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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沖擊”（CoronaShock）是一個術語。它反映了病毒以驚人的力量襲擊世界；資產階級國家的社會秩序如何崩潰，而社會主義地區的社會秩序如何顯得更有彈性。

這是有關“疫情沖擊”系列研究的第三部分。它是基于安娜·馬爾多納多，三大洲社會研究所研究員馬諾洛·德·洛斯·桑托斯、蘇賓·丹尼斯，以及研究所所長維賈伊·普拉沙德的研究得出的。

2019年12月下旬，中國湖北武漢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發現了原因不明肺炎病例。2020年1月初，中國開始定期向世界衛生組織（WHO）以及與中國大陸有緊密聯系的其他主要國家和地區（例如香港，澳門和臺灣）通報疫情。1月5日，世界衛生組織發布了武漢有關“不明原因的肺炎”的首份簡報。內容大致為：人們對這種病毒還是知之甚少，既沒有完全了解它，也沒有證實是否存在人與人傳播的可能。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的基因組序列于1月12日由全球流感數據共享倡議（GISAID）公布。中國著名的呼吸病學專家鐘南山院士在1月20日證實了新型冠狀病毒在人與人之間的傳播。

當確定了這種病毒可以在人與人之間傳播之后，中國政府立即采取了行動，對離漢去漢通道進行了關閉，值得注意的是，武漢是一個擁有一千一百萬人口的城市。中國和世界各地的醫療專家開始研究這種病毒，中國各地的醫務人員也緊急進行了培訓，馳援武漢。在武漢，共產黨員、居民委員會、志愿者以及其他協會成員都投入到了抗擊疫情的工作中，包括測量體溫，分發藥品和援助醫院。十周后，武漢解封。5月15日，中國政府對武漢所有居民進行了核酸檢測，以保證民眾的健康安全，和恢復社會和經濟活動（中國分享了這項測試的結果，協助研究群體免疫理論的可行性）。

1月30日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博士宣布，新冠疫情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世衛組織在日內瓦總部發出了一個信號：發現了一種高度傳染性的病毒，需要進行嚴格的檢測、保持社交距離和實行嚴格的衛生舉措。

也就是在這之后，1月20日，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出現了差別。我們分析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區別對待病毒的四個主要方面。社會主義方針的基礎是：

1、 科學的政府決策

2、充足的醫療設備

3、廣泛的社會動員

4、 國際主義

在資本主義國家（比如美國，巴西和印度），政府的運作搖擺不定，假裝該病毒不是真實的或不具有傳染性，并希望一些外來因素能夠保護本國公民免受其感染危險。營利性行業的公司也沒有提供必要的設備，在這樣一個缺乏組織和斗爭習慣的原子化社會，公共行動很難開展。最后，為了掩蓋自己的無能，這些地方州的統治階級訴諸于污名化和沙文主義，用種族主義和反共的借口來指責中國。

在本報告中，我們研究了三個國家（古巴、越南、委內瑞拉）和一個州（印度的喀拉拉邦），以探明世界上這些社會主義地區如何更有效地應對這種病毒。

古 巴

1月17日，古巴媒體報道說中國發現了一種不明原因的肺炎，已造成了2人死亡和41人感染。隨著掌握更多有關新型冠狀病毒的信息，政府開始通報世衛組織的報告。并且報道了中國在實施封鎖和其他措施以切斷傳染渠道方面的決定。2月28日，古巴總統米格爾·迪亞斯·卡內爾·伯穆迪茲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電話。卡內爾在通話中表示，古巴人民、古巴政府和共產黨對中國對抗病毒堅決支持和聲援，古巴表示愿意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幫助中國人民。古巴生物技術和制藥工業集團（BioCubaFarma）增加了干擾素α2B的生產，截至2月24日，已向中國提供了超過150000瓶雙劑量的藥品。

1月28日，公共衛生部部長何塞·安格爾·門戶米蘭達博士召開了一次關于新型冠狀病毒的國家級會議。在醫療方面保持警惕是首要任務，政府還成立了一個全國工作組（NWG）來領導這場斗爭。公共衛生部開始培訓所有的公共衛生人員——超過95000名醫生和84000名護士——來應對新冠肺炎。民眾也組織運動開始呼吁警惕癥狀和加強個人衛生。與此同時，新聞媒體也做了相關的報道。還有包括古巴婦女聯合會（FMC），保衛革命委員會（CDR）和大學生聯合會（FEU）之類的群眾組織也都在積極應對公共衛生部國家流行病學主任弗朗西斯科·杜蘭·加西亞博士當天首次發表官方聲明，他指出，美國政府制定了一項計劃，“類似于埃博拉疫情襲擊多個國家時制定的計劃”。公共衛生部國際衛生控制計劃國家負責人卡梅洛·特魯希略·馬查多博士也提出建議，在入境口岸對已對發熱癥狀的旅客保持警惕。

