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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掌柜評論】：全球300年最大的問題就是勞動收入趕不上資本的收入，這可能是一個全球化變化的重大的挑戰。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和看法在發生變化。資本本來是對勞動的一種社會化衡量，目的是提高交易的公平和效率。但是如果本末倒置，經濟體制被某個集團掌控，形成資本超越勞動價值的情況，那么經濟危機是對整個平衡體系的調整。

以下為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現場演講全文：

非常感謝。非常高興來到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來討論。做金融的對風險問題看的比較重一點，有一個挑戰性的問題，對全球化怎么看？我的看法跟裴長洪和趙晉平的略有不同，我認為全球化正在面臨巨大的挑戰，不敢說500年未有之變局，至少說65年未有之變局。

我想討論兩個問題或者是三個問題：

第一，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的表現是什么？

第二，這個表現背后的實質是什么？

第三，在這方面的應對應該怎么樣？

這一輪的全球化是冷戰結束之后，最重要是兩個特點。由于冷戰結束，全球的體制一致性采取市場經濟的體制，于是交易成本大大降低。我們看到一種現象，經濟增長是快的，國際貿易增長速度快于經濟增長速度2倍以上。與此同時，國際金融的發展速度快于國際貿易的增長速度，過去我們在描述經濟全球化通常說是國際金融一體化。

第二，由于冷戰結束，全球的市場開放，于是生產力出現了全球配置，這個時候不是垂直分工也不是水平分工，而是在全球的生產力配置，變成了大家所說的一個生產鏈條橫臥在世界各國之間，出現了價值鏈、出現了供應鏈。其實中國的經濟增長跟此高度相關，我們說兩頭在外的開放戰略，不是說市場在外、原料在外、加工在內。這增加了國際貿易的可貿易性。

在這種情況下全球經濟快速增長，這是90年代以后的故事，于是形成新的格局，是三個板塊連成的。

第一，是由歐美這些發達國家，他們的工業競爭力是不行的，這個時候他們是發展服務業，服務業覆蓋全球。

第二，是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新興經濟體，以制造業為龍頭，把廉價的特別是廉價勞動力納入全球化的過程，形成了廉價制造，產品傾銷全世界，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積累了巨大的外匯儲備。

第三，由于對外的出口，歐美國家的大量進口導致的亞洲地區的工業發展，引至亞洲地區對資源和能源的需求，于是帶動了資源輸出國國家一個經濟的增長。有一種現象，資源價格飆升，對資源的投資都在增長。這些國家向亞洲國家出口，也獲得巨額外匯儲備，會發現在國際收支中間出現很大的問題，歐美國家基本上都是在經常項下逆差，發展中國家都是在經常項下順差，就是全球不平衡問題。這些發展中國家的順差又放在美國，投到美國金融市場，于是支持美國居民的負債，從而全球經濟這么維持下去了，形成高速增長。

什么是金融危機？就是這個“循環段”，于是全球就出現了現在遇到的困難。

過去我們認為這個困難可能是經常項下的順差過大或者是逆差過大、經常項下的不平衡的影響導致的問題，但是80年代以后大家會發現，經常項下的順逆差的狀況是重大變化，中國在2007年的時候，經常項下順差曾經占到GDP的將近10%，現在不到2%，按照2008年當時要求經常項下順差占GDP4%的話，中國早就完成了。美國的貿易項下逆差也在縮小的，但全球經濟并沒有為此得到好轉，我們得到的結果是，全球的貿易已經連續5年的增速低于GDP的增速。

貿易增速支持經濟和貿易的、金融的，皮之不存，毛就附不上去了，于是金融動蕩就成為一個很重要的事實了，全球都處于金融動蕩之中。

過去討論問題時說經常項下的順差造成的不平衡，現在看到的是資本項下的順逆差帶來的更大的不平衡，就是剛才諸位討論的國際資本流動的問題。而且這個流動趨勢基本是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流動。大家說英國“脫歐”是加劇了這種流動，于是出現了美元單向升值和其他貨幣的貶值，出現了更大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貿易的增速趕不上經濟的增速，保護主義就抬頭。WTO談判從去年已經在某種情況下壽終正寢了，因為多哈回合關不上門，取而代之的在有TPP、TTIP等這種區域性的東西。我們還觀察到在國際金融動蕩不斷的持續，各國都在討論是不是要關閉資本賬戶，國際收支中間資本項下是不是要進行管制。這些跟過去的一些事實不太一樣，似乎全球化正在去的過程中。

第二個問題，我們注意它的最重要的實質是經濟增長或者說全球經濟面臨著新的技術革命，或者正處在新技術革命的前沿。

觀察一下全要素生產率，危機以后，全要素生產都在下降，無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盡管人們講“互聯網+”各種各樣的技術，但似乎并沒有有效提升全要素生產力，如果從這個角度觀察一下，我們認為過去全球化是由體制和機制的變動主流工業技術擴散到發展中國家，大家在同樣一個技術水平上，由于發展中國家生產成本更低，更容易接受的技術，讓產品很快形成全球制造的中心。但是并沒有類似像內燃機、蒸汽機這樣的革命出現，它并不是更高的技術革命，只是主流工業技術的擴散，一下出現的情況，全球產能過剩。那么只是比誰的成本更低一些，但是并沒有增加整個需求。

