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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強 | 奧地利學派應對經濟危機之謬
點擊：6140 作者：朱富強 來源：《學術月刊》 發布時間:2020-03-26 11:49:09
一、引言
奧地利學派將經濟周期歸咎于信貸擴張，信貸擴張導致市場利率扭曲，進而誤導企業家做出了一系列的不當投資，從而造成經濟結構的失衡；同時，奧地利學派又將信貸擴張的動力歸咎為政府的錯誤政策，如因福利開支和轉移支付等所產生的巨大財政需求必然會導致貨幣增發；進而，奧地利學派認為，政府之所以能夠左右信貸的擴張和收縮，又在于對貨幣發行權的壟斷。卡拉漢就總結說：
“奧地利經濟周期理論的存在并不起因于企業家的遲鈍或缺乏學習能力……錯誤在于中央銀行自負地認為它能夠猜到‘正確的’市場利率，且這一利率比通過借貸雙方自由選擇形成的利率更正確。”[1]
也就是說，奧地利學派將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歸咎于經濟泡沫的破裂，而經濟泡沫又是政府通過信貸擴張等持續干擾市場經濟的結果；進而，奧地利學派也就相信，讓市場機制不受干預地運行不僅不會發生經濟危機，而且在經濟危機爆發后也可以迅速擺脫經濟蕭條。羅斯巴德就寫道：
“一個不受束縛的市場不會產生繁榮和蕭條，而當蕭條是由先前的干預造成的時，它也會迅速地掃清蕭條，特別是它還能解決失業”；[2]“一個不被干預的市場能確保一個互補的生產結構和諧發展；銀行信貸擴張阻礙了市場發揮其作用；同時生產的進程原本可以帶來平衡的生產結構，現在也因之被破壞。”[3]
與此不同，錦標賽制市場定價體系的經濟周期理論卻指出，盡管有些信貸擴張往往確實由政府主導，但信貸擴張根本上并非源于政府的錯誤政策或沖動；相反，信貸擴張更主要是根植于市場經濟體系之中，源于對高級產品的過度需求以及高級產品的高額利潤所引致的投資沖動。其基本邏輯是：
正是從這個意義說，在信貸擴張和收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商人的逐利行為而非政府的經濟政策。[4]這也意味著，奧地利學派等正統經濟學所訴諸的市場經濟以及自由競爭，并不能避免信貸的周期性擴張和收縮，無法避免資本結構以及產業結構的周期性扭曲，從而也就無法避免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爆發；進而，在經濟危機出現后，也就不能簡單地訴諸于純粹市場機制以期快速走出經濟衰退。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對經濟危機的成因以及傳導機制等所存在的不同認知，就確立了對待政府行為的不同態度，進而也就賦予了政府在經濟危機爆發前后的不同功能。有鑒于此，圍繞經濟危機的提防和善后，本文集中對奧地利學派（進而也對其他如凱恩斯經濟學等）的相關論點及其邏輯依據加以深刻審視，由此來探究有為政府在提防和解救經濟危機上所扮演的角色并積極探討相應的政策方略和制度安排。
二、如何綢繆危機前的爆發
錦標賽制市場定價體系的經濟周期理論表明，經濟危機的引致根源在于經濟持續發展所依賴的物質基礎被耗竭和掏空，更進一步的原因則在于錦標賽制市場定價體系所滋生的超前消費和不當投資。[5]根本上說，只有以充足的資本積累為基礎，才可以滋生和發展出越來越多的生產階段，才可以在每一階段帶來資本組合的變化，才可以推動分工的不斷深化，才可以出現專業化的新產品和產業，才會促成生產力的持續提升，進而推動經濟的持續增長和收入的不斷增加；相反，資本和資源的耗竭就會帶來不同的后果，包括生產過程萎縮、勞動分工無法展開、技術難以進步，最終就會導致經濟危機的爆發以及長期的經濟蕭條。
事實上，奧地利學派也認為，“資本消耗”是造成經濟危機的直接原因。問題是，奧地利學派同時將“資本消耗”歸咎為政府的信貸擴張政策所帶來的高工資以及相應的高消費，相應地，它就將蕭條時期的消費、投資以及相應的經濟狀態視為正常狀態，乃至主張以市場機制的自發運行來解決經濟蕭條問題。與此不同，錦標賽制市場定價體系的經濟周期理論卻表明，信貸擴張最多只是加劇了資本消耗，而造成資本消耗的基礎性因素內生于市場定價體系之中。其基本邏輯是：市場馬太效應導致了收入差距的持續拉大，由此產生出由懸殊購買力所決定的商品等級以及錦標賽制的價格體系；相應地，錦標賽制價格體系造成了需求分層也會扭曲商品的需求：一方面富裕階層熱衷于消費得高價格的高等級商品，另一方面整個社會在消費外部性和主權者誘導下進行攀比式消費；顯然，所有這些都會導致高級產品的過度消費，而這又進一步引導對致高級產品的過度投資；最后，對告誡產品的過度消費和過度投資將不恰當地耗費社會資源，從而致使生產性資源日漸不足。
我們看兩張圖。
圖1表示了理想狀態的市場情形，此時消費者收入與其個人能力有關并呈現出正態分布，產品價格與其質量有關并呈現出線性分布，消費者對產品的需求則源自真實需要并呈現出正態分布。
圖2表示了現實扭曲的市場情形，此時消費者收入與因市場馬太效應作用而呈現出兩極化分布，產品價格與其等級相聯系并呈現出錦標賽制的遞增態勢，消費者對產品的需求則受攀比效應和主權者誘導而呈現出偏平形。顯然，相對于理想的市場形態，現實市場被嚴重扭曲了，這導致高級產品出現了過度需求并吸入了大量資本，進而導致與經濟發展水平相符的社會必需品以及相關的技術研發得不到足夠的資金投入，由此也就為經濟增長的中斷以及經濟危機的爆發埋下了火種。基于對經濟危機的這一根源和傳導機制所做的深入剖析，我們就可以就如何緩解和避免經濟危機這一問題展開系統性的政策審視。
