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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美國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沒落階段（一）—— 兼談新冠肺炎全球流行對國際戰略格局的影響

點擊：6281 作者：張文木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1-06-01 09:41:32

【編者按】張文木教授的新作《美國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沒落階段》，可謂是對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繼承和試續。作者在列寧論述20世紀初進入“最高階段”的資本主義的基礎上，以美國為主要對象，分析了21世紀初處于“沒落階段”的資本主義。全文近7萬字，在《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1年第4、5、6期連載刊發。現經作者授權，將全文最新修訂稿在昆侖策網和“昆侖策研究院”陸續發布，以供研究參考。

美國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沒落階段（一）

—— 兼談新冠肺炎全球流行對國際戰略格局的影響

張文木

列寧說，“資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為他們的心腸特別毒辣，而是因為集中已經達到這樣的階段，使他們不得不走上這獲取利潤的道路”【1】。同樣的道理，一個生氣勃勃的美國被這般送入末途，也不是資本家“心腸特別毒辣”，它是美國人建立的這類絕對資本主義（或稱“原教旨資本主義”）制度使然。美國人太熱愛自由了以至將自由絕對化，結果由“自由”造成的制度反成了打倒美國自由的力量：為自由而掙脫歐洲，為了捍衛和鞏固革命得來的自由成果又將自由絕對化，結果絕對自由及建立其上的片面信仰又將自由所葬送。這樣的結局確實是需要今天的美國人乃至新成長起來的中國青年反思。

這次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將美國問題突出地提了出來，在化解這次世界范圍內的新冠疫情大流行災難方面，美國的應急體制與中國的比較，真是相形見絀。人們不由得提出“世界將向何處去？”的問題。目前的世界已從列寧說的資本主義最高階段進入末落階段，其表現是金融資本迅速向高利貸資本返祖，軍工資本和高利貸資本迅速結合并向法西斯方向逆行。基辛格說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2】。列寧曾將20世紀初的帝國主義看作“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3】，本文認為21世紀初的美國代表著資本主義“最高階段”之后的沒落階段。人類曾有過封建社會的沒落階段，現在我們正經歷資本主義的沒落階段。本文討論的正是這個問題，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中的“美國”的概念主要不是指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而是指在國際壟斷資本治下的“美帝國”。【4】

一

新冠肺炎，哀鴻遍野，天災還是人禍？

2020年世界發生了波及全球并導致上百萬人死亡的新冠肺炎疫情，較大規模的疫情傳播和有效的抗疫斗爭是從中國武漢開始的。有一些人說是天災，也有一些人認為是人禍。筆者認為次疫情發生的人為痕跡很明顯。這次爆發在中國武漢的疫情具有戰略性的時間和戰略性的地點合二為一地高度重合的特點，這是只有人為安排才能做到事情。

武漢居中國長江之中腰。西方海權理論先驅艾爾弗雷德• 塞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年）對中國長江的地緣政治價值十分重視，他從帝國主義的視角把話說得很露骨：

誰擁有了長江流域這個中華帝國的中心地帶，誰就具有了最可觀的政治權威。出于這些原因，外部海上國家應積極、有效地對長江流域施加影響，而中國由此得到的益處也會被更廣泛地、均衡地擴散到全國。在長江流域丟下一顆種子，它會結出一百倍的果實，在其他地區也有三十倍的收獲。【5】

筆者注意到，2020年初爆發在中國武漢的新冠疫肺炎情具有戰略性的時間和戰略性的地點高度吻合的特征。戰略性的時間是中國春節，戰略性的地點是號稱中國“九省通衢”的武漢（以及隨后的北京）。將這兩個特點合在一起除了人為因素，被自然因素偶撞的概率幾乎為零。其戰略指向非常明顯，這就是用生物戰瓦解中國，打斷中國的發展進程。無獨有偶，2019年9月9日，華爾街大佬索羅斯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文章很短，但話很重。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在全文結尾時說：“我相信：北京正在建立的社會信用體系，如果任其擴展，在中國乃至全球都可能敲響開放社會的喪鐘。專斷者們將渴望購買中國企業的專有技術，使得它們在政治和金融上依賴中國，并使得北京政治控制體系在全世界范圍內得到擴展。”為此，他說：作為開放社會基金會的創始人，對打敗當下中國的興趣，“超出了對美國國家利益的興趣”。【6】

公歷的8、9月間是猶太歷的6月，是猶太教以祿（Elul）月，出自《圣經·舊約》“以祿月二十五日，城墻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一句，這個月被猶太人視為收獲的季節。《圣經·舊約》嚀囑“萬物的結局近了，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以祿月也意味著萬物已近結局。【7】接下來就是提斯利月，是猶太人新的一年開始。索羅斯選擇9月9日發表這篇文章，顯然有“萬物已近結局”的暗示。

2019年12月30日，湖北省武漢市疾控中心監測發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以下簡稱武漢衛健委）向轄區醫療機構發布《關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12月31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凌晨作出安排部署，派出工作組、專家組趕赴武漢市，指導做好疫情處置工作，開展現場調查。武漢市衛健委在官方網站發布《關于當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況通報》，宣布發現27例病例。隨后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漢大規模暴發并向全國輻射傳播。

就在索羅斯發表那篇文章的前兩個月，位于美國德特里克堡的傳染病醫學研究所于2019年7月關閉，隨后世界就陷入災難。

2019年8月，一場大規模的“流感”造成（美國）10000多人死亡；10月，美國在中央情報局副局長的參與下組織了“事件201(Event 201)”全球流行病演習【8】；10月18日至27日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會在中國武漢舉行。就在快要參加比賽的時候，來自美國的五個參賽選手病了，“患的都是瘧疾”。但其癥狀與瘧疾不同而和新冠狀肺炎很相似：發熱，咳嗽，呼吸不順暢。當時美國參加比賽的團隊，就住在武漢海鮮市場附近的賓館里。11月，中國發現不明原因肺炎。

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發，截止2021年3月21日，全球新冠確診病例累計24,932,148例，死亡2,716,580例。美國的新冠死亡病例數遠遠高于其他國家，而且超過了該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總人數。數據顯示，截止同日，美國新冠肺炎死亡人數上升迅速，累計死亡人數達到554,871人。【9】以至有人驚呼：“美國新冠死亡人數超二戰。”【10】

2020年6月，即在疫情全球擴散的高峰期，美國正式通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將于2021年7月6日退出世界衛生組織。【11】