國家工作組授權立即購買防護裝備，醫療設備和檢測試劑，相關機構也開始重新重視研究和開發疫苗和抗病毒治療方法，以便與中國共享。到今年4月，基因工程和生物技術中心（CIGB）開始了第一個關于疫苗的臨床試驗，這種疫苗可以增強免疫系統。中國湖南-古巴生物技術創新中心（CCBJIC）生物醫學研究主任杰拉爾多·吉倫·尼托博士說，他的團隊正在研究先天免疫系統是否可以被激活，如果激活，將產生針對病毒的特異性免疫。他說，目前還沒有針對這種疾病的特定疫苗，但古巴“已經有了應對之法”。

3月10日，從倫巴第（意大利）抵達的四名游客出現了呼吸道疾病癥狀。經過檢測為陽性，隨即被轉移到了佩德羅庫里熱帶醫學研究所（IPK），該研究所在抗擊流行病方面有著悠久的歷史。該研究所與位于圣克拉拉和圣地亞哥的醫院被指定為檢測疑似感染新冠肺炎患者的定點醫院。這些醫院每天都可以測試1000名患者。政府還決定對所有抵達古巴的旅客進行14天的醫學觀察。

3月17日，來自古巴的13所醫科大學的28000名學生參加了一項運動，走訪每家每戶的學生們檢查每個人的健康狀況，如果發現有人有癥狀，把他們交給社區的家庭醫生，醫生會決定是否對病人進行檢查。一周之內，醫學院的學生訪問600萬古巴人，占古巴人口的一半。通過這種方法，到4月26日，有將近4萬人接受了新冠肺炎檢測。在維拉克拉拉省，學生們走訪了25萬人，發現了2687例呼吸道癥狀，其中5例可能是新冠肺炎。還有許多獲得過醫療獎學金的外國留學生也參加了這項工作。來自波多黎各的三年級學生羅絲說：“這些訪問是自愿的，在某些時刻，你就會意識到我們的工作非常重要。所以不管我們要敲多少扇門，要喊多少次‘早上好’都沒關系，我們這樣做是因為國家需要我們，我們非常自豪。”

3月20日，迪亞斯·卡內爾總統與古巴部長理事會七名成員一起在電視上匯報了迄今為止所采取的步驟，并介紹了下一步的措施。他說：“我們有責任以平靜，現實主義和客觀的態度來保護人類生命和社會結構。既不能恐慌也不能過分自信”。這才是以科學的態度去應對這一危機。那時有21人核酸檢測呈陽性，另有716人在醫院接受觀察。政府還提出了幾項措施：

1、從國外返古巴的國民需要隔離14天。大約還要有六萬名游客將離開古巴，入境將受到嚴格的管制，作為古巴主要收入來源之一的旅游業將受到極大的沖擊。

2、人與人之間要保持一定的距離。受病毒感染的人和不在關鍵行業工作的人需要在家中進行自我隔離。

3、商務部暫停了所有的公共活動。食品商店和農貿市場將在符合最嚴格的衛生法規下才可以營業。餐廳只能接待50%的客流量。

勞工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瑪爾塔·埃琳娜·菲托·卡布雷拉表示，“沒有人會束手無策”，私營企業自雇工人的稅款暫停支付。在隔離的第一個月，被休假的工人拿到了他們全部的工資；之后，工人們得到了60%的工資。私營部門的工人將獲國家最低工資的保障。為了避免食物短缺，古巴當局擴大了現有的配給制度，以確保在大流行期間每個家庭都能平等地獲得糧食和基本衛生用品。其中包括食用油、糖、米和豆，并擴展為包括雞蛋、土豆、蔬菜，每人額外一磅的雞肉以及額外的肥皂，牙膏和漂白劑。盡管存在局限性，但配給卡和附近的商店已經為3,809,000個家庭提供了服務。

到4月6日，確診病人增至396人，有1752人住院治療。政府根據國家計劃宣布了其他措施。這些措施包括暫停所有不必要的經濟活動，在餐館里坐下來服務（只允許接送），減少城市公共交通，以及推遲支付水、電和煤氣費。