（一）一國如何處理高級品的生產和投資
根據錦標賽制市場定價體系的經濟周期理論，經濟增長的中斷以及經濟危機的爆發根源于物質基礎的破壞和枯竭，進而又直接與高級產品的過度需求、過度投資和生產密切相關。由此，直接引發的一個政策性啟示就是，應該限制高級產品尤其是奢侈品的生產和消費。實際上，斯密等古典經濟學家就曾經對此展開非常深入的理論思考，其分析的基本思路是：一國經濟增長首先取決于勞動的投入，但不是所有勞動而只有那些生產性勞動才能創造財富并促進經濟增長；相應地，這就需要對各種社會勞動的性質加以界定：其中，只有從事物質生產尤其是必需品生產的勞動才是生產性勞動；由此也就導出了這樣的政策主張：將資本和勞動配置到物質生產尤其必需品生產上，由此就會擴大再生產以及深化勞動分工，進而可以有效地促進財富創造和推動經濟增長。不幸的是，自邊際革命以降，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現代主流經濟學幾乎完全舍棄了古典經濟學的寶貴遺產，完全混同了各類不同性質的社會勞動，進而也就缺乏對現代產業結構的應有審視；相反，它不僅將市場價格與價值混同起來，而且還基于顯示性偏好理論將出價高的商品視為能夠為消費者帶來最大效用和價值的商品；正是基于價格原則，斯密等認定的那些非生產性領域反而被視為最具生產性的，進而也就使得大量的稀缺性社會資源（勞動和資本）被配置到這些非生產性領域。
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享樂主義的偏盛以及相應理論的支持以及政策的應和，現代社會就出現了大規模超越必需品的超前消費，由此就嚴重瓦解了經濟持續增長所依賴的物質基礎，進而導致經濟增長的中斷。這一基本論斷，也可以從經濟史上獲得充足的證明。例如，中國社會千百年來之所以一直在一個低水平的經濟層次上不斷循環和徘徊，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需求結構和生產結構因嚴格的社會等級而存在著嚴重斷層：消費和生產出現兩極大的情形，而中間層次的消費和生產則存在嚴重不足。相應地，生產技術也就朝兩極化方向發展：一方面，必需品的生產技術發展及其緩慢，進而導致社會大眾的生活水平無法跳出馬爾薩斯陷阱，乃至千百年來人們都一直在為糊口而忙碌；另一方面，高級品的生產技術不斷超越世界技術史上的最高峰，進而使得上層貴族享受著令西方人嘆為觀止的生活，但由此卻耗費了大量的社會財富和資源。同時，正是由于消費結構和生產結構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層級性，層級之間存在巨大鴻溝，高級品的生產技術也就難以轉移到低級品的生產中去；其結果就是，曾經令世人嘆為觀止的那些先進技術也就無法得到普及和傳播，進而也就無法產生出顯著的正外部效應。
顯然，這就對產業和經濟政策帶來一個緊迫問題：一個國家是否應該以及又該如何限制高級產品的生產和投資？一般地，這就取決于一國所面臨的具體社會情勢。這里分兩類簡單情形加以說明。
第一，如果高級產品的消費者主要在國內，那么，就確實應該采取措施以避免高級產品的過度生產和投資。究其原因，高級產品的過度生產和投資將會消耗和浪費大量的社會財富和資源，從而使得社會大眾更為需要的必需品得不到足夠的生產和投資；進而，一個社會的必需品層次也就無法得到持續的升級，反而會造成社會產品結構的斷裂以及消費需求結構的斷層。
第二，如果高級產品的需求者主要在國外，那么，高級產品的生產和投資就不會給本國經濟發展帶來顯著的負面影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還會帶來積極效應。究其原因，高級產品的過度生產和投資所消耗和浪費的主要是國外的社會財富和資源，由此還會進一步將國外的社會財富和資源轉移到本國，從而也會有利于社會必需品的生產和投資，這不僅可以滿足社會大眾的需要，而且還會有助于經濟增長。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就可以得出如下兩個推論。
第一，由于發展中國家所生產的高級產品往往以滿足國內需求為主，因此，在高級產品上的過度投資就會嚴重制約其經濟增長。當然，如果完全不生產高級產品，那么，國內的高收入者就會轉向消費國外供給的高級產品，這同樣會造成經濟剩余和資金的流失。
第二，由于發達國家所生產的高級產品中有相當部分是為了滿足國外需求者，因此，它即使擁有比重較高的高級產品也不會危害其經濟的長期增長。當然，即使如此，高級產品的生產和投資對發達國家也并非純然有利，因為它會帶來一系列的衍生物：收入差距的持續拉大、必需品生產技術的進步停滯以及社會生產力的整體下降，等等。
關于這一點，我們只要比較性審視下偏重于生產LV、Gucci、Armani、Prada、Fendi、Versace、Bvlgari以及蘭博基尼、法拉利、瑪莎拉蒂等奢侈品的意大利和以大眾日用必需品如格力、美的、康佳、海爾、海信、TCL、華為、小米以及其他服裝、皮具等的生產為主的中國就可以一清二楚了：它們在過去幾十年里的經濟發展呈現出了越來越大的差距。這也啟迪我們，不能簡單地以現代西方社會的“是”為“是”，而更應該從學理的深度看到現代西方社會所存在的問題。進而，綜合上述兩方面的分析考慮，我國的產業政策更應該堅持這樣的基本方向：需要避免高級產品的過度生產和投資，且應該以外銷為主；同時，還需要適當抑制高級產品的進口，這可以運用差別性關稅或者奢侈稅等手段。
（二）如何增進儲蓄以免經濟增長的中斷