這次疫情擴散以及造成死亡的人數，讓許多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傷亡，這意味著人們不自覺地意識到它已接近一次新的世界大戰。當地時間2020年4月3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說：“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超現實氣氛，讓我想起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突出部戰役’期間，我作為第84步兵師一名年輕人的感受。”基辛格說：“現在就像1944年一樣，有一種早期的危險感，這種危險不是針對任何特定的人，而是隨機的襲擊和破壞。”【12】這次新冠肺炎疫情讓基辛格回憶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但基辛格的含蓄表達自然讓人們將這次新冠肺炎疫情與第三次世界大戰聯想起來。2020年一年中全球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數也接近于前兩次世界大戰中頭一年死亡的人數。如果將來世界人民找出那些制造并傳播新冠病毒的首魁的話，那它無疑就是一場以生物戰形式表現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初的打擊目標是社會主義蘇聯，這次是社會主義中國。前兩次世界大戰都持久地改變了世界秩序，基辛格說，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13】。他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西方國家在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戰役中表現得很不好，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再次有了“兩個陣營”的鮮明對比，“秩序改變”了。

社會主義國家這邊是舉全國之力，以救護人民生命為核心價值，運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萬眾一心，凝聚資源，調動各方面力量，時至2020年底，基本就控制住了疫情在全國的蔓延。而在西方資本主義那邊，在日益激增的死亡人數面前，政府束手無策，在新冠疫苗遠沒有指望的情況下，英國竟提出基于“優勝劣汰”生物學原則的“群體免疫”【14】的防疫政策。2020年3月13日，針對來勢洶洶的新冠病毒在英國的蔓延，英國首席科學顧問帕特里克·瓦蘭斯爵士（Patrick Vallance）表示，他認為如果60%以上的人感染新冠病毒，就能夠建立群體免疫力；相反，如果采取非常嚴厲的防控措施，當解除這些措施時，疫情就會反彈。因此，政府當時能做的、最合理、最恰當的措施，就是通過輕癥患者自我隔離，保持接觸距離等，與此同時，也需要有人被感染并產生抗體【15】。

2020年3月14日，229名來自英國各大學的科學家聯名發表公開信，認為政府現行防控策略將對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造成額外壓力，并致“遠超必要數量的生命面臨危險境地”。公開信的聯署者同時對英國政府首席科學官帕特里克·瓦蘭斯“讓感染擴散以造成群體免疫”的言論提出批評【16】。英國伯明翰大學的威廉·范斯海克（William Van Schaik）教授與利物浦大學的馬修·貝利斯（Matthew Bailes）教授分別指出，在沒有可用疫苗的情況下實現群體免疫的過程讓人“非常擔憂”——若以新冠肺炎病亡率的1%這一較低水平數值估算，即便是英國只有50%～60%（約3600萬）被感染也會導致幾十萬人口的死亡。英國倫敦女王瑪麗大學的病毒學家約翰·奧克斯福德（John Oxford）教授坦言，作為一名病毒學家，我對此感到非常不安，我不喜歡這個做法，我認為它帶有一些優生學的念頭在里面【17】。

在中世紀，“科學只是教會的恭順的婢女”【18】；在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里，科學也轉為資本的“婢女”。在重大災難面前推行優勝劣汰的生物法則，能最大限度地滿足私有制下的資本贏利的需要。帕特里克·瓦蘭斯的“群體免疫”對策提出后，英國首相鮑里斯隨即宣布，從第一階段的“遏制”進入到第二階段的“拖延”，其核心策略是：不嚴防死守，容忍疫情緩慢進展，期待大部分人在隱匿性感染后無癥狀或僅有輕微癥狀，從而在人群中獲得普遍免疫【19】。在這種消極“群體免疫”理論的縱容下，西方多個國家都宣布不收治輕癥患者或者無癥狀患者，讓他們自行隔離。結果在東方中國抗擊新冠取得節節勝利之際，西方世界卻經歷著21世紀以來最大的人道主義災難。天災不能阻擋，人禍卻在西方愈演愈烈。

國際社會對可能造成這次疫情的人為因素提出越來越多的質疑。

2021年1月14日，根據2020年7月商定的工作任務書（TOR），世衛組織派出國際專家組抵達武漢，與中方專家組成聯合專家組，并分為流行病學、分子溯源、動物與環境三個小組，共同開展全球溯源中國部分工作。專家組中方組長梁萬年表示：無證據表明2019年12月前病毒就在武漢傳播。世衛組織新冠病毒溯源專家組成員彼得·本·安巴雷克（Peter Ben Embarek）：從武漢病毒實驗室泄露導致病毒傳播的假說極不可能。對于這個共識，中國疾控中心近期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曾光表示：“美國必須是新冠溯源工作重點中的重點。”【20】

位于美國德特里克堡的傳染病醫學研究所于2019年7月關門，在時間上與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傳播前后緊密相連，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聯想和廣泛質疑：2020年5月8日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以下簡稱例行記者會）上華春瑩發問：“關閉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的真實原因是什么？”“美方可不可以開放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以及美國國內和分布在世界各地，包括在烏克蘭、哈薩克斯坦等地的生物實驗室接受國際獨立調查？可不可以邀請世衛組織或國際專家組赴美調查新冠肺炎疫情起源及美方應對情況？”6月11日，華春瑩再問：“德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關閉與電子煙疾病、大流感和新冠肺炎疫情之間究竟有什么關系？”7月6日例行記者會，趙立堅說：“美國政府關閉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的真實原因是什么？美方何時邀請世衛組織或國際專家組赴美國調查疫情的起源？”7月22日例行記者會，汪文斌說：“說到真相，我們倒是希望美方能夠就德特里克堡基地等問題說明真相，給美國人民和國際社會一個交代。”10月16日例行記者會，趙立堅說：“既然蓬佩奧如此‘關心’病毒溯源問題，針對國際社會一直存在關切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電子煙疾病’等問題，美方是不是可以盡早給個說法，給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各國人民一個滿意的交代？”2021年1月4日例行記者會，華春瑩追問：“美方高官既然對溯源問題如此重視，考慮到美國媒體之前報道出來的有關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和美國前年秋季大流感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之間的關系，美方為什么迄今不邀請世衛組織派專家去美國開展實地調查？美國在海外設立200多個生物實驗室到底在做什么？美方為什么不允許國際記者去進行實地參觀和采訪？”1月18日例行記者會，華春瑩呼吁：“如果美方真的尊重事實，就請開放德特里克堡基地，并就美海外200多個生物實驗室等問題公開更多事實，請世衛組織專家去美國開展溯源調查，回應國際社會關切，用實際行動給國際社會一個交代。”【21】 4月27日，俄國家杜馬（議會下院）主席沃洛金當日表示，新冠病毒可能從一家美國生物實驗室泄漏，俄羅斯政府應該提出病毒泄漏的責任問題。他補充說，俄羅斯科學家能夠查明病毒來源是天然的還是人造的【22】。

追問美國是必要的，研究美國更是必須的，只有了解美國的昨天和今天，有些蹊蹺現象連同基辛格說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的話，才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

