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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作云：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及其偉大啟示——紀念《資本論》第一卷出版150周年

點擊：  作者：張作云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02-06 08:41:03

 

       一些年來，西方理論界的一些人士認為，馬克思沒有全面而系統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理論，并以此否定馬克思危機理論的系統性、完整性和真理性。豈不知，馬克思雖然沒有研究和論證資本主義危機的專門論著，但在他的浩瀚論著中，卻有許多地方對資本主義危機作了深刻而精辟的分析。如果從馬克思理論的總體、基本結構及其內在聯系來看，關于資本主義危機的理論，不僅是他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也是歷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無法達到的理論境界。日月如梭，往事如煙，時間越過將近兩個世紀，在21世紀10年代的今天，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危機的理論，卻依然璀璨奪目，猶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閃耀著真理的光焰。

　　一、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是在批判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危機理論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研究，是從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危機理論的批判開始的。

　　首先，馬克思批判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否認危機的謬論。在經濟學說史上，法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讓．巴蒂斯特．薩伊，最早提出了這一理論，即“生產給產品創造需求”、“買和賣”相互平衡的“銷售論”。接著，英國庸俗經濟學家詹姆斯．穆勒，吸收了薩伊的基本思想，在把資本主義商品流通抽象為物物交換之后，提出生產物自身創造出市場、“市場商品普遍充斥”“不可能”、“需求和供給直接等同”的理論。李嘉圖，作為英國古典經濟學的集大成者，雖然對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但在危機理論上，卻完全接受了薩伊和穆勒的觀點，在把資本主義商品流通歸結為“物物交換”的基礎上，提出了“生產和消費”相統一的理論。

　　針對薩伊“買和賣”相互平衡的“銷售輪”，馬克思首先指出，這是一個愚蠢的教條。接著，便分析了這一“教條”內含的矛盾。

　　他說：從“作為兩極對立的兩個人即商品所有者和貨幣所有者的相互關系來看，賣和買是同一個行為。但作為同一個人的活動來看，賣和買是兩極對立的兩個行為。因此，賣和買的統一性包含著這樣的意思：如果商品被投入流通的煉金爐，沒有煉出貨幣，沒有被商品所有制賣掉，也就是沒有被貨幣所有者買去，商品就會變成無用的東西。這種同一性還包含這樣的意思：如果這個過程成功，它就會形成商品的一個休止點，形成商品生命中的一個時期，而這個時期可長可短。既然商品的第一個形態變化是賣又是買，這個局部過程同時就是一個獨立的過程。買者有商品，賣者有貨幣，也就是有一種不管早一些或晚一些再進入市場都保持著能夠流通的形式的商品。沒有人買，也就沒有人能賣。但誰也不會因為自己已經賣，就得馬上買。流通所以能夠打破產品交換的時間、空間和個人的限制，正是因為它把這里存在的換出自己的勞動產品和換進別人的勞動產品這個二者之間的直接同一性，分裂成賣和買這二者之間的對立。”

　　這樣，買和賣的同一性，就變為不同一，而變為不同買和賣的過程的對立了。在分析了買和賣之間的矛盾之后，馬克思揭示了買和賣之間矛盾的對立統一運動所包含的危機的可能性。

　　他說：“說互相對立的獨立過程形成內部的統一，那也就是說，它們的內部統一是運動于外部的對立中。當內部不獨立（因為互相補充）的過程的外部獨立化達到一定程度時，統一就要強制地通過危機顯示出來。”

　　雖然這種矛盾形式“包含的危機的可能性，”“僅僅是可能性”，在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這種可能性要發展為現實，必須有整整一系列的關系，”但無論如何，薩伊以“買和賣”的一致性或“無矛盾”的理論為論據，否認“資本主義制度存在危機”的理論，都是錯誤的和十分荒謬的。

　　針對穆勒否認生產普遍過剩的“需求和供給直接等同”論，馬克思針鋒相對地指出：

　　“從正統的經濟學觀點來否認一定時期會發生普遍的生產過剩，這種企圖實際上是很幼稚的。”

　　“為了挽救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而把這種生產的一切特有屬性、它的概念規定全部拋開，相反地把它看成是提供直接使用價值的簡單生產，本質的關系完全被抽掉了。事實上，為了消除這種生產所具有的矛盾，干脆把這種生產拋棄和否定了。”

　　馬克思指出：

　　“這里存在著很大的混亂：供給和需求的這種同一性，從而供給就是由供給本身的量來計量的需求，這只有在供給是交換價值，即等于一定量物化勞動時，才是真實的。只有供給是這種交換價值，供給才是自身的需求的尺度——這是就價值來說的。但是作為這樣的價值，供給只有同貨幣相交換才能實現，而作為同貨幣交換的對象，供給取決于自己的使用價值；但是作為使用價值，供給取決于對它的現有需求量，取決于對它的需要程度。但是作為使用價值，供給決不是由物化在它本身中的的勞動時間來計量的，而是用一種和它作為交換價值的性質毫無關系的尺度來計量的。”

　　馬克思進一步指出：

　　“使用價值的供給和有待實現的價值的供給決不是等同的，因為數量完全不同的使用價值可以表現同量的交換價值。”

　　“我所供給的（但是還沒有實現的）價值和我所供給的、已經實現的”使用價值的量，“決不是互成比例的。”

　　“沒有絲毫理由認為一種商品按照自己的價值出賣的能力和我所供給的商品量是成比例的”。

　　最后，馬克思揭示了穆勒論證方法的實質及其形而上學邏輯。他說：

　　“我們在這里看到，需求和供給的直接等同（從而市場商品普遍充斥的不可能性）是怎樣被證明的。需求據說就是產品，而且這種需求的量是用這種產品的價值來計量的。穆勒就是用這同樣的抽象‘證明方法’證明買和賣只是等同，而不是彼此相區別；他就是用這同樣的同義反復證明價格取決于流通的貨幣量；他也就是用這同樣的手法證明供給和需求（它們只是買者和賣者的關系的進一步發展的形式）必然是彼此平衡的。這還是同樣的一套邏輯。如果某種關系包含著對立，那它就不僅是對立，而且是對立著的統一。因此，它就是沒有對立的統一。這就是穆勒用來消除‘矛盾’的邏輯。”