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古巴對新冠肺炎的反應主要是采取積極的公共行動。在美國可能入侵的威脅下，成立于1960年的革命保衛委員會估計有800萬成員（在1134萬人口中）。這些委員會是在一個街區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他們動員人們幫助每個社區中最脆弱的人，參加衛生運動，并提供食物和住所。在古巴東部城市圣地亞哥，像大學教授、古巴婦女聯合會成員胡安娜·格拉這樣的革命保衛委員會成員生產了16000個口罩。大學生聯合會的成員在不同的城市做志愿者，幫助隔離中心打掃衛生和做飯，向被隔離的家庭運送物資，并在指定的支援中心工作，為醫務人員和弱勢家庭準備食物。

古巴革命精神的核心是國際主義。2005年，古巴成立了亨利·里夫國際醫療隊，在世界各地提供緊急衛生援助；此后，古巴向國外派遣了25支特遣隊，援助了23個國家的350萬人。現在，這個醫療隊現在是抗擊新冠肺炎的核心力量，同時還響應了向世界各國派遣古巴衛生工作者的請求。3月15日，第一批由130名流行病學家和其他醫學專家組成的特遣隊前往委內瑞拉。從那時起，由3337名衛生工作者組成的另外33支分遣隊已經前往歐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27個國家工作（這些分遣隊從格林納達的2名醫生到南非的217名衛生工作者不等）。這些國家還受到了來自美國政府的壓力，要求拒絕古巴的幫助。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指責古巴從此次流感大流行中獲利。古巴外交部長布魯諾·羅德里格斯·帕里利亞回應美國的誹謗運動說，美國國務卿有什么權利向其他主權國家政府施加壓力以剝奪其本國的醫療服務？

當世界遭受新冠疫情的沖擊時，英國郵輪“布拉馬爾女士”號在加勒比海擱淺，載有682名乘客，其中5名乘客攜帶新型冠狀病毒，拼命尋找港口停靠。當其他國家拒絕讓這艘船靠岸時，古巴——冒著巨大風險——敞開大門，組織乘客下船回國，聲稱“現在需要團結一致，把健康作為一項人權，并加強國際合作以應對我們共同的挑戰；這就是古巴革命和人民的人道主義實踐所固有的價值觀。

古巴的革命制度使古巴在面對封鎖和流行病時有了生存的力量和能力，它將工人、農民、科學家、群眾組織和民防系統與一個以人的生命為中心的黨和政府結合在一起。

越 南

1月16日，在探明新病毒可能在人與人之間傳播之前，越南衛生部已經向其他政府機構和公眾通報了這一危險病毒，并敦促立即采取行動。五天后，即1月21日，衛生部向醫院和診所發出了關于如何對付病毒的詳細指示。1月24日，衛生部副部長黎光強說，對所有邊境檢查站進行檢查；這是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為越南與中國共有1400公里的邊界，而這條邊界距離武漢只有10小時的巴士車程。1月30日，越南政府在總理阮春福的領導下，成立了國家防疫指導委員會。兩天后，即2月1日，阮春福總理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越南共產黨很早就提出了一個口號：“抗擊流行病就像抗擊敵人”。但是這場斗爭必須以科學的態度進行。越南在邊境點開始了檢測，疫情控制小組開始對人群進行檢測，如果發現感染者，則對接觸者追蹤。國家衛生和流行病學研究所能夠非常迅速地建立一種在該國廣泛使用的檢測方法；全國有100多個實驗室進行了實時聚合酶鏈反應（PCR）檢測，從而可以每天進行檢測27000個樣本。3月10日，政府發布了NCOVI移動應用程序，以便于追蹤聯系可疑人群。流行病小組沒有封鎖人員流動，而是對特定人群進行研究，隔離和治療那些有癥狀的人，包括核酸檢測呈陽性的人以及所有他們接觸過的人，疫情嚴重的地區則會采取隔離措施。根據具體情況，越南當局采取了四級隔離辦法：

第一級：所有確診的人都將在醫療機構隔離（在這種情況下，不允許自我隔離）。

第二級：所有與確診病例有密切接觸的人都必須接受檢測，并進入政府管理的檢疫中心。

第三級：所有與第二層人員有密切接觸的人都必須在家里進行自我隔離。

第四級：如果在一個村莊或一家醫院發生特別嚴重的疫情，整個村莊和醫院必須進入封鎖狀態。

多層次的隔離辦法有助于延緩病毒的傳播，但是政府絲毫沒有放松警惕。在河內的巴赫邁醫院接收了大量病例后，政府宣布病毒全國性大流行。

衛生部還發布了一段視頻，介紹了保持身體間距和洗手的概念；這段視頻在抖音（Tik Tok）上傳播開來，年輕人還創造了一種與之相匹配的舞蹈，消息在幾天之內就傳播開來了。電信公司——包括私營公司——向那些擁有移動電話的人發送了30億條關于新冠肺炎的信息。口罩在公共場所被強制佩戴，含酒精的洗手液被分發到各地出售。學校和宗教場所都立即關閉。

