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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作云：必須高度重視我國現階段發生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可能性

點擊：作者：張作云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16-10-06 09: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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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以其堅定的信心和非凡的毅力，開拓進取，銳意創新，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途程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由于08 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以及全球經濟蕭條的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也面臨著不少困難和問題，從而引發國內外一些政客和所謂專家學者的議論，認為中國經濟已經到了危機的邊緣。聯系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及其基本走勢，我們認為，目前我國經濟運行的狀況，雖然不像西方國家政客和國內一些人士估計得那樣悲觀，但也必須百倍警惕，充分認識和高度重視金融和經濟危機在我國發生的可能性。必須認真總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經驗教訓，制定科學而符合我國國情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及其政策措施，防患于未然。

　　一、從我國現階段的生產關系結構及其特點談起

　　生產關系結構，作為一個宏大而復雜的社會關系系統，不僅可以理解為單一的生產關系所包含的諸種要素的總和，而且也可以理解為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并列存在的諸種生產關系的總和。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長河中，由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和不平衡性，在特定社會及其經濟結構中，往往有多種不同性質的生產關系并列存在，由此，便決定了生產關系結構具有多元化的特點。

　　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產生出來的，“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2]同時，由于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是從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度起步的，并且，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艱苦努力，雖然從廣度和深度上有了極大發展，但就生產力的現狀來看，仍具有多層次、不平衡的特點。這就決定了我國目前的生產關系結構，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就是說，在我國現階段的生產關系結構中，既存在著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也存在著以生產資料資本家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生產關系作為體現社會生產過程本質內容的人與人之間的物質利益關系或經濟關系，不是直接地而是通過一定形式即經濟制度呈現在人們面前的，而且，在階級乃至國家存在的前提下，經濟制度作為一定社會生產關系的承擔者，是以生產關系的法律化形式出現的，因而，我國現階段多元化的生產關系結構，在經濟制度結構上，也必然具有多元化的特點。就是說，在我國目前的經濟制度結構中，既存在著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也存在著以資本家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且，在我國現階段的生產關系結構和經濟制度結構中，又由于并列存在的各種不同的生產關系和經濟制度都代表著不同社會集團、不同階級階層的利益，因而，作為不同生產關系和不同經濟制度微觀單位的經濟主體結構，也必然是多元的，具有多元化的特點。就是說，在我國現階段國民經濟的運行中，既存在著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或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經濟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或集體經濟），也存在著以資本家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即私營經濟，同時，還存在著由改革開放引進外資而形成的以國際壟斷資本為主體的外資經濟。

　　在我國現階段國民經濟的運行中，由于上述并列存在的經濟主體的多元性，它們作為不同性質生產關系和經濟制度的微觀單位，代表著不同社會集團、不同階級階層的利益，因此，它們從事生產經營的目的以及實現目的的手段也必然是多元的，具有多元化的特點。作為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或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經濟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它們從事生產經營的目的，必然是以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為出發點，必然是以最大限度地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經常增長的物質文化和全面發展的需要為宗旨。而實行這一生產目的的手段，也必然是通過追加勞動、加強管理、節約成本、采用先進科學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使社會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而以生產資料資本家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和以國際壟斷資本為主體的外資經濟，它們從事生產經營的目的，必然是為了利潤，而且是最大限度的利潤。其實現目的的手段，也必然是通過提高雇傭工人勞動的外延量和內涵量，加強對雇傭工人的剝削，最大限度地榨取雇傭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

　　由于我國現階段生產關系結構和經濟制度結構的多元化特點，不同經濟主體在生產經營目的、實現目的的手段上所具有的本質區別，這就決定了在我國現階段國民經濟運行中客觀存在并貫穿整個過程的基本經濟規律也是多元的，具有多元化的特點。就是說，在我國現階段國民經濟運行中，必然會出現多種基本經濟規律，即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率并存的局面。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是在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結構及其經濟制度結構中運行并發揮主導和決定作用的規律。其內容和要求是：“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3]而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則是在以資本家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結構及其經濟制度結構中運行并發揮主導和決定作用的經濟規律，其內容和要求是：用提高雇傭工人勞動的外延量和內涵量，加強對雇傭工人剝削的手段，來滿足資本對剩余價值最大化或利潤最大化的無限貪欲。

　　由于我國現階段生產關系結構和經濟制度結構以及由此決定并貫穿國民經濟運行過程的基本經濟規律具有多元化的特點，這就決定了貫穿我國現階段國民經濟運行過程的基本矛盾也不是單一的，而必然是多元的。一般說來，貫穿我國現階段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中的基本矛盾，是生產的社會性與占有制的多元性之間的矛盾。但由我國現階段生產關系結構和經濟制度結構以及基本經濟規律的多元化所決定，具體說來，在我國現階段，貫穿我國國民經濟運行過程并發揮主導作用的基本矛盾，就有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之分。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就是在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中發揮作用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性與公有制占有主體的多元性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就是在以資本家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中發揮作用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性與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間的矛盾。并且，在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中發揮作用的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矛盾，又主要表現為人民群眾經常增長的物質文化和全面發展需要與相對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同時，在以資本家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中發揮作用的基本矛盾，也表現為企業生產的組織性與社會生產的無政府性之間的矛盾和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與人民群眾購買力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表明，在我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中發揮作用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由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按比例性和計劃性，只要國家的宏觀計劃和各項具體政策基本符合客觀實際，符合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一般不會出現大的漏洞，導致危機的發生。但是，由于我們黨和國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安排群眾生活和發展生產方面，往往會產生急于求成的傾向，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出現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情況，甚至導致危機的發生。而在以資本家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中發揮作用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及其具體矛盾，由資本的本性、特點和要求所決定，如果國家計劃和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弱化，或者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則必然會導致危機的發生。