持續的經濟增長必須以充足的資本積累為基礎，[6]這就帶來了另一個政策性啟示：增進儲蓄。關于這一點，我們再次比較一下凱恩斯主義和奧地利學派針對經濟蕭條困境所開出的政策處方。凱恩斯主義從需求角度提出的解決方案是：一方面，通過各種經濟政策來刺激私人需求，如提高工資或提高貨幣收入、食物券計劃、發放救濟和失業救助；另一方面，通過政府支出來補充私人需求不足，而政府支出的資金則源自征稅、借債或貨幣供給。與此不同，奧地利學派則提出，經濟蕭條的根本癥結在資金不足而非需求不足，正是資金不足使得原有的生產方法無法得以維持，使得生產過程更無法得以持續擴展，進而就導致了經濟增長的中斷以及經濟危機的爆發。為此，奧地利學派提出的政策主張就是，通過儲蓄提高而非信貸擴張來增加資金供給，以此降低利率而促進生產和投資。顯然，從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一視角看，奧地利學派的認知更為深刻。
不過，這里也面臨著一個問題：如何才能有效地促使個人或企業增加儲蓄？奧地利學派倡導的基本政策大體有二：
那么，奧地利學派倡導的這兩大政策主張有多大的可行性呢？是否適用于解決經濟衰退？我們可以從兩方面加以審視：一方面，盡管工資在經濟蕭條時期確實會存在某種程度的下降，但下降幅度又因各種粘性的存在的非常有限，從而難以有效增加儲蓄；另一方面，盡管減稅有助于提高跨期生產過程的每個階段產出，但同時也必然會降低政府支出以及社會總需求，從而難以有效擴大需求。這就意味著，單純依靠市場并不能有效解決經濟危機時的儲蓄和需求不足問題。相應地，問題的根本解決還必須正本清源，需要搞清楚生產資金不足的根本原因。從這個意義上看，要徹底防止經濟危機的爆發，與其在蕭條時期實行減稅政策來刺激儲蓄，不如在繁榮時期實行高奢侈稅等政策來維持儲蓄。
錦標賽制市場定價體系的經濟周期理論表明，市場經濟中會自發地滋生出對高級產品或奢侈品的過度消費、生產和投資，而這實際上是對社會財富的耗費，進而會瓦解經濟持續增長的物質基礎。[7]因此，為了維持消費和生產結構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平衡，就需要抑制對高級產品或奢侈品的過度需求，其中一個重要方式就是征收奢侈稅。如何理解這一點呢？一般地，奢侈品是一種超出人們生存與發展需要范圍的，具有獨特、稀缺、珍奇等特點的高級消費品。相應地，征收奢侈稅至少有兩大好處：
就第二點而言，奢侈品消費往往不是出于對生活進程的考慮，而在很大程度上由具有榮耀性的審美習俗來決定，而且，這種審美觀往往基于顯示權勢、地位、榮譽和成功為原則；在這種情況下，提高奢侈品的價格，一方面可以降低富人消費奢侈品的數量，另一方面卻不會降低所獲得的效用，這是鉆石商品的典型特征。[8]
最后，征收奢侈品稅也具有這樣兩大替代效應：
事實上，只要富人沒有大量耗費其擁有的資源，他們實質上就只不過是這些財產的管理者，從而也就不會危害經濟增長；更進一步地，資金集中在少數富人身上反而會有利于經濟增長，因為這將會提高社會儲蓄率，而奢侈品稅又促使這些儲蓄轉化為資本而用于社會再生產。在很大程度上，歐美資本主義起飛時期之所以能夠取得快速發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大量財富集中在禁欲主義的清教徒身上，他們熱衷于生產和投資而甚少消費。此外，征收奢侈稅還有助于抵消累進制所得稅所衍生出的道德風險：一般地，累進制稅率越高，富人就越偏好奢侈品消費，進而也就越不利于生產、投資和經濟增長。
三、如何應對危機后的蕭條
經濟危機和蕭條所呈現出的一個重要表征就是，由于“噪音”擾動了市場主體的正常行為，使得消費、生產和投資都出現了扭曲，進而導致整個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都出現結構性失衡。就此而言，奧地利學派學者也承認市場中存在“噪音”，正是這種市場“噪音”誤導了企業家對投資和生產結構的安排，從而將企業家的預測失誤視為經濟周期的必要部分。問題在于，奧地利學派又認為，預見和投資錯誤不應歸咎為企業家的非理性，因為這種“噪音”主要源于干擾性的貨幣影響：是政府政策導致了市場利率的變動，進而又引導了企業家的錯誤行為。結合這兩方面，奧地利學派認定，經濟波動根本上是外來（政府行為）干擾的結果，因而回歸“無為”才是治理經濟危機的最佳途徑。羅斯巴德就寫道：
“在一個純粹自由而沒有干預的市場中，是不會出現一連串的錯誤的，因為訓練有素的企業家不可能同時做出錯誤的判斷。對市場進行貨幣干預造成了‘繁榮-衰退’的經濟模式，特別是銀行對商業信貸的擴張。”[9]
果真如此嗎？這里繼續思考：在經濟危機爆發之后，如何才能快速而有效地縮短經濟停滯或蕭條的時間和程度？
（一）經濟危機超調下的市場失敗
由于堅持政府擾動的經濟周期說，奧地利學派就認定，應對經濟危機的最佳政策就是自由放任。為此，針對里根政府和撒切爾政府試圖在使經濟免受衰退和蕭條之苦的前提下實施的消除通貨膨脹的漸進主義政策，奧地利學派學者甚至都持反對態度，而是極力主張實行徹底自由市場的休克療法。羅斯巴德在1982年寫道：
“要走出現在的這場蕭條，唯一辦法就是‘急剎車’，阻止貨幣性通貨膨脹。這樣，不可避免的經濟衰退將十分劇烈，但它迅速地結束，而且，短時間內，自由市場將自行復蘇，而且這種復蘇不會再造成錯誤。給通貨膨脹來個急剎車，這種做法盡管劇烈，但卻值得信賴，它會改變美國公眾對通貨膨脹的期待”；
而且，羅斯巴德還預言，
“因為里根執行的是漸進主義的經濟政策，美國的經濟不可能發生一場足以清算所有債務的經濟衰退，這樣美國經濟只可能面對兩種選擇：要么是再經歷一場1929年式的蕭條，通貨大幅緊縮，以此清算所有債務；要么是由聯儲執行一次大規模的通貨膨脹。”[10]
那么，奧地利學派這一激進的自由放任政策可行嗎？這里從幾方面作一解析。
首先，徹底的市場化政策可以在短期內使經濟恢復正常嗎？
