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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作云：創造切合我國實際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治理模式

點擊：作者：張作云來源：作者來稿，昆侖策研究院編發發布時間:2016-05-12 08:21:52

　　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釋義

　　【內容提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產生，是人類社會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變革發展過程中否定之否定規律發生作用的結果。生產力的發展不僅為否定之否定規律發揮作用提供了前提和條件，而且也是這一規律發揮作用的根源和動力。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的矛盾所構成的矛盾體系，是否定之否定規律發揮作用，推動社會主義公有制替代歷史上的私有制尤其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歷史趨勢的實現機制。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建立、完善和發展的首要前提和必要條件。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不僅是社會主義生產的基本單位，而且也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結構的物質載體和微觀形式。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所具有的特征，不是單一的，而是由根本特征、基本特征和派生特征所構成的特征體系。我國公有制企業的改革，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生產關系結構理論為指導，必須把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與不同社會、不同社會的不同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不同性質的所謂“公有制企業”嚴格區別開來，決不能以西方經濟理論為指導，照搬西方企業治理模式；必須依據我國社會主義的國情和企情，以繼承和吸收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國公有制企業管理及其運行的成功經驗為前提，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充分調動群眾尤其是企業職工群眾的積極性，發揮他們的集體智慧，創造一個更加切合我國實際、更加科學、更能體現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特征的治理模式和管理體制。

　　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人們對企業性質的認識，往往集中在企業的所有制上。豈不知，在企業性質的決定上，所有制雖然起著基礎的和決定性的作用，但并非唯一的的決定因素。從馬克思主義生產關系結構理論及其運行的實踐來看，決定企業性質的，除了所有制之外，還有一些起著影響甚至在一定意義上起著重要作用的因素。如果把所有制作為衡量企業性質單一的或者唯一的標準，不僅會犯形而上學片面性的錯誤，而且也會使我國公有制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出現偏差，甚至會給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帶來嚴重后果。故而，本文擬對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內涵及其相關問題進行分析，以求對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有一個較為全面而科學的認識。

　　一、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產生必然性的再認識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長河中，社會主義公有制并不是自然地產生的，也不是某些高明的設計師，運用其卓越的藝術設計出來的。它的產生，有著歷史的必然性。

　　第一，它是貫穿人類社會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變革發展過程中否定之否定規律發生作用的結果。與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一樣，人類社會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的變革和發展，也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這一自然歷史過程，始終貫穿著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馬克思在他的巨著《資本論》中分析“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時，描述了這一過程。他說：“私有制作為公共的集體的所有制的對立物，只是在勞動資料和勞動的外部條件屬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但是私有制的性質，卻依這些私人是勞動者還是非勞動者而有所不同。私有制在最初看來所表現出的無數色層，只不過反映了這兩極間的各種中間狀態。”[1]“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2]“以個人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分散的私有制轉化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同事實上已經以社會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轉化為公有制比較起來，自然是一個長久得多、艱苦得多、困難得多的過程。前者是少數掠奪者剝奪人民群眾，后者是人民群眾剝奪少數掠奪者。”[3] 在這里，馬克思不僅揭示了所有制演進、變革和發展的過程和軌跡，而且揭示了貫穿這一過程并發揮作用的否定之否定規律，揭示了在否定之否定規律作用下所有制變革、發展的歷史趨勢，明示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否定和替代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發展前途和歷史必然性。

