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圖源：《柳宗元集》）

國家起源問題是國家觀中的重要問題，“國家的定義和起源問題是所有國家觀的基礎，它直接影響到從哪個角度去認識國家的本質。”中國古代許多思想家和史學家對國家起源問題作過深入思考和富有啟示意義的闡述，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起源論，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對中國古代國家起源論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是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重要課題。

中國古代國家起源論的發展大體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先秦時期是中國古代國家起源論的確立時期。關于中國的國家起源，一般認為夏代已經形成了國家。有了國家，就會有國家觀念，但這并不意味著就有了系統的國家思想。殷周鼎革的重大意義之是一，周代確立了新的文化，“天（帝）”雖被奉為至上神，但自然性和人格神的色彩被淡化，它被賦予了“德”的品格和意義，成為一種道德理性精神和終極價值追求。同時，統治者能夠獲得國家權力來統治“民”，既在于天賦予其“德”，也在于民眾對其德的認同，“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春秋戰國時期，這種輕天命重人事、重君王之“德”和民本的人文道德理性精神獲得進一步發展。在種思想背景下，國家的起源和本質等成為先秦諸子思考的重要對象。其中，儒家的孟子和荀子，墨家的墨子、法家的商鞅和韓非及一些雜家等從各自政治立場和歷史觀出發，對國家起源說作了不同程度的闡述，如墨子的“除亂尚同”說，法家的“止爭息亂”說，儒家的孟子的“辟除民害”和“與民教化”說、荀子的“止爭息亂”說、《呂氏春秋》提出的“以兵止爭”說等。此外，老子對國家起源的回答也頗具特色。先秦諸子的國家起源論豐富多彩，為此后國家起源論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尤以儒家和法家的影響更為深遠。

秦漢至隋唐時期，國家起源論沿著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一是正統國家起源論。西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思想成為后來政治統治的正統思想。董仲舒以儒家公羊學為本，糅合道家、法家和陰陽家的一些思想，建立起“天人相與”和“天人感應”的神學化儒學，以此來解釋社會歷史與國家政治的興衰。他認為，天不僅是宇宙萬物的本原，也是國家和社會秩序確立的本原，為此，他提出了“尊天受命”的政治觀和綱常倫理觀，宣揚“君權神授”和“符命”論的神權政治說，“天之所大奉使之王，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東漢漢章帝時，講論五經同異，統一今文經義，董仲舒的神學化經學被《白虎通》一書系統化，它和綱常教義相糅合，成為東漢的統治思想。“君權神授”和符命論被強化，“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王者受命，為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這種“君權神授”論及國家起源論是班固撰寫《漢書》的指導思想。二是一些思想家和史學家結合道家、法家和先秦儒家有關國家起源的思想以及中國歷史上的唯物思想，對正統的國家起源論加以批判。其中，既有東晉鮑敬言以老莊思想為指導所撰寫的《無君論》等，更有唐代柳宗元、杜佑等從唯物思想方面作的批判和闡述。特別是柳宗元的《貞符》和《封建論》從唯物主義和儒家道德理性立場出發，有力地批判了“君權神授”和“符命”論，深刻闡述了國家的形成是客觀的歷史發展過程，達到了當時國家起源論發展的高峰。

宋元明清時期，國家起源論的得到豐富和新發展。這一時期，在政治上，君主專制不斷強化，同時，社會卻趨向宗族化和平民化；在經濟上，自耕農經濟不斷發展，商品經濟和商業貿易繁榮；在文化思想上，儒家思想經過與佛道思想的長期斗爭與融合，最終形成宋明理學，并成為朝廷的統治思想和社會意識形態。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發展，使思想家和史學家對國家起源問題作出了不同回答。一方面，由于君主專制不斷強化，“君權神授”和符命說為指導來闡述國家起源問題的思想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不少思想家和史學家根據社會歷史的新發展，在繼承前人思想的基礎上，對國家起源進行總結或是作出新的理論回答。如，宋代司馬光繼承歷史上的“除亂禁暴”和“圣人創化”說，論述了“禮”和“德”在國家起源中的作用，對國家起源作了更加具體和豐富的闡述。宋明理學家則從性善論出發，強調“德”在君王合法性上的決定作用，主張“圣王史觀”，在很大程度上對“君權神授”作了理論消解，有助于人們更加深入地思考君主與國家起源的問題。這一時期有關國家起源探討的最重要成果，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和史學家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人結合君主專制批判，對國家起源作出了富有近代啟蒙色彩的闡述。他們從自然主義人性論出發探討君主和國家的起源及其本質，對性善論的圣王君主論加以否定，肯定民在國家起源和發展中的重要地位，開辟了中國古代國家起源論研究的新方向，將中國古代國家起源論的研究推向頂峰，為中國近代國家起源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