休克療法在一些轉型經濟國家的實踐已經表明，它帶來的往往不是短期陣痛而是長期劇痛，所帶來的不是J型曲線而是L型曲線的經濟增長。[11]其原因就在于，休克療法想當然地將市場經濟視為脫離社會關系而是自律的，乃至拋棄了原先的政府監管而使得市場變得更加不受控制，由此也就會陷入災難，這些都已經為卡爾.波蘭尼所深刻闡述。與此同時，奧地利學派對市場機制的信奉又是建立在（完全）理性的基礎之上，而這顯然又是不現實的。舉個例子，貨幣經濟學之父費雪曾被譽為“華爾街的先知”，布勞格稱他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當然也是最具有傳奇色彩的經濟學家之一”；[12]但是，費雪對經濟發展的預測卻遭遇了重大失敗：他把股票市場的興旺視為美國長期繁榮的“新時代”的反映，甚至在1929年股票市場崩潰的前一周還預言“股票市場已經出現了持久性的高位運行”，而在經濟大危機爆發之后則預言經濟危機馬上就會過去，最終成為負債累累而被社會遺棄的人。作為計量經濟學先驅的費雪尚且如此，試問：我們又如何保證其他普羅大眾和企業家會正確地預告經濟過熱并始終做出正確判斷和決策呢？進而，再問：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科爾斯和默頓主導運營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都會破產，又如何保證其他資本運用公司或金融機構不會出現問題并引發整個市場經濟體系的崩潰呢？明斯基就強調，對經濟系統來說，產生金融脆弱性的過程是天然的和內生的。古騰堡（J.Guttentag）和郝林（R.Herring）通過分析花旗銀行、美國銀行等貨幣中心銀行的困頓經歷后指出，這些銀行往往會低估系統性風險發生的可能性。[13]
其次，不受制約的市場經濟之所以免不了大起大落，根源在于市場主體的行為機理。
在現實世界中，經濟活動本身就會受到心理意識的觸動，這使得人們往往存在夸大事件重要性的傾向；進而，在市場這一群體性活動中，個體心理意識還會孕育出一致的群體心理，由此進一步將市場行為引向極端化的群體行動。在這個意義上說，羅斯巴德顯然忽視了由有限理性在社會互動中的放大和相互強化所衍生出的羊群效應。一般地，心理意識以及羊群效應會使得集體性的市場行為趨向非理性，進而針對經濟情勢所作的調整往往也就會趨向過度反應。具體表現為：在經濟繁榮時期，即使利率在節節攀升，廠商依然傾向于擴大投資，消費者也熱衷于擴大消費，最終耗費了社會財富而造成大規模的經濟危機，這已經為希勒在《非理性的繁榮》中所剖析；在經濟危機爆發后，即使利率已經降為零，廠商依然不愿意進行新的投資，消費者也是緊捂錢袋而吝于消費，因而投資和消費的需求都會下降到遠低于實際經濟水平所對應的水平。阿克洛夫和希勒就寫道：
“商人和經濟學家總是難以理解‘經濟過熱’概念，因為‘經濟過熱’本質上依賴于動物精神”；“美國歷史上兩次最嚴重的蕭條，基本特征都是人們對經濟的信息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追逐利潤的意愿超越了某種極限，轉而危害社會，人們的貨幣幻覺以及人們的經濟公平感發生了變化。”[14]
顯然，正是由于各種幻覺效應、動物精神的存在助長了人們的恐慌心理，而這些效應相互強化則會進一步導致經濟蕭條的長期持續。正是面對這一情勢，凱恩斯就積極倡導逆向的政府政策：在經濟出現超調而導致持續蕭條時，通過對未來財富的適當介入使用來緩和并抵補個人因心理恐慌而出現的消費超縮。
其三，考慮到市場行為往往會因為受到心理意識的觸動而出現超調反應，凱恩斯的政府逆向政策往往就會有助于縮短而不是擴大經濟蕭條所持續的程度和時間。
譬如，1974-1975年以及1982年美國經濟出現了嚴重的不穩定，其嚴重程度甚至直逼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其中，在1975年，圣迭戈的美國國民銀行破產，紐約富蘭克林國民銀行倒閉，紐約國民擔保銀行為避免倒閉而被收購，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倒閉、埃迪森聯合公司被迫向紐約州政府出售資產以履行還債義務，等等；在1982年，賓夕法尼亞廣場銀行破產，大通曼哈頓銀行、伊利諾伊大陸銀行和西雅圖第一國民銀行等陷入困境。但是，正當人們預期金融危機即將爆發之時，1975年和1982年的經濟下行卻戛然而止。那么，這幾次沖擊為何沒有導致經濟陷入深度衰退呢？明斯基的分析指出了兩個重要原因：（1）大政府穩定了就業和收入、穩定了現金流（利潤），繼而穩定了資產價格；（2）美國聯邦儲備體系與其他政府和私人金融機構一起，充當了最終貸款人的角色。明斯基寫道：
“專家、政治家和政府官員已經宣稱，經濟能夠成功地避免1974-1975年的拉長金融困境，得益于市場自身所具有的功能。然而，實際情況是，經濟突然停止下滑并很快開始復蘇，最主要的是由于強大的財政手段和及時的最終貸款人干預。”[15]
不幸的是，隨著里根政府對新古典自由主義的推行，現代社會的金融環境與20世紀80年代之前已經出現了本質性區別：金融機構變得越來越不受政府干預，進而金融結構也變得越來越脆弱。因此，針對羅斯巴德的“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會耽擱調整過程，干預的程度越大，那么蕭條持續的時間也越長，其程度也越可怕，同時重新走上完全恢復之路也越難”這一論斷，[16]波斯納就以2008年爆發的經濟危機為例進行了反駁：如果美聯儲在2008年秋天應對經濟蕭條的貸款計劃能夠在貝爾.斯登公司倒下之前就推出的，這場經濟蕭條的腳步就可能會在六個月之前被遏止。[17]