二

高利貸帝國主義是當今美帝國的鮮明特征

上面在討論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人為的因素時，筆者沒有提到白宮，而是專提索羅斯。這是因為今天能夠決定美國外交政策方向的不是白宮而是華爾街。美國建國之初，其外交就已經是半是主義，半是生意；可到今天，美國外交已沒有主義，只有生意。白宮在制定美國外交政策方向的前提是償還債權人即華爾街財團的借款，因而華爾街財團而非美國白宮的表態往往就是美國外交政策的變動的風標【23】。

在建國之初美國政府就在“不自由，毋寧死”的原則下主動削弱政府對社會的監管權力【24】，其中包括削弱國家對企業遑論銀行的控制和監管權力，因此美國國家一直沒有建立起獨立的國家財政【25】，這使得美國在制定外交政策時就需要資本財團的資金支持，而外交政策實施能力的大小要以從華爾街債權人那里可以借出錢的多少為前提。因此，在每次重大政策的實施前，美國政府的第一件事就是借錢。這使得美國政府從獨立之日起就失去了獨立的財政能力，它的財政得靠資本財團支持，以至于后來美國日益異化為由一小撮債權財團控制的“半殖民地”國家【26】。如圖一所示：

由上圖我們可以看出美利堅民族通過獨立戰爭擺脫了英國殖民地地位的同時，美利堅民族又在借貸中落入了華爾街金融財團【27】的控制：政府借貸的規模越來越大，這使得美國政府在華爾街的債務陷阱中越陷越深且不能自拔。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政府的借貸規模已大大超出了國內生產總值。美國在嬴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并成了世界的主人后，卻徹底成了華爾街的債奴。借來的錢是要還的，大規模的借貸迫使美國白宮外交政策為還錢而不是為民族利益而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取得了勝利，但戰爭中從華爾街借來的債務卻不能因勝利而一筆勾銷。為此必須找個理由再發動美國人民根本不需要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艾森豪威爾意識到這一變化的危險，他在卸任時“感到有必要就這些發展的危險性向全國再次發出警告”，他說：

龐大的軍事編制和巨大的軍火工業的這種結合，在美國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個影響——經濟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個州政府、每個聯邦政府機構里都能感受到。我們承認這種發展是絕對必要。然而我們不可不看到它是牽連廣遠的。我們的勞動、資源和生計全都同它有牽連；我們的社會結構本身也是如此。

在政府的各種會議上，我們必須防止軍事-工業復合體有意無意地施加不正當的影響。促成這種大權旁落的有害現象的潛在勢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將繼續存在。

我們絕不可讓這種結合的壓力危及我們的自由和民主進程。我們不可掉以輕心。只有保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體，才能迫使巨大的工業和軍事防務機器去緊密配合我們的和平方法和目標，這樣，安全和自由才能共存共榮。【28】

艾森豪威爾說這是他“在白宮歲月告終之際所能留給我國人民的一個最有挑戰性的咨文”【29】，文中尖銳地指出了美國當時已出現的“大權旁落”即指軍火財團支配政府決策的現象。集中于華爾街【30】的軍工財團——即使在和平時期——需要的并不是面包而是戰爭，艾森豪威爾回憶道：“許多集團發現防務經費的不斷增加對他們自己甚有好處。向來關心百分之百的安全的各軍種，也很少對撥給它們的款項感到滿意，即便那是個慷慨的預算。昂貴的軍火的制造商們肯定喜歡他們所獲得的利潤，而開支越大，利潤就越高。在潛在利潤的刺激下，有勢力的國會院外集團跳出來力爭愈來愈龐大的軍火開支。于是這種特殊利益的蛛網越織越大。”【31】

但是，能拉動軍火工業的只能是戰爭，最好是由美國直接發動的戰爭。為了鞏固其在美國已形成的反客為主的政治地位，這個華爾街“軍工復合體”從部門利益出發就操縱輿論不斷制造敵人，以此促使美國外交不斷強勢升級。只要有戰爭，美國的軍工集團就有軍火贏利，由此它在美聯儲從而在美國就有鞏固的地位。巨大的利潤——龐大的國內槍支銷售利潤只是他們的保底——增加了軍工財團的收入，華爾街財團再拿出其中部分通過美聯儲反哺白宮財政。

1940年至1945年二戰結束，美國的債務總額從500億美元快速上升至2 600億美元，債務總額占GDP的比重從50％上升至歷史上最高的121％。實際上，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伊始，美國逐年提高其債務上限額度，從最初的490億美元，上升至1945年的3 000億美元。此后，在美國債務上限歷史上，就再也沒有低于1 000億美元的時期了。【32】

今天在美國“雖然在觀念上，政治權力凌駕于金錢之上，其實前者卻是后者的奴隸。”【33】滿世界耀武揚威的美國政府在國內已成了華爾街的債奴，其外交活動基本就是為了清償債務。由圖一可知，美國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天量借貸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基本償還。我們看到，正是為了還債，這期間美國外交不得不選擇有悖于美國國家利益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直到越南戰爭結束時美國政府才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借來的債務基本還清，這是美國尼克松新政得以推出的前提。

但尼克松要推動新外交還得靠借貸維持，昨天的債權人是華爾街軍工資本集團，但美利堅民族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之后實在打不動了，這樣，在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及時將其債權人從華爾街軍工集團轉為華爾街金融資本集團。直至特朗普之前，美國政府從對軍工資本集團的依賴轉為對金融資本集團的依賴，美元的支撐點從軍工轉向石油。研究這一時期的美國外交的著眼點主要是華爾街金融集團的利潤表現而不再是軍工集團的利潤表現。里根時期美國對金融集團的依賴大幅深化。美國財政赤字高居不下，里根政府策劃并推動了蘇聯解體，使美國從中獲得超額“浮財”，這在相當程度上緩解了美國政府的財政危機。1992年后，美國財政赤字大幅下降。在1998年至2001年間，美國財政已有盈余。如圖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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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保證美元在世界原油價格的獨控地位，2001年美國發動了阿富汗戰爭，2003年又發動了伊拉克戰爭。但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人民的反抗中陷入困境，由此美國政府失去了對中東石油的專享權力。2008年美國宣布從伊拉克部分撤軍，與此同時，美國的國債也大幅飆升，財政赤字更是斷崖式直線上升。此間，美國政府對華爾街從以前的相對依賴變為絕對依賴：財政赤字的不斷積累，導致了美國政府債務不斷攀升。截至2012年底，美國政府的凈債務累計達到13.11萬億美元，政府凈債務對GDP的比率達到83.77%；與此同時，美國政府的總債務累計達到16.78萬億美元，政府總債務對GDP的比率達到107.18%。【34】如圖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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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三可見，截止2016年，美國政府總債務與GDP的比重已接近美國歷史的最高點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水平（參考圖一）。問題是1945年美國政府大舉借貸是為了打贏正義的反法西斯戰爭，2016年的高債務率是為了非正義的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同一形式下卻是完全對立的內容。