　　第二，生產力的不斷發展，不僅為否定之否定規律發揮作用、實現社會主義公有制替代資本主義私有制歷史趨勢提供了前提和條件，而且也是這一規律發揮作用、推進這一歷史趨勢實現的根源和動力。在人類社會的生產中，生產力是最具活力和最具革命性的因素。人類社會生產的變化和發展，始終是從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且首先是從生產工具的變化和發展開始的。在原始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以石器和弓箭為主體的生產工具，使人們無法單獨同自然力量和猛獸作斗爭，不得不共同勞動和共同生活。共同勞動和共同生活的方式，導致了原始公社公有制的出現。[4] 金屬工具的使用，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剩余產品和社會分工從而商品生產的出現，使原來被殺掉或被吃掉的戰俘有了一定的價值，從而催生了以奴隸占有為特征的私有制的產生。[5] 鐵制工具的廣泛使用，農業和手工業的進一步分工，使以奴隸占有制為特征的大規模生產收縮為小農和小手工業的生產，再加上奴隸因無法忍受奴隸主殘酷剝削和野蠻壓迫而大量逃亡甚至起義和暴動，結果，便導致了奴隸占有制的滅亡、以土地租佃為特征的地主占有制和以農民、小手工業者本身勞動為基礎的小私有制的產生。[6] 然而，無論是以租佃為特征的地主占有制，還是以農民和小手工業者以本身勞動為基礎的小私有制，“都是以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的分散為前提的。”“這種占有制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也排斥協作和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社會對自然的統治和支配，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7] 于是，這種占有制就“造成了消滅它自身的物質手段”，結果，便使“個人的分散的生產資料轉化為社會的積聚的生產資料，從而多數人的小財產轉化為少數人的大財產”。[8]于是，經過一個或長或短的階段，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便應運而生。但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以及與此相適應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創造空前而巨大的生產力，使封建社會徹底瓦解的同時，也造成了對資本主義私有制者及資本家的進一步剝奪，代之而起的，便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的“個人所有制”即社會主義公有制。[9]一部人類社會經濟史，就是具有無比革命性并充滿生機和活力的不斷發展的生產力，反抗具有相對穩定性的生產關系的歷史，即反抗那作為落后的反動階級及其統治的存在條件及所有制關系的歷史。這一歷史，不僅昭示了生產力所具有的無比革命性，也昭示了歷史上奴隸占有制、地主占有制乃至資本主義私有制相繼滅亡、社會主義公有制產生的必然性。生產力及其所具有的革命性，不僅為否定之否定規律在人類社會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變革發展過程中作用的發揮提供了前提和條件，而且也是這種變革發展的根源和強大的動力。

　　第三，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的矛盾構成的矛盾體系，是推動社會主義公有制替代歷史上的私有制尤其是資本主義私有制這一歷史趨勢的實現機制。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構成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及其動態的結合，構成了人類社會生產關系尤其是所有制關系變革發展的實現機制。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這一基本矛盾的實現機制作了生動地揭示。首先，揭示了這一基本矛盾的結構體系。他說：“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10]其次，揭示了人類社會基本矛盾的作用機制。他說：“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11] 再其次，揭示了判斷人類社會基本矛盾作用機制促使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發生變革的關節點。他說:“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之前，是絕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絕不會出現的。”[12]同時，還揭示了人類社會基本矛盾作用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他說：“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后一個對抗形式，”“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里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13] 不僅如此，在《資本論》中，他還揭示了人類社會基本矛盾的轉化過程，及其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的不同發展階段所采取的轉化形式。例如，在分析原始社會末期，隨著產品交換向商品交換的轉化，人類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基本矛盾即采取了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之間矛盾的形式。在分析貨幣轉化為資本、貨幣流通轉化為資本流通、簡單商品流通轉化為資本主義商品流通及其內含的各種矛盾演變、展開、發展的過程時指出，隨著這一過程的進行，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就轉化為生產的社會性與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間的矛盾。再如，在分析剩余價值生產的三個階段以及資本主義的積累過程時，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派生形式，即個別企業生產的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性以及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與人民購買力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并且，還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在階級關系上的表現形式，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正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其他社會矛盾所構成的矛盾體系及其作用，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各種社會矛盾所構成的矛盾體系及其作用，導致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產生。

　　第四，通過無產階級革命而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提供了首要前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指出：“迄今所發生的一切革命，都是為了保護一種所有制以反對另一種所有制的革命。它們如果不侵犯另一種所有制，便不能保護這一種所有制。”[14]一定的所有制代表和體現著一定階級或一定集團的利益。既然“迄今所發生的革命，都是為了保護一種所有制以反對另一種所有制的革命”，那么，作為無產階級所進行的通過“剝奪剝奪者”，以社會主義公有制替代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政治革命，就不能不遇到資產階級的反抗。同時，社會主義公有制替代資本主義乃至一切剝削階級的私有制，與歷史上的一切革命有著根本的不同。歷史上的所有制更替，都是一種剝削階級的私有制代替另一種剝削階級的私有制，而社會主義公有制對以往所有制的替代，則是以消滅一切剝削階級的經濟基礎，即以消滅一切剝削階級的私有制為宗旨的政治大革命。這一政治大革命，無論是其廣度還是深度，都是以往發生的任何革命所不能比擬的，它必然要遇到聯合起來的一切剝削階級頑強而拼死的抗爭。鑒于這一原因，恩格斯在1847年就指出：“在各文明國家，民主主義的必然結果，就是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而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是實行一切共產主義措施的首要前提。”[15]馬克思在1871年9月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教訓時，則更加明確而具體地指出：“通過把一切勞動資料轉交給生產者的辦法消滅現存的壓迫條件，從而迫使每一個體力適合于工作的人為保證自己的生存而工作，這樣，我們就會消滅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唯一的基礎。但是，必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才可能實現這種變革，”然而，“公社未能建立起”這種“階級統治的新形式。”[16]回顧一百年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史，沒有通過蘇維埃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而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沒有前蘇聯社會主義公有制產生。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和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這些國家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產生也是不可能的。我國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人民民主專政建立之后進行的。沒有通過無產階級革命而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沒有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誕生，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產生首要前提和必要條件的理論，是科學的顛撲不破真理。

