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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

點擊：  作者：張文木    來源：新思讀書會財經論壇 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1-05-24 10:17:50

 

編者按：戰場是最好的課堂，對手是最好的老師。

——張文木目錄

 

一、帝國時代的英國傳統外交及其間湯因比的歷史研究

（一）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英國外交注重軟實力的提升和擴張

（二）湯因比開始寫作《歷史研究》時英國面臨的世界形勢

（三）湯因比的歷史研究與英帝國利益

1．地緣政治

2．意識形態

二、英帝國的衰落與湯因比歷史觀的變化

（一）被剝奪的勝利者：英國衰落喜悲劇

（二）湯因比研究結論與衰落后的英國外交策略同步變化

三、1973:“尼克松主義”的出現與湯因比歷史理論的調整

（一）主張英日向大陸靠攏以擺脫美國

（二）將“捧殺”對象從美國轉向中國

（三）暗示“黃禍”將起，英日聯手挑撥中美沖突

（四）愛的囈語

四、湯因比所肩負的“特別文化使命”及其學術評價

（一）“君子報仇”

（二）英國對美國“請君入甕”

（三）湯因比的歷史研究肩負著“特別文化使命”

（四）湯因比的學術研究遠離真理

五、經驗總結

 

 

 

四、湯因比所肩負的“特別文化使命”及其學術評價

 

常言道，“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可英國人要報起仇來，百年也不晚。自丘吉爾起，英國政治家們就開始呼吁歐洲團結以實現歐洲復興。

 

（一）“君子報仇”

 

湯因比在其主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中號召歐洲人痛定思痛，用“五十到一百年”的歷史，推動歐洲“內部的一次大革命”，最終使歐洲得以“恢復原狀”：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歐洲的傳統組織一再受到打擊，歐洲是否能恢復原狀，這仍然是一個大問題，要由今后50年到100年的歷史來解答。只有經過內部的一次大革命，改變早已確立的政治與經濟組織方式，形成全歐的社會組織，歐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兩個超級大國控制的世界中恢復主權。然而，千百年來的因循守舊、各國的既得利益以及年深月久的憎恨與恐懼，都是壓在歐洲背上的負擔，阻礙了上述那種革新。從技術上講，肯定是可以革新的，但從社會與政治上說，或許不可能進行改革。歐洲人作為個人，作為民族，常具有卓越的理智、洞察力和行政手腕，但這些因素同傳統的勢力、感情以及復舊情緒將會有一場艱苦的斗爭，而這種斗爭決不能擺脫在歐洲邊緣已站住了腳的超級大國的操縱和擺布。看來俄美之間爭奪歐洲資源的斗爭，不可能有助于歐洲改組的事業。

 

英國的政治家和學者們并沒有忘記二戰中為羅斯福出賣的恥辱，他們一直在用捧殺的方式削弱美國并借美國之手為歐洲收復在雅爾塔體制中失去的戰略利益。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在回憶錄《旅程：我的政治生涯》的序言中將這個目的說得更加明白：

 

我想改革英國，使它保留20世紀初、身披世界最強大帝國斗篷的驕傲，同時，面對21世紀的到來，不會由于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覺失落和衰退。

 

如前所述，美國能夠在二戰以后取代歐洲成為世界霸主的主要原因，是在亞洲尚未崛起之際，羅斯福聯手斯大林有意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壓縮了歐洲的政治版圖。對美國而言，只有讓蘇聯控制東歐，歐洲才能是小“西歐”；只有歐洲變為小“西歐”，它才能聽美國的話。反之，東歐一旦回到西歐，大歐洲就會出現，這樣歐洲的翅膀就會硬起來，就會反美國。二戰之前的地緣政治特點是大歐洲壓迫美國，二戰之后美國翻了身，翻身的根本的原因是美國對歐洲版圖做了大“手術”，即在二戰中將東歐讓給了蘇聯并由此大大壓縮了歐洲的地緣政治空間。換言之，丘吉爾說的“鐵幕”實際上是美國與蘇聯合伙拉起的，目的是為了擠壓歐洲。

 

尼克松之后，美國人卻再次忘記羅斯福教誨并失去了尼克松的智慧，再次戴上歐洲發送的“世界主義”高帽并為歐洲擔起戰略“清道夫”的任務。美國先將雅爾塔體制的關鍵支柱蘇聯打倒，結果事與愿違，美國不僅沒有收獲蘇聯留下的雅爾塔遺產，反而被歐洲慫恿著進行更大的擴張并使歐洲隨后收回了在二戰后失去的東歐地緣政治利益。正是由于羅斯福的有意安排，美國與蘇聯分享了戰后“雅爾塔紅利”近半個世紀；而蘇聯解體迄今凡20余年，美國便被“對全球事務的支配” 的重任壓垮并迅速衰落。