政府指示公共部門單位加緊生產必要的設備，包括個人防護設備和呼吸機，以及洗手液和藥品。國內擁有足夠的工業產能來生產這些產品，而不必擔心價格欺詐，因為這些企業是公共部門的企業。4月8日，越南政府聲援美國，向美國運送了45萬件個人防護用品。美國曾經在越南進行了猛烈的轟炸，還使用了慘無人道的化學武器，越南人民至今仍心有余悸，越南的農業產業也受到了長時間的污染。

私營企業家和慈善家們也緊隨其后，他們設立了“大米自動提取機”，為那些失去生活來源的人分發食物。政府設立了餐飲廚房來滿足任何需要的人。

越南有1億人口，截至7月初，還沒有出現新冠肺炎的死亡病例。

委內瑞拉

2月26日，巴西當局報告了第一例冠狀病毒病例，這也是拉丁美洲報告的第一例病例。兩天后，即2月28日，委內瑞拉政府成立了預防和控制冠狀病毒總統委員會（在3月13日該國報告第一例病例的前幾周）。引人注目的是，在同一時間段內，美國政府不顧世衛組織的警告，決定深化對委內瑞拉的全方位戰爭。

在大流行之前，委內瑞拉已經受到了美國的嚴厲制裁。這給委內瑞拉經濟帶來了壓力，破壞了委內瑞拉的公共衛生系統。2018年，委內瑞拉醫藥聯合會報告稱，85%的基本藥物短缺。2018年的另一項研究顯示，30萬人面臨死亡風險，因為制裁導致他們無法獲得治療艾滋病毒、腎病、癌癥和糖尿病的關鍵藥物。委內瑞拉求助于其國際盟友中國、古巴、伊朗和俄羅斯提供必要的設備和支持。在美國主導的制裁和軍艦的封鎖下，委內瑞拉政府及其盟友打破了美國禁運，表現出了鋼鐵般的意志。

3月13日，委內瑞拉副總統德爾西·羅德里格斯證實了第一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一名從歐洲和美國旅行歸來的41歲婦女，以及一名從西班牙返回的52歲男子。前一天，政府暫停了從歐洲、哥倫比亞、巴拿馬和多米尼加共和國起飛的航班，并開始在機場和海港設立檢查。因為有旅客從西班牙返回，所以對3月5日和8日乘坐伊比利亞6673次航班的所有乘客實施強制隔離。

政府聽取了世衛組織的指導意見，禁止一切公共集會，所有學校暫緩開學，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佩戴口罩，并于3月15日呼吁部分州（拉瓜拉、米蘭達、祖利亞、阿普雷、塔奇拉和科杰德斯以及加拉加斯市）實行全面隔離。兩天之內，確診了16例新病例，因此將檢疫范圍擴大到整個國家，為期一個月。并宣布在公共場所強制佩戴口罩。

根據世衛組織的建議，委內瑞拉當局還收集了確診病例的醫學和流行病學的信息。3月16日，政府宣布，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于2016年建立的國家信用卡系統“帕特里亞系統”（SistemaPatria）將被用作防治該疾病。2017年，馬杜羅政府利用這個平臺幫助民眾應對制裁引發的問題。通過自愿登記程序，全國大約2800萬居民中有1800多萬人注冊了該系統，使其成為收集信息和向人民提供商品和服務的最全面的工具。多年來，“帕特里亞系統”已經成為保障食品供應，分配貨幣援助和嘗試數字貨幣的基礎。在抗擊新冠肺炎的斗爭中，該系統向民眾提供現金援助，還有合適的醫療幫助。

3月26日，美國司法部指控委內瑞拉領導人販毒，并懸賞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委內瑞拉工業和國民生產部長塔里克·埃爾·艾薩米、國防部長弗拉基米爾·帕德里諾·洛佩斯和國民制憲會議主席迪奧斯達多·卡貝洛·隆東等人。就在同一天，委內瑞拉政府宣布了一項以“帕特里亞系統”為基礎的新冠肺炎調查和篩選計劃。主要是對易感人群進行逐個排查，為了能夠預防和提前發現新病例。同時，它還為處于經濟危機中的醫療工作者創造了就業機會。這項計劃是由委內瑞拉和古巴醫療隊制定的，他們與社區委員會、地方供應和生產委員會、衛生委員會和委內瑞拉聯合社會黨等民間組織密切合作。委內瑞拉進行了929599次檢測，相當于每百萬居民進行30987次檢測。