　　第五，進一步說，通過無產階級革命而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不僅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提供了首要前提，而且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進一步鞏固、完善和發展的必要條件。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人類歷史上嶄新的一種所有制形式。在其建立之后，必然要經歷一個鞏固、完善和發展的過程。這是因為，“人民群眾對這個新制度還需要有一個習慣的過程，國家工作人員也需要一個學習和取得經驗的過程。”[17] 在這個過程中，“剝削者階級，即地主和資本家階級”，雖然已被打倒，“可是還沒有被消滅。他們還有國際的基礎，即國際資本，他們是國際資本的一部分，”“還有廣泛的社會聯系。”“他們反抗的勁頭正由于他們的失敗而增長了千百倍。管理國家、軍事和經濟的‘藝術’，使他們具有很大很大的優勢，”“他們的作用與他們在人口總數里所占的人數相比，要大得不可估量。被推翻了的剝削者反對勝利了的被剝削者的先鋒隊，即反對無產階級的斗爭，變得無比殘酷了。”[18]同時，“資產階級社會的尸體，”“又不能裝進棺材，埋在地下。被打死的資本主義在我們中間腐爛發臭，污染空氣，毒害我們的生活，用陳舊的、腐敗的、死亡的東西的密網死死纏住新鮮的、年輕的、生氣勃勃的東西。”[19] 在這樣的環境下，必然有少數意志薄弱者蛻化變質，從我們隊伍中分離出來，成為資產階級在我們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內部的代表人物。他們伙同國內的新老資產階級分子，與國際資產階級遙相呼應，里應外合，為收復他們失去的天堂，同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斗爭。這種斗爭，有時是秘密的，有時是公開的，有時是經濟的，有時是政治的和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的，但不管以何種形式出現，從根本上說，都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根本對立的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的斗爭在階級關系上的反映。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只不過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鞏固、完善和發展的路程還更長，任務還更艱巨。兩種根本對立的生產關系和所制關系，兩種根本對立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乃至思想意識形態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要取得這場斗爭的徹底勝利，就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近些年來，在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國內一些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和一些所謂知識精英，與西方國家沆瀣一氣，運用各種手法和傳媒工具，集中攻擊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其用心是可想而知的。對于這股思潮和反動行徑，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必須動員一切力量，運用一切必要的手段，進行堅決地回擊，切不可麻痹大意！

　　將近二百年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建設史，已經、正在并將繼續證明，社會主義公有制，不僅具有無比巨大的優越性，而且也具有無比頑強的生命力。目前，社會主義公有制雖然歷盡艱辛，走過百年路程，創造了輝煌業績，但由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干擾、圍堵、滲透和打壓，加上國家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派別的變節和叛賣，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曲折和嚴峻考驗。但是完全可以相信，在代表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經過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廣大人民群眾的艱苦努力，一定會戰勝各種困難，沖破重重阻力，迎來陽光燦爛、繁花似錦、欣欣向榮的春天！