　　上述兩種不同背景下發生的危機，雖然都是在我國現階段生產關系結構及其經濟制度結構的框架內發生的，在現象上雖然都表現為金融和經濟危機，但從其本質來說，卻有著根本的區別。

　　首先，危機的根源不同。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中發生的危機的根源，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結構和經濟制度結構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及其具體矛盾。以資本家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運行中發生的危機的根源則在于，以資本家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結構、經濟制度結構以及由此產生的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及其具體矛盾。

　　其次，危機的實質不同。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中發生的危機，是“短缺性”危機，而以資本家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運行中發生的危機，則是“過剩性”危機。

　　最后，危機的周期不同。在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中發生的危機，由于內含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結構、經濟制度結構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基本矛盾及其具體矛盾，不具對抗性，只要國家和政府在制定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時，遵循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國家的宏觀計劃和各項具體政策基本符合客觀實際，即可避免危機重復發生。就是說，這種危機不具有周期性。而在以資本家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運行中發生的危機則不同，由于內含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結構和經濟制度結構以及由此產生的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基本矛盾及其具體矛盾，具有對抗性；又由于現階段生產力發展的狀況和客觀要求，我國目前還不能取消以資本家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結構及其經濟制度結構，貫穿其中的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基本矛盾及其具體矛盾也無法消除；因而，一遇適宜的氣候，這種危機還會再次發生。就是說，這種危機就必然具有周期性。關于這一點，已被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來的經濟史所證明。

　　自原始社會解體、奴隸社會產生以來，生產關系結構及其經濟制度結構，不僅具有多元化的特點，而且，在這多元化的生產關系結構及其經濟制度結構中，并列存在的各種生產關系及其經濟制度，其地位和作用也是不平衡的。其中必定有一種生產關系及其經濟制度處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諸多生產關系及其經濟制度的運行中，起著主導的和決定的作用。這種生產關系及其經濟制度的存在和發展，對生產關系結構和經濟制度結構的整體性質，有著決定的意義。

　　我國現階段的生產關系結構和經濟制度結構，就其整體來說，是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經濟制度處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居于統治地位，這就決定了我國現階段生產關系結構和經濟制度結構，在整體上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并且，也就決定了，在整個社會生產關系結構和經濟制度結構框架內運行并發揮作用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及其具體矛盾，在多元化的基本經濟規律體系、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及其具體矛盾的矛盾體系中處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居于統治地位，在整個國民經濟運行中起著主導的和決定的作用。同時，還決定了，在我國現階段國民經濟運行中，由國民經濟計劃及其具體政策等方面的失誤而發生的危機，也只能是“短缺性”危機，而不像西方國家那樣，是“過剩”的和“周期性”的危機。

　　然而，如果以資本家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其經濟制度，在與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經濟制度的相互聯系、相互竟爭中，取代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經濟制度而處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國民經濟運行中起著主導的和決定的作用，這樣，一旦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及其具體矛盾深化、發展和激化起來，危機就會發生。并且，這種危機就不單是從西方國家輸入的，而是由我國國內各種因素自生的，就不是偶然的和“短缺”的，而是必然的、“過剩”的和具有周期性的了。

　　以上分析表明，在我國現階段多元化的生產關系結構和經濟制度結構中，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結構及其經濟制度結構，是“短缺”性危機發生的根本原因。這類危機雖然曾在我國發生，并且還有再次發生的可能性，但并不具有必然性和周期性。而以資本家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結構和經濟制度結構，則是“過剩”性危機發生的根本原因。而且，這類危機的發生，則是必然的和具有周期性的。

　　結論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關系結構和經濟制度結構，與以資本家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結構和經濟制度結構同時并存，或者說，我國現階段生產關系結構和經濟制度結構的多元性，為上述兩類危機，尤其是以“過剩”為特點的、具有周期性的危機在我國發生的可能性，提供了制度前提。

　　二、多元化的經濟主體結構孕育和放大了危機的可能性

　　上面說過，生產關系結構的多元化，決定了它的法律化形式經濟制度結構的多元化。生產關系結構和經濟制度結構的多元化，決定了它的物質載體和微觀經濟形式即經濟主體結構的多元化。因此，在我國現階段的國民經濟運行中，既存在著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也存在著以資本家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和由于改革開放引進外資而形成的以國際壟斷資本為主體的外資經濟。由于這些并列存在的經濟主體性質不同，所體現、所代表的生產關系和經濟制度不同，從而，它們從事生產經營的宗旨、目的、實現目的的手段和所遵循的經濟規律不同，因此，它們從事的生產經營活動對我國現階段國民經濟運行的影響也就不同。既然多元化的生產關系結構和經濟制度結構，為金融和經濟危機在我國發生的可能性提供了制度前提，那么，作為生產關系結構和經濟制度結構的物質載體、微觀經濟形式的多元化經濟主體結構的客觀存在，也就孕育和放大了危機的可能性。