3月24日，馬杜羅總統重申了預防措施的重要性，并加強了對首都地區的封鎖。這項聲明是在7個新發現的新冠肺炎病例的基礎上發布的，當時全國共有91個病例。政府的這一反應至少需要三種機構的支持：1）46家專門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醫院；2）綜合診斷中心，這是委內瑞拉和古巴政府的一個聯合項目，于2005年建立；3）私人保健中心。根據最先進的醫療技術，制定流行病學和臨床研究方案。古巴的抗病毒藥物干擾素α2B和羥基氯喹等藥物已經被用來協助治療感染的病人，甚至也分配到了私人醫療中心。大約還有一萬兩千名醫學和護理學生協助治療病人。

委內瑞拉人民已經習慣了在嚴酷的制裁條件下生存，而且重塑了經濟韌性和政治適應力。其中，有一個重要的機構就是地方供應和生產委員會（CLAP），該委員會于2016年成立，旨在為至少700萬家庭提供糧食，而這些家庭本來就面臨饑餓的危險。這一制度的意義不僅在于滿足人民的基本營養需求，而且還能加強地方社區組織，與人民保持聯系。每個分發的包裝盒都有著固定的標準（面粉、谷物、大米、牛奶、油和罐裝肉）；雖然盒裝商品的市場價格大約為11美元，但公眾的成本不到一分錢。

地方供應和生產委員會計劃一直受到美國政府的攻擊，并且試圖制裁進入地方供應和生產委員會救濟箱計劃的海外食品供應商。但這并沒有阻止到委內瑞拉政府，盡管存在多方面的問題，但委內瑞拉政府仍然把救濟人民作為工作重點。2016年，委內瑞拉副總統阿里斯托布魯伊斯圖里茲（AristóbuloIstúriz）表示，該計劃是一種“保衛革命的政治工具”；這種態度一直沒有改變。3月19日，政府還制定了一項補充計劃，就是在封鎖期間加強救濟的另一種方式。

3月24日，政府進一步延長了地方供應和生產委員會計劃，盡管制裁帶來了許多經濟不確定性，但它的分配供給至少能到2020年8月。包括從食品進口到轉運，地方供應和生產委員會包裝盒中的食品，確保食品生產可以自給自足。政府還宣布進一步投資加強中央公共采購計劃，該計劃管理國家購買社會產品，并鼓勵創造將農村食品帶到城市。由于學校關閉，為委內瑞拉大部分兒童提供食物的學校供餐計劃現已轉變為緊急計劃的一部分，同時利用公共服務行動，將社區廚房烹調的食物分發到學生家中。在社會主義生產、分配和消費計劃中，民眾可以利用生產性社區的水果和蔬菜以及參與性和教育性的工作方法，加強學校的供餐計劃。加拉加斯市建立了一個“我從家里買東西”的送貨上門計劃，對補貼食品的價格和受雇的工人的工資進行了規范化。

3月23日，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政策，以保障本已脆弱的經濟。利用“帕特里亞系統”直接向弱勢群體和中小企業提供現金援助，以便他們繼續向工人支付工資。政府暫停了租賃和租金支付，并禁止驅逐。它呼吁房地產協會找到一種方法來處理長期的破產危機。所有貸款本金和利息暫停支付6個月，罰款和罰款利息也被取消。為了保護人們的信用記錄，政府命令銀行在這一時期重新劃分信用等級。在隔離期間，實時通訊十分重要，所以政府要求保障有線電視和電話服務（包括互聯網）為期六個月不得中斷。為了使生活必需品的進口能夠維持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政府提供了免稅政策，并投資于戰略領域，例如食品生產和分銷，藥品生產和分銷以及衛生和衛生設備與商品的生產。

除了采取的這些措施外，委內瑞拉應對行動的關鍵部分還在于公共行動的中心地位。玻利瓦爾革命的理論是將制度權力下放為人民權力，建立人民自治地方和集體生產的制度。執行這一進程的關鍵是各公社、社區理事會、人民行動黨委員會以及人民運動。作為社會使命的一部分，婦女在這些實體的領導中發揮著核心作用，正是婦女每天做飯，為病人準備輸液和制作口罩，而且還向困難的家庭提供援助。

應對這一流行病，不僅需要國家的領導，而且還離不開有高度下放權力的機構的努力。隨著針對委內瑞拉的全方位戰爭不斷深化，人民的參與不僅為應對沖擊危機提供了重要支持，而且增強了他們捍衛玻利瓦爾革命、抵御貨幣攻擊、惡性通貨膨脹和抵抗侵略的決心。國家和有組織的公共行動這場大流行病的反應，展現了人民為滿足眼前的物質需求所做出的的不懈努力，以及為抵御美國主導的戰爭而需要的政治毅力和韌性。