　　二、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內涵及其特征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的再生產過程，一方面是物質資料的再生產過程，另一方面又是一定社會生產關系的再生產過程。與此相適應，作為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的企業，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作為社會生產的組織形式，具有生產力屬性，另一方面，它又是一定社會生產關系的承擔者，具有生產關系的社會屬性。同樣的道理，作為社會化大生產產物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一方面，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要素的結合形式，它是社會主義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經濟主體、基本單位和基層組織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結構的物質載體、經濟細胞和微觀形式。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是具有社會主義生產力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二重屬性的矛盾統一體。然而，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如果從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結構的角度來考察，則大體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生產資料歸全體勞動人民和部分勞動群眾所有。由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水平與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水平相比，還相對較低，再加上社會主義公有制建立的背景和特點，作為全體勞動人民和部分勞動群眾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形式，目前還必須采取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的形式。但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還是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都不是如某些人所說的“個人所有制”的簡單相加，也不是某些人所說的“股份所有制形式”，因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勞動者結合成勞動者整體即如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人聯合體”，以勞動者整體或聯合體的名義公共占有或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經濟形式。勞動者如果不結合成勞動者整體或“自由人聯合體”，便不能公共占有或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目前的股份制經濟，無論是什么人，以何種名義投資入股，都不改變其投資人的身份，都不改變其投入資金的所有制性質。所投入的資金，也談不上以整體或“自由人聯合體”的名義公共占有或共同占有，當然也不能稱作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社會主義公有制與私有制或“個人所有制”的代數和，是決然不能等同的。

　　第二、以勞動者為主體的平等勞動關系。社會主義勞動關系，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結構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關系之一。勞動關系的性質如何，不僅決定了勞動者勞動的社會性質，也決定了勞動者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的地位、作用和勞動的各項權利，同時，也反映甚至也決定了一個企業乃至整個社會經濟制度的的本質和性質。我們的社會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我們的企業是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企業，因而，我們的勞動關系，就不能是帶有任何剝削和壓迫色彩的強制性的勞動關系，就不能是以勞動力買賣為特征、充滿銅臭氣味的資本雇傭勞動關系，也不能是以資本或企業為主導、把勞動者當成純粹生產要素、體現資本家或投資人及其代理人意志的變相的奴隸制勞動關系，而只能是切實以勞動者為主體、充分體現勞動者主人地位和尊嚴的、平等的勞動關系。

　　第三、以勞動者為主體的企業職工之間的互助合作關系。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內部，作為生產當事人的職工之間的關系，與其他性質的企業例如資本主義企業，有著根本的區別。在資本主義企業內部，資本是主體，資本家是資本關系的人格化載體。雇傭勞動者及工人包括一般管理人員，受雇并依附于資本家，作為資本的生產要素并入生產過程，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企業的生產過程，貫穿著資本與勞動、資本家與雇傭工人之間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具有對抗性的階級關系。相反，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內部，結合成勞動者整體或自由人聯合體的企業職工，不僅是企業生產資料的主人，而且也是企業生產過程的主人。他們以主人翁的姿態進入生產過程，為自己整體（下至企業，上至國家）的利益從事生產活動。無論是廠長經理，還是一般職工，都是普通勞動者，地位平等，作用平等，權力平等，遵守統一的勞動紀律，為了統一的生產經營目標，完成統一的生產經營任務，既分工又合作，發揮自己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在他們中間，只有分工的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內部人與人之間的新型關系即同志式的互助合作關系。這種關系，是其他性質的企業尤其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所絕對不可能有的。

　　第四、以勞動者為主體的民主管理關系。我們的企業既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企業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既然是平等的同志式互助合作關系，與此相適應，我們企業的管理，就不能像任何其他私有制企業那樣，實行“家長式”、“獨裁式”或所謂“精英式”的管理制度，而只能實行以勞動者為主體的民主管理制度，體現以勞動者為主體的民主管理關系。在這種管理制度中，“領導人員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改進規章制度，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領導人員、工人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等等”。[20]“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與群眾運動相結合，”[21]“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22] 這種民主管理制度及其所體現的民主管理關系，充分體現了勞動者的主體性、企業職工之間的平等性以及企業領導和普通職工群眾之間的協調性。這種管理制度及其所體現的以勞動者為主體的民主管理關系，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我國60多年來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管理正反兩方面經驗的概括和總結，理應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重要特點加以珍惜和繼承。