于是我們再問一個問題，我們需要新的技術革命，新的技術革命在什么地方？

我想，如果我們回顧一下過去的技術革命，過去最重要的特點是速度，蒸汽機是什么？蒸汽機是火車取代馬車，內燃機是什么？是飛機取代地面交通。

但是，你看一下以后的技術革命很少在速度上有一個突破，這就是我們金融界非?？春玫?span lang="EN-US">“外太空技術”，現在所謂“火箭回收技術”，這是全球投資者看好的技術，因為它是“逃離地球”的技術。包括美國現在發明的“膠囊列車”，時速達到1000公里。這里暗含的一個期待，就是我們需要在技術進步，要在速度上得到突破。我們看看所有的工業革命，我們覺得最終要是工業技術上的重大突破是技術的，動力在工業上的變革，帶來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動，可能處在這樣一個時期，至少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到成為主流的工業技術。

我想，互聯網信息的傳輸速度問題并沒有解決物理的移動速度的問題。如果我們說工業化更重要的是物體的移動速度。另外，正是由于這樣一種情況下，當技術不能進步，產能又是在急劇增長，按照凱恩斯辦法就是擴大有效需求，怎么擴大有效需求？用新的投資、新的對象來創造需求，結果就是在金融上高負債。全球無一例外，都進入了高負債的狀態，巨額的財政赤字、巨額的負債，構成了一個不爭的事實。

自從二戰結束，日本達到占GDP250%，美國超過了100%，德國是80%多，如果從這個角度衡量一下，似乎中國政府好像是最好的。如果按照當年的歐盟的標準的話，就是一國債務不能超過GDP的60%，大概只有中國政府能滿足。高負債就變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什么叫金融危機？金融危機是快速的去杠桿，高負債就是高杠桿，全球在這么一個高杠桿的情況下，全球都在擔心這個會不會出現新的問題。美國想再刺激一把，發現弄上去可能有問題，所以又不敢油門加的太大，踩一腳油門趕快收回來，現在又遇到困難的。

負債不推上去，新的技術革命又沒有，全球的需求一定是處于萎縮之中的。今年4、5月份，我們在歐央行討論全球經濟問題，我們是做銀行的，不懂負利率是什么，怎么操作。負利率意味著到銀行存款我要倒收利息，你要到銀行貸款，我要貼你。即使這樣，需求政策做到這個份兒上了，全球經濟增速并沒有提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實全球都需要結構性改革，凱恩斯政策幾乎走到頭了，這時候，全球化真遇到重大的挑戰，我們說不僅僅是一個結構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周期問題，更重要是人類在考慮未來走向重大的挑戰，為什么說可能是500年未有之變局，或者說至少有65未有之變局。整個經濟政策框架開始發生重大的變化。這大概就是為什么全球在學術思潮中間，美國為什么提出1對99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全球正在出現一個我們叫碎片化的過程，我想用碎片化的概念不是我說的，你們看看中俄兩國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上個月普京總統到中國來簽的三個協議，看看世界經濟變化的碎片化，全球經濟不穩定性。這種碎片化形成什么呢？

剛才趙晉平講了英國“脫歐”，我們認為他說的很好，很對。但是我們看的風險，英國“脫歐”是可以預期的，可以控制的。我們覺得更大的風險是土耳其的政變，土耳其的政變是失敗，這意味著整個再一個最世俗的伊斯蘭國家開始了伊斯蘭文化，開始了穆斯林化。這是對歐洲最大的威脅，這是對世界最大的威脅。

全球300年最大的問題就是勞動收入趕不上資本的收入，從這個角度觀察，像桑德斯出現背后的原因，這可能是一個全球化變化的一個重大的挑戰。另外，地緣政治風險上升背后的思想根源，我們說這可能正是我們的幾十年甚至是500年未有之變的背景。所以，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和看法在發生變化。

討論中國。我特別同意裴長洪教授講的“一帶一路”，包括趙晉平講的“一帶一路”，這是新理念，“一帶一路”最核心就是包容性，然后講命運共同體，而這跟過去的全球化規則不一樣，過去講商業競爭，競爭者獲勝，現在叫共建、共享、共贏，這是一個包容性。

如果有全球化的下半場，下半場就是這個。但是，如果這個理念要構筑新的全球化，我們也知道挑戰巨大，它是對整個世界理解的一個重新構造。這對世界治理體系、治理理念、治理規則是一個重大的挑戰。這個挑戰顯然如果你不能戰勝的話，就建立新的全球化，而我們看到舊的全球化是碎片的。我們認為全球現在處在春秋戰國時代，最大的風險，很可能是一種風險，如果美國不再當世界警察，重新享受光榮獨立的話，這個世界會是什么樣。

特朗普、希拉里、桑德斯他們代表這種理念，美國歷史上是有這個的。中國可能要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尤其是在周邊國家，應該奠定一個基本框架，我們認為中國東盟“10+1”，中國上海合作組織，這些周邊性的區域性的安排，包括中日韓自貿區的安排，可能是最重要的制度性框架，如果我們還不能對全球發揮重要作用，至少我們要把周邊的事再發揮著重要作用。我想，這是中國走到今天不可回避的問題。

以上就是我的發言。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