　　可以看出，穆勒“需求和供給直接等同”的理論，不僅在世界觀上是唯心的，而且在方法論上也是形而上學的，整個理論的論證，充斥著以“辯護”為特點的荒謬性。

　　對于李嘉圖以否認資本主義存在危機為宗旨的“生產與消費”相統一的理論，馬克思給予了嚴厲的批判。馬克思首先指出了這一理論觀點的來源。他說：

 

　　“李嘉圖接受了庸俗的薩伊（其實是屬于詹姆斯．穆勒的）觀點”，“認為生產過剩，至少市場商品普遍充斥是不可能的。”

　　接著，馬克思揭示了李嘉圖“生產和消費”相統一這一理論的荒謬性。他說：

　　“說生產者和消費者是一回事，那是最可笑不過的了。因為對于很大數量的生產部門——所有不生產直接消費品的部門——來說，大多數參加生產的人是絕對被排斥于購買他們自己的產品之外的。他們決不是自己的這很大一部分產品的直接消費者或買者，雖然他支付包括在他們購買的消費品中的自己產品的一部分價值。”

　　“‘消費者’這個詞是模糊不清的，把‘消費者’這個詞同買者這個詞等同起來是錯誤的。從生產消費的意義來說，恰恰是工人消費機器和原料，在勞動過程中使用它們。但工人并不是為了自己而使用機器和原料，因此，也就不是機器和原料的買者。對于工人來說，機器和原料不是使用價值，不是商品，而是一個過程的客觀條件，而工人本身則是這個過程的主觀條件。”

　　馬克思認為，以“雇傭工人的企業主在購買勞動資料和勞動材料時是工人的代表”為理由，給“生產者和消費者是一回事”的觀點進行辯護的手法，也是十分荒謬的。

　　“企業主代表工人——指的是在市場上代表——與假定說工人自己代表自己，條件是不一樣的。企業主必須出賣包含著剩余價值，即無酬勞動的商品量，要是工人的話，就只須出賣把生產中預付的價值——以勞動資料、勞動材料和工資的價值形式出現——再生產出來的商品量。”

　　“資本家需要的市場比工人需要的市場大。而且，企業主是否認為市場條件對于開始再生產已充分有利，這取決于企業主而不是工人。”

　　“對于一切不是用于個人消費而必須用于生產消費的物品來說，即使再生產過程不遭到破壞，工人也是生產者而不是消費者。”

　　“反過來，說消費者就是生產者，也同樣是錯誤的。”

　　“土地所有者（收取地組的人）不生產，可是他消費。”

　　馬克思認為，從工人的消費與生產關系的角度，來為“消費和生產”相統一的觀點辯護，從而否定生產過剩，進而否定危機，其手法也是蹩腳的。他說：

　　“工人實際上生產的是剩余價值。只要他們生產剩余價值，他們就有東西消費。一旦剩余價值的生產停止了，他們的消費也就因他們的生產停止而停止。”

　　“他們能夠消費，決不是因為他們為自己的消費生產了等價物。相反，當他們僅僅生產這樣的等價物時，他們的消費就會停止，他們就沒有等價物消費了。”

　　“如果把這里考察的關系簡單地歸結為消費者和生產者的關系，那就忘記了從事生產的雇傭工人和從事生產的資本家是兩類完全不同的生產者，更不用說那些根本不從事生產活動的消費者了。”

　　馬克思還揭示了李嘉圖論證方法的矛盾性。他說：

　　“否定危機的各種辯護論言論所證明的東西，總是和他們想要證明的相反，就這一點說，它們是重要的。它們為了否認危機，在有對立和矛盾的地方大談統一。”

　　“它們證明，如果被它們用想象排除了的矛盾實際上不存在，那就不會有任何危機。但是，因為這些矛盾存在著，所以實際上有危機。辯護論者為否定危機存在而提出來的每個根據，都是僅僅在他們想象中被排除了的矛盾，所以是現實的矛盾，所以是危機的根據。用想象排除矛盾的愿望同時就是實際上存在著的矛盾的一個證明，這些矛盾按照善良的愿望是不應該存在的。”

　　最后，馬克思把薩伊、穆勒、李嘉圖等人的觀點綜合起來，揭示了他們理論的辯護性質。他指出：

　　“李嘉圖和其他人對生產過剩等提出的一切反對意見的基礎是，他們把資產階級生產或者看作不存在買和賣的區別而實行直接的物物交換的生產方式，或者看作社會的生產，在這種生產中，社會好像按照計劃，根據為滿足社會的各種需要所必需的程度和規模，來分配它的生產資料和生產力，因此每個生產領域都能分到為滿足有關的需要所必需的那一份社會資本。”

　　這種辯護論，實質上是要否定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證明“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是絕對的生產方式”、“沒有更確切的特殊規定的生產方式”，即永恒存在的生產方式。

　　在批判了薩伊、穆勒、李嘉圖等人通過否認生產過剩、進而否認危機存在的謬論之后，馬克思又批判了西斯蒙第、馬爾薩斯等人承認危機、但曲解危機根源的理論。

　　在經濟學說史上，西斯蒙第是最早論證資本主義危機必然性及其根源的經濟學家。關于危機的必然性，西斯蒙第認為，生產和消費是相互決定的，保持生產和消費的平衡，不僅是經濟社會順利發展的必要條件，而且也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問題”。要實現二者的平衡，“生產要隨著需要的比例而相應地增減”。然而，資本主義的發展卻無法保持生產和消費之間的平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資本主義制度存在著生產無限擴大和消費縮小的矛盾。西斯蒙第還指出了危機的另一原因，即資本主義市場的無政府狀態。他認為，商業的發展，市場是由消費者的人數、愛好、消費的范圍和收入的大小共同組成的，“要確切了解和估計市場上的這種波動是困難的，對于每個生產者來說，這種困難更大，因為，并不是每一個生產者都洞悉其他商人的數目和購買力，以及要和他競售商品的競爭對手。”即使生產者有熟悉市場情況的本領，能了解市場情況的變化，要使自己的生產適應這種變化也是困難的。資本主義市場的這種復雜變化，既難于預測，也難于適應，這就使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消費無法保持平衡。