其四，針對放任自由市場機制的調節來擺脫經濟危機的效果，還可以從歷史實踐中獲得認知。
沒有政府干預的市場果真能夠更有效地實現經濟恢復嗎？為回答這一問題，這里簡要地回顧一下美國19世紀90年代的經濟蕭條史實：在蕭條發生前，美國股市出現了空前繁榮，標準普爾指數從1890年12月 到1892年5月間上漲了36%；1893年金融恐慌發生后，標準普爾指數在隨后的14個月里又下跌了27%，銀行向企業索還貸款致使短期利率飆升，企業破產又導致失業率技術飆升，直到1899年才下降到10%以下。[18]試問，這又如何體現出自發市場的協調功能呢？要知道，當時美國還沒有中央銀行（美聯儲是1913年成立的），從而也就沒有政府對信貸的控制，沒有政府在信貸擴張和收縮中的推波助瀾。為此，一個大體的共識是，市場泡沫至少很大部分可歸咎為私人的貪婪。同樣，經濟危機發生之后，經濟的長期蕭條很大部分又源于私人面對不確定的過度謹慎。事實上，盡管對19世紀90年代經濟蕭條的誘因存在諸多爭論（包括銀行恐慌、農業蕭條、未開發土地消耗殆盡、經濟投機機會不再等），但后來的學者大多將貨幣幻覺視為造成蕭條如此嚴重并持續如此長時間的重要原因。一些學者的研究就表明，正是由于堅持金本位制的自由市場政策，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國際貨幣收縮和通貨緊縮無法避免；進而，那些放棄金本位制以及相關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國家比堅持金本位制的國家可以更快遞從大蕭條中獲得復蘇。[19]既然如此，奧地利學派又為何如此堅持由自由市場來調節經濟活動并作為擺脫經濟蕭條的唯一途徑呢？
最后，就2008年的經濟危機而言，根本上也是自由市場的結果，并且是經濟衰退由于政府干預缺位而惡化為經濟蕭條的結果。
譬如，正是由于政府功能的缺位，導致了有158年歷史的雷曼兄弟銀行破產；相應地，正是由于政府在雷曼兄弟破產的第二天為美國國際集團提供了緊急貸款，從而有效防止了金融體系的全面崩潰。波斯納就寫道：
“政府數十年來對銀行——以及更一般地說，信貸行業——疏于監管，放任私人行動者——銀行家、抵押貸款經紀人、房地產銷售商、房主等——做出理性自利的決策，引發了金融危機，政府卻無力阻止其惡化成為經濟蕭條。政府的不作為催生了市場的一次深刻的失敗。這種不作為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壓力的結果（保持低利息率，保持繁榮的假象，贏得強大政治勢力的好感，因為這勢力——并非偶然地——政治競選的重要贊助者）。”[20]
波斯納的理由有二：
有鑒于此，波斯納認為，
“在這場經濟蕭條可歸咎于格林斯潘、伯克南、薩默斯、魯賓、保爾森、考克斯所犯錯誤的限度內，這些錯誤又可部分地歸因于經濟學家、政治制定者、商界領袖對反對政府積極干預經濟運作的自由市場意識形態的過度信奉……對金融產業過度放松監管是由主流經濟學家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承諾誘發的政府失敗，主流經濟學家忽略了這樣的可能性：金融市場之所以看起來是強健的，是因為監管措施防止了先前金融危機的發生。這場經濟蕭條是資本主義的一次失敗，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某一種資本主義的失敗（寬泛意義上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或者用中流行的說法，是相對于‘歐洲式’資本主義的‘美國式’資本主義），以及資本主義最忠實信徒們的失敗。”[21]】
（二）經濟蕭條期增加儲蓄的誤區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就奧地利學派對經濟蕭條的特征認知做進一步的審視。按照奧地利學派的分析，經濟蕭條時期增加儲蓄是有利的，基本理由是，此時資本市場受到的打擊比消費行業更大，從而更需要資金的注入來恢復投資和生產。史庫森寫道：
“在此環境下，假設消費者決定在蕭條最嚴重的時候收緊開支，并（相對于消費）提高儲蓄。假設這些儲蓄通過銀行、經紀人和其他傳統渠道投入了經濟體中。（現在我們討論的是被投資出去，而非被囤積起來的真實儲蓄。）一開始會有什么影響呢？顯然，這些儲蓄會為陷入困頓的行業提供一定的流動性。它會逆轉資本市場衰退、消費市場上升的相對趨勢。蕭條的特點是對產品市場，或者說資本需求‘過剩’，這表明儲蓄不足。”[22]
那么，奧地利學派的這種認知具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呢？實際上，史庫森的上述分析中就潛含著嚴重的邏輯問題，因為它以不現實的假設作為分析的起點：這些儲蓄通過銀行、經紀人和其他傳統渠道可以無障礙地投入到經濟活動和生產過程之中。現實問題恰恰在于，結合上面引入心理意識和過度反應的分析已經清楚地表明，經濟蕭條時期的儲蓄并不能自動轉化為投資，反而會抑制生產和投資。
一般地，我們可以做這樣兩點思考。
第一，銀行獲得的儲蓄中有多少將會被放貸出去呢？這需要考慮兩件事：
第二，企業有多大程度的意愿去接受貸款并注入到（資金最為匱乏的）高級產品的生產之中呢？
事實上，盡管放貸資金可以緩解廠商的流動性不足，但這種緩解畢竟是暫時的；究其原因，蕭條時期存在嚴重的需求不足尤其是對高級產品的需求不足，顯然，如果這些需求在可預期的時間內得不到提升，那么，更多的資金注入就意味著更大的虧損，即使利率下降也是如此。為此，霍特里提出了信用僵局說，認為，此時降低利率并不能刺激任何借貸活動，而通過各種渠道增加貨幣供給則是唯一能做的事；進而，凱恩斯也指出：
