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是在近代世界歷史進程中生成的，不能只從中國自身內部出發加以理解。

在世界古代史中，歐亞大陸是世界歷史的中心，在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內，地處亞洲的中華大地上形成了諸多大一統封建王朝，因而又是歐亞大陸的重心。古代中國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成就巨大，尤其是在中央集權制度下建立了三省六部制、內閣制、郡縣制、科舉制、文官制等。古代中國盡量把血緣關系從公共權力體系中剝離，較早實現了國家與社會的分離，實現了較為長久的和平，也實現了民族融合。在此基礎上，古代中國實際上支撐起了相對發達的內部貿易，推動了世界商業發展，這實際上也是推動西方資本主義起源的一個重要動因。例如，元朝打通了歐亞大陸的貿易。

與此同時，在西方落后邊陲，在西歐大陸產生了一個新的歷史主體，即金融資本。年鑒史學派的布羅代爾、世界體系理論的阿里吉，都把西方資本主義的起源追溯到金融資本主義的產生。金融資本是理解世界經濟、世界史的一個核心概念。如果沒有這個概念，那對資本主義史、近代世界歷史的理解都會陷入抽象。

《資本論》闡述了這樣的邏輯：從商品開始，商品轉化為貨幣，貨幣又轉化為資本，資本又轉化為產業資本、商業資本、銀行資本，這三種資本發展到一定階段又會相互融合，進而產生勢力龐大的大貨幣壟斷資本，這就是金融資本。金融資本是從產業資本、商業資本、銀行資本的壟斷融合中產生的“總資本”。金融資本產生后，又有能力融合地產、港口、碼頭、石油、礦山、森林等。隨著進一步發展壯大，金融資本還有能力支配國債和公共信用以及公共部門。所謂資本主義的起源，就是西方最先形成金融資本這個主體。布羅代爾認為在印度、中國，與工場手工業相聯系的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及從事貨幣匯兌的銀行等都存在片面的資本形式。但是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和銀行資本的融合，即金融資本的產生卻最先發生在西方。我們在理解西方現代化道路的時候，不能僅著眼于技術、工業革命、分工或生產力，也需要追溯真正支配這些內容的金融資本。

金融資本為什么沒有首先誕生在東方比較發達的古代中國或其他地區？這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問題。正是東方帝國比較發達，遏制資本壟斷融合、遏制片面的資本形式上升為總資本的能力較強，因而就不容易產生作為支配生產關系的總資本的金融資本。金融資本起源于歐亞大陸中落后的邊陲地帶，這再次證明了歷史不是線性演化的，而是有可能在遠離平衡態的條件下率先發生歷史的質變和突破。這一規律后來在社會主義運動中再次表現出來。

在西方率先產生的金融資本雖一開始絕對勢力不大，但活動能力、機動性很強。這是一個不同于野蠻民族、軍事官僚貴族的主體。金融資本融合產業、商業、銀行、信用、地產、國債、公共部門、暴力機器，推動了商業革命、產業革命、世界市場革命，也以殖民主義方式打破了舊的地區共同體，在對立的形式上實現了聯合，在舊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基礎上實現了聯合。金融資本主義積累中心從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國家到伊比利亞半島的西班牙、葡萄牙，到荷蘭，到英國、美國，再到美日歐聯合的金融資本，勢力越來越大，對生產、流通、信用、世界分工和世界市場支配能力越來越大。金融資本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個支配全球的“帝國”。

西方金融資本帝國能夠支配落后國家的產業、商業、銀行、地產、國債、財政，甚至國家機器。在工業革命前，西方的金融資本帝國還沒有能力肢解東方的帝國，尤其是古代中國，如明、清。然而，在工業革命之后，東方幾個大帝國都被西方金融資本帝國肢解了。在金融資本帝國滲透、瓦解之下，古老的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其中的舊勢力成為西方金融資本帝國的代理人。這就是1840年尤其是1895年之后在古老的中華大地上發生的歷史。