 

蘇聯解體后，尤其是科索沃戰爭后，美國已幫著歐洲將其地緣政治版圖恢復到二戰前的大歐洲的水平，整個東歐已融入并依附于西歐，隨之而來的必是歐洲力量的增強和擴大。21世紀伊始，歐洲人又用捧殺的方法慫恿著美國沖入中亞，在美國被“請君入甕” 即進入阿富汗和伊拉克后，歐洲又紛紛撤兵。值得回味的是，當年堅決支持美國的英國首相布萊爾，在其出版的回憶錄中表示他并“不后悔當初做出參戰的決定” 。這話一般的英國人讀不懂，但能讓長眠于九泉之下的丘吉爾、湯因比感到欣慰，讓羅斯福、馬歇爾感到痛心。如果我們了解二戰前英國那呼風喚雨的歷史，就不難理解布萊爾這句表面順從的話中包含著英國人對美國人的那刻骨銘心的仇恨。

 

與美國比較，英國外交手腕要相對圓熟得多。尼克松之后，湯因比的“筆戰”再次達到目的：隨蘇聯解體接踵而至的是美國國內先后出現了“美中沖突”和“文明的沖突”論調。其代表作是塞繆爾•亨廷頓在《外交》季刊上發表的《文明的沖突？》（1993年）和《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1997年），以及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羅斯•芒羅合著的《即將到來的美中沖突》一書。與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有著驚人的一致，前者即《文明的沖突》一書幾乎就是湯因比《歷史研究》的翻版，而后者則是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話如愿以償的結果。美國人被英國人誘入預設的思維陷阱后，隨之而來的就是美國拋棄尼克松的智慧，夢游似地再步凱南老路，以“反恐”取代當年的“反共”，全面鋪開為期10年之久的“反恐戰爭”。美國由此迅速衰落。

 

（二）英國對美國“請君入甕”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當美國小布什發起“反恐戰爭”后，英國更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仿效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做法，在中亞趁美國之危，大做軍火生意。2008年6月16日，英國《金融時報》披露國防與安全組織（Defence and Security Organisation,DSO）的報告數據，2007年英國成為世界最大武器出口國名單上的佼佼者，在武器市場訂單多年領先的美國退居第二位。2007年英國接到其他國家價值100億英鎊（約200億美元）的國防采購新訂單，占世界武器出口市場的33%。該報告中說，2006年，英國出口訂單數額達到55億英鎊。幫助英國沖進佼佼者行列的有沙特阿拉伯的“臺風”（Typhoon）戰斗機的大型訂單（交易額為43億英鎊）以及與阿曼、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岸防艦出口訂單。此外，來自北美國家的訂單也起了不小的作用：2007年美國從英國購買的武器超過其他任何一個國家。

 

英國在慫恿美國沖入中亞后，與當年的羅斯福一樣也在雙面下注。2010年10月21日，塔利班組織一名指揮官對英國《每日電訊報》表示，英國是該組織最大的資金來源。按他的話說，塔利班受到英國各地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區中心收到的捐款的資助。這名塔利班指揮官告訴英國天空新聞臺：“我們不像政府，我們依靠個人（捐助）。我們從英國的穆斯林兄弟那里獲得捐款，進行圣戰。他們幫助我們……這就是我們獲得資金、購買武器和開展戰斗的方式。”

 

讀到這里，筆者不得不再次提及1939年1月31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協商會議上那次內部講話，面對即將爆發的歐洲大戰，羅斯福計算了一下歐洲還二十幾個獨立國家后說，“如果德國和意大利的軍事力量再保持下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共同的或各自的成功步驟再繼續下去，它們將不可能獨立。它們會失去獨立”。他說：“如果這種情況果然發生了，英國、法國和其他仍然保持獨立的國家決定起而戰斗，那時你們就會碰到武器問題。” 羅斯福向其同僚幸災樂禍地交底說：

 

慕尼黑會議后，9月28日（原文如此，慕尼黑會議舉行于9月29日）那天，英國人大為煩惱，他們受了驚嚇，驚惶失措，派人來這里，確實訂購了飛機。我不知道他們在此購買了多少飛機，然而我想是300～400架。

 

法國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換內閣。法國人開始討論，這時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們將要購買多少飛機。這是一個極好的想法。我們說：“越多越好！來，快來！使我們的工廠能進行批量生產，好！”

 