　　對于西斯蒙第的危機理論，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他在這方面的理論貢獻，同時，也指出了他的理論缺陷。關于西斯蒙第的理論貢獻，馬克思指出；

　　“西斯蒙第深刻地感覺到，資本主義生產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的形式——它的生產關系——促進生產力和財富不受拘束地發展；另一方面，這種關系又受到一定條件的限制，生產力愈發展，這種關系所固有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商品和貨幣、買和賣、生產和消費、資本和雇傭勞動等等之間的矛盾就愈擴大。他特別感覺到了這樣一個基本矛盾：一方面是生產力的無限制的發展和財富的增加——同時財富由商品構成并且必須轉化為貨幣；另一方面，作為前一方面的基礎，生產者群眾卻局限在生活必需品的范圍之內。因此，在西斯蒙第看來，危機并不像李嘉圖所認為的那樣是偶然的，而是內在矛盾的廣泛的定期的根本爆發。”

　　他模糊的猜測到，“對于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發展起來的生產力，對于創造財富的物質和社會條件，必須有占有這種財富的新形式與之相適應；資產階級形式只是暫時的、充滿矛盾的形式，在這種形式中財富始終只是獲得矛盾的存在，同時處處表現為它自己的對立面。這是始終以貧困為前提、并且只有靠發展貧困才能使自己得以發展的財富。”

　　對于西斯蒙第的理論缺陷，馬克思指出：

　　“他經常遲疑不決的是：國家應該控制生產力，使之適應生產關系呢，還是應該控制生產關系，使之適應生產力？在這方面，他經常求救于過去；他成為‘過去時代的贊頌者’，或者也企圖通過別的調節收入和資本、分配和生產之間的關系的辦法來制服矛盾，而不理解分配關系只不過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的生產關系。他中肯地批判了資產階級生產的矛盾，但他不理解這些矛盾，因此也不理解解決這些矛盾的過程。”

　　作為英國庸俗經濟學創始人的馬爾薩斯，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也較為系統地闡述了他的危機理論。首先，他不像薩伊等人那樣掩蓋資本主義生產中的矛盾，相反，他強調這些矛盾，并且論證了普遍生產過剩危機的可能性。他認為，“需求總是由價值決定，而供給總是由數量決定。”“商品不僅同商品相交換，而且也同生產勞動和個人服務相交換，而同這些東西相比，就像同貨幣相比一樣，可能發生市場商品普遍充斥。”“供給必須始終同數量成比例，而需求必須始終同價值成比例。”他認為，問題不在于發生商品普遍生產過剩即發生危機的可能性，而在于找到消除生產過剩即危機的方法。無論是工人的購買和資本家之間的交換，都不能為全部產品提供足夠的市場，只有存在一個只消費不生產的階級，才能為全部產品提供有效的需求，才能提供足夠的市場。他說：“在這個階級中，地主無疑地居于顯著的地位”。

　　馬爾薩斯的危機理論，遭到了馬克思的嚴厲批判。首先，馬克思揭示了馬爾薩斯并不掩蓋反而突出資產階級生產矛盾的原因。他指出：

　　“馬爾薩斯并不打算掩蓋資產階級生產的矛盾，相反，他是想要突出這些矛盾，以便一方面證明工人階級的貧困是必要的（對這種生產方式說來，他們的貧困確實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向資本家證明，為了給他們出賣的商品創造足夠的需求，養的腦滿腸肥的僧侶和官吏是必不可少的。”

　　其次，馬克思揭露了馬爾薩斯關于“避免生產過剩即危機”藥方的本質內容及其荒謬性。他指出：

　　馬爾薩斯開出的藥方是，“一方面，存在著工人階級，由于人口規律的作用，他們同供他們使用的生活資料相比始終是過剩的，即生產不足而造成人口過剩；其次，存在著資本家階級，由于這種人口規律的作用，他們始終能夠把工人自己的產品按照這樣的價格賣回給工人，使工人從中取回的僅僅能夠勉強維持他們的生存；最后，社會上還有很大一批寄生蟲，一群專事享樂的雄蜂，他們一部分是老爺，一部分是仆役，他們部分地以地租的名義，部分地以政治的名義，無償地從資本家階級那里攫取一大批財富，但是，他們要用從資本家手里奪得的貨幣，按高于價值的價格支付向這些資本家購買商品；資本家階級受積累欲望的驅使從事生產，非生產者在經濟上則只代表消費欲望，代表揮霍。工人人口同生產之間的失調現象，通過根本不參加生產的游手好閑者吃掉一部分產品的辦法得到消除。資本家引起的生產過剩的失調現象，則通過財富享受者的消費過度得到消除。”

　　這就是馬爾薩斯所開列的“避免生產過剩的唯一辦法”，“醫治這兩種過剩的靈丹妙藥”的實質。

　　最后，馬克思揭露了馬爾薩斯危機理論的辯護性和反動性。他指出：

　　馬爾薩斯的理論“十分明顯地符合他的目的——為英國現狀辯護，為大地主所有制、‘國家和教會’、年金領取者、收稅人、教會的什一稅、國債、交易所經紀人、教區小吏、牧師和家仆（‘國民支出’）辯護。”

　　“馬爾薩斯也愿意資本主義生產盡可能自由地發展，只要這一生產的主要承擔者即各勞動階級的貧困是這一發展的條件”。“馬爾薩斯愿意有資產階級生產，只要這一生產不是革命的，只要這一生產不形成歷史的發展的因素，而只是為‘舊’社會造成更廣闊、更方便的物質基礎。”

　　此外，馬克思還批判了“只承認貨幣危機，不承認生產過剩的危機”、用“生產不足”“消費不足”或“資本過多或不足”來說明危機、用“通貨不足或濫發通貨”說明危機、用“信用”和“投機”或資本的“貪婪”來說明危機等歪曲或掩蓋危機根源和原因的錯誤理論。至于認為資本主義能夠防止和消除危機的理論，諸如“提高工資”、“大量工業投資”、“控制通貨”、“調節生產和分配”、成立“卡特爾”、“禁止競爭”，甚至通過“道德”訓導和“法律”約束等等，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也以不同的形式進行了分析和批判。通過對上述危機理論的批判，建立并闡明了自己科學的危機理論。