至此，美國在短短三百多年里從歐洲的造反者、北美的創業者最終竟異化為華爾街的債奴，美國政府從一個獨立自主的為美國國家利益服務的機構異化為華爾街債權人服務的買辦集團，并于20世紀下半葉從軍工帝國主義【35】轉變為以金融產品贏利的帝國主義，列寧稱這樣國家為“高利貸帝國主義”【36】，不同的只是，當時列寧說的是法國，現在輪到美國來扮演這個角色了，而美利堅民族這一時期也就整體性地——回歸到當年猶太人“夏洛克”的老本行——轉為高利貸民族。歷史的發展印證了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結論：自1980年即里根之后，猶太教與基督教的精神在美國合二為一了。【37】

三

美國的蛻變：從一個向上的正常國家向帝國轉變

（一）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黑格爾說：“凡是合乎理性的東西都是現實的；凡是現實的東西都是合乎理性的。”【38】黑格爾這里說的“理性”是反映事物本質的規律，是上升的因素。當事物發展進入它的否定階段后，它就是反“理性”的和不“現實”的了【39】。今天的美國已與理性相悖，進入反理性存在，其自身的否定因素已大于肯定因素，用黑格爾的話說，它已“不配享受現實的美名”【40】。即使如此，我們研究美國也不能有片面性，美國今天的腐朽性是從昨天的進步性來的，找不到美國否定因素的規定性即進步因素就說不準今天美國腐朽和沒落的本質。黑格爾還說：“世界上沒有一個真正惡人，因為沒有一個人是為惡而惡，即希求純否定物本身，而總是希求某種肯定的東西，從這種觀點說，就是某種善的東西。”【41】黑格爾這句話的深刻性在于我們不能夠戴著有色眼鏡看待當前美國的事物，這也是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義時采取的態度。馬克思說：“我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過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我的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42】今天我們對美國的研究也不能用有色眼鏡，只有如此，我們才能揭示出美國曾經歷過的一個“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43】。

事實上，早期美利堅民族全體是向善的，與其他民族——比如早期美國人決心擺脫的不列顛民族——不同的只是，美國人選擇的這種“善”即不受約束的和放任的自由原則所產生的必然性使自己比較快地從自由走向被奴役，從進步走向反動。

（二）共命運：猶太教與清教聯袂登上新大陸

在此，筆者還是要再提索羅斯，這是因為，索羅斯身上有兩個附在今天美帝國身上的重要符號，這就是高利貸和猶太人。有人說“不了解清教徒的思想，就無法了解美國”【44】，沿著這個深刻的見解，同樣也會發現：不了解猶太教，就既不能了解清教，也不能了解美國。

馬克思說：“商人資本和生息資本是最古老的資本形式。”【45】世界各民族早期都有過高利貸活動，但操持高利貸營生時期較長的，大概就是猶太民族，以至在中世紀歐洲，猶太人在許多文學作品中都被“奸商”化了。在莎士比亞筆下的高利貸商猶太人“夏洛克”就成了奸商和貪婪的同義詞，以至馬克思都說：“猶太人的空想的民族是商人的民族，財迷的民族。”【46】

其實，今天浪跡于歐洲和北美的猶太民族原本是一個反高利貸的民族。他們最初生活在中東的西奈半島：“住在死海以西的山區南部的稱為猶太人部落，住在巴勒斯坦土壤豐美之地的稱為以色列部落。”【47】公元前11世紀，掃羅建立了統一的以色列－猶太國家。這個國家位于歐亞非的交通樞紐上，是一條重要的國際商道，在這條商道上產生了較早的以專營貨幣為生的商業民族。那時中東一帶放高利貸的還不主要是猶太人，相反，猶太人還是高利貸活動的受害者。公元前925年，以色列－猶太王國分裂。“此后南方由大衛的后裔繼續統治，稱猶太；北方另立王朝，稱以色列。”【48】史稱“以色列人的經濟比較發達，高利貸活動隨之增長，被剝奪土地和生產資料的人也迅速增多。即使在經濟比較落后的猶太，到公元前8世紀，窮人也已遭受債務盤剝。”【49】生活在兩河流域的古代巴比倫更是承認高利貸為正當業務。頒布于公元前18世紀的《漢謨拉比法典》認為，高利貸是巴比倫人日常商業活動中的一種行為。法典第八十九條規定貸谷的利息高達本金的三分之一，貸銀則達五分之一。法典第九十六條更規定債務人如無谷物和銀子還債，應以其他不動產作抵。【50】

顯然，古猶太人并不是天生高利貸者，相反，他們是在前基督教時期一直秉持反對高利貸的信念。在古代歐洲民族的教義中，猶太教和基督教認為高利貸是有罪的，在前基督教時代，猶太人是較早禁止高利貸的民族。高利貸（usury【51】）來自拉丁詞匯“usura”，意為對貸款索取利息――任何利息。【52】根據《舊約》的記載，上帝通過摩西將禁止借貸的律法給了以色列人，禁令最早出現在摩西的第二部書《出埃及記》中，“我民中有貧窮人與你同住，你若借錢給他，不可如放債的向他取利”【53】。值得注意的是，摩西律法頒布之際，猶太人仍是游牧民族，沒有復雜的貿易體系；“同為上帝的子民，鄰人之間（而非商人和顧客之間）的借貸不啻為搶劫”。【54】

猶太人經營高利貸業務是從古羅馬消滅猶太國之后才開始的。公元前64年，龐培把猶太置為屬國，受敘利亞總督節制。羅馬統治給猶太人帶來苛重的捐稅和各種掠奪，猶人奉為神圣的耶路撒冷神廟【55】在羅馬統治的十年內遭到兩次洗劫，引起猶太人于公元前53年、公元6年和公元66年的起義，最后一次起義史稱“猶太戰爭”，對羅馬打擊最大，這也導致羅馬人對猶太人屠城式滅國，此后猶太人就沒有了自己的國家。

失去祖國的猶太人此后就只能與錢相依為命，錢就成了猶太人的“祖國”。1844年，馬克思撰寫《論猶太人問題》一文中說：“我們不是到猶太人的宗教里去尋找猶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現實的猶太人里去尋找猶太教的秘密。”【56】那么，什么是現實的“猶太人的秘密”呢？馬克思說得很直接：“猶太人的世俗基礎是什么呢？實際需要，自私自利。猶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們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錢。”【57】但錢最怕的是什么？最怕沒人借，這就使得以貨幣為生的猶太人的需要與實體生產為生的人的需要產生了對立。也就是說，現實世界越是需要貨幣，猶太人在他們所在國家的地位就越高。與實體生產者的需要相反，猶太人最需要的是借貸的環境，這就是破產、疫病、災荒等，最好就是戰爭，它們都能創造出對金錢的巨量需求。在歐洲的歷史中，一旦出現革命或戰爭，君主們就急需金錢，這時他們就會給予猶太人以比較寬容的待遇。比如，在12世紀末，“借貸業已經成為法國猶太人最重要的職業”【58】。而且，由于猶太人的借貸業對整個國家經濟的重要性，借貸業在各國獲得了法律的認可，1190年法國的特許狀承認了猶太人放貸業的合法性即是一個證明。哈布斯堡王朝的德意志國王和神圣羅馬帝國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 III，1415～1493年）遇到財政困境，他便“宣布對猶太人的保護，給他們發了許多赦免書，從而減輕了因對猶太人采取的特別經濟措施而給人民帶來的負擔。”【59】在歐洲其他的國家中，猶太人也是最重要的放貸者，猶太放貸者因此成為許多國家中的特殊階層。1796年拿破侖為了獲得猶太人對其歐洲政策的財政支持，法國政府在1808年11月15日頒布的憲法第十條和第十五條就規定：