“并不是只有利率才是最重要的，投資者的期望對是否進行這項投資也具有影響。而期望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一種純心理因素——商業信心。”[23]
甚至作為一名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者，波斯納也問道：
“不確定性會使針對銀行的私人再投資成為不可能。在不知道銀行陷入危機政府將如何行事的情況下，哪一個思維正常的人會給銀行投資？哪有銀行家會傻到那種程度——會在不知道如果借款人債務違約政府是否會給自己提供更多資本的情況下，把它從政府獲得的資本再貸放出去？”[24]
確實，儲蓄的增加能否帶來相應的生產投資，主要因素不在于資金的可得性和利息成本，而更重要的是商業信心。進而，考慮到經濟蕭條時期的恐慌心理和悲觀預期，消費者的消費支出縮減往往都不會直接轉換為廠商的生產投資。波斯納寫道：
“市場的衰退使人們減少支出，因為他們比以前更貧窮了，而且要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如果他們不需要把已經縮減了的全部收入都用于消費，那么支出的減少就會增加其儲蓄，而儲蓄無助于促進人們對于商品和服務的需求。”[25]
試想：缺乏足夠的需求，廠商又何以愿意生產和投資呢？由此，這也就為政府的經濟功能提供了空間：政府可以帶動企業的聯合行動，進而也就有助于擺脫困局。很大程度上，這也正是凱恩斯的考慮。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日本社會有很高的儲蓄率，這為20世紀60-70年代的日本經濟快速增長提供了基礎，但在80年代中以后卻陷入了停滯。如何解釋呢？史庫森認為，日本的問題不是過度儲蓄，而是非生產性儲蓄，大量的儲蓄被投資到非生產性的公共工程和政府債券中。[26]問題是，日本社會為何將大量儲蓄投資到非生產性的公共工程和政府債券中呢？根本上還是在于一般性的消費品需求不足。既然如此，日本企業又為何沒有將這些儲蓄投入到教育和研發中去呢？根本上則在于教育和研發具有強烈的公共品性質，從而需要政府的積極參與和有效規劃。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就可以對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周期理論做更全面的審視，進而可以更深層次地認識政府在經濟危機的善后中所扮演的角色。一般地，市場機制必然會產生收入分配的兩極化，進而也就會引發超前消費，而過度消費又會耗盡財富和資本，從而最終導向經濟蕭條和危機。譬如，在新古典自由主義的發源地——美國，在1980-2014年間，最富1%的人的平均實際收入增長了169%，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從10%上升到21%；進而，最富0.1%的人的平均實際收入增長了281%，國民收入占比則從3.4%上升到了10.3%。[27]這就意味著，經濟無論是在邁向繁榮還是在滑向衰退這兩極的過程中，政府政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都是次要的，而最根本的動力來自市場機制，在于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必然會出現的結構性震動。事實上，除了20世紀70年代的滯漲外，絕多數經濟危機都是管制放松的后遺癥：管制放松產生了經濟的虛假繁榮，而繁榮破滅后則又導向經濟衰退。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為了防止經濟的大起大落或者是避免破壞式發展道路，西方社會才通過立法成立了中央銀行。這也意味著，中央銀行的功能絕不僅僅在于推動信貸擴張或者擺脫經濟蕭條，而更主要在于在自發市場出現經濟過熱之時加以有效遏制，而在市場信心崩潰之時注入能量。同時，由于市場經濟的問題根本上都是結構性的，有為政府的積極功能也就在于糾正市場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扭曲，而不是將重點放在總量控制上，這也是對凱恩斯經濟政策的一個警示。
最后，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之所以反對政府對市場和經濟的干預，還在于它認為，政府的干預所帶來的只是“次優”工作。所謂“次優”工作，就是人們找到與其技術不相匹配的工作。譬如，由于政府的信貸擴張，帶來了經濟繁榮和房地產泡沫，進而也就會激勵大量人員進入房地產相關企業工作；但是，經濟危機爆發后，這些相關行業的工作就會消失，因為這些工作本來就不該存在。在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人看來，只要價格體系能夠不受干擾地自由調整，就不會出現這種“次優”工作。[28]
果真如此嗎？我們來看一段盧卡斯與荷蘭學者克萊默(Klamer）之間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一段對話。
顯然，在這里，這個出租車司機所找到的工作與其會計專業的訓練是不相匹配的，從而最多也就是“次優”工作；但是，盧卡斯卻認為在市場經濟中他作為一位出租車司機而非會計是合理的，如果他拒絕這份工作，那么就是個人理性選擇的自愿失業。問題是，這些出租車司機是“自愿”的嗎？他如何才能避免“次優”工作的命運呢？尤其是，在經濟蕭條時期，不受干預的市場能夠幫他實現這一“愿望”嗎？顯然不能，因為僅僅信息不對稱以及搜尋成本的存在就足以產生出市場失衡，更不要說權力和心理效應等還會帶來進一步的強化效應，這些都顯示出奧地利學派在分析思維上的缺陷。[30]
