揭示了宇宙不同事物之作為系統整體的運動規律的，只是她雖然看到了兩端的互補，試圖“執二用中”來駕御，但是由于受到不同人的認識水平的主觀制約，又沒有科學技術的客觀物質支撐，所以其“用中”則始終流于“圣人之道”而不能在執行環節中得到很好的落實！

還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形式邏輯的形而上學認識論、方法論早已對象化到物理、數學、經濟、政治等各個領域出現的矛盾、悖論和佯謬之中。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風暴，更深刻地說明了美國虛擬泡沫經濟的形而上學本質。令人吃驚的是奧巴馬在他的選舉演說中公開運用了一種典型的“馬克思式說法”——特別是“經濟學的形而上學”一詞。奧巴馬說：問題不在于具體的某一項政策，問題在于一種根深蒂固的“經濟哲學”。這種“經濟哲學”如此根深蒂固、深入人心，以至于除了如此規模的金融危機之外，沒有什么東西足以宣判布什及其共和黨政府所奉行的那套“經濟哲學”的徹底破產。經濟學如此，物理學則早就遇到了測不準問題，數學也出現了哥得爾不完備性，邏輯學更遇到令人頭痛的羅素悖論，國際貨幣體系里也有特里芬悖論。上述諸多領域遇到的矛盾無不說明一開始就試圖排除矛盾的——形式邏輯——“排中律”的思維方式，最終都將難以逃脫矛盾沖突的困擾，也最終必以危機而告終！

人類總是在解決矛盾中進步的，大數據技術已經使人類有能力從尋找線性因果突破到掌握互為因果關系規律的新階段，經濟學的理性預期革命猶如物理學領域的測不準原理一樣，人的自身觀察和理性成為了擾動經濟系統本身參數的重要組成部分，全球經濟一體化步伐的加快，已使很多經濟體的外生變量逐步演變成內生變量，這些都深刻地說明時代正在呼喚一種互為因果的邏輯——辨證邏輯的出現！

當前為了應對經濟大危機，西方經濟學正陷入了迷茫的困境之中。可是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和政治學教授巴里·艾肯格林在《20年后的經濟學會是怎樣》一文中指出“總的來說，與今天相比，2033年的經濟學將只出現一些邊際變化。20年后的教科書可能比今年的版本更加成熟，完全將今天的經濟學研究前沿內容嵌入其中。但在結構和方法上，它和今天的經濟學不會有本質區別”，這無疑是短視和膚淺的！而斯蒂格利茨則認為“凱恩斯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都難以保證市場經濟的長期活力，我們正在接近一種處于兩者之間的哲學，他將為我們的時代指引方向”，這是非常有遠見的！恰如華人楊小凱他將新古典經濟學關于“經濟學是研究稀缺資源在多種經濟用途之間進行合理配置的學問”的定義，改變為“經濟學是研究經濟活動中的各種兩難沖突的學問”一樣，隨著大數據技術、量子計算機技術、人機對話技術、定性定量綜合集成方法、廣義量化等方法的應用，人類對物質矛盾運動規律的認識和掌握將出現技術上的實質性飛躍。同時，隨著中國傳統哲學精髓被重新認識和說清楚，我們是完全有能力率先構建起形式化、科學化、協調化的辯證邏輯體系，并以辯證邏輯駕馭形式邏輯、以形式邏輯支撐辯證邏輯應用，使辯證法的量化和操作性大大增強。為此，我們現在的一項重要的戰略任務就是——積極地開展東西方文化的綜合創新，從量變到質變，逐步促進全球公共治理話語體系發生質的變化。同時，在推進改革開放事業的進程中，努力排除由于“分工合作”矛盾運動帶來的“物流、信息流、資本流、文化價值流”的壟斷和“失中”、“失衡”問題。針對城鄉二元結構互補和回旋余地大的優勢，集中力量、有的放矢、循序漸進地處理好經濟發展中的各種矛盾平衡和度。針對貨幣本身具有矛盾二重性的客觀事實，注重節制資本，更加重視對經濟領域里具有“居中”性質的貨幣、匯率、信息、價格等其對經濟系統所具的有非線性影響的事物性質的研究，處理好虛擬的貨幣金融、信息、價格和實體經濟的辯證關系。總之，把制度創新與文化創新、理論創新與實踐開拓緊密地結合起來，形成良性互動。這樣我們就完全有理由相信未來的中華民族將以其獨特的文明智慧，牢牢地把握住“中”的豐富哲學內涵和操作方法——統籌、協調、整體、系統、綜合、平衡、辯證理性等等，為人類文明的進步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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