因此，最后在第三或第四次嘗試從法國國庫中撥出500萬美元購買我國的飛機時，他們的態度變得足夠認真了。我們說：“好極了！叫好有兩個非常簡單的理由。第一，目前我們的工廠閑置著。如果你們現在來訂貨，這些貨物將在明年春天我們自己的訂單開始到來之前大體完成。”這是一個理由，是國內的原因。第二，現在我們不告訴他們，但是我們了解這點：我們希望法國繼續作為獨立的國家存在。我們不希望法國不得不向這個、那個或其他事物屈服，因為法國屈服，英國屈服，歐洲或其他任何地方將不存在什么獨立的國家。因此，十分坦率地說，盡我們所能——完全作為一件和平的事情，世界和平的事情——去幫助法國和英國維護獨立，這是我們的利益所在。確實，目前它們的獨立受到了威脅。

 

我想，阿瑟•克羅曾經說過：“這不是非中立嗎？”是的，可以這樣說。而我作為陸海軍統帥和行政部門首腦，將竭盡全力防止任何軍火進入德國、意大利或日本。為什么？這是因為自我保護是美國政策的組成部分。我將盡我所能，通過盡快地向世界上大約40或50個現在還保持獨立的國家運送一切它們有能力支付的貨物，以維護它們的獨立。這就是美國的外交政策。

 

這就是真正的答復。你們不必擔心由誰來批準這批訂貨或其他訂貨。我坦率地希望法國能夠得到我們所能生產的最高速驅逐機。我國有六家公司生產這種飛機。我希望他們會得到他們能夠在我國購買的最好的重型和中型轟炸機。這不是一個秘密問題。我們只保守一個秘密，那就是轟炸機瞄準具，這還沒有向法國透露，也不會向它透露。我祈求上帝讓他們得到飛機。很快地得到并把它們運抵法國。這可能意味著拯救我們的文明。

 

羅斯福的這篇交底式的講話引起在座要員的鼓掌。他們明白了羅斯福將帶領他們不僅要取代歐洲的世界霸權，而且還要利用歐洲的災難大發橫財。

 

時光如梭，風水輪換。進入21世紀的美英開始角色置換，今天的英國人正在扮演當年美國人的角色：在消耗美國的同時還要利用美國與世界的沖突大發橫財。

 

1857年馬克思在《印度起義》一文中指出：“人類歷史上存在著某種類似報應的東西，按照歷史上報應的規律，制造報應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壓迫者，而是壓迫者本身。” 看來，馬克思說的“報應的規律”在當今美國身上得到了應驗。“春江水暖鴨先知”，最能感受到這個“報應的規律”的是美國駐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務特使里查德•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 ，他于2010年12月13日逝世，臨死前他對醫生說的最后一句話是“你們要停止阿富汗戰爭” 。2011年2月25日，曾積極支持美軍參與阿富汗、伊拉克戰爭的美國國防部長蓋茨離任前夕在美國西點軍校演講時警告說：未來任何國防部長如果建議總統向亞洲、中東或非洲大規模派遣地面部隊，“借用麥克阿瑟將軍(General MacArthur)的委婉說法，‘都應該檢查他的腦子是否正常’。”

 

（三）湯因比的歷史研究肩負著“特別文化使命”

 

總之，湯因比的學術與其生涯顯然是貫穿政治的。湯因比不僅在英國外交情報系統長期任職，而且還與英國“羅茲會社”有著密切關系。1891年，全球最大鉆石巨頭戴爾比斯集團創始人塞西爾•羅茲（Cecil Rhodes） 在羅斯柴爾德家族支持下，在英國創立的“羅茲會社”，會社確立的“崇高”目的是：

 

將大英帝國統治擴展至全世界；完善大英帝國向外擴張的體系，由英國國民對所有可資生存的地方進行殖民；將美利堅重新納入大英帝國，統一整個帝國；在帝國議會實行殖地代表制度，將分散的帝國成員統一起來，從而奠定永無戰爭，符合人類福祉的世界。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大學導師卡洛•奎格雷（Crrroll Quigley）教授1949年在所著的《盎格魯——美利堅權勢集團》一書中披露：羅茲會社的口號是：

 

通過宣傳來統治世界。

 