　　二、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基本要點

　　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大體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關于危機歷史性質的論述。他認為，資本主義以前沒有以過剩為本質特征的危機。他說：

　　“在人們為自己而生產的社會條件下，確實沒有危機，但是也沒有資本主義生產。我們從來也沒有聽說過，古代人在他們以奴隸制為基礎的生產中見過什么危機，雖然在古代人中也有個別生產者遭到破產。”

　　資本主義幼年時期也不存在生產過剩的危機，他說：

　　“在工業發展的初期，這種停滯現象只限于個別的工業部門或個別的市場。”

　　“現代工業這種獨特的生活過程，我們在人類過去的任何時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幼年時期也不可能出現。”

　　只是在“大工業剛剛脫離幼年時期”，“從1825年的危機才開始它的現代生活的周期循環”。

　　馬克思還認為，危機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大工業時期產生的特有現象。他說：

　　“延續多年的、本身分為一些各具特點的時期或時代的工業周期，確是大工業所固有的。”

　　第二，關于危機可能性和現實性的論述。馬克思首先論證了簡單商品經濟或一般商品經濟條件下危機的可能性。他指出，

　　商品流通“分解為W—G和G—W，這是最抽象的和最表面的形式。在這個形式中已經表現出危機的可能性。”

　　“這個形式包含著危機的可能性，也就是包含著這樣的可能性，相互聯系和不可分離的因素彼此分離，因此它們的統一要通過強制的方法實現，它們的相互聯系要通過強加在它們的彼此獨立性上的暴力來完成。危機無非是生產過程中已經彼此獨立的階段強制地實現統一。”

　　關于危機可能性存在的原因，他說：

　　危機的可能性，“就其在形態變化的簡單形式中的表現來說，僅僅來自以下情況，即商品形態變化在其運動中經歷的形式差別——階段——第一，必須是相互補充的形式和階段，第二，盡管有這種內在的必然的相互聯系，卻是過程的互不相干地存在著、在時間和空間上彼此分開、彼此可以分離并且已經分離、互相對立的部分和形式。因此，危機的可能性只在于賣和買的分離。”

　　關于資本主義條件下危機的可能性，他說：

　　“只要資本也是商品并且只是商品，那末包含在這種形式中的危機的一般可能性，即買和賣的分離，也就包含在資本的運動中。”

　　他認為，危機的可能性分為兩種。第一種可能性在于“買和賣彼此分離”，第二種可能性即在“貨幣執行支付手段的職能的情況下”發生的危機。

　　“在沒有第二種可能性的情況下，第一種可能性也可能出現。”

　　“但是，在沒有第一種可能性的情況下，即在沒有買和賣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卻不可能出現第二種可能性”，即由貨幣執行支付職能的情況下發生的危機。

　　第一種可能性是第二種可能性的前提和基礎，第二種可能性則是第一種可能性成為現實并進一步發展的結果。馬克思還認為，危機的一般的、抽象可能性不是危機的原因。他指出：

　　“說明危機可能性的這些規定，還遠不能說明危機的現實性，還遠不能說明為什么［再生產］過程的不同階段竟會發生這樣的沖突，以致只有通過危機、通過強制的過程，它們內在的統一才能發生在用。”

　　這是因為，“危機的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無非就是危機的最抽象的形式，沒有內容，沒有危機的內容豐富的起因。”

　　最后，馬克思揭示了危機由可能轉化為現實的條件。他認為，

　　危機的可能性，“只是在那種取得典型發展的、與自身概念相符合的流通的各種基本條件已經存在的地方，才有可能成為現實。”

　　馬克思在考察過剩人口對資本積累和和再生產周期不同階段的意義時，進一步明確地指出了造成現實危機的條件。他說：

　　“當機器工業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對整個國民生產產生絕對的影響時；當對外貿易由于機器工業而開始超過國內貿易時；當世界市場逐漸侵占了新世界即亞洲和澳洲的廣闊地區時；最后，當走上競賽場的工業國家為數眾多時；——只是從這個時候起，才開始出現不斷重復的周期。”

　　馬克思在這里談到的危機由可能變為現實的條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及其充分發展的階段才得以具備的。這些基本條件不僅證明，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而且也在實踐上證明了，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階段，危機由可能轉化為現實的歷史必然性。

　　第三，關于危機歷史必然性的論述。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社會生產的一個特殊發展的獨特形式，”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固有的對抗、矛盾，因而對抗、矛盾在危機中的爆發”和“存在”，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危機的必然性，是由資本積累造成的，“資本家以日益擴大的規模使用既有的巨大的生產資料，并為此而動用一切信貸機構”，而產業方面的“‘地震’也來得愈來愈頻繁”。“生產資本愈增殖，它就必然更加盲目地為市場生產，生產愈益超過了消費，供給愈益力圖擴大需求，由于這一切，危機的發生也就愈益頻繁而且愈益猛烈。”“各種互相對抗的要素之間的沖突周期地在危機中表現出來。危機永遠只是現有矛盾的暫時的暴力的解決”。

　　第四，關于危機根源的論述。馬克思認為，危機來源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他說：

　　“使實際的資產者最深切地感到資本主義社會充滿矛盾的運動的，是現代工業所經歷的周期循環的變動，而這種變動的頂點就是普遍危機。”

　　“危機永遠只是現有矛盾的暫時的暴力的解決，永遠只是使自己已經破壞的平衡得到瞬間恢復的暴力的爆發。”

　　其次，他認為，危機來源于市場擴大的需求和市場日益狹窄的矛盾。他說：

　　“這種危機之所以來得愈頻繁和愈劇烈，就是因為隨著產品總量的增加，也即隨著對擴大市場的需要的增長，世界市場變得愈加狹窄了。”