　　第五、以勞動者為主體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收入分配關系。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決定分配，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消費品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分配的結果。”[23] 生產條件的分配，也就是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不僅是社會生產性質的決定因素，而且也是收入分配方式及其性質的決定性因素。脫離生產資料所有制來談收入分配，強調什么“公平的分配”、“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或者“通過不斷提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來縮小收入差距”、以解決貧富分化問題，則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批判的、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約翰.穆勒“分配決定論”的“庸俗社會主義”。[24] 在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中，勞動者是生產資料和生產過程的主人，他們之間的關系，不僅是平等的，而且也是互助合作的。勞動者向企業和社會提供的，“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東西”；“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轉為個人的財產。”[25]因此，個人收入分配，就不能按要素分配，而必須依據勞動者向企業和社會提供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制度。“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關系，消滅了存續幾千年的人剝削人的制度，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進步。以勞動者為主體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關系，充分體現了企業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不僅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結構不可缺少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必須具備而區別于其他任何性質企業尤其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基本的和顯著的重要特征之一。

　　第六、以滿足人民群眾經常增長、實現其全面發展的物質文化需要為宗旨的企業生產目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目的，既是一個老問題，又是一個新問題。說他是一個老問題，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其著作中都有所論述，還因為在百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包括前蘇聯東歐）的公有制企業，都是以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這一論述為指導，依據自己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明確規定并實踐了這一目的的。說他是一個新問題，是因為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企業的所有制結構發生了變化，出現了以股份制為特點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在這些企業中，有的是公有制為主體，有的是私有制為主體，并且還出現了大量的私有制經濟。這些不同所有制性質的企業，都具有不同的生產目的。在我國社會經濟的運行中，這些具有不同生產目的的企業，必然與尚存的獨資經營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以及以公有制為主體、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混合所有制企業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從而使這些公有制或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企業的生產目的復雜化，甚至出現異化的傾向。目前，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生產目的問題，已經十分尖銳的呈現在人們面前。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的生產目的是客觀的和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人們不能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生產方式，也不能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生產目的。一定社會的生產目的，是由該社會的生產關系，歸根到底是由該社會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決定的。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企業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生產成果歸勞動者整體所有，因此，企業的生產目的就不能如別的性質的企業尤其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那樣，為了利潤，而且是為了最大限度的利潤，而只能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群眾（包括企業勞動者和整個社會的勞動者）經常增長、實現其全面發展的物質文化需要。這一生產目的，不僅反映了社會主義生產的實質，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及其經濟制度的本質體現，而且也體現了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與其他性質企業尤其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的根本區別，因而，不能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必須具備的特征之一。

　　第七、實現生產目的手段的特殊性。生產的目的和實現生產目的的手段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聯系、相輔相成的。目的決定手段，手段反映并實現目的。人類社會生產的目的既然是客觀的，實現生產目的的手段也就不能由人們主觀意志來決定，而只能由人類社會的生產關系尤其是由特定的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性質來決定。鑒于我們目前生產關系的社會主義性質和企業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并且由于企業的生產目的是最大限度滿足人民群眾經常增長、實現其全面發展的物質文化需要，因此，企業實現其生產目的的手段，就不能像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企業那樣，依靠延長必要勞動時間，提高雇傭工人勞動的外延量和內涵量，加強對雇傭工人的剝削，來最大限度榨取雇傭工人創造剩余價值的手段；也不能像現代壟斷資本主義企業那樣，采用對內剝削和壓迫、使本國勞動人民貧困化，對外奴役和掠奪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人民的手段；而只能依靠追加勞動、加強管理、節約成本、采用先進技術、提高勞動效率，使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這一實現生產目的的手段，不僅是我國社會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要求，而且也是其它性質的企業尤其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所不可能有的。

　　第八、自覺接受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主導、決定、調節和制約。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依據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性質、特點和要求，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作了原則性的表述，即“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26]同時，還對規律的內涵作了具體地說明。他說：“不是保證最大限度的利潤，而是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的物質文化需要；不是帶有從高漲到危機以及從危機到高漲的間歇狀態的生產發展，而是生產的不斷增長；不是伴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破壞而來的技術發展中的周期性的間歇狀態，而是生產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不斷完善。”[27] 盡管近些年來理論界對斯大林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及其內涵的表述有所分歧，但都無法否認和超越斯大林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及其內涵的表述以及這一表述的客觀真理性。聯系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曾經出現的“為生產而生產”、“為利潤而生產”、“以GDP論英雄”的傾向，及其給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所造成的環境污染、結構失衡、產能過剩、貧富分化和經濟的失常波動等教訓，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乃至掌握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國家宏觀規劃和決策部門，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認識、把握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自覺接受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主導、決定、調節和制約，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辦事，對于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協調、快速、健康、順暢發展，具有何等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緊迫性。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的主體、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中堅力量，必須不斷總結和吸取60多年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必須毫不猶豫地接受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主導、決定、調節和制約，破除新自由主義的完全市場崇拜論，嚴格按照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以及由此派生的其他經濟規律的特點和要求，安排自己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和生產經營活動，為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作出應有的貢獻。