首先，從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來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尤其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或國有經濟，既然生產資料歸全體勞動人民所有，在現階段是由代表全體勞動人民利益的社會主義國家所有，那么，它們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目的，就不能不與其他性質的經濟如資本主義經濟有著根本的區別。就是說，它們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就不能不以整個社會或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為出發點；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目的，就不能不以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或廣大人民群眾經常增長的物質文化和全面發展的需要為轉移；所從事的生產經營活動，就不能不從國民經濟的全局出發，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主導及其作用下，遵循按比例發展規律的要求，規范而有序地進行。當然，在這樣的前提下，國民經濟運行雖然也存在著危機的可能性，但歷史已經證明，不僅危機發生的幾率較小，而且，從危機的實質來說，也只是“短缺”性危機而不是“過剩”性危機。并且，即使發生了危機，也會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通過對國民經濟的調整、整頓、充實和提高，很快得到治理和消解。

　　然而，有針對性的現實問題在于，我國現階段“過剩”性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大家知道，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對國有經濟，進行了全面而大刀闊斧地改革。

　　首先，廢除了實行幾十年的“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制”和“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民主管理體制，轉而實行已被實踐證明是非科學的“一長制”即“廠長經理負責制”。接著又以西方“經紀人”理論為指導，先后對企業“擴權讓利”、實行“經濟責任制”（使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自負盈虧），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積累、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單位，成為獨立享有民事權力和承擔民事義務的企業法人）。繼而，又實行所謂“規范的股份制改革”，建立與西方資本主義企業接軌或大體一致的“規范的公司制”和“企業法人治理機構”。

　　通過這些改革，使企業內部的產權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享有與其性質相左的法人財產權，具有了不同程度的經營自主權和自身利益；企業擁有了用工自主權，以勞動者為主體的平等勞動關系發生了變化，染上了濃厚的雇傭勞動的色彩；企業內部員工之間的互助合作關系發生了變化，變成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固定的層級關系；企業管理制度發生了變化，“新三會”（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成為企業管理的主體，弱化甚至替代了“老三會”（黨委會、職代會和工會）在企業經營管理中的職能作用，使家長式、獨裁式管理在一些企業大行其道；一些企業為了爭得自身利益，利潤最大化成了經營活動的主要目標，國家為了所謂資本保值增值，也把利潤作為考核企業績效的硬性指標；滿足人民群眾經常增長的物質文化和全面發展需要的經營目的受到排斥或被置于可有可無的境地；在實現經營目的的手段方面，職工的勞動時間大大延長，勞動的內涵量大大增加；職工的勞動報酬與經營者和管理者高低懸殊，按要素分配排斥甚至替代了按勞分配。

　　上述改革的結果，不僅使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在經營理念、經營方式、經營目標以及實現經營目標的手段、所遵循的經濟規律等方面發生了很大變化，而且在管理思路、管理方式、管理制度、管理體制、治理結構等方面，與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尤其是與西方資本主義企業相比，也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同質性。

　　在此情況下，黨和政府如果不能對企業實行有效地領導、規制、監督和管理，企業很容易走上變相私有化、過度自由化和市場化的道路，從而使我國國民經濟運行的社會主義內涵和性質發生重大變異。如果這樣，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就不僅不能在國民經濟運行中遵循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有效發揮主導的和決定的作用，而且，還會使國家和政府的調控職能弱化甚至無效化。這樣，一旦國民經濟比例關系出現失調，就會引發經濟震蕩，導致危機的發生。

　　其次，再來看資本主義經濟或私營經濟。改革開放以來，由于生產關系結構尤其是所有制結構的調整，私營經濟得到長足發展，在我國目前的所有制結構中，已經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私營經濟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接受國家計劃指導和政府的調控，使國民經濟協調、有序、穩定運行，但畢竟是以資本為主體的資本主義經濟，其生產經營的“目的不是滿足需要，而是生產利潤”。[4]并且，它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潤，而是謀取利潤的無休止的運動”，[5]即“最大限度的利潤”。[6]“生產剩余價值或賺錢”，是主導它們生產經營活動的“絕對規律”。[7]

　　正如19世紀英國工會活動家和政論家登寧在《工聯和罷工》中所指出的：“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走私和販賣奴隸就是證明。”[8]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分析“資本的總公式”時，還形象地揭示了資本的這種逐利的本性及其普遍性。他說：“這種絕對的致富欲，這種價值的追逐狂，是資本家和貨幣貯藏者所共有的，不過貨幣貯藏者是發狂的資本家，資本家是理智的貨幣貯藏者。貨幣貯藏者竭力把貨幣從流通中拯救出來，以謀求價值的無休止的增殖，而精明的資本家不斷地把貨幣重新投入流通，卻達到了這一目的。”[9]