　　再次，他認為這種市場日益擴大的需求和市場日益狹窄的矛盾，來源于生產和消費的矛盾。他說：

　　“資本的目的不是滿足需要，而是生產利潤，因為資本達到這個目的所用的方法，是按照生產的規模來決定生產量，而不是相反”，

　　“立足于資本主義基礎的有限的消費范圍和不斷地力圖突破自己固有的這種限制的生產之間”“不斷發生沖突。”

　　 “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發展的、與人口相比顯得驚人巨大的生產力，以及雖然不是與此按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資本價值（不僅是物質實體）的增加，同這個驚人巨大的生產力為之服務的、與財富的增長相比變得越來越狹小的基礎相矛盾，同這個日益膨脹的資本的價值增值的條件相矛盾，危機就是這樣發生的。”[53]在層層遞進地分析了引發危機的一連串矛盾之后，馬克思點出了作為危機根源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即資本主義生產力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也就是恩格斯所說的“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

　　第五，關于危機實質的論述。馬克思首先指出，生產過剩是危機的普遍的和基本的現象。

　　“除了投入織布生產的資本所直接雇傭的工人以外，棉布再生產的這種停滯還影響一批的生產者：紡紗者、棉花種植者、紗錠和織機的生產者、鐵和煤的生產者等等。所有這些人的再生產同樣都要遭到破壞，”

　　“即使在他們自己的生產領域里沒有生產過剩，也就是說，即使那里生產的數量沒有超過棉布工業銷路暢通時所確定的合理的數量，這種情況也會發生。”

　　“驅使生產過程突破資本主義界限的必然性，同時也一定會隨著這種過剩而發展，也就是產生貿易過剩、生產過剩、信用過剩。”

　　“生產過剩是作為危機的基本現象”“暴露出來的”。

　　其次，馬克思結合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性質和特點，分析了生產過剩的基本規定。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不是產品的生產過剩和商品的生產過剩，也不是資本過剩，而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相對過剩。他說，人類歷史上出現過兩種不同的生產過剩，即產品的生產過剩和商品的生產過剩。

　　“產品的生產過剩和商品的生產過剩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作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并不是因為應由工人消費的商品相對地「消費」過少，或者說，不是因為應由資本家消費的商品相對地「消費」過少，而是因為這兩種商品生產過多，不是對消費來說過多，而是對保持消費和價值增值之間的正確比例來說過多；對價值增值來說過多。”

　　“在發生生產過剩的時候尤其令人奇怪的是，正是充斥市場的那些商品的真正生產者——工人——缺乏這些商品。”

　　“所謂的資本過剩，實質上總是指那種利潤率的下降不會由利潤量的增加得到補償的資本——新形成的資本嫩芽總是這樣——的過剩，或者是指那種不能自己獨立行動而以信用形式交給大產業部門的指揮人去支配的資本過剩。資本的這種過剩是由引起相對過剩人口的同一些情況產生的，因而是相對過剩人口的補充現象”。

　　馬克思指出，

　　“如果說生產過剩只是相對的，這是完全正確的”，

　　這是因為，“要使勞動資料和生活資料作為按一定的利潤率剝削工人的手段起作用，勞動資料和生活資料就周期地生產得太多了。要使商品中包含的價值和剩余價值能夠在資本主義生產所決定的分配條件和消費關系下實現并再轉化為新的資本，就是說，要使這個過程能夠進行下去，不致于不斷地發生爆炸，商品就生產得太多了。”

　　但是，“對于人口中有勞動能力的那部分人的就業來說，生產資料生產得不是太多了”。

　　“生活資料和現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產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夠體面地、像人一樣地生活，生活資料還是生產得太少了。”

　　“不是財富生產得太多了，而是資本主義的、對抗性的形式上的財富，周期地生產得太多了。”

　　馬克思最后說，周期性“相對的生產過剩”，進行生產“不考慮消費的現有界限，”“生產只受資本本身的限制。而這一點確實是這種生產方式的特點。”

　　第六，關于危機周期性的論述。關于危機具有周期性的原因，馬克思指出：

　　“正如天體一經投入一定的運動就會不斷地重復這種運動一樣，社會生產一經進入交替發生膨脹和收縮的運動，也會不斷地重復這種運動。而結果又會成為原因。于是不斷地再生產出自身條件的整個過程的階段變換就采取周期性的形式。”

　　“只要這個制度還存在，危機就必然由它產生出來，就好像一年四季的自然更迭一樣。”

　　危機周期的“規律就是，在商業周期的一個時期中繁榮的最高點所達到的生產水平就成為下一個時期的起點。”

　　關于危機周期經歷的階段，馬克思指出，

　　“由于自然規律的必然性，生產一定要經過繁榮、衰退、危機、停滯、新的繁榮等等周而復始的更替。”

　　“這就是說，工業接連地經過繁榮、生產過剩、停滯、危機諸階段而形成一種反復循環的周期。”

　　其中，“危機既是一個周期的始點，也是另一個新周期的起點。”

　　關于危機周期所經歷的時間，馬克思指出：

　　“直到現在，這種［工業］周期的延續時間是十年或十一年”。

　　但“決不應該把這個數字看作是固定不變的。相反，根據我們以上闡述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各個規律，必須得出這樣的結論：這個數字是可變的，而且周期的時間將逐漸縮短。”

　　關于危機周期循環的物質基礎，他指出：

　　“雖然資本投下的時期是極不相同和極不一致的，但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因此，就整個社會考察，危機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個周轉周期的新的物質基礎。”

　　第七，關于危機革命作用的論述。馬克思認為，危機能夠促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矛盾的尖銳化以及戰爭和革命因素的增長。他指出：

　　“一旦工人階級自己充分感覺到危機的影響，”

　　“在工人階級中間多少處于沉寂狀態，并且只保存下來進行新的鼓動的干部的政治運動就會重新開始。正是在資產階級同貴族的沖突達到頂點的時候，工業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沖突又會開始。”