1. 全體信仰猶太教的國民，享有其他國民所享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
2. 非我國國民但居住在我國國內的猶太人，享有其他外國人所享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
3. 廢除一切僅加給猶太人的捐稅。【60】

“這樣，在法國、荷蘭和德國的一些州，猶太人與及其人民之間的社會差別逐漸消失。”【61】但是在沒有戰爭的時候許多猶太人就放高利貸，馬克思說：“由此產生了民眾對高利貸的憎惡，這種憎惡在古代世界達到了極點。”【62】對高利貸的憎惡導致歐洲人對猶太人的偏見也由此產生。莎士比亞寫的《威尼斯商人》【63】則是這種偏見的文學反映。英國學者丹·哈德卡斯耳在1843年出版的《銀行和銀行家》一書中寫道：

猶太人，倫巴第人，高利貸者，吸血者，是我國最早的銀行家，是我國原始的金融業者。他們這種人簡直可以說是不顧廉恥…… 后來，倫敦的金匠加入了他們的行列，整個說來……我國最早的銀行家……是一伙很壞的人，他們是貪得無厭的高利貸者，是鐵石心腸的吸血鬼。【64】

這種偏見導致歐洲從古代起直至20世紀40年代發生一波又一波的針對猶太人的有系統的大迫害。歐洲一些人試圖用種族滅絕的方式來解決所謂猶太“奸商”問題【65】，事實上這反而強化了猶太人對未來歷史特別是對美國歷史的影響力。

與其他民族一樣，猶太民族也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不幸的是，羅馬對猶太的滅國政策讓這個民族失去了祖國，他們不得只有將金錢當作了自己的“祖國”并被迫選擇了一種與實物生產的民族不同的價值趨向：沒有祖國就把錢摟得特別緊，就得把錢當生命。其他民族有土地、有國家，可以從事物質生產。猶人沒有土地，只能從事被亞里士多德認為的“最不合乎自然”【66】的錢生錢的事業。在外匯市場中，貨幣對國家是沒有感情的【67】，就這樣，在現實中，沒有祖國的猶太民族便與可以隨意游移于多國間的貨幣有了生死相托般的依賴，我們在后面的歷史中可以看到，與錢的命運捆綁在猶太民族的品質中打下了與實體經濟相對立的印記。馬克思說：“資本在歷史上起初到處是以貨幣形式，作為貨幣財產，作為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與地產相對立”【68】，“富裕地主因高利貸而遭到破產，小生產者被敲骨吸髓，這二者造成了大貨幣資本的形成和集中”【69】。

凡事都有兩面性：高利貸既然出現在人類歷史，它就一定有它的積極性即黒格爾說的“合乎理性”的方面。高利貸的破壞作用在歷史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及此相伴的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的歷史進程中，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乃至革命的作用。恩格斯說：“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70】馬克思看到這一點，他寫道：

高利貸在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切生產方式中所以有革命的作用，只是因為它會破壞和瓦解這些所有制形式，而政治制度正是建立在這些所有制形式的牢固基礎和它們的同一形式的不斷再生產上的。【71】

但是，這個過程會在多大的程度上象在現代歐洲那樣使舊的生產方式廢除，并且是否會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代替它，這完全要取決于歷史的發展階段以及由此產生的各種情況。【72】

13世紀至19世紀，猶太人及其商業活動在推進歐洲資本主義過程中成了一支“舉足輕重、令人生畏”的積極力量。黎巴嫩歷史學者薩比爾·塔伊邁（SabirTaimai）在《猶太通史》一書中寫道：

自13世紀到19世紀初，所有商業城市里的猶太人都參與了資本主義商業活動的發展，隨后又參與了企業管理、開銀行和控制資本的各項活動。

由于猶太人散布在歐洲的商業城市里，因此，離商業發展的場地很近。在封建基督社會里，盡管他們中間很多人都為封建王公們服過務，但卻難于從事大規模的滲透和控制活動。在依賴封建基督教而維系的猶太實體的廢墟上開始發展資本主義商業活動的階段到來時，繼承了理財本領——從事經紀人、借貸和投機倒把——的猶太人，看到躍上這一時代的領導地位的時機已經到來。剛剛進入19世紀，猶太人就具有了即便在控制工業資本發展運動時都不曾具有的意識。到19世紀末，他們已成為一支舉足輕重、令人生畏的力量。

19世紀給猶太人創造了從事上述活動的許多機會。當歐洲爆發了工業革命，特別是英國的工業革命不斷發展壯大時，在城市居民的各個階層中，在舊有的封建時期的主宰們中間，出現了掌握著領導和控制權的新的經濟力量。猶太人不愿意放棄領導這一重要的歷史潮流的機會。于是，他們在各個商業城市中心，顯示出他們特殊的能力。到19世紀初，開始出現新的聚集的猶太社團，幾乎成了這個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的先鋒和主宰。【73】

但是，當歐洲“封建基督教”大本營羅馬天主教皇的權力在新教（對應地也可稱“資本主義基督教”）改革中被削弱、資本主義登上歷史舞臺后，資產階級的商業本性已不再局限于猶太族群；換言之，猶太人的商業本性已擴展為早期資產階級的普遍品性。他們之間的差別只是資本自由的尺度。新教中的清教徒堅持絕對自由——這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是“合乎理性”，而新教的另一部分即歐洲皇室則要求相對自由，即資本必須受國家節制。最終一部分激進的資產階級以宗教（清教）的名義與歐洲曾和封建皇室貴族妥協的資產階級（比如英國女皇、拿破侖皇帝等，他們是貴族化的資產階級）決裂并在信仰理念上向猶太教的經典《舊約》的“歸皈”。

對歐洲這場發生在新教內部的沖突不能簡單地用“舊的封建勢力”或“新生的資本主義力量”來評價。歐洲大陸國家驅趕清教的政策是汲取歐洲近千年的政教二元沖突無謂消耗人物資源的教訓，在打敗天主教后他們再不能允許將來資本強大后出來再與國家沖突——這顯然是合理的選擇。從清教徒方面看，他們代表新興資產階級，他們剛剛登上歷史舞臺，在他們蘊藏的巨大的生產力能量尚未釋放之前，他們也是不能接受歐洲國家尤其是皇室國家的控制的——這也是合理的選擇。