羅茲會社由三個同心圓圈子構成，內層核心圈由羅茲本人主導，成員皆為秉持永葆大英帝國理念的富豪精英，，結成“羅茲秘密會社”（Rhodes Secret Group）,1901年后被稱為“米爾納小組”(Milner Group)。第二層是“塞西爾小組”(Cecil Group)，由英國首相索爾茲伯里侯爵主導的政治圈權勢人物組成。第三層即最外圈由阿諾德•湯因比 和金融家安東•米爾納 （Anton Milner）勛爵主導，成員為知識分子，稱為“湯因比小組”。阿諾德•湯因比為羅茲會社確立的觀念主要是：第一，英國歷史代表著偉大的道德思想——思想自由的演變，最有利于英帝國的完整統一；第二，任何人最關心的應該是為國家服務的責任感和義務；第三，工薪階層在英語社會中做社會服務工作，特別是教育工作是非常必要的。這三個小組中，“湯因比小組”提供意識形態支持，“塞西爾小組”施加政治影響，“米爾納小組”提供財力支持。三圓同心，相輔相成，組成影響英帝國和世界命運的秘密組織。

 

羅茲會社的核心成員皆通過嚴格選拔組成。入選成員被送進由羅茲會社的控制機構“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泰晤士報》《圓桌》雜志以及外交部或殖民辦公室等進行歷練。“這些人在學術界廣泛占據要害位置，通過新聞媒體引導并影響輿論” 。羅茲會社在美國、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等英帝國自治領、殖民地和前殖民地遍設分支。如美國“外交關系學會”就是羅茲會社在美國的分支機構，其“首要目標是由英國以聯邦的形式統一以英語為主要語言的國家，最終建立某種形式的世界政府”，他們“不定期秘密集會，統一規劃部署，從幕后對政經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施加影響” 。

 

1920年7月“英國國際事務研究所”在巴黎的一家飯店成立。參加成立大會的“大多是羅茲會社的成員”。1926年該研究所獲英國皇家特許，取名“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RIIA）。筆者目前尚未見到明確的資料證明在巴黎參加和會的湯因比是否在組織上加入羅茲會社，但從湯因比叔父在羅茲會社中所起的作用、1936年希特勒接見湯因比 和1939年后湯因比擔任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學會外交事務研究部主任的履歷及湯因比《歷史研究》的核心觀點與羅茲會社的“湯因比小組”的理念驚人的一致等方面比較分析，“《歷史研究》的作者阿諾德•J．湯因比則從早年就進入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 的說法是非常可能的。

 

1975年10月22日湯因比去世，他不如丘吉爾有幸，丘吉爾看到了美國在朝鮮戰爭后的衰落，而湯恩比看到的則是美國衰落后在尼克松手中開始中興。好在他的后生們不辱使命，終于在21世紀初，將美國送上國家衰落的快車道。

 

（四）湯因比的學術研究遠離真理

 

一般說來，被壓迫民族的歷史觀更接近真理。19世紀的德國是受英國資本壓迫的國家。如果將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卡爾•馬克思、弗•恩格斯的著作與阿諾德•湯因比的著作放在一起比較閱讀，就會發現前者更接近真理，因而其論證也比較有力；后者在嚇人的巨量資料和龐雜無序的知識掩飾下，讓人看到的只是以英國外交利益劃線因而不顧事實的虛偽，其論證只能是閃爍其詞。這是因為前者是在為反抗英國壓迫的德意志民族和全世界無產者吶喊，后者則是在為英國霸權張目。

 

“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同一個問題，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的感受從而立場不同，其結論也就大相庭徑。一般而言，被壓迫者的學說容易接近真理。

 

比如對于拿破侖的評價，與湯因比不同，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認為拿破侖在歐洲政治家中是較早認清英國“自由貿易”虛偽本質的人。拿破侖曾說：“在世界當前情況下，任何國家要想采用自由貿易原則，必將一敗涂地。” 李斯特肯定地說：就當時法國的商業政策來說，拿破侖這句話所表現出的政治智慧，超過了他同時代一切經濟學家。這位偉大天才，以前并沒有研究過這些學說，“這對于他，對于法國來說，真是一件好事” 。恩格斯說：“對德國來說，拿破侖并不象他的敵人所說的那樣是一個專橫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國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傳播者，是舊的封建社會的摧毀人。”

 

關于不列顛在印度殖民統治造成的后果，與湯因比不同，馬克思說：“印度失掉了他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這就使它的居民現在所遭受的災難具有一種特殊的悲慘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顛統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傳統，同自己的全部歷史，斷絕了聯系。”

 

19世紀的德國與18世紀的法國一樣，也在遭遇著英國資本的沖擊和剝削，命運相同，感受及其學術結論也自然與湯因比不同。退一步來說，同為壓迫者階級，湯因比與其前輩，地緣政治學者哈•麥金德，甚至與其同輩，美國戰略思想家沃爾特•李普曼相比，其眼光也有泥云之別。前者大而無當，以其浩如煙海的資料嚇人，后者文章不長，其結論卻常能一語中的。

 

五、經驗總結

 