四、結語
上面分別從經濟危機爆發前的提防和爆發后的解決這兩方面審視了奧地利學派的基本思維和主要政策，進而也預示了有為政府在其中可以且應該承擔的積極作用。很大程度上，本文既是對凱恩斯學說和奧地利學派觀點的批判性審視，也是對兩者的互補性契合，由此也就提出了一個更為全面的經濟周期學說和政策。一方面，按照凱恩斯經濟學的觀點，經濟危機源于投資相對于儲蓄的不足，因為儲蓄的增加并不必然轉化為投資，從而就需要采取寬松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來刺激投資支出；另一方面，奧地利學派則認為，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儲蓄不足而非消費不足，因為信貸擴張增加的貨幣收入推高了對消費品的需求，由此刺激的消費品生產又導致較早生產階段的資本品閑置，從而就要求采取降低工資和減少消費等增加儲蓄的措施。相應地，基于錦標賽制市場定價體系的經濟周期理論，本文在應對經濟危機的政策上則指向了這樣兩點。
1、就經濟危機的根源而言，它不在于消費不足而在于儲蓄和投資不足，尤其是擁有堅實消費需求基礎的那部分產品的生產和投資不足；但同時，又認可“儲蓄并不會自動轉化為投資”這一凱恩斯觀點，在經濟蕭條時尤其如此，由此也就贊同在擺脫經濟蕭條和衰退時應適當采用凱恩斯主義政策。
2、就經濟蕭條時期的政策而言，政府注入資金有助于刺激投資和消費，尤其能夠喚起一種群體的心理和效應；但同時，又強調在經濟常態發展過程中要謹防那些刺激過度消費支出的政策和制度，因為畢竟經濟增長的物質基礎在于不斷積累和增大的資本。此外，盡管我們支持政府通過向市場注入資金等方式來治理經濟蕭條，但又認同奧地利學派將這一政策視為“治標”的見解；尤其是，不同意凱恩斯主義將貨幣發行動作資金注入的主要渠道，而強調應該更多地應該依賴過去的儲蓄，這就需要建立長期的“未雨綢繆”的制度性安排。
同時，盡管本文贊同奧地利學派將經濟危機的根源歸咎于儲蓄和投資不足這一基本論斷，但是，針對儲蓄和投資不足的原因，又提出了不同于奧地利學派的認識；進而，本文的分析還回溯并深化了卡爾.馬克思和卡爾.波蘭尼的分析思路：不受約束的市場擴張是問題的根源。按照《內生于市場定價體系的經濟周期》一文的分析邏輯，市場經濟中之所以出現資本積累不足和社會財富耗竭，根本的機制就在于，市場收入的巨大差距造成了產品等級化和價格分層化，進而引發對高級產品的過度消費和過度生產，乃至消費結構、生產結構以及投資結構都與有保證的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發生了脫節。[31]也就是說，經濟危機時的儲蓄和投資不足根本上源于大量財富被消耗掉了，在經濟危機爆發時就表現出消費不足這一基本特征，而財富的大量耗費則主要是由市場機制造成的。基于上述分析邏輯，為了提防和解決經濟危機，本文就推導出了如下兩大基本結論：
1、一國需要根據本國產品的需求市場審慎地引導產品和產業結構，需要有意識地限制那些主要面向國內市場的高級品之生產和投資，其中一個重要政策性手段就是征收奢侈稅；
2、為了防止經濟危機爆發之后因過度調整而陷入的長期經濟蕭條，利用凱恩斯主義政策以擴大消費而不是聽從奧地利學派主張而增加儲蓄，其中一個重要現代工具就是信用體系和信貸制度。當然，在現代經濟發展中，信用體系和信貸制度這些現代性工具本身也是雙刃劍，它很可能會進一步刺激高級產品的需求和投資而強化和助長經濟危機；為此，現代社會的信用體系和信貸制度就需要被必須限制在一定限度內，尤其不能將信用或信貸擴張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常態性工具。波斯納就寫道：
“安全的個人儲蓄是抵御經濟蕭條的重要保障，過多的個人借款則是經濟蕭條的一個風險因素，或許應該考慮設置信用卡和抵押信貸的限額以及所有低門檻貸款的限額、并限制通過宣告進入破產來免除債務的權利（這種權力鼓勵了過度借貸的行為）。”[32]
關于這一點，接下來的《現代經濟危機何以愈演愈烈探源：基于現代信用制度的審視》一文將做深入的剖析。[33]
注 釋：
[1]卡拉漢：《真實的人的經濟學：對奧地利學派的一個介紹》，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第161頁。
[2] 羅斯巴德：《美國大蕭條》，謝華育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年，第82頁。
[3]羅斯巴德：《美國大蕭條》，謝華育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年，第31頁。
[4]朱富強：《內生于市場定價體系的經濟周期：收入分配、價格分層與超前消費》，《財經研究》2019年第1期。
[5]朱富強：《內生于市場定價體系的經濟周期：收入分配、價格分層與超前消費》，《財經研究》2019年第1期。
[6]朱富強：《經濟增長的邏輯：新結構經濟學視角》，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38-42頁。
[7]朱富強：《內生于市場定價體系的經濟周期：收入分配、價格分層與超前消費》，《財經研究》2019年第1期。
[8]黃有光：《效率、公平與公共政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61頁。