　　由于事物內部矛盾的特殊性及其發展的不平衡性，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上述特點，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微觀結構即企業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平衡的。其中，生產資料歸全體勞動人民和部分勞動群眾所有是其根本特征。這一特征，對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起著主導的、基礎的和決定性的作用。如果企業不具備或者失去了這個特征，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就無從談起，就不能叫做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也不能成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微觀載體，或者，生產關系的微觀結構也就失去了社會主義的性質。以勞動者為主體的平等勞動關系、以勞動者為主體的企業職工之間的互助合作關系、以勞動者為主體的民主管理制度和民主管理關系、以勞動者為主體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關系，是其基本特征。它們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在企業的實現形式。如果不具備或者失去了這幾個特征，企業就失去了公有制的性質，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就成為一具空殼，就會徒有其名，或者，就成為掛著社會主義公有制招牌的私有制經濟。同時，就這些基本特征來說，也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如果其中有一個特征發生了變異，其他幾個特征或遲或早也會發生變異，企業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也會而且必然會發生變異。改革開放以來一些公有制企業改制引發的某些現實情況，便是最好的證明。最后，以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群眾經常增長、實現其全面發展的物質文化需要為宗旨的企業生產目的；依靠追加勞動、加強管理、節約成本、采用先進技術、提高勞動效率、使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來實現生產目的的手段；還有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其生產經營活動必須嚴格遵循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接受其主導、決定、調節和制約等特征，則是由上述根本特征和基本特征所派生的特征。這些特征，是企業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及其根本特征和基本特征的具體體現，是企業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及其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重要標志。如果缺乏這幾個特征，或者失去了這幾個特征，企業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或遲或早也會發生質的變化，蛻化為別的什么性質或資本主義性質的私有制經濟。

　　總之，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上述特征，是一個有機整體，絕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特征，也不能片面強調某一特征而否定或丟掉其它特征。否則，在對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認識上，就會出現偏差，犯形而上學的錯誤，在實踐上，也會給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帶來嚴重后果。

　　三、與我國公有制企業改革相關的幾個問題

　　第一，上面，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生產關系結構理論為指導，分析并論證了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應該具備而必須具備的根本特征、基本特征和派生性特征，并指出，這些特征不是孤立的，而是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作用、互為條件、相互依存的有機整體，因此，我們對公有制企業的改革，就必須以是否保有上述特征或特征體系為原則。如果失去了上述特征或特征體系，就不僅會使企業失去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性質，而且還會使生產關系的微觀結構乃社會生產關系整體結構的社會主義性質發生變異，從而使公有制企業改革乃至整個經濟體制改革走邪路。

　　第二，無論從歷史上看，還是從現實上看，不同的社會，不同社會的國家，都有“公有制”或者“國家所有制”經濟存在。但是，由于作為所有制主體的國家是應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的需要而產生的，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的工具，因而，不同社會，不同社會的國家，都是為各自所代表的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的，都具有不同的階級性質，代表全民利益的所謂國家是沒有的。它們所握有的資產，所建立的所謂“公有制，或者“國家所有制”，從本質上看，都是它們所代表的一定階級統治和壓迫其屬民的經濟基礎。在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公有資產”或者“國有資產”，都是整體資本家即整體資產階級的資產，都是為維護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政治制度乃至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形態統治服務的。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在人民民主專政條件下建立和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尤其是國家所有制企業，不僅是廣大人民群眾當家做主、開展生產經營活動、滿足自己經常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實現其全面發展等各項權利的實現形式，而且也是廣大人民群眾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目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根本保證。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與其他社會、其他社會的國家公有制的根本區別。因此，我們對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改革，就必須以我國的社會主義國情為前提，必須體現我國的社會主義特點，而不能把不同社會、不同社會的國家、不同階級性質的所謂“公有制”相等同，尤其要與代表資產階級整體利益的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企業區別開來。近些年來，國內外一些政客和知識精英所宣揚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趨同”、改革就是要“與國際接軌”等論調，不僅是錯誤的，而且也是十分荒謬的。對于這些論調，我們必須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顯微鏡和望遠鏡加以分析和鑒別，明辨是非，切不可上當受騙。