戰場是最好的課堂，對手是最好的老師。只有趟過了1927年“四一二”大屠殺血泊的共產黨人才認識到“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對于這個問題，切不可只發空論” ；“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在這點上，孫中山和蔣介石都是我們的先生” 。今天對于西方人反華手法，我們僅僅從警惕的角度對其加以總結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同樣需要認真學習，學習的目的是為了“請君入甕”。具體說來，它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國家的文化交流要與國家的外交目標及相應的戰略策略相呼應。大國文化的國際交流，即使不是所有，至少也有相當的內容都貫穿著外交目的，在對外交流中，宣傳什么，輸出什么樣的知識，是與國家的外交目標及相應的戰略策略相配合的。比如，近代日本“學術”就有明顯的為侵華戰爭服務的“筆部隊” 的性質。日本啟蒙思想家、文學家福澤諭吉（1834～1901）在他1875年出版的《文明論概略》一書中就將世界文明分為“文明”“半開化”“野蠻”三層，它將中國和日本放在同一層次，稱之為“半開化國家”，以此淡化中華文明對日本文化的絕對影響，為將日本從東亞文明的邊緣地位提升到中心地位的理論做了鋪墊。他主張用武力向中國、朝鮮輸出日本的所謂“文明”，1895年甲午戰爭中日本獲勝，福澤諭吉將此視為“文明對野蠻的戰爭”，打敗中國是“世界文明之洪流賦予日本的天職”。福澤諭吉的“文明”觀標志著日本傳統的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觀的終結；亞洲文明的中心在日本，中國是日本文明的附屬的“中國觀”由此形成——這也成為后來中國漢奸意識的精神支柱。可以說，20世紀30年代日本侵華戰爭不僅是其長期軍備的必然，也是日本對華戰略中意識形態“筆戰”的結果。血寫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為了擴大對外開放和交流，適度淡化意識形態從策略上說是可以的，但從戰略上講則是要吃虧的。槍桿子和筆桿子，我們在什么時候——尤其是我們在對外開放中——都不能忘記，更不能放棄這“兩桿子”。

 

第二，文化傳播從“自在”（自發）轉向“自為”（自覺）是世界文化交流中表現且需要我們認識和掌握的國家文化運動規律。理論上說，近代西方國家的文化輸出與其世界擴張是同步的，但實踐上說，這種同步卻還存在著從民間的自發行為向國家的自覺行為轉變的特點。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這種轉變明顯加速。沃爾特?李普曼注意并研究了這種轉變，1922年他在《公眾輿論》一書明確指出：“在目前控制局勢的這一代人中間，說服已經變成一種自覺的藝術和世俗政府的一個常規功能。”

 

1913年德國外交部用于支持海外學校的預算撥款達150萬馬克。1920年，法國外交部將國外法語學校與著作辦公室升格為法語著作司，明確其使命為“法國的對外知識擴張” 。美國學者魯塞爾•加爾特（Russell Galt）注意到法國在埃及進行著的有組織的文化爭奪，他寫道：“在埃及英國擁有教育上的控制權，但法國卻主導了埃及學校的教育觀念。因為法國有一個有組織的文化宣傳機構，而英國卻沒有。法國的‘筆’比英國的‘箭’更有效果。” 英國政府曾經意識到“它在創建一個帝國的同時也創造了一種文明”，但同時也意識到英國在殖民地文化爭奪中的劣勢地位，決定對這種“創建文明”的活動加以支持。1934年11月，“英國對外關系委員會” 成立，負責推進英國的海外利益的“特別文化使命” 。在當時英國對外宣傳工作取得相當的成效，以至希特勒在《我的奮斗》中無不羨慕地說：“在英國，宣傳被作為第一級的武器使用；在我國，卻是失業政客的飯碗，或者至多不過是一些靦腆的英雄們的一種職業。結果宣傳對我們來說，其效果等于零。”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傳播從民間的自發（自在）形式向有組織的自覺（自為）形式轉變規律，不僅是表現在國家間的斗爭及其理論傳播領域里，它甚至同樣在階級斗爭及其理論傳播領域。1902年，列寧在《怎么辦》這本小冊子中批判在社會主義理論傳播途徑上崇拜“自發運動，沿著阻力最少的路線進行的運動”傾向時說：

 

原因很簡單：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淵源比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久遠得多，他經過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擁有的傳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所以某一個國家中的社會主義運動越是年輕，也就必須越加積極地反對一切鞏固非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企圖，也就必須越加堅決地警告工人，叫他們不要聽信那些大喊大叫反對“夸大自覺成分”等等的惡劣的勸告者的話。

 