　　這就是說，在我國現階段國民經濟運行中，作為以資本家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或私營經濟，由資本所具有的追逐最大限度利潤的本性所推動，必然會在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即剩余價值規律的主導和作用下，以利潤最大化為目的，開展生產經營活動。為了謀取利潤的無休止的運動，它們必然會利用國家給予的諸多優惠和國家計劃及其調控體系的漏洞，從事合法的甚至非法的經營活動，形成對國家計劃、政府調控乃至法律制度的挑戰，使根植于以資本家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結構和經濟制度結構中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的各種矛盾深化和發展起來，在我國國民經濟運行中埋下危機的種子。

　　一旦這些矛盾發展到一定程度，危機就會發生。關于這一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運行中發生的大大小小的經濟突發事件及其所導致的經濟震蕩，便是絕好的證明。

　　下面，來看在我國國民經濟運行中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外資經濟。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加速推進，外國資本逐步進入我國。進入21世紀，外國資本對我國的投資，則呈現加速增長的態勢。

　　2010年，外國資本對我國的投資首次突破千億大關，達1057.4億美元。

　　2013年達1187.2億美元。

　　2014年，全國設立外商投資企業達23778家，同比增長4.4%；實際利用外資1195.6億美元，同比增長1.7%。

　　2015年1-9月，全國設立外商投資企業18980家，同比增長10.1%；實際利用外資金額5847.4億元人民幣，約折合949億美元，同比增長9%。[10]

　　同時，外國資本對我國企業的并購也快速發展，無論是交易的絕對量還是相對量，均大幅提高。

　　2015年1-9月，以并購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達1015家，合同利用外資189.3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152.9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16.5%、115.3%和204.5%，占全國實際利用外資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5.8%上升至16.4%。[11]

　　與世界外國直接投資流入較多的其他國家相比，在2012年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前10位國家和地區中，我國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位居第一位，達2500億美元（現價）；在2012年GDP排名前10位的國家中，我國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為2500億美元（現價），位居第二位，僅次于美國。[12]

　　早在08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爆發之前，就有信息披露：在我國已經開放的產業中，產業排前5名的企業幾乎都為外國資本所控制，28個主要產業中，外國資本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13]早在21 世紀初期，由于啟動了“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的金融體制的定向改革，到2006年9月，我國國內被外國資本參股控股的金融企業就有67家之多，其中包括16家銀行、4家信托公司、19家保險公司、19家基金管理公司、4家汽車金融公司。外國的投資幾乎涵蓋了銀行、保險公司、證劵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信托公司等所有金融領域。至2007年5月底，共有42個國家在華設立了75家外資銀行，資產總額達9896億人民幣。[14]

　　幾十年來，日積月累，外國資本及其所掌控的微觀經濟主體，在我國國民經濟運行中，已經處于較為顯要的地位。由其本性所決定，這些外國資本從事生產經營的目的，盡管披著各種華麗的外衣，打著各種冠冕堂皇的旗號，從其實質來看，都不是為了一般的利潤，也不是為了最大限度的利潤，而是為了最大限度的高額壟斷利潤。為了滿足其對于最大限度高額壟斷利潤的無限貪欲，它們不僅動用各種經濟手段，而且還動用政治手段；不僅經濟手段與政治手段并用，而且還動用思想文化意識形態手段；在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等各個領域，給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制造種種麻煩，涌起種種波瀾，催生種種風險。事實已經并將進一步證明，以國際壟斷資本為主體的外國資本在我國從事的各種生產經營活動，在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產生積極影響的同時，也放大了我國國民經濟運行中的各種風險，提高了危機發生的幾率。

　　最后，來看在我國國民經濟運行中形成的多元化經濟主體之間的矛盾關系。上面說過，生產關系結構和經濟制度結構的多元性，決定了它們的物質載體和微觀經濟形式也即經濟主體的多元性。這些不同性質的經濟主體，諸如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以資本家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即私營經濟和以國際壟斷資本為主體的外資經濟等，在我國國民經濟運行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由于它們的經濟性質不同，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宗旨、目的和所遵循的經濟規律不同，不可避免地，在它們之間必然會形成一種相互聯系、相互交織、相互滲透、相互排斥、相互競爭的對立統一的矛盾關系。

　　說它們之間是統一的，是因為，在我國現階段國民經濟運行中，它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協同、相互補充、揚長避短，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貢獻。

　　說它們之間是對立的，是因為作為相互獨立的經濟主體，它們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各有自己的理念、自己的宗旨、自己的經營方略和實現經營目的的手段，各自遵循自己經營過程特有的經濟規律，實現著各自由自己的本質所決定的特殊目的。

　　為此，它們不僅相互協同、相互補充，而且更為重要的，還相互滲透、相互排斥、相互競爭。

　　幾十年來，從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來看，這種對立統一關系，不僅表現在經濟方面，也表現在政治方面，同時還表現在思想文化意識形態方面。