在封鎖的前六周，大約有49628人返回了委內瑞拉，主要來自哥倫比亞和巴西。在邊境接受檢測后，他們進入政府管理的中心進行強制隔離。盡管采取了這些徹底的措施，但許多新冠肺炎病例都是從國外傳入的，僅5月9日至27日確認的34例新冠肺炎病例中，就有77.8%是從國外傳入的。

政府隨即派出飛機了前往圣地亞哥（智利）、利馬（秘魯）和基多（厄瓜多爾），盡管在美國的制裁下，處理危機和獲得援助方面都存在許多障礙，但是仍然免費將委內瑞拉公民帶回家，不論他們的政治派別如何。同時，委內瑞拉還面臨著來自哥倫比亞、秘魯、厄瓜多爾和巴西政府的敵意，但這并沒有影響委內瑞拉政府幫助移民到這些國家的委內瑞拉人。當知道哥倫比亞衛生部唯一診斷新冠肺炎的機器壞了的時候，馬杜羅總統提議將兩臺來自中國的機器運往哥倫比亞，盡管哥倫比亞在邊境上駐扎著反委內瑞拉的軍事力量，并且一直是美國干預該國的“墊腳石”。之前，委內瑞拉政府試圖通過泛美衛生組織協調這項提議，但該提議被哥倫比亞拒絕。

美國對委內瑞拉和古巴的攻擊以及兩國對社會主義的共同目標使兩國關系更加緊密。因此，兩國應對新冠肺炎的協調機制非常密切。古巴政府派出了10000劑干擾素α2B。它的發明者路易斯·赫雷拉博士于3月16日訪問了委內瑞拉，稱贊委內瑞拉實施隔離的決定是阻止傳播的有效途徑。前一天，由130名古巴醫生組成的小組抵達委內瑞拉，支持抗擊冠狀病毒。該小組2003年以來一直在委內瑞拉的古巴醫療團（其成員每兩年輪換一次）。3月23日，一支中國的醫療隊趕來提供援助，并且和俄羅斯一同向衛生中心提供醫療設備、藥品、診斷測試、試劑、防護眼鏡、生物安全服和空氣凈化器。委內瑞拉和中國還建立了一座空中橋梁，以更方便地進口必需品。

5月，伊朗向委內瑞拉派出了5艘裝有燃料的油輪，意在為委內瑞拉人民提供救濟，從而打破美國對委內瑞拉港口的封鎖。這些油輪是帶著各國人民和平團結的美好祝愿進入了委內瑞拉。

喀拉拉邦

1月18日，這個擁有3500萬人口的印度邦，左翼民主陣線（LDF）的喀拉拉邦衛生部長夏拉賈（KKShailaja）召開會議，討論在中國武漢發生的疫情。當時武漢還沒有進入禁閉狀態，但夏拉賈知道，武漢有喀拉拉邦的學生，他們回國后，有可能將冠狀病毒輸入該邦。1月22日，衛生署向所有醫院和地區當局發出警報，說明有必要為抗擊病毒做好準備。1月24日，喀拉拉邦設立了一個國家級控制室；到1月28日，所有地區都設立了控制室。所有地區也設立了隔離設施，成立了18個委員會，并采取了預防措施。

喀拉拉邦的第一例冠狀病毒病例是1月30日檢測出來的，是一個醫學院的學生在武漢留學，不久，又有兩人檢測呈陽性。從冠狀病毒流行區返回喀拉拉邦的2200多人被隔離。事實證明，提前準備是有效的，三名病人在幾天內完全康復，沒有發生二次傳播的病例。被隔離的人數很快減少了。

但到了2月底，隨著冠狀病毒向全球蔓延，從冠狀病毒流行地區涌入喀拉拉邦的人愈演愈烈。起初，一些人來自意大利，后來來自波斯灣地區，不斷有人檢測出新冠肺炎呈陽性。其他與他們接觸的人也感染了這種疾病。這是該州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在隨后的幾周里，喀拉拉邦繼續對進入的乘客進行甄別，他們不僅在機場，還在公路、鐵路的24個邊境檢查站設立站點。但是鑒于乘客人數眾多，這無疑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喀拉拉邦對接觸者進行了廣泛的追蹤，對受感染者到過的地點也進行了排查和了解，同時要求對經過以上地點的人與衛生部門聯系。受感染人群的路徑圖已經通過社交媒體和政府渠道利用機應用程序“GoKDirect”傳達給了民眾。來自地方自治政府機構和社區衛生工作者幫助進行了聯系追蹤。正如印度首席部長皮納拉伊·維賈揚（PinarayiVijayan）指出的那樣，“追蹤、隔離、測試、隔離、治療”，同時他也是印度共產黨的政治局委員。