綜觀中國古代國家起源論的發展及其思想內容，具有以下兩方面的突出特征。

第一，多元并生，異中有同，同中有異。所謂多元并生，是指先秦諸子站在不同立場，提出了多種形態的國家起源論。墨子主張“除亂尚同”說，認為原初民始生之時，人各持己義，“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圣知、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就是說，天選立天子和各級官吏，建立國家制度，是為了統一人的思想，以消除天下之亂，建立正常的社會秩序。法家商鞅提出“止爭息亂”說，認為國家起源于上古民因私而爭；至中古，賢者以仁愛施政，然而民眾無制；至近古，圣人順應社會發展，“作為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國家便建立起來了。由于人性惡，因此，以法治國是立國之本，“古者民聚生而群處，亂，故求有上也。然則天下之樂有上也，將以為治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廣于勝法。”他認為，從崇尚仁愛的中古到以法立國治國的近世國家是歷史的進步。這種思想被法家集大成者韓非繼承和發展。儒家的國家起源論認為國家的形成是為了建立一個理想的道德社會，但是，因對人性善惡認識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國家起源論。孟子主張“辟除民害”和“與民教化”說，說，堯舜禹的時代洪水泛濫，禽獸偪人，民不知稼穡和人倫，古代圣人分別為民辟除災害，教民稼穡和禮儀人倫，使民能飽食煖衣和逸居有教，由此形成了君主和國家；而人民所以擁戴圣人為君主在于他們道德高尚，“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荀子則提出“止爭息亂”說，認為：“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這種觀點與法家有相通之處，均立足于人性惡，認為國家的出現是為了“止爭息亂”，但是，與法家不同，它認為國家建立的最終目的是“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禮義而非刑法是國家的本質與工具。老子主張“自然生成”說，認為國家與天地自然一樣都是道的產物，而非天或神的產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自名也。”“（道）樸散則為器，圣人用之，則為官長。”但是，他反對國家的發展，主張返回原初的“小國寡民”社會，是退化的國家觀。雜家《呂氏春秋》主張“以兵止爭”說，認為立君以義兵禁爭止亂是建立國家的目的所在，因為，民天性好爭斗，勝者為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由上可見，先秦諸子的國家起源論是異中有同，同中有異。按照當代國家起源論的主流觀點，主要有沖突論、融合論。沖突論認為，國家是因社會成員經濟的分化和社會內部沖突而形成的，國家是暴力鎮壓的工具。融合論認為，國家是為了協調和穩定社會階層和部門產生的，統治者的確立是在于其才能和品質，能給民眾帶來利益，被人民信任。以此來看，先秦諸子的國家起源論雖然出發點不同，但大多屬于沖突論，而孟子的思想則屬于融合論。這是異中有同。所謂同中有異，如儒家的荀子和孟子都認為國家的起源是為了建立天下大治和道德完善的社會，然而他們對國家起源的人性論依據、過程和本質卻有著根本不同的認識。