　　在經濟上，不僅表現在經濟資源、經營范圍、經營區域、經營部門、經營份額方面，而且也表現在市場覆蓋、市場份額、市場收益方面，同時，還表現在在國民經濟運行中的地位、作用、控制力及其發展方向等方面；

　　在政治上，不僅表現在政治資源的占有、政資之間人事交流的廣度和深度方面，而且還表現在政治體制的設計、政治法規的制定方面，并且尤其表現在體制設計、法規制定等的話語權和決策權等方面；

　　在思想文化意識形態領域，主要表現在思想文化意識形態話語權，思想文化意識形態資源和設施的占有及其有效運行等方面。

　　并且，由于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在性質、經營方式、經營目的和利益關系等方面的同質性，在與社會主義經濟的矛盾和斗爭中，往往還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聯合起來，在經濟、政治、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等領域，共同與社會主義經濟抗爭。

　　上述矛盾的對立和斗爭，從根本上說，就是不同經濟主體在國民經濟運行中的主體地位、主導作用之爭，在政治領域中的領導地位和決策權之爭，在思想文化意識形態領域中的領導權和話語權之爭，歸根到底一句話，就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的旗幟之爭、道路之爭、綱領之爭和路線之爭。經濟決定政治，“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并為經濟服務。[15]

　　在上述矛盾的對立和斗爭中，如果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吃了敗仗，在經濟領域里喪失了主體地位，失去了在國民經濟運行中的主導地位和控制力，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在國民經濟運行中的主導地位和決定作用就會發生變化，就會讓位給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即剩余價值規律）和自由化、市場化的運行規律。如果這樣，國民經濟運行的正常秩序就會被打亂，經濟領域中的各種矛盾就會凸現、深化、發展并激化起來，危機就會發生。

　　這種情況如果繼續下去，經濟問題就會演變為政治問題，同時，還會引發思想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的混亂，局部問題就會發展為全局問題，金融和經濟危機就會演變為政治危機和思想文化意識形態危機即全面的社會危機。20世紀后期發生在前蘇聯東歐的惡作劇，就是一面清澈而明晰的鏡子。

　　唯物辯證法認為，在由我國現階段多元化的生產關系結構和經濟制度結構所決定的多元化的經濟主體結構中，無論是單一的經濟主體，還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結構整體，它們對我國國民經濟運行的影響，都不是單方面的，而是多方面的；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綜合的；都不是表面的和短期的，而是極其深刻和深遠的。

　　近年來，由于西方各種思潮的侵入和泛濫，由于我國幾千年來各種剝削階級思想的沉渣泛起，國內一些人只把上述經濟主體之間的對立和斗爭歸結為經濟方面。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不僅忘記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與政治辯證關系的起碼常識，而且也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遙相背離。

　　聯系20世紀后期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及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我們可以得出下面的結論：在我國國民經濟運行中并列存在的各種不同性質的經濟主體，以及它們之間既對立又統一的矛盾關系，不僅孕育而且也放大了危機的可能性。

　　三、“過度市場化”的體制機制增大和強化了危機的風險性

　　多元化的生產關系結構，多元化的經濟制度結構，多元化的經濟主體結構以及多元化的利益關系結構，決定了我國現階段的經濟是商品經濟。調節商品經濟運行的基本經濟規律是價值規律，價值規律發揮作用的形式是價格和價值的背離，發揮作用的舞臺是市場，發揮作用的機制是市場機制，諸如價格機制、供求機制、利率機制、工資機制、風險機制和競爭機制等。在這多元化的市場機制結構中，競爭機制是核心，價格機制和供求機制是競爭機制的兩翼，其它機制則是由它們派生出來的補充機制。

　　在我國現階段的生產關系結構、經濟制度結構和經濟主體結構中，由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處于主體地位，在國民經濟運行中起著主導的和決定的作用，因而，我國現階段的經濟又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中，通行并主導經濟運行的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發揮作用的主要形式是國民經濟計劃，調節經濟運行的主要機制是計劃機制。

　　然而，由現階段的基本國情所決定，我國現階段的經濟又是商品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的有機結合，即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因此，在這種經濟形式中，發揮主導作用的基本經濟規律，既包括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又包括商品經濟的基本經濟規律即價值規律。調節經濟運行的機制，既包括計劃機制又包括市場機制。并且，由我國的社會主義國情所決定，在國民經濟運行中，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理應起著主導的和決定性作用。

　　上世紀50-60年代，我們在總結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創立了“大計劃、小自由”的體制機制，也即人們通常所說的“鳥籠子經濟”。

　　自上世紀80年代起，我們又在總結前30年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借鑒和吸收西方國家經濟運行中對我有益的經驗的同時，創立了“宏觀管住、微觀放活”、計劃機制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的體制機制，這就是后來人們常說的“有宏觀調控的市場”體制機制。

　　總的說來，我國創立的上述經濟運行的體制機制，雖然不盡完善，但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和不同歷史時期，都發揮了社會主義的巨大優越性，對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起了不可否認的積極推動作用。