從境外來的人被隔離在了指定的檢疫中心。凡與感染者有接觸的人，均須在家隔離。衛生部官員定期檢查是否遵守隔離協議。那些在家里沒有足夠設施進行有效隔離的人被安置在了政府管理的檢疫中心，任何出現與新冠肺炎相關癥狀的人都會住院治療。該州的每個人都可以免費接受檢測和治療。

當該州開始報道新冠病毒時，衛生部長夏拉賈每天召開新聞發布會，向公眾通報最新的最新的情況，正在采取的抗擊病毒的措施以及公眾必須采取的措施。從3月10日起，首席部長皮納拉伊·維賈揚開始每天舉行記者招待會，因為要控制這一流行病需要多部門共同努力。在所有地區都建立測試中心和護理中心，還新任命了276位醫生和321位初級衛生檢查員。

鑒于需求不斷增加，政府已采取措施加快生產口罩和消毒劑，而不是讓市場自由解決。公共部門已經率先生產了更多的藥品、洗手液和手套。Kudumbashree是一個由450萬婦女（約占該州婦女人口的四分之一）組成的，由政府支持的大型社區團體，也開始生產口罩。左翼印度民主青年聯合會（DYFI）和喀拉拉邦科學文獻論壇（karalaforscienceLiterature，簡稱KSSP，喀拉拉邦最大的人民科學運動）的積極分子也加入進來制造洗衣液。

政府還發起了“阻斷傳播運動”，鼓勵人們采取必要的措施來預防感染。在政府機關門前設立洗手臺。左翼印度民主青年聯合會在全州25000個地方建立了洗手設施，并為需要幫助的人建立了呼叫中心。在喀拉拉邦的戰斗中，必須保持高度的透明度和警惕性。

到3月下旬，當印度其他地區意識到這一流行病的危害時，喀拉拉邦已經著手制定一項旨在減輕人民經濟困難的深入計劃。到3月12日，政府宣布關閉教育機構，并很快開始在家里為原本在托兒所的兒童提供食物。喀拉拉邦政府并沒有像印度中央政府那樣，在沒有考慮到家庭如何吃飯、如何呆在家里、或遵守正在推出的政策的情況下實行全面封鎖，而是逐步開展限制措施，還為人民提供遵守這些限制的條件。3月19日，首席部長宣布了一項2000億盧比的救濟方案。這一方案包括提前支付社會福利養老金、每個人一個月的免費糧食、為公共醫療增加5億盧比的資金、以及放寬水電費和納稅期限。

該州從3月24日起實行封鎖。第二天，印度中央政府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實施封鎖。隨后的幾周，喀拉拉邦政府向全州所有家庭免費發放糧食。向獨居老人、殘疾人、因病不能自己做飯的人和赤貧者提供食物。地方自治機構和基層委員會在志愿者的幫助下開展了這項工作，這些委員會在村莊、城鎮的市政當局和大城市的市政公司中做這項工作。志愿者們將熟食從社區廚房送到了有需要的人家中。地方自治機構員工中的左翼工會成員，如喀拉拉邦和公司員工工會（KMCSU），在社區廚房志愿服務中占大多數。政府還向所有家庭免費發放了包含17種基本物品的雜貨包。

由于預計到供應鏈可能因封鎖而中斷，于是，州政府采取措施來確保該地區的主要作物稻谷及時收割。政府還采取措施確保大米、蔬菜和其他幾種作物的采購。

從一開始，喀拉拉邦政府就認識到，為來自印度其他邦的移民工人提供的住宿設施不足以確保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因此，政府為這些工人建立了救濟營，并安排了體檢。工人們得到了食物、口罩、肥皂和洗手液。截至4月20日，喀拉拉邦為移民工人開設了19902個營地，有353000名工人住在營地里，這是該國此類營地數量最多的一個。

喀拉拉邦還為不同部門的工人設立了許多福利基金委員會，通過將工人及其雇主的捐款集中到福利基金中來提供社會保障福利。福利基金董事會的所有工人都通過福利基金委員會獲得了財政援助。不屬于任何福利基金委員會成員的工人每人將獲得1000盧比。

目前正在進行的志愿動員規模也越來越大。除了政府雇員、工會成員、青年積極分子和學生積極分子的外，政府成立的青年社會志愿部隊也是救災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截至6月23日，有346306名青年登記為志愿者，他們正在努力幫助需要援助的人，運送食物和必需品，向隔離家中的民眾提供緊急援助，協助呼叫中心和控制室的運作，向救濟營地運送物資，傳達警報，并在醫院提供援助。