為此，列寧同意卡•考茨基“社會主義意識是一種從外面灌輸到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中去的東西，并不是一種從這個斗爭中自發產生出來的東西” 的觀點，并要求無產階級政黨“為了執行這個任務，同自發性進行殊死的斗爭” 。

 

讀了湯因比的書，我們對列寧的教導就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在文化的國際傳播，從而國家意識形態的國際博弈方面，我們中國社會主義事業與國際資本主義的歷史比較還很年輕，沒有多少經驗，更沒有“多得不能相比”和“經過了更加全面的加工”的“傳播工具”。因此，我們必須認真學習西方國家為實現國家意識形態傳播自覺掌握和運用文化傳播規律的經驗，將對外開放中的文化傳播從民族自在（自發）水平更加積極地提升到國家自為（自覺）水平，以實現中國的外交目標。

 

第三，國際文化傳播是講政治的。在國際文化交流中，不僅有國家間意識形態擴張的內容，在國家戰略方面還有被稱為“理論殺手”們設計且用“學術”巧妙包裝的用于誤導對手國家戰略方向的內容。常用的手法有三：

 

其一，用牧師的口吻向對手國家散布以抽象人性為核心的“普世價值”，空談普世之“愛”及相應的“和平主義”理論。這些理論的特點是用宗教替代政治，將西方價值視為“世界文明的中心”，是人類價值的范本。接受這種理論的后起的第三世界國家，在意識形態上就會自降國格、人格，自覺天然不如西方，結果是在西方世界的進攻前自毀長城，使敵人得以長驅直入，最終為西方打倒。比如17世紀的歐洲人之于印第安人，19世紀的英國人之于印度人、南非人，20世紀末的美國人之于蘇聯人，21世紀初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人之于伊拉克人，前者都是用這樣的方式將后者打垮，甚至消滅的。

 

其二，如果第一種方法即用“愛”包裝的“和平主義”不見效，就用“學術”包裝的“依附論”使對手甘為附庸。比如英國推出亞當•斯密的《國富論》（1776年）就是這樣。它在英國已建立起高起點并獲高勢能資本的歷史條件下，主張經濟自由，建立實際上以英國資本為中心的國際經濟體系。英國在印度所做的就是將印度經濟變為英國資本的附庸，印度的這種附庸地位至今未變。拿破侖看出其中的陷阱，他針對英國資本實行大陸封鎖。正因此，拿破侖及其政策備受英國斯密學派及湯因比的抨擊。李斯特說：“不論他們怎樣說，有一點總是肯定的，這就是，受了這個封鎖之賜，德國所有各種工業初次獲得了重大發展；凡是熟悉德國工業歷史的人必然能為此說作證。” 中國蔣介石時期的經濟走的就是依附英美資本的路子，誠如毛澤東所言，這條路線“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 。蔣介石國民黨在中國推行的依附帝國主義經濟道路的結果引發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的結果是中國人民拒絕了依附型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選擇了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使新中國在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迅速崛起并形成獨立的一極。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對外開放，西方又將亞當•斯密的以西方為中心的“分工”理論引入中國，企圖再置中國于國際資本的附庸地位。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同志旗幟鮮明地指出：

 

是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是個要害。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現在國際市場已經被占得滿滿的，打進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20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國家為了逼使中國就范，讓蘇聯解體悲劇在中國重演，開始對中國進行了封鎖。中國頂住了西方的壓力，堅持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其結果是西方經濟在21世紀初出現衰退，中國經濟卻出現了新一輪高漲。

 

其三，如果前兩招不奏效，西方政客們往往會根據自己的經驗，設計出最有殺傷力且屢試不爽的捧殺策略，將“世界主義”高帽扣在已經崛起且無法制約的對手國家頭上，讓這些國家的某些領導人頭腦膨脹，在西方的熱捧中擔起超出其國力的“道義”目標，最終為其龐大的目標所拖垮。如前所述，丘吉爾及后來的英國人就是用這種方法消耗美國的。他的“鐵幕演說”讓美國扛起了“世界民主”的大旗，并由此讓美國栽倒在朝鮮和越南戰場；1972年美國人意識到自己的失誤并大幅收縮外交目標，1973年湯因比就與日本學者池田大作推出《展望21世紀》，企圖一箭雙雕，在慫恿美國防范中國的同時，又將“世界主義”的高帽扣在中國頭上。在蘇聯解體和美國衰落后的今天，英國人又如法炮制丘吉爾、湯因比的手法，在將“世界主義”的大帽轉扣到中國頭上的同時，更企圖挑起美國與中國的沖突，讓中美這兩個雅爾塔體系的關鍵支柱國家在“零和”式沖突中雙雙倒塌。