　　然而，近年來，在我國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卻出現了一種打著“市場化”改革旗號，把市場作用推向極致，即“過度市場化”的傾向。這種傾向，以西方泡制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為指導，以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產權模糊”為“噱頭”，以“明晰產權”為幌子，竭力推行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私有化；以“反壟斷”為名，行“反對國家干預”之實，竭力推行國民經濟運行自由化；以虛構的所謂“計劃經濟苦難”論、“市場自行調節糾偏”論為依據，竭力推動國民經濟運行“市場化”；大肆宣揚“強權就是政府集權”論、“權力集中腐敗”論、政府控制導致“權貴資本主義”論，反對國家和政府對國民經濟運行的必要管控和治理；奮力鼓吹“市場作用越大越好，政府作用越小越好”，制造國民經濟運行的“無政府主義”。

　　對于這種傾向，盡管中共中央辦公廳在2013年上半年頒發的關于意識形態工作的文件中，作了深刻的揭露和嚴厲的批評，但至今仍不見收斂，且有日漸加強之趨勢。目前，市場化的覆蓋面不僅遍及國民經濟各個領域，而且，已經擴展至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廣播、電視、出版等公共文化事業的各個方面。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無不具有兩重性”。[16]市場化的體制機制對國民經濟運行的作用也是這樣。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市場化的體制機制，在資源配置、信息傳導、創新驅動、價值分配、優勝劣汰等方面，確實具有重要作用。但辯證唯物主義又認為，世界上的“事物總是有‘邊’的。事物的發展是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不斷進行著的，每一個階段也是有‘邊’的。不承認‘邊’，就是否認質變或部分質變。”[17]

　　我們說的市場化的體制機制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對國民經濟運行的積極作用，也是有“邊”的。未及這個“邊”，其積極作用就不能充分發揮。然而，如果超過了這個“邊”，就會適得其反，正面的積極作用就會轉化為負面的消極作用。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市場化的體制機制，對國民經濟運行的積極作用，已由幾百年來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所證明，也由我們建國以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歷史所證明。但是，由體制機制的市場化程度超過其正向積極作用發揮的“邊”界，由“過度市場化”的體制機制所導致的對國民經濟運行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消極作用甚至破壞作用，也已由上世紀80年代以來，拉美、東南亞和俄羅斯等國家和地區發生的危機和災難所證明。尤其08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給世界各國包括西方發達國家自己所帶來的災難，更是令人膽寒。

　　關于“市場化”程度超越“邊”界，或“過度市場化”的體制機制與經濟危機的關系，恩格斯早在19世紀40年代《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這一天才的論著中，就做了深刻的分析和精彩的闡述。

　　首先，揭示了危機的根源。他認為，“私有制產生的最初結果就是商業，即彼此交換生活必需品，也即買和賣”。[18]“因商業而形成的第一個范疇就是價值”，也即“抽象（或實際）價值和交換價值”。[19]“實際價值和交換價值間的差別就在于物品的價值不等于人們在買賣中給予它的那個所謂等價物”，即“物品的價格”。[20]價值與價格之間的差額就是“利潤”，即“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所獲得的增殖”。[21]“資本的利潤”“由競爭來決定”。[22]競爭的規律是“供和求始終力圖互相適應，但是正因為如此，就從來不會互相適應。雙方又重新脫節，并轉而成為尖銳的對立。”[23]尖銳對立的結果，就會產生“競爭的波動和競爭引起的危機的傾向”。[24]危機由“私有制”產生的商業及其為利潤而進行的競爭所引起，私有制及其產生的商業競爭，是危機最深厚的根源和原因。

　　其次，分析了引發危機的不受任何干預的自由化和市場化的體制機制。恩格斯分析的這種市場化的體制機制，是以“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并以此為理論基礎而形成的。“競爭是經濟學家的主要范疇”，[25]自由競爭是經濟學家所鼓吹的主要規律。他們企圖用所謂“供求理論”把“危機”這一“美杜莎的怪臉”包裝和掩蓋起來。[26]而恩格斯則從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出發，分析并揭示了以“自由競爭”為核心的“市場化”的體制機制與危機之間的關系。他指出，“競爭的規律是：供和求始終力圖互相適應，但是正因為如此，就從來不會互相適應。雙方又重新脫節，并轉而成為尖銳的對立。供應總是緊跟著需求，然而從來沒有剛好滿足過需求；供應不是太多，就是太少，它和需求是永遠不相適應的，因為在人類這種不自覺的狀態下，誰也不知道需求和供應究竟有多大。如果求過于供，價格就會上漲，因而就會刺激供應；只要市場上供應一增加，價格又會下跌，如果供過于求，價格就會急劇下降，因而需求又增加。情況總是這樣，從未有過健全的狀態，總是興奮和消沉相更迭（這種更迭排斥一切進步），永無止境地搖擺不定。”[27]恩格斯進一步指出，“這個規律永遠起著調節的作用，它能使在這里失去的又會在那里得到補償，因而經濟學家非常欣賞它。這個規律是他最大的榮譽，他簡直不可能把它看個夠。”“然而很明顯，這個規律是純自然的規律，而不是精神的規律。”“經濟學家用他那絕妙的供求理論來證明‘生產絕不會過多’，但是實踐卻用商業危機來駁斥他。”[28]自由競爭—供求失衡—價格波動—供求進一步失衡—供求之間尖銳對立—生產過剩—危機，這就是恩格斯所揭示的“純自然的”、以自由競爭為核心的“市場化”體制機制與危機之間的內在聯系。