喀拉拉邦遏制第二波新冠疫情疫情的努力取得了成功——5月8日，該州確診的病例數已降至16例。但是，第三波感染很快又開始了。這是因為，印度放松了全國的管控措施，從5月第一個周開始，國內和國際航班的限制措施開始放寬。生活在國外和印度其他州的數十萬克里特人，面對著不斷上升的感染人數和死亡，又缺乏醫療照顧，甚至失去工作，他們爭先恐后地回到自己的家鄉。州政府采取的辦法是，致力于把所有想返回該州的克里特人帶回。5月4日至6月23日期間，超過315000人從其他國家和國外返回喀拉拉邦。由于大多數返回者都來自高風險地區，這導致喀拉拉邦感染人數迅速增加。

截至6月23日，喀拉拉邦新冠肺炎確診數為1620例，死亡人數為22例。在5月4日至6月23日該州報告的所有病例中，來自國外或其他州的病例占90.7%。目前共有150196人正在接受觀察，其中147990人在家或隔離中心，2206人在醫院。限制措施雖然逐漸放寬，但是不能放松警惕。宣傳運動仍在繼續，限制人流措施仍在執行，不允許舉行大型集會，在公共場合佩戴口罩都是強制性的。州政府繼續定期舉行新聞發布會，每天會向公眾提供最新情況。

政府的努力是植根于確保所有公民福利的綜合辦法。這是一種認識到公共醫療體系以及其他社會和經濟因素對健康和福祉重要性的方法。它認識到饑餓和無家可歸將嚴重阻礙生命健康。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政策措施就是在解決所有這些問題，以便為人民提供救濟。

我們的目標是幫助每一個需要幫助的人。截至6月9日，已經部署了116328名志愿者，。政府的應對舉措是調動整個國家機構，包括公共部門和地方地理信息系統，以及國家強大的群眾和階級組織、集體和合作社的集體力量，以及喀拉拉邦公民自愿行動的熱情。這是一項全面動員的戰役，將國家機器一般公眾結合起來，由群眾和動員起來的機構發揮關鍵作用。

所有這些都是該州公共行動的結果。從1957年第一個共產主義部門當選之日起，喀拉拉邦就開始投資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共產黨領導的政府率先實行土地改革，打破了封建地主制度，大大提高了農民和農業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工人的議價能力。工人階級運動在提升喀拉拉邦工資為全國最高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并通過福利基金委員會使國家對工人采取了最廣泛的社會保障措施。

左派長期以來一直支持民主分權。在這方面最大的努力是1996年由左翼國家聯盟政府發起的人民計劃運動。地方政府的資金和運動的權力大大加強了。這大大提高了當地地理信息系統在需要時進行有效干預的能力，現在他們正在該州率先開展救災工作。Kudumbashree也是1998年由政府發起的，并在隨后的任期內得到加強。

喀拉拉邦的公共醫療在現任左翼政府任期內得到了極大的推動，該政府于2016年上臺。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一項目標雄偉的計劃。它于2017年啟動，旨在升級該州的公共醫療設施。長期以來，喀拉拉邦擁有全國最好的初級保健系統，目前，在這一基礎上得到更大的發展。現在根據官方的排名，印度排名前12位的家庭醫療保健博士都在喀拉拉邦。作為升級公共衛生醫療任務的一部分，所有的家庭保健中心都進行了升級，接診時間延長，醫生也更多。所有政府醫院的設施都有了很大的改善。正是這一點，才使醫療系統能夠應對新冠肺炎帶來的挑戰。與此同時，極右翼印度人民黨（BJP）領導的中央政府推動醫療行業私有化的努力遭到喀拉拉邦左翼政府的抵制。今年2月，中央政府提議將印度各州的地區醫院私有化，喀拉拉邦斷然拒絕。

人類最好的未來

“疫情沖擊”揭示了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本質不同。正如下面所顯示的四個方面就可以幫助理解這樣的分歧：

資本主義：幻想；營利部門；人群的原子化和平行化；沙文主義和種族主義

當然，也有資本主義國家是例外。東亞有幾個國家，例如日本和韓國，以及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醫療衛生系統，都是在2003年非典爆發后開始建立的，在隨后的幾十年中，它們一直運行維護其公共衛生基礎設施。根據非典的經驗，他們并未對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感到嗤之以鼻。

但是，總的來說，是社會主義國家以堅定和智慧的態度應對了這種病毒。盡管他們面臨著美帝國主義的制裁和戰爭（特別是古巴和委內瑞拉）。這些國家采取了堅韌不拔的行動，打破了大流行的傳播渠道，從而避免了給個人和社會造成創傷和經濟影響。資本主義無法應對這種以多種方式形成的災難，而社會主義則激發了人類最好未來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