清教徒堅決反對世俗國家控制資本的信念與長期沒有了祖國的猶太人一拍即合。雙方的合作首先是理念的接近。清教徒在《新約》中找不到有利于自己的解釋，便從猶太教經典《舊約》中尋找思想資源。比如清教徒主張的“上帝選民”的思想就是從猶太教中衍生而來【74】，而這個打破等級制的思想卻為剛剛從封建社會脫胎而來的歐洲資產階級皇室，尤其是英國皇室所不容。雙方矛盾激化的結果就是英國皇室大規模驅趕清教徒以及被驅趕的清教徒與猶太教徒——為抵抗歐洲皇室——完成了歷史性的大結盟，這種結盟是建立在理念融合之上的，因而可以說是天作之合。二者融合的結果就是美利堅精神和美利堅合眾國在北美大陸的誕生。

關于此方面的研究，美國“當代保守主義運動的思想導師”拉塞爾·柯克（Russell Kirk）有較大的貢獻。作者“上下縱橫三千多年，將美國秩序的根基牢牢錨定在《舊約》中的先知時代。”【75】柯克在1974年出版的《美國秩序的根基》一書中單列《舊約與新美國》一節，他寫道：

正如希伯來人所了解的，有種超越時間的道德秩序。西奈山秩序通過其基督教和猶太教的形式依然在給美國注入活力。

在殖民地時代的美國，任何接受過基礎教育的人都熟知一本書：《圣經》。舊約和新約同樣重要，因為美國殖民地在建立時恰逢對希伯來文化的學術研究重新火熱起來，而且早期美國基督教信仰的加爾文主義特征強調以色列的遺產。
馬吉安派（Marcionism）【76】是基督徒試圖從猶太人教義中排除出去的異端，在早期的美國沒有追隨者。在美國革命前，只有少數猶太人在殖民地定居，而且直到19世紀最后幾十年人數才增多。不過，以色列的遺產在美國的影響力大于在歐洲的影響力。

新英格蘭的清教徒們不僅以十誡和《利未記》與《申命記》來建構他們共同體的秩序，而且一直將他們自己比作以色列和猶大的百姓。清教徒們認為自己在上帝的指引下正再次經歷希伯來人的磨難和成就。

尼爾?里摩爾（ Neal Riemer）評論道，“因為舊約的核心主題便是從奴役和壓迫中得自由”，以色列和猶大的遺產滋養了美國的自由。

不過，雖然如此，如果不訴諸于律法和先知，美國的政治理論和體制以及美國的道德秩序便不可能獲得很好的理解、維系或更新。“我們信仰上帝”這一美國信念重新確認了與諾亞、亞伯拉罕、摩西以及預言中最后日子里的以色列之子們所立的圣約。地上的耶路撒冷從來都不是座雄偉的城市：今天，生活在紐約市的猶太人遠遠多于在所羅門最光輝燦爛的日子里生活于巴勒斯坦所有地區的居民。不過，比起清教徒們創建的波士頓、荷蘭人創建的紐約或因杰斐遜主義者和漢密爾頓主義者在政治上的妥協而誕生的華盛頓，永恒的耶路撒冷這座靈性之城對美國秩序的影響更大。當地上之城灰飛煙滅時，信心和盼望卻會永存：這實際上是以色列在上帝主權之下的經歷的主要教訓。【77】

猶太人對金錢的歸屬感是由于沒有祖國。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工人沒有祖國”【78】，是由于資本尤其是高利貸資本沒有祖國【79】。“資本不是一種個人力量，而是一種社會力量”【80】。確切地說，比較高利貸資本而言，工業資本對祖國還是有些歸屬感的，因為工業資本不能自己生產和消費自己，它需要通過社會消費它生產的商品才能增值。而生產商品就需要工業礦產和勞動力，這些都是以國家和民族的存在為前提的。在工業資本（馬克思有時稱“產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之間，只有高利貸資本對祖國的依存感最低。美國獨立戰爭時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1736～1799年）那篇《不自由，勿寧死》【81】的著名講演之所以當時那么鼓舞人心，就是他道出了來到北美的“上帝選民”視資本高于國家的心聲——而這正是與他們原來的祖國英國的價值觀相對立的地方，當時的英國已接受黎塞留（Armand Richelieu）【82】式的國家至上的理念，將宗教乃至資本都歸屬于國家利益。與中國經歷了兩百多年戰國時代折磨后人民選擇了秦王嬴政的道理一樣，歐洲選擇黎塞留的國家至上的理念——與之相應的是黑格爾的國家哲學——是在歐洲經歷數百年并最終解決了政教二元沖突后血寫的經驗。

當年其信念與猶太教義非常接近的清教徒（這部分人心中的“上帝的選民”則是工業資本）與猶太教徒（這部分人心中的“上帝的選民”則是金融乃至高利貸資本）天然結盟后來到北美大陸，他們在倒掉英國國教這盆“洗澡水”時，因用力過猛卻把洗澡盆里的“孩子”（指國家觀念-——筆者注）也倒了出去，以至于當美國在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聯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敗歐洲霸權后，便在20世紀70年代初尼克松執政時期出現分裂，石油美元取代軍工美元，至20世紀80年代里根時期，金融資本大規模擴張且反客為主，民生工業資本（與軍工資本相對——筆者注）受到重創，進入21世紀后，美國整體性地轉變為高利貸帝國主義。

注釋：

【1】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95頁。

【2】《基辛格：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405/c1002-31662365.html。

【3】“帝國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到1898～1914年間先在歐美然后在亞洲最終形成了。”列寧：《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4頁。

【4】中美之間的矛盾的本質是中國與美帝國的矛盾。美國人民面臨的真正敵人不是白宮，而是“美帝國”。毛澤東始終是這樣區分的。1961年8月18、19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巴西友人。談到美國時時說：“我說的美國人，指的是美國政府，壟斷資本，不是講美國人民，美國壟斷資本不僅對中國人民不友好，對世界各國人民也是不友好的。它不僅壓迫社會主義國家，也壓迫民族主義國家或爭取民族獨立的人民。”在談到中國和巴西的關系時，毛澤東說：“現在障礙只有美帝國主義。”在談到巴西發展時，毛澤東說：“為什么北美能有一個美國，南美就不能有一個‘美國’，我講的不是帝國主義，是講經濟、文化上強大的巴西。”1965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接見外賓時說：“我們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只是限于反對帝國主義分子，一定要把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同美國人民劃分清楚。現在美國人民起來反對他們的政府的侵略政策，我們表示高興，表示歡迎。”1966年8月21日，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友人時說：“美帝國主義是我們的對頭。我們對美國的了解也是逐步的，就像你們了解英國一樣。”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9、543、615頁。