　　第三，揭示了這種危機的周期性。他說：“這種危機就像彗星一樣有規律的反復出現，在我們這里現在是平均每五到七年發生一次。近八十年來，商業危機像過去的大瘟疫一樣按期來臨，而且它所造成的悲慘現象和不道德的后果比瘟疫所造成的更大。”[29]

　　第四，揭示了經濟危機發展為政治危機乃至全面社會危機的必然性。他指出，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商品經濟條件下，以自由競爭為核心的市場化體制機制引發危機的規律，“是一個以當事人的盲目活動為基礎的自然規律”。只要生產者“繼續照目前這樣無意識地毫不思考地全憑偶然性來進行生產，那末商業危機就會繼續下去；而且一定是一次比一次更普遍，也一次比一次更嚴酷；這樣，就必然會使更多的小資本家破產，使專靠勞動為生的階級的人數劇增，因而也必然使急待就業的人數顯著地增加（這是我們的經濟學家必須解決的一個主要問題），最后，所有這一切勢必引起一次社會革命。這一革命，經濟學家憑他的書本知識是做夢也想不到的。”[30]

　　最后，恩格斯還指出了治理和消除危機的根本前途。他說，“競爭的實質就是消費力對生產力的關系。在一個和人類本性相稱的社會制度下，除此之外，就不會有另外的競爭。社會那時就應當考慮，靠它所掌握的資料能夠生產什么，并根據這種生產力和廣大消費者之間的關系來決定，應該把生產提高多少或縮減多少，應該允許生產或限制生產多少奢侈品。”[31]至于這個“和人類本性相稱的社會制度”是什么制度，恩格斯最后結論說，“為了正確地判斷這種關系，判斷合理的社會機構的生產力能夠提高到什么程度，請讀者讀一讀英國社會主義者的著作，同時也讀一讀傅立葉的著作。”[32]在這里，由于恩格斯剛剛踏進“社會主義”的大門，他所說的這個“和人類本性相稱的社會制度”，實質上就是“空想社會主義者”所設計的帶有濃厚空想色彩的“社會主義制度”。但是可以相信，由于恩格斯和他的戰友馬克思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的創立，在他們把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之后，恩格斯所指出的關于治理和消除危機的前途，所要建立的社會制度，就絕不會停留在“空想”的水平上，而必然是以公有制為基礎、以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為主導、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科學社會主義制度。

　　在回顧恩格斯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關于以自由競爭為核心的市場化體制機制與危機關系的論述之后，我們的研究，還是要回到我國現階段國民經濟運行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中來。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所有制結構，已經成為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元化所有制結構，我們的生產關系結構已經成為以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結構為主體的多元化生產關系結構，我們的經濟制度結構已經成為以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主體的多元化經濟制度結構。

　　與此相適應，在我國國民經濟運行中運行的微觀經濟主體，也具有了多元化的特點。從我國國民經濟運行的現狀來看，國民經濟運行的調控體制機制，雖然仍保留著國家或政府的宏觀調控，但市場化程度已經達到甚至超過西方一些國家（例如德、法、日、韓等）。并且，進入21世紀，特別是08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之后，這種趨向，還一度呈現加速發展之態勢。

　　在這種傾向的影響下，我國政府在資源配置乃至社會公共領域的作用越來越小，市場作用已上升到主導的和決定的地位。

　　目前我國國民經濟運行和經濟社會發展，已面臨許多突出而又十分棘手的問題，諸如結構失衡，外貿萎縮；需求不振，投資增長乏力，企業經營困難，就業形勢嚴峻；人民幣對外升值，內部貶值，通貨膨脹，物價上漲，人民群眾收入水平下降，財政收支矛盾突出；房地產庫存過度，政府調控失能；證劵市場投機盛行，操盤事件迭起；金融領域，詐騙肆虐，不良貸款增加，政府債務加重；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脫節，經濟泡沫嚴重，金融風險有增無減，等等。

　　國民經濟運行和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這些困難和問題，“過度市場化”的體制機制不僅無力加以解決，而且還會在一定程度上加大解決的難度和不確定性。面對這些困難和問題，恩格斯恩格斯當年關于以自由競爭為核心的市場化的體制機制與商業危機關系的分析，不僅給我國改革開放敲響了警鐘，而且也給我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和前程。

　　四、規避和治理危機的方略和要政

　　眾所周知，由于08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慣性，以及我們在危機治理過程中所推行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逐步積累起來的矛盾和問題，已充分顯露出來。雖然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不斷采取各種醫治措施，諸如最近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改革”和“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等，但經濟下行的壓力仍然很大，危機的風險依然像一尊虛無縹緲的幽靈，盤旋在我國的上空。對于這種境況，我們必須高度警惕，認真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采取科學而切實可行的政策方略，積極應對，防患于未然。