 

當然，這么說絕不意味中美之間沒有矛盾，但中美之間的矛盾，甚至沖突就其性質而言屬于雅爾塔體制內部利益調整的范疇，而英國與美國的矛盾，則屬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由歐洲主導的凡爾賽體制和美、蘇、中主導的雅爾塔體制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英國想恢復的就是已經失去了的在世界體系中的主導地位。比較而言，歐美間的矛盾要比中美俄之間的矛盾更為深刻和不可調和。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迄今，美國外交屢犯大錯之后，英國人的第一反應就是慫恿美國犯更大的錯誤。就在布萊爾在自傳中對支持美國出兵伊拉克行為表示“不后悔”不久，英國前首相布朗在宣傳新書《大沖撞之外》時表示，如果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不能應對以中國為首的亞洲經濟體的崛起，在接下來10年中，全世界人民將目睹“西方大衰落” 。2010年12月，就在美韓、美日在黃海軍演的當口，英國《經濟學家》就組織“筆部隊”創作并刊登除該刊記者，“背后還有中、美、日等國的26位作者參與了創作”的長達14頁的封面文章《中國崛起之威脅》。文章開篇用“臥薪嘗膽”的典故比喻了中國的發展。文章詳細地講述了中國春秋末期越王勾踐如何以階下囚的身份臥薪嘗膽，最后擊敗吳王夫差的故事。文章稱，經歷了金融危機的美國和歐洲國家發現，中國越來越富有，比預想的還要強大。中國的上升與美國的下滑形成強烈對比，這讓全世界敏銳地覺察到中國強盛的國力，并且由此使中美兩國的關系變得尖銳起來。由于對中國具備攻擊性的害怕和猜疑，美國試圖阻止中國崛起。“中國和美國注定是對手，但不一定是敵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1月23日，就在美國逐漸從伊拉克撤軍的當口，布萊爾在倫敦出席伊拉克戰爭聽證會上呼吁美國現在應當是“把我們的腦袋從沙里拔出來”，對伊朗采取行動的時候了。他說他經常走訪中東地區，發現到處都有伊朗“負面影響力”。他認為，西方國家不能再把伊朗或極端分子的所作所為歸咎于自己，大家應該以必要決心，甚至武力來阻止后者繼續我行我素。布萊爾也在聽證會上說，在美國入侵伊拉克近一年前他就承諾支持美國。“我當時十分明確而又簡潔地向布什總統表示，你可以相信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將與你們同在。” 布萊爾最后這句慷慨激昂的話所表達的深層語義就是：英國將長期消耗美國，并永遠與美國的錯誤同在！

 

其四，在指出合理目標的同時卻給對手國家預留下陷阱，這是打擊新崛起而文化哲學底蘊較淺的比如美國、日本這樣的國家最有效方法。比如，丘吉爾的“鐵幕演說”和湯因比的歷史觀就在美國催生出像凱南、麥卡錫、布熱津斯基等愛國的“戰略家”，他們給國家指出符合戰略邏輯卻不合戰略哲學即超出美國國力許可的戰略目標因而將國家引入歧途。與美國和蘇聯不同，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因而有深厚哲學底蘊的國家，這一點使中國在國內和地區治理方面——與英國和美國相比——是有相當的經驗的，這方面的經驗使中國不容易受到驕縱；與蘇聯相同，中國——與美國，特別是與英國相比——在“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 的進程中又是一個后進因而是沒有多少世界性經驗的國家，這方面的欠缺又使中國在“正確”的目標下容易高揚起大無畏獻身的氣概。這種“氣概”曾使蘇聯領導人在世界治理方面失去列寧和斯大林的有限守成的哲學，在忽左（如勃列日涅夫）和忽右（如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的極端政策中將國家推向解體。這些教訓對剛剛融入“世界歷史”不久的中國來說需要格外加以注意。

 

當然，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也并非沒有可取之處。比如他提出在未來“全人類發展到形成單一社會”“建立世界政府”和“實現世界統一”的設想有著相當的開發價值。1848年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有過自由人“聯合體” 的設想，盡管馬克思的設想與湯因比的設想路徑和本質完全不同，但他試圖使人類通過自覺采取統一管理的體制來避免整體毀滅的目標與馬克思是一致，也是合理的。對此，我們不能在倒掉湯因比歷史觀“洗澡水”的同時連其中的“嬰兒”也倒掉了。

 