　　“深刻地震撼歐洲”的“戰爭或革命”，“是工商業普遍危機的結果”。

　　在危機中，“工人階級因消費不足而激起憤懣”。

　　“如果現代工業不是在周期性循環中經過停滯、繁榮、狂熱發展、危機和極度低落這些彼此交替、各有相當時期的階段，如果工資不是因為這些階段彼此交替而有高有低，如果廠主和工人之間不是進行著經常的、與工資和利潤的這些波動密切聯系著的戰爭，那么，大不列顛和全歐洲的工人階級就會成為精神萎縮、智力落后、內心空虛、任人宰割的群眾，這樣的群眾是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的”。

　　馬克思認為，危機必然引發社會的革命運動。他指出：

　　“歐洲從十八世紀初沒有一次嚴重的革命事先沒有商業危機和財政危機。1789年的革命是這樣，1848年的革命也是這樣。”

　　“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機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來臨像新的危機的來臨一樣是不可避免的。”

　　恩格斯在1881年3月30日給倍倍爾的信中說得更加明確：

　　“在總危機臨近的時候，早已預言過的全世界的革命形勢正在成熟；瞎眼的敵人在為我們工作；加速世界崩潰的發展規律，正在全面的慌亂中和通過這種慌亂發揮作用；——看到這一切真是令人高興。”

　　第八，關于資本主義能否擺脫危機的判斷。依據資本主義發展的現實，馬克思的結論是：危機是資本主義的不治之癥，資本主義根本無法擺脫和消除危機。他指出：

　　“工業危機既不能用軍事專制制度來防止，也不能因軍事專制度過分揮霍而使社會信貸極度緊張而緩和下來，也不能因軍事專制并且使金融危機成為商業危機的必然伴侶而得到緩和。”

　　資產階級用來克服危機的辦法，“不過是資產階級在準備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機的一種辦法，不過是使防止危機的手段愈來愈少的一種辦法。”

　　“政府在這種危機面前是無能為力的。”

　　馬克思認為，

　　“‘如果現在的國民經濟組織及其法的基礎〈！〉，土地的私有制和資本等等被看做是基本上不應變化的制度’，那就沒有（……）任何辦法‘來消除……這個禍害本身’”。

　　就是說，不改變現存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制度，就不能杜絕或消除危機。斯大林說得更加明確和直截了當：

　　“要消滅危機，就必須消滅資本主義。”

　　第九，關于危機歷史意義的分析。馬克思認為，危機頻繁地和周期性地發生，既是資本主義走向崩潰的先兆，也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社會變革的強制性手段之一。他說：

　　“真正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總危機周期的時間在縮短。”

　　“但特別可喜的是，這種時間的縮短正在暴露出如此明顯的跡象；這是資產階級世界的壽命的不祥之兆。”

　　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說，危機就“像一只能干的老田鼠那樣挖得好。”

　　最后，馬克思揭示了危機的歷史前途和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趨勢。他說：

　　“這種危機將隨著資本主義的消滅、隨著現代社會的回復到古代類型的最高形式，回復到集體生產和集體占有而結束。”

　　在《法蘭西內戰》一書中，他說得更加明白：

　　“如果合作制生產不是作為一句空話或一種騙局，如果它要排除資本主義制度，如果聯合起來的合作社按照總的計劃組織全國生產，從而控制全國生產，制止資本主義生產下不可避免的經常的無政府狀態和周期性的痙攣現象，那末，”

　　“這不就是共產主義，‘可能的’共產主義嗎？”

　　最后，關于馬克思的危機理論在政治經濟學中的地位及其研究方法。從馬克思學說的整體來看，關于資本主義危機的研究和論述，應該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首先，對資本主義危機研究的迫切性，是促使他研究政治經濟學理論的主要動因之一。在1857年12月21日給斐．拉薩爾的信中，他說：

　　“目前的商業危機促使我認真著手研究我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并且搞一些關于當前危機的東西。”

　　其次，他多次談到研究資本主義危機的重要性。在《英國的貿易和金融》一文中，他指出：

　　“要想弄清那些左右世界市場危機的規律，必須不僅說明危機的周期性質，而且也要說明這種周期性的準確日期。此外，決不能容許每一次新的貿易危機所固有的特點遮掩所有各次危機共有的特征。”

　　在1879年4月10日給尼．弗．丹尼爾遜的信中，他指出：

　　“不論這次危機可能怎樣發展，”“仔細觀察這次危機，對資本主義生產的研究者和職業理論家來說是極其重要的”。

　　另外，馬克思還把“世界市場和危機”作為他的宏觀巨著《政治經濟學批判》分篇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關于危機問題的研究方法，很明顯，馬克思對危機問題的研究，始終是以唯物主義歷史觀為基礎并在唯物主義歷史觀指導下進行的，運用的是唯物主義的辯證法，尤其是其中的根本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

　　此外，馬克思還依據資本主義發展的實際，運用大量的案例及其統計資料，研究和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商業危機、農業危機、財政危機、獨立的貨幣危機和金融危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以來連綿不斷、周期發生的危機的歷史及其發生發展的規律，等等。對于這些，本文雖未涉及，但可以在上述危機的一般理論和基礎理論中得到啟示。

　　三、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偉大啟示

　　自1825年資本主義生產進入它的現代生活的周期循環以來，危機的陰影一直籠罩著西方國家的上空，跌宕起伏，連綿不斷。聯系資本主義危機的歷史，結合當代尤其是08國際金融危機的現實，回顧和學習馬克思的危機理論，對于我們深刻認識資本主義內在的和不可克服的矛盾，深刻認識資本主義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及其歷史趨勢，深刻認識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對于我們堅定社會主義信念，為實現人類崇高、美好而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作出無愧于時代的貢獻，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意義也是深遠的。

　　首先，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危機歷史性質的分析，明確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社會生產的一個特殊發展形式。

　　既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社會生產的一個特殊發展形式，那么，這種生產方式就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會永遠存在下去的，只能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隨著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它必然要被新的更為先進的生產方式例如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生產方式所代替。

　　既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社會生產的一個特殊發展形式，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并且必然要被一種新的更為先進的生產方式所代替，那么，這種生產方式的產生和存在也就必然具有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

　　既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那么，歷代資產階級學者和政客所宣揚的資本主義“永恒”論，就是唯心的、形而上學的和反歷史的。