　　第一，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和切實保障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這是預防和消除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根本性方略。目前，對于公有制經濟在我國國民經濟中主體地位的現狀及其發展趨勢，社會各界評價雖然不一，但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對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主體地位的關注及其發展趨勢的擔憂。從根本上說，就是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我國存在和發展前途的擔憂，就是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能否繞過激流險灘、規避危機、平穩較快并持續發展前途的擔憂。我國政府有關決策部門，必須高度重視和認真對待這一問題。應當毫不動搖地發展和壯大公有制經濟，切實保障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應當堅定不移和腳踏實地，以實際行動打消社會各界的猜測和疑慮，使他們堅定社會主義信念，樹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信心。

　　第二，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和切實保障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在我國多元化生產關系結構中的主體地位。所謂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主體地位，不僅表現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處于主體地位，還應表現在以勞動者為主體的平等勞動關系在我國勞動關系結構中處于主體地位；表現在以勞動者為主體的企業員工之間的互助合作關系在企業內部以及在多元化的企業結構中處于主體地位；表現在以勞動者為主體的民主管理關系在企業內部以及在多元化的企業結構中處于主體地位；表現在以勞動者為主體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收入分配關系在企業內部和在整個社會多元化的分配結構中處于主體地位；表現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在我國國民經濟運行中處于主導的和決定的地位。如果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在我國現階段多元化生產關系結構中的主體地位變化了，那么，生產關系結構的整體性質即社會主義性質就會發生變化。如果生產關系結構的整體性質即社會主義性質變化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在國民經濟運行中的主導地位和決定作用就會化為烏有，就會讓位給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市場化體制機制的自發調節規律。這樣，在我國現階段，生產的“過剩”性危機發生的可能性不僅會增大，或者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第三，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和切實保障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我國現階段多元化經濟制度結構中的主體地位。經濟制度是生產關系的法律化形式。既然我國現階段的所有制結構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元化所有制結構，既然我國現階段的生產關系結構是以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為主體的多元化生產關系結構，那么堅持以社會主義公有制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我國多元化經濟制度結構中的主體地位，不僅必然的，而且是名正言順和理所當然的。既然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及其整個理論都告訴我們，既然幾百年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實踐都已證明，私有制和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金融和經濟危機最深厚的根源和原因，那么，在我國現階段，堅持和發展以公有制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切實保障和堅定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多元化經濟制度結構中的主體地位，就是規避和消除危機在我國現階段發生的根本大計和長遠大計。

　　第四，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和切實保障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在我國現階段多元化經濟主體結構中的主體地位。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作為我國現階段國民經濟運行的經濟主體，在引領國民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保證國家和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方面，以及在在維護國家安全、增強國家綜合國力、調節收入分配差距、推進科技進步、克服“市場失靈”、提供公共服務、提高國家宏觀調控能力等許多方面，起著基礎的、主導的和決定的作用。他不僅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穩定器，而且是預防、規避乃至消除危機的可能性，保證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中堅力量。沒有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沒有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在多元化經濟主體結構中的主體地位，以上各個方面都無從談起。我們必須高度警惕一些人所鼓吹的、旨在取消和顛覆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及其主體地位的歪理邪說，堅決維護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在多元化經濟主體結構中的主體地位，制定科學而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花大氣力，從各方面加大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的支持力度，把習近平同志關于“毫不猶豫地做強做大做優國有企業”的指示落到實處。

　　第五，堅決破除和摒棄“市場萬能”論的神話，毫不動搖并以實際行動反對“過度市場化”的傾向，按照以公有制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客觀要求，正確認識和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市場萬能”論，是20世紀80年代傳入我國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的變種，核心是國民經濟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策略是“全面市場化。”幾十年來，這種理論已經給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造成極大的混亂和嚴重的后果，甚至把我國國民經濟運行推向危機的邊緣，從而使我們黨和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種對策措施，加以應對和治理。對一些人竭力販賣并推銷的、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市場萬能”論，所掀起的“過度市場化”傾向，我們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望遠鏡和顯微鏡，認真加以解剖，揭露其實質，絕不要上當受騙。

注釋：

　　 [1]之前，著者已有5篇論文和1部專著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生危機的可能性作了分析（參見《泡沫經濟的根源、防范于治理》，《南開經濟研究》1998年第4期；《亞洲金融危機后的思考》，《南開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金融危機的根源、生成機制以及在我國發生的可能性》，《馬克思主義研究》2008年第11期；《社會主義經濟也有可能發生金融和經濟危機》，《江漢論壇》2012年第4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生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和現實性》，《當代經濟研究》2011年第12期；《＜資本論＞與當代資本主義金融和經濟危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本文系在上述研究基礎上，對我國現階段發生金融和經濟危機可能性的進一步研究。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頁。

　　[3]《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9頁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5頁。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4-175頁。

　　[6]《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7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9頁。

　　[8]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9頁。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5頁。

　　[10]裴長洪：《“十三五”：邁向更高層次開放型經濟》，《經濟學動態》2016年第5頁。

　　[11]出處同上，第5-6頁。

　　[12]連玉明主編：《中國大數據》，當代中國出版社2014年版第129頁。

　　[13]參見程恩富主編：《金融危機啟思錄》，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