【5】[美]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278頁。

【6】《華爾街郵報》2019年9月9月。

【7】參見謝金良、盧關泉主編：《圣經典故辭典》，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 226頁，

【8】據2020年3月20日《紐約時報》記者大衛·桑格（David E. Sanger）發表獨家報道，稱2019年美國官方與學界分別組織了兩場關于大規模流行病的推演，一場是由美國衛生和公共服務部（HHS）在2019年1～8月間進行的“赤色傳染病·2019”推演，一場是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聯合世界經濟論壇及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于2019年10月18日在紐約市共同主辦的針對大規模流行病的“Event 201”桌面推演。兩次推演都以由外國輸入病例在美國本土造成大規模傳播為模擬情景。推演中想定的一個場景：一名從中國返回的游客從芝加哥開始在全美境內傳播呼吸道病毒;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該病毒感染了1.1億美國人，其中超過50萬人因病死亡。該報告及結論“并沒有得到實際的重視和應用”。知遠戰略與防務研究所曹以雅：《美國“赤色傳染病·2019”大規模流行病推演紀事》，

http：//www.knowfar.org.cn/html/zhanlue/202004/09/923.htm。

【9】實時更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實時大數據報告，

https：//voice.baidu.com/act/newpneumonia/newpneumonia/？from=osari_aladin_banner#tab4。

【10】《參考消息》2020年12月12日。

【11】《美國正式通知聯合國明年7月退出世衛組織》，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7/08/c_1126208931.htm 。

【12】《基辛格：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405/c1002-31662365.html。

13】《基辛格：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405/c1002-31662365.html。

【14】群體免疫即一個群體中大部分人有了某種病毒的抗體后，就產生了群體免疫效應，使得其他沒有免疫力的個體因此受到保護而不被傳染。群體免疫理論表明，當群體中有大量個體對某一傳染病免疫或易感個體很少時，那些在個體之間傳播的傳染病的感染鏈便會被中斷。擁有抵抗力的個體的比例越高，易感個體與受感染個體間接觸的可能性便越小。

【15】《醫學與哲學》2020年第11期，第3頁。

【16】《10萬人請愿，229名科學家聯名批評，英國“群體免疫”是不是豪賭？》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1202481970236564&wfr=spider&for=pc。

【17】《“群體免疫”策略：科學還是賭博》，《世界科學》2020年第5期。

【18】“科學只是教會的恭順的婢女，它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規定的界限，因此根本不是科學。”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0頁。

【19】《醫學與哲學》2020年第11期，第3頁。

【20】曾光：《為什么我說“美國必須是新冠溯源工作重點中的重點”》

https：//www.guancha.cn/zengguang/2021_02_09_580841_s.shtml。

【21】以上信息來源均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

https：//www.fmprc.gov.cn。

【22】《俄國家杜馬主席：新冠可能由美國實驗室泄漏，美方應賠償全世界損失》鳳凰網，https://i.ifeng.com/c/85o0NQ74GfU。

【23】張文木：《美國政治結構與外交政策》，載《國際關系研究》，2013年第3期。

【24】“‘小政府’原則是杰斐遜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小政府’（又稱‘有限的政府’）意味著取消常備軍與大大縮小官僚機構……因為他認為一個擁有龐大的官僚系統和常備軍的機構臃腫的政府，就是一個壓迫人民的政府。因此，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利，為了減輕人民的稅務負擔，就必須取消常備軍和精簡官僚機構，以便實現一個‘小政府’。這是杰斐遜終身追求的一個政治目標。”劉祚昌著：《杰斐遜全傳》上，齊魯書社2005年版，第788頁。

【25】隨著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美聯儲）的影響力和權力越來越大，同時，美國國會也一直支持美聯儲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因此，1951年，美聯儲與財政部簽署一項協議，美聯儲的決策不受財政部的影響。至此，美聯儲成為世界上獨立性最強的中央銀行之一。參閱王華慶著：《央行·人民幣：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中的基石作用》，中國金融出版社，2016年版，第 10頁。

【26】參閱王華慶著：《央行·人民幣：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中的基石作用》，中國金融出版社 2016年版，第 7～10頁。

【27】華爾街金融財團是集中在華爾街以提供融資貨幣的資本家壟斷集團，它根據預期效益為美國實體經濟提供融資，其中獲得最大最有力支持的是贏利最大的中軍工資本集團。

【28】［美］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著，樊迪、靜海等譯：《艾森豪威爾回憶錄》（四），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79-480頁。

【29】［美］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著，樊迪、靜海等譯：《艾森豪威爾回憶錄》（四），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80頁。

【30】華爾街（Wall Street）原為1792年荷蘭殖民者為抵御英軍侵犯而建筑的一堵土墻，從東河一直筑到哈德遜河，沿墻形成一條街而得名。后拆除了圍墻，但“華爾街”的名字卻保留下來并成為美國和世界的金融、證券交易中心，通常把華爾街作為壟斷資本的代名詞。鑒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金融資本在國際上的統治地位，華爾街越來越多地失去民族性，因而它已異化為國際壟斷資本的代名詞。本文正是從后一種意義使用這一詞語的。

【31】［美］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著，樊迪、靜海等譯：《艾森豪威爾回憶錄》（四），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80頁。

【32】戴金平，張素芹，鄧郁凡著：《主權債務危機：國家信用神話的破產》，廈門大學出版社2012版，第186頁。

【33】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8頁。

【34】羌建新著：《國際貨幣金融體系變革與中國》，中國發展出版社2015年版，第118頁。

【35】筆者提出“美國軍工帝國主義”的概念基于已有的相關專題的研究。畢業于西點軍校，參加過越戰的美國波士頓大學國際關系教授安德魯·巴切維奇在《美國新軍國主義》一書中明確提出：“我們時代的美國人已經陷入軍國主義的困境了。”另外，美國學者查默斯·約翰遜的《帝國的悲哀：軍國主義、秘密狀態和共和國的終結》、諾姆·喬姆斯基的《霸權還是生存：美國對全統治地位的探求》、卡爾·博格斯主編的《戰爭主宰者：美帝國時代軍國主義及其后座力》等，都是研究美國軍國主義的力作。參見［美］安德魯·巴切維奇著，葛騰飛譯：《美國新軍國主義·導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頁。

【36】“法國帝國主義與英國殖民帝國主義不同，可能叫做高利貸帝國主義。”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5頁。

【37】“基督教起源于猶太教，又還原為猶太教。基督徒起初是理論化的猶太人，因此，猶太人是實際的基督徒，而實際的基督徒又成了猶太人。”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頁。