　　同樣的道理，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西方國家文人墨客所鼓噪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趨同”論，國內一些人士借我國改革開放之機竭力鼓吹并力圖付諸實踐的“遠離政治”“告別革命”論、“資本主義優越”論、“資本主義補課”論、“與國際接軌”論等等，就是妄圖阻擋歷史車輪前進、重走資本主義老路的理論。

　　其次，必須高度重視我國現階段發生危機的可能性。

　　在馬克思的危機理論中，關于危機可能性和現實性的分析，占有很大的篇幅，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俯視當今世界，已經不是馬克思所處的自由資本主義時代，而是由以美國為旗手、西方國家為主導，私人壟斷資本、國家壟斷資本與國際壟斷資本結成的聯盟占統治地位的世界。

　　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危機存在的可能性以及由可能轉化為現實的一些條件，雖然仍然存在并發揮著作用，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經濟社會情況的變化，又有所新的發展，并逞現出許多新的特點，諸如經濟全球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跨國公司的出現及其在全球范圍開展經營活動；統一、開放、完備的世界市場體系；發達的交通運輸，以計算機為載體的網絡信息系統；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以及世界各國在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日趨劇烈的競爭；主要發達國家對經濟政治霸權的爭奪；發達的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國際投機家瘋狂的投機欺詐活動；等等。這些條件互相聯系、互為補充，共同構成危機可能性以及由可能轉化為現實的條件的有機系統。

　　這種情勢，不僅強化了以資本為主導的全球性風險，而且也增大了危機的可能性和現實性。特別像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雖然經過近70年社會主義建設，不僅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而且，還積累了豐富的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論理來說，不會存在馬克思所說的過剩性危機的可能性，也不會具備危機由可能轉化為現實的條件。然而，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復雜的，而且也是變化發展的。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進行了市場取向的改革，結果形成了多元化的所有制結構、多元化的生產關系結構、多元化的經濟制度結構和多元化的經濟主體結構，非公有制經濟及其經濟制度在其中占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時，在經濟運行的體制機制中，政府雖然發揮著重要的宏觀控制作用，但市場已經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國民經濟各部門、各產業、各行業、各類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具有了濃厚的市場化色彩。國際上，由于我國對外開放戰略的實行，不僅擴大了與世界各國在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加強了與世界各國特別是與西方國家的聯系，而且已經融入了以美國為主導、發達國家為主體的世界市場體系。

　　因之，多元化的所有制結構、多元化的生產關系結構和經濟制度結構，便為我國現階段發生“過剩”性危機提供了制度前提；多元化的經濟主體結構也孕育和放大了危機的可能性；同時，市場化的經濟運行體制機制也增大和強化了危機發生的風險；再加上國際尤其是西方國家經濟周期及其危機的輸入和影響，我國現階段發生危機的可能性不僅是客觀的，而且由可能轉化為現實的條件也是具備的和較為充分的。

　　危機的風險，不僅纏住西方國家不放，而且也潛伏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之中。我們必須百倍提高警惕，充分認識和高度重視我國現階段發生危機的可能性和現實性，必須不斷總結經驗，汲取教訓，結合自己的國情，切實端正改革開放的路線，制定科學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及其方針政策，防患于未然。

　　第三，危機的根源問題，歷來是資產階級學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爭論的焦點之一。

　　在經濟學史上，早有薩伊、穆勒、李嘉圖、馬爾薩斯等人開啟了歪曲、掩蓋危機根源的先河。在國際共運史上，又有資產階級的別動隊、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加入歪曲、掩蓋危機根源的行列。在當代，尤其是08 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西方學者在危機根源問題上，又泡制出諸如“金融規制及監管失敗”論、“系統性金融機構公司治理和風險管理失敗”論、“過度借款、高風險投資及缺乏透明”論、“政府應對準備不足、應對政策前后不一致”論、“問責制和道德出現系統崩潰”論、“抵押貸款標準的坍塌和抵押貸款證劵管道傳遞”論、“衍生品場外交易”論“信用評級機構失敗”論、“政府住房政策”論等等。在我國，也有學者趁機助陣，加入西方行列，為資本主義辯護而歪曲、掩蓋危機根源的。這伙人，在危機根源問題上，繞來繞去，只舉現象，不觸本質，只談直接原因，不談根本原因，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手段之高超，真可謂登峰造極者也！

　　必須指出，只要從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出發，深入分析資本主義內在的各種矛盾及其在經濟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不難得出危機根源問題的結論。在當代，在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的今天，如果想偷天換日，否定危機的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內在的生產社會性和占有制私人性的基本矛盾這一根源，以達為資本主義辯護之目的，都是徒勞的。

　　我們必須認真總結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深刻認識我國現階段發生危機的根源和原因，毫不動搖地堅持社會主義的改革方向，堅決抵制和反對改革開放中全面私有化、完全市場化和絕對自由化的新自由主義傾向，使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沿著正確軌道前進。

　　第四，危機的實質問題，也是資產階級學者與馬克思主義者分歧的焦點之一。

　　歷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從薩伊、穆勒、李嘉圖到當代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無不回避、歪曲、掩蓋危機的實質，否認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可能性和必然性。08國際金融危機爆以來，在我國理論界，也有不少學者，鸚鵡學舌，不厭其煩，和而論之。這些學者和政客非常明白，危機與生產過剩是資本主義生產中兩個不同但又互相聯系的方面。否定了生產過剩，就否定了危機，而承認了生產過剩，就必然要承認以生產過剩為本質特征的危機。他們既然要為資本主義辯護，既然要否認資本主義的歷史性和暫時性，把資本主義說成是永恒正義的理想王國，當然要千方百計地回避、歪曲、掩蓋以至否定危機的實質，當然要否定生產過剩這一資本主義制度的痼疾。因此，無論是從歷史還是從現實來看，正確認識和揭示資本主義尤其是當代資本主義生產過剩這一危機的實質和本質特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五，馬克思的危機理論告訴我們，一部資本主義發展史，就是一部與危機相伴的歷史。