[9]羅斯巴德：《美國大蕭條》，謝華育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年，第9頁。
[10]羅斯巴德：《美國大蕭條》，謝華育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年，第四版序言第12-14頁。
[11]朱富強：《經濟增長的邏輯：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59頁。
[12]斯考森：《現代經濟學的歷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馬春文等譯，長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頁。
[13]參見卡西迪：《市場是怎么失敗的》，劉曉峰、紀曉峰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頁。
[14]參見阿克洛夫、希勒：《動物精神》，黃志強、徐衛宇、金嵐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72、82頁。
[15]明斯基：《穩定不穩定的經濟：一種金融不穩定視角》，石寶峰、張慧卉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7頁。
[16] 羅斯巴德：《美國大蕭條》，謝華育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年，第19頁。
[17]波斯納：《資本主義的失敗：零八危機與經濟蕭條的降臨》，沈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97頁。
[18]參見阿克洛夫、希勒：《動物精神》，黃志強、徐衛宇、金嵐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66-67頁。
[19]伯南克：《大蕭條》，宋芳秀、寇文紅等譯，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86頁。
[20]波斯納：《資本主義的失敗：零八危機與經濟蕭條的降臨》，沈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63頁。
[21]波斯納：《資本主義的失敗：零八危機與經濟蕭條的降臨》，沈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75頁。
[22] 史庫森：《生產的結構》，陳露、姜昊騫譯，新華出版社2016年版，第282頁。
[23] 亨特.劉易斯：《凱恩斯錯在哪里》，曹占濤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10年，第32頁。
[24]波斯納：《資本主義的失敗：零八危機與經濟蕭條的降臨》，沈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88頁。
[25]波斯納：《資本主義的失敗：零八危機與經濟蕭條的降臨》，沈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2頁。
[26]史庫森：《生產的結構》，陳露、姜昊騫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6年，第28頁。
[27] 斯蒂格利茨：《不平等與經濟增長》，載雅各布斯、馬祖卡爾編：《重思資本主義：實現持續性、包容性增長的經濟與政策》，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版，第187頁。
[28]亨特.劉易斯：《凱恩斯錯在哪里》，曹占濤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10年，第155頁。
[29]斯基德爾斯基：《重新發現凱恩斯》，秦一瓊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1年，第37頁。
[30]朱富強：《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為何如此迷戀市場：奧地利學派的分析思維批判》，《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9年第1期。
[31]朱富強：《內生于市場定價體系的經濟周期：收入分配、價格分層與超前消費》，《財經研究》2019年第1期。
[32]波斯納：《資本主義的失敗：零八危機與經濟蕭條的降臨》，沈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98頁。
[33]朱富強：《現代經濟危機為何愈演愈烈：現代信用制度的審視》，《南大商學評論》，2020年即出。
（作者系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來源：“察網智庫”微信公號，本文原載《學術月刊》2020年第1期，原標題《經濟危機如何提防和善后：奧地利學派政策的兩大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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