第二，一元主導，多途發展，兼融并蓄。所謂一元主導，是指從中國古代史的長時段和總體看，儒家以道德理性和人文精神為價值取向、強調圣賢的地位和作用的國家起源論占據主導地位，而在西漢獨尊儒學，儒家思想成為統治階級指導思想和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后，儒家的國家起源論則占據了統治地位。所謂多途發展，是指雖然儒家國家起源論一統天下，但其內部卻形成了向不同方向發展的國家起源統。一是以“君權神授”和“符命”論為指導的國家起源論，而班固以之為指導撰寫《漢書》首開先河。他認為君權天授，禮和刑等國家機器和制度的形成是圣人因“天秩”和“天討”的產物，“《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圣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圣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同時一些杰出思想家和史學家從唯物主義出發，批判這種唯心和神學的正統國家起源論，代表了儒家國家起源論的另一發展方向，唐代柳宗元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斥責西漢以來鼓吹“符命”論者“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后代”，認為人類在進化中產生爭斗博殺，以至草野涂血，“然后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為曹于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在他看來，國家的形成和君主的統治根本在于“德”，“貞符”是德而非天命。這不僅將國家的起源視為是自然的歷史過程，而且弘揚了先秦儒家以道德來衡定君王的思想。他在《封建論》中也表述了類似的思想。他的這些思想將中國古代國家起源論推向中古思想高峰。隨著歷史的進步，明清啟蒙思想家從自然主義人性論出發討論君主和國家的起源和本質，否定以性善論為基礎的圣王君主論，主張君因民存，肯定國家起源和發展是不斷進步的，開辟了國家起源論發展的新方向。王夫之說：“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為而為之。故其始也，各推其德之長人、功之及人者而奉之，因而尤有所推以為天子。人非不欲自貴，而必有奉以為尊，人之公也。”這既指出了人“欲自貴”的自私性，又看到人謀求私欲時的理性，即為保護個人利益不受侵害，“必奉君以為尊”，這又是“人之公”。而人君所奉之君必須是德功俱顯者，這又是對儒家圣賢君主論的新解釋。質言之，國家的形成和君主的出現是尋求私欲的人為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所做出的理性選擇。顧炎武說：“自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為王政也。……此義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無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訓矣。”公開指出人之私的合理性，即便三代也是如此，這與儒學正統人性論及國家起源說是相悖的；主張“王政”就是“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則直接批駁了儒學正統的“天下為公”論和美化君主的“圣王君主論”?？梢?，他們思想與西方近代的國家起源“契約論”有諸多共同點，將中國古代國家起源論發展推向了頂峰，并為中國古代國家起源論的近代轉向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所謂兼收并蓄，一方面是指各種儒家國家起源吸收了先秦法家、道家等國家起源論的諸多思想。如，鮑敬言的《無君論》吸收對君主制和國家起源的批判便是以道家思想為基礎的。王夫之則吸收了法家的歷史進化的國家起源觀，他說：“中國之天下，軒轅以前，其猶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猶禽獸乎？禽獸不能全其質，夷狄不能備其文。文之不備，漸至于無文，則前無與識，后無與傳，是非無恒，取舍無據。所謂饑則呴呴，飽則棄余者，亦植立之獸而已矣。”在這里，王夫之是將社會和國家的起源視為一個由植立之獸進化到“不能備其文”的夷狄，再進化到文明社會的自然歷史進程。顧炎武的“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思想則能看到法家性惡論國家起源說的影子。一方面是指不同形態儒家國家起源論相互間的借鑒。如，班固在國家起源問題上宣揚“君權神授”和“符命論”，同時又吸收了荀子的“明分使群”說，認為這是國家起源的必經途徑和前提，“故不仁愛則不能群，不能群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群而不足，爭心將作，上圣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眾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群，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

中國古代國家起源論的發展及其特征，表明它是一種既具有悠久歷史傳統、又富有生命活力的理論體系，這在人類政治思想史和歷史理論上是非常寶貴的。今天看來，中國古代國家起源論固然多是理論的構想或推測，不像現代國家起源論有歷史學、考古學和人類學的豐富材料作實證支撐，然而，卻不乏天才的相像，精辟的見解，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如，先秦法家和荀子、唐代的柳宗元、明清啟蒙思想家重視從人自身和社會歷史的角度來回答國家起源問題，肯定國家的起源和發展是一種社會歷史的進步。明清啟蒙思想家對君民關系所做的新思考，批判君主專制，對國家起源作出了類似于近代契約論的深刻回答。特別是儒家國家起源論強調道德和圣賢在國家起源和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其“君權神授”和“符命”說是唯心和荒謬的，然而，以人性善為理論基點，用道德衡定國家統治者的合法性，認為國家發展的終極目標是建立理想的道德完善的社會，這充分體現了中國文化的道德理性精神，與以科學理性或工具理性為精神的西方國家起源論走著不同的發展道路。可見，深入研究和充分發掘中國古代國家起源論的諸多合理思想，不僅是一項重要的學術工作，而且對中國當代政治文明建設和向世界彰顯中國傳統政治文明的價值也具有重要意義的。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作者：徐國利 作者單位：安徽大學歷史系；來源：“史學史研究編輯部”微信公眾號  原文刊載于《史學史研究》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