　　第三，既然我們的企業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并且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公有制企業”有著根本的和本質的區別，那么，我們的企業改革，就不能以西方經濟理論為指導，按照“華盛頓共識”或世界銀行為我們設計的路線圖進行。然而，近些年來，一位身居全國政協要職、影響較大的所謂“大師”，利用各種舞臺，借助各種媒體，孜孜不息地宣傳他的關于公有制企業改革改制的主張，說什么應把“產權改革”作為“突破口”，“產權改革就要通過股份制來實現”，“搞股份制”就是要“搞產權私有化”，公有制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就是要“選擇引進民間資本來改造”，等等。[28] 說實在的，這位“大師”的主張，絕不是什么新鮮異見，而是幾十年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政客和所謂專家學者，乘我國改革開放之機，一再向我們推銷的、旨在促使我國和平演變的所謂“華盛頓共識”的翻版；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思潮在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反映；是改革開放以來新出現的既得利益者集團（或新資產階級），利用自己的資金優勢，拉攏和收買國內一些所謂知識精英，以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為目的，為“私有化”造勢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公有制企業的改革，如果按照這位“大師”的主張走下去，必然會使企業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本質特征喪失凈盡，必然會使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發生質的變化，從而使我國的生產關系結構整體、經濟制度乃至政治制度整體失去社會主義的性質。前蘇聯東歐國家，以產權改革為突破口，通過股份制改造，把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私有化，結果導致“改旗易幟”的案例，為我國提供了一面絕好的鏡子。

　　第四，我國的公有制企業，既然是具備上述特征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公有制企業”有著根本的區別，那么，在企業改革過程中，就不能照搬西方企業的所謂“治理模式”。這是因為，他們的所謂“治理模式”，是以“資本為主體”、“股東至上為信條”、“為出資人負責”、“對股東負責”為宗旨的。在企業治理中，雖然有個別工人代表參與，但由于不具有股權或控股權，說話聲音不響，只能起陪襯作用。如果照搬西方的這種“治理模式”，必然會使黨委會、工會、職工代表大會邊緣化，必然會使黨的領導和職工的主人翁地位受到嚴重削弱甚至化為烏有，必然會使企業腐敗叢生，自由化大行其道，生產經營偏離社會主義軌道，甚至跌入私有化的陷阱。這種“治理模式”，無論是加上“經理股權激勵”和“員工持股計劃”，還是加上“工人參與制”和“利潤分享制”等因素，都無法體現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結構的本質特征和基本要求，或遲或早，都會使企業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特征發生變異，從而使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徒有其名。

　　第五，最后的結論是，我國公有制企業的改革，還是應該而且必須回到我國社會主義的現實國情、企情上來。鑒于我國的社會主義國情和企情，我們的公有制企業改革，就不能是少數精英的閉門造車和所謂“頂層設計”，而必須有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企業職工的參與，使其改革具有廣泛的群眾性和人民性，充分體現勞動者的主體性；就不能以產權改革為核心、以單一的股份制為實現形式、以引入所謂“社會資本”乃至外國資本為手段，改掉工人階級經過半個多世紀辛勤勞動而建立和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代之以那位“大師”所設計的所謂“新公有制”；也不能不加分析地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的企業模式，“食洋不化”，越搞越“洋化”，以至“全盤西化”。如果這樣，就會使我國公有制企業改革偏社會主義方向，走向絕路。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國在企業經營管理中，已經積累了豐富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創造了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干部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開展科學研究和技術革新的管理體制，收到了較好的效果。我國的公有制企業改革，必須以繼承和吸收這些成功的經驗為前提，充分相信并調動群眾尤其企業職工的積極性，發揮他們的集體智慧，結合目前的情況，創造一個更加切合實際、更加科學、更加先進、更能體現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特征的治理模式和管理體制。

　　注釋：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9-830頁。

[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9-830頁。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0頁。

[4] 《斯大林選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6頁。

[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19-220頁；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84-185頁。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76頁；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46-147頁。

[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0頁。

[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0頁。

[9] 《尼克斯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2頁。

[1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頁。

[1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