但問題是，在目前無政府的世界體系中，一個國家——即使是像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蘇聯那樣為了世界正義的目標而自愿——倒下的結果，都不可避免地遭到其他國家的落井下石。如果沒有馬克思說的“聯合的行動，至少是各文明國家的聯合的行動” 的歷史條件，即使是對人類有益的諸如“建立世界政府”的合理目標，與當年的共產主義者實行“世界革命”的理想一樣，是僅憑一國之力——不管其社會制度如何——承擔不起的重負。

 

列寧、斯大林在早期革命時也曾相信和迫切等待過社會主義革命中的“聯合行動”。當他們意識到這樣的歷史條件不可能出現，空等就意味著死亡時，他們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為了自保，都轉而與德國簽訂了妥協性和約，斯大林還與丘吉爾于1944年10月達成“百分比協議”，放棄了部分世界革命的義務，結果保住了蘇聯的存在并使蘇聯發展為世界性的大國。勃列日涅夫不明白這個道理，上臺后又要當世界社會主義“中心”，到處支援“世界革命”，向資本主義世界“發動穩固的不可逆轉的歷史性進攻” ，結果將國力耗盡并為蘇聯解體做好了鋪墊。

 

今天的美國人也遭遇了同樣的認識誤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給美國替代英國的世界霸權地位提供了歷史性的機會。但羅斯福明白，獲利的同時也增大了守成的支出，而美國的國力可以取得更多的戰爭勝利，但不足以守住和消化美國從這些勝利中獲得的全部利益。為此，他聯合蘇聯，將世界一分為二并以此瓜分了原屬于歐洲的世界“財產”。與蘇聯的合作使美國確立了其戰后超級大國的國際地位。從杜魯門始，美國領導人接受了英國戴給美國的世界民主領袖的高帽，介入朝鮮、越南內戰，結果導致美國于20世紀70年代的衰落。尼克松上臺后意識到“世界民主領袖”也是美國擔不起且還有可能為此壓垮的重負，于是便轉頭與中國握手，降低了美國的國力支出，美國由此獲得中興。蘇聯解體后，美國政治家們又滋長起“世界主義”的幼稚病，再次戴上英國人扣給他的“民主領袖”高帽，沖到巴爾干、沖到中亞，結果陷在中亞不能自拔，于2008年始國力迅速衰落。

 

1952年9月，斯大林與周恩來會談時曾對周恩來表示“中國應變成亞洲的兵工廠，它今后應給其他國家提供專家”；斯大林甚至設想讓中國挑頭建立與聯合國“并行不悖”的地區性組織，蘇聯將“盡力讓中華人民共和國起主要作用” 。但中國領導人還是回避了擔當亞洲地區紅色“領袖”的角色，采取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 的外交方針。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又給我們制定出“中等發達國家” 而不是當時流行的“發達國家”的發展目標，其中都貫穿著長期堅持地區性守成，不做超級大國的國策理念。這種不透支國力，使國家戰略目標與國力相匹配的穩健政策，又使中國穩步進入21世紀并在世紀初的世界經濟普遍低迷中贏得了巨大的發展。

 

古希臘神話傳說中有一種叫“塞壬（Siren）”的海妖，經常飛降海中礁石或船舶之上，用自己的歌喉使得過往的水手傾聽失神，導致航船觸礁沉沒。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衰落后，便不斷向蘇聯和美國發出“塞壬”的歌聲，結果使得蘇聯于20世紀90年代觸礁解體，美國于20世紀70年代和21世紀頭10年兩次碰得元氣大傷。1973年以來，以湯因比和池田大作《展望21世紀》發表為起始，英國和日本聯手試圖誘使美國和中國進行“零和”式沖突，與此同時還不忘將“捧殺”的目標轉向即將步入世界的中國，要讓中國戴上已將蘇聯和美國壓垮了的“世界政府”的重負，要讓“中國人和東亞各民族合作，在被人們認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類統一的過程中，可能要發揮主導作用” 。如果中國在初步進入“小康”社會的今天，忘記毛澤東和鄧小平同志在國際關系中“不稱霸”和“不做超級大國”的教導，為湯因比發出的這種“塞壬”歌聲所迷惑，那前天的英國、昨天的蘇聯和今天的美國就是前車之鑒。

 

總之，盎格魯撒克遜民族中，英國人是治理世界時間比較長，經驗比較豐富，其外交戰略思維也是比較圓熟的，因而也最需要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國人學習的。昨天歐洲人借美國人之手埋葬了蘇聯，今天又借中亞人民的手將美國拖垮。對此，我們在崛起之初，要在提高警惕的同時，更要知己知彼，學習其中有效而我們又尚不熟悉的治理世界的經驗，為中國成長為一個世界性的大國而做好準備。

 

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  來源：東方復興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