　　資產階級企圖擺脫危機的辦法，只不過是一付止痛劑，其結果，必然成為準備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機的一種辦法，必然是證明治理危機的手段愈來愈少的辦法。頻繁的和周期發生的危機，不僅給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尤其是給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造成沉重的災難，而且也會不斷深化和加劇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和對立，發展為全面的社會危機，以至引起社會革命。

　　歷史已經表明，危機已經作為社會變革的強大力量，推動著資本主義走向崩潰，加速其走向滅亡的進程。馬克思在19世紀中期揭示的“兩個必然”的歷史趨勢，正在發揮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性的作用。

　　當代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一個接著一個地爆發，由此引發的國際經濟政治關系調整及其世界格局的變化，在全球范圍內勃然興起的“反思資本主義”、“偏愛社會主義”浪潮，便是絕好的證明。但是，危機的頻繁發生，也給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敲響了警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所有制結構、生產關系結構、經濟制度結構以及經濟主體結構等方面的調整，在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也產生和積累了一系列矛盾和問題。同時，還有西方國家在經濟、政治、外交、軍事乃至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圍堵、干預和滲透。這些矛盾和問題，不僅孕育著我國發生危機的可能性，而且也增大了危機從經濟領域向政治、社會乃至思想文化意識形態領域蔓延直至發展為全面社會危機的可能性。上世紀末期蘇聯解體、東歐劇變，2001年南美阿根廷發生的半個月內先后有四位總統輪番上任的集經濟、政治、社會為一體的危機，不僅是經濟危機引發全面社會危機的突出案例，而且也為我們提供了一面校正衣冠的鏡子。

　　第六，馬克思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及其當代意義。

　　自資本主義世界爆發首次過剩性危機以來，在對危機的認識上，大體有兩大理論。一種是辯護輪，另一種是批判論。在危機問題上的辯護輪，早期的代表人物，如前所述，有薩伊、穆勒甚至還有古典經濟學的集大成者李嘉圖等。進入20世紀之后，又依次出現了凱恩斯學派、后凱恩斯學派、制度經濟學派和新制度經濟學派等。這些學派及其代表人物，無不從其資產階級的本能出發，無視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杜撰出各種稀奇古怪的理論，或者否定資本主義普遍過剩的存在，進而否定周期性危機的可能性，或者承認普遍過剩的存在，但卻以錯綜紛繁的現象，掩蓋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歪曲危機的根源和實質，以達為資本主義辯護的目的。這些辯護性理論，雖然產生于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歷史時期，在理論上各具特色，但卻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把資本主義制度”“不是看作歷史上的過渡的發展階段，而是看作社會生產的絕對的最后的形式”，在世界觀上是唯心的和反歷史的，在方法論上是形而上學的和反動的。

　　對危機持批判態度的理論，又可分為三種，即以西斯蒙第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危機理論、以傅立葉為代表的空想社會主義的危機理論和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危機理論。

　　作為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代表人物的西斯蒙第，在他生活的那個時代，看到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肯定了生產過剩的客觀存在，揭示了危機的必然性。同時也反對并批評斯密、李嘉圖等人把資本主義說成合理的永恒制度的觀點，指出了資本主義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但是，由于不了解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性質，因而，不能揭示危機的真正根源和原因，尤其是無法找到真正解決資本主義內在矛盾、治理和消除危機的辦法，反而以其小資產階級浪漫主義思想為指導，開歷史的倒車，主張回到小生產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時代去。

　　作為空想社會主義優秀代表的傅立葉，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可以說是十分出色的。他淋漓盡致地揭露了資本主義的種種罪惡，指出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必然引起企業主之間的競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企業主之間的競爭必然造成物質財富的驚人浪費，引發生產過剩的危機。然而，他并不了解過剩性危機的真正根源和原因。在批判資本主義及其危機時，他雖然看到了新社會的曙光，已經站在社會主義的大門旁邊，但并沒有找到科學打開社會主義大門的鑰匙，也沒有找到實現社會變革、代表社會主義未來的偉大階級，而只是試圖依靠自己的所謂“頂層設計”，通過資產階級及其開明人士的幫助，來實現自己的夢想。總的來說，這兩大理論，雖然都旗幟鮮明地批判了資本主義制度的黑暗和罪惡，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指出了危機的必然性及其生產過剩的實質，但以西斯蒙第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變革社會的思路是違背歷史潮流的；以傅立葉為代表的空想社會主義變革社會的思路，雖然在某種程度上符合歷史發展的趨勢，但其實現社會變革的藍圖和思路則是空想的和無法實現的。原因在于，他們的歷史觀是唯心的，方法論是改良的和形而上學的。

　　而馬克思的危機理論，則是在批判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危機理論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他不僅論證了危機的可能性和現實性，而且揭示和論證了危機的根源和實質；不僅分析了危機的諸多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制，而且揭示和論證了危機的必然性和周期性；不僅通過對危機歷史和現實案例的考察，論證了危機是資本主義的不治之癥，揭示了資本主義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及其歷史趨勢，而且還指明了實現社會變革的正確道路和進行社會變革的偉大力量。歷史和實踐已經證明，馬克思的危機理論，是科學的、具有無限真理性的理論。

　　馬克思的危機理論之所以具有如此真理性的品格，完全歸功于他的方法論的科學性。具體說來，就在于他的方法論是建立在科學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基礎之上的；就在于他的方法論不僅是批判的，而且是辯證的和革命的；就在于他“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著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就在于他“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就在于他的方法論“不崇拜任何東西，”把“社會形態的發展”看作“是一種自然的歷史過程”；從根本上說，就在于他的方法論體現著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立場及其鮮明的階級性。

　　在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的今天，面對國際壟斷資本主導的、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經濟、政治乃至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等方面的關系及其格局，面對國內近幾十年來日漸積累起來的經濟、政治、社會、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等領域的諸多矛盾和問題，認真學習和把握馬克思科學的方法論，運用馬克思為我們提供的望遠鏡和顯微鏡，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使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立于不敗之地，永葆革命之青春，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實踐意義和極其深遠的歷史意義。

　　（作者系淮北師范大學當代經濟研究所；【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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