【38】［德］黑格爾著、范揚、張企泰譯：《法哲學原理•序言》，商務印書館1961版，第11頁。

【39】“在日常生活中，任何幻想、錯誤、罪惡以及一切壞東西、一切腐敗幻滅的存在，盡管人們都隨便把它們叫做現實。但是，甚至在平常的感覺里，也會覺得一個偶然的存在不配享受現實的美名。因為所謂偶然的存在，只是一個沒有什么價值的、可能的存在，亦即可有可無的東西。但是當我提到‘現實’時，我希望讀者能夠注意我用這個名詞的意義……”［德］黑格爾著、賀麟譯：《小邏輯》，商務印書館1980版，第44頁。

【40】［德］黑格爾著、賀麟譯：《小邏輯》，商務印書館1980版，第44頁。

【41】［德］黑格爾著、范揚、張企泰譯：《法哲學原理》，商務印書館1961版，第151頁。

【42】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2頁。

【43】“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1頁。

【44】轉引自王帥等編著：《驢象之爭200年》，經濟日報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頁。

【45】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4～675頁。

【46】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9頁。

【47】周一良、吳于廑主編：《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844頁。

【48】周一良、吳于廑主編：《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845頁。

【49】周一良、吳于廑主編：《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846頁。

【50】周一良、吳于廑主編：《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85頁。

【51】 usury的基本含義是“高于給予的索取”，而拉丁文的“uuna”是指對任何東西的使用。

【52】王樂兵：《擔保法專論》，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8版，第24頁。

【53】《舊約·出埃及記·二十二章》，轉引自周一良、吳于廑：《世界通史資料選輯·上古部分》，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171頁。

【54】王樂兵：《擔保法專論》，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8版，第24頁。

【55】上古時代的神廟也擔負著銀行的某些職能。比如古希臘的帕提儂神廟以及衛城之上的雅典娜神廟，被雅典人視為“他們的國庫”，位于古羅馬城市廣場的卡斯托爾和波呂克斯神廟，這里都是“民眾交易包稅人公司股份、競拍政府合同的場所。”［美］威廉·戈茲曼著，張亞光、熊金武譯：《千年金融史：金融如何塑造文明，從5000年前到21世紀》，中信出版社集團2017年版，第67、74頁。

【56】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頁。

【57】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頁。

【58】轉引自張淑清：《試論中世紀歐洲借貸業中的猶太婦女》，載于潘光、汪舒明、羅愛玲主編：《猶太人在美國——一個成功族群的發展和影響》，時事出版社2010年版，第291～292頁。

【59】［黎巴嫩］薩比爾·塔伊邁著，張文建、王復譯：《猶太通史》，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10頁。

【60】［黎巴嫩］薩比爾·塔伊邁著，張文建、王復譯：《猶太通史》，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21～122頁。

【61】［黎巴嫩］薩比爾·塔伊邁著，張文建、王復譯：《猶太通史》，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21～122頁。

【62】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5頁。

【63】《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亞喜劇中最出名的一部，1600年出版。說的是威尼斯貴族巴薩尼奧為了追求富家嗣女鮑西婭，需要遠赴貝爾蒙特，可是他因家道中落而囊中羞澀，不得不由好友安東尼奧立據作保向猶太富商夏洛克借了三千塊錢的高利貸。安東尼奧曾經指責夏洛克發放高利貸，后者懷恨在心，借機提出了苛刻的條件：假如三個月內債款不能還清，擔保人就得從自己的身上割出一磅肉來抵債。巴薩尼奧如愿到了貝爾蒙特，并且得了鮑西婭的芳心，但是不久便傳來了壞消息：安東尼奧突然破產，無力如期償還債務。夏洛克把他告上了法庭，堅持要求按照契約割肉還債。鮑西婭喬裝成一位青年博士而出任法官。她請求夏洛克發一下慈悲，但調停無望。鮑西婭便承認割肉條款的合法性，可是同時又指出條約上沒有寫明允許流血，夏洛克可以從安東尼奧身上割一磅肉，但是必須確保不流一滴血，否則將遭到嚴懲。夏洛克搬起石頭砸了自已的腳：夏洛克負罪被沒收其全部財產。

【64】轉引自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91頁。

【65】值得說明的是，與資產階級不同，馬克思指出了猶太人從中解脫出來的道路就是消滅私有制。馬克思說：“一種社會組織如果能夠消除做生意的前提，從而能夠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那末這種社會組織就能使猶太人不可能產生。他的宗教意識就會像煙霧一樣，在社會現實的、蓬勃的空氣當中自行消失。另一方面，假如猶太人承認了自己這個實際本質毫無價值，因而盡力消除它，那他就會擺脫自己以前發展的范圍，直接從事于人類解放，為反對人類自我異化的極端實際表現而奮斗。”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頁。

【66】“所謂‘利息’正是‘錢幣所生的錢幣’。我們可以由此認識到，在致富的各種方法中，錢貸確實是最不合乎自然的。”［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著，吳壽彭譯：《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32頁。

【67】法國諺語：“沒有一塊土地沒有地主”，“貨幣沒有主人”。轉引自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68頁。

【68】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67頁。

【69】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2頁。

【70】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頁。

【71】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5頁。

【72】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2頁。

【73】［黎巴嫩］薩比爾·塔伊邁著，張文建、王復譯：《猶太通史》，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23～124頁。

【74】猶太人相信他們是上帝選民。根據《圣經》的說法上帝與猶太人之間這種特殊關系的傳說源自亞伯拉罕。上帝要求亞伯拉罕和他的家人離開美索不達米亞的家鄉，來到迦南。為了回報亞伯拉罕的忠誠和順從，上帝承諾他將成為一個偉大民族的祖先，而且他的子孫將繼承迦南的土地。上帝與亞伯拉罕之間的約定就是著名的“圣約”。［英］西蒙·亞當斯、威爾·福勒等著：《世界歷史百科》，黑龍江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頁。

【75】［美］拉塞爾·柯克著，張大軍譯：《美國秩序的根基·譯者序》，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1頁。

【76】約在公元2世紀中葉，從土耳其移居羅馬的馬吉安認為基督徒認可的只能是新約，舊約沒有權威性，應剔出正典。他反對福音中有猶太信仰。猶太人的雅威不是上帝，只是工匠神，猶太神只會使人類蒙受苦難，直到基督來臨。

【77】［美］拉塞爾·柯克著，張大軍譯：《美國秩序的根基》，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46、47頁。

【78】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頁。

【79】“資本是不知道愛國的。”［美］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1900~1989）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頁。

【80】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6頁。

【81】［美］J.艾捷爾編，趙一凡、郭國良主譯：《美國賴以立國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7頁。

【82】黎塞留（1585～1642年），法國政治家、外交家，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天主教的樞機，在法國政務決策中具有主導性的影響力，對內恢復和強化專制王權，對外謀求法國在歐洲的霸主地位，為路易十四時代的興盛打下了基礎。

（全文待續；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最新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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