西方金融資本與后發國家的金融貴族、土地貴族、軍事官僚貴族相結合，成為金融資本帝國時代后發國家現代化的制度癥結。不僅中國是這樣，第三世界很多國家都這樣，如今天的拉美、南亞、中東、非洲等不少國家。發達國家的金融資本及其在當地的代理勢力，如從舊制度遺傳下來的舊土地貴族、軍事官僚勢力等，是活躍在第三世界國家、阻礙后發國家現代化的結構性力量，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等是受壓迫的階級。

近代中國洋務派、立憲派、資產階級革命派都沒能革除官僚買辦資本、土地貴族、軍閥勢力，都沒有能力突破軍閥官僚、地主、買辦資本這三種勢力的結合，都沒有力量解決阻礙現代化的制度癥結，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工人在內的勞動者的處境沒有根本改變。目前世界上還有相當多國家仍處于三種勢力結合形成的制度癥結之中。

近代中國先進分子終于發現，破除阻礙中國現代化的制度癥結需要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與后發國家相結合的道路是由列寧開辟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中國人在精神上從被動轉為主動，中國的民主革命、民族解放運動、現代化道路從此有了一個主心骨，有了一面旗幟。孫中山到晚年也意識到需要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提出新三民主義。那時，國共合作、北伐與大革命如火如荼。北伐過程中，國民黨右翼背叛革命，屠殺共產黨人，共產黨人又開始尋求新的道路，逐漸走出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建設根據地，做更艱苦的組織工作，組織農民、知識分子和民族資產階級，實行民眾的大聯合。最終，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推翻了“三座大山”，消除了阻礙中國現代化的制度癥結。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偉大建黨精神，強調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中國共產黨是在什么背景下成立，是為了解決什么問題，是在什么道路上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在新時代更加不能遺忘。對此，可以從以下五方面出發進行理解。

第一，中國式現代化和西方現代化發生在不同時空條件下。西方金融資本及其主導的現代化發生在近代歷史早期，在歐亞大陸邊陲地帶，發生于東方大帝國還處于鼎盛時期的中世紀晚期，是通過金融資本與國家機器的結合、對外殖民擴張方式生成的。中國式現代化發生在金融資本帝國時代，發生在金融資本帝國已經支配世界經濟體系，且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的背景下。中國式現代化是在中國已經不可能再像西方那樣走上金融資本主導的現代化道路之后轉向馬克思主義、轉向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結果。

第二，中國式現代化在經濟制度上不同于西方金融資本主導的現代化。首先，中國的土地制度建立在消除土地所有權私人壟斷的基礎上，實行土地國有或集體所有。這跟印度、拉美到處都是大地產不同。地租尤其絕對地租是一種寄生性收入，不僅馬克思，而且斯密、李嘉圖等都把矛頭指向土地貴族。隱含在社會現代化制度中的土地貴族，使現代化的制度成本高昂，因為在每一筆生產和貿易中，土地貴族都要征收一筆地租，養活一個寄生階層，從根本上阻礙了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而中國現代化的制度成本相對較低，我們的土地國有、土地集體所有，最大限度保障了勞動者的工作和生活。資本主義時代土地所有權的私人壟斷有兩個屬性：一是寄生性，二是被動性。寄生性就是并不創造財富，被動性就是社會越進步，地租反而越增加，土地所有者從生產中拿走的財富越來越多。古典政治經濟學認為，土地私有權的地租收入是對財富的截留，這種分配既不利于工人階級改善生活，也不利于產業資本家改進生產，不利于資本擴大再生產、推動分工、推動生產力發展。推動土地私有化，這是西方現代化給出的方案，如果土地私有化，那么后發國家現代化制度成本會非常大。其次，一系列戰略產業是由公有制經濟支配的，如國家電網，高鐵、航空航天等。再次，大銀行的國有制。銀行實際上是為居民、產業資本的貨幣業務等提供公共服務的。銀行經營的是社會信用，是市場經濟的樞紐。銀行尤其是大銀行不應私有化。在西方國家，銀行是由金融家支配的，金融家把銀行這一信用機構當作剝奪社會的工具。我國銀行制度主體是公有制。馬克思非常注重銀行國有化，《共產黨宣言》就提出了銀行國有化的綱領。馬克思認為巴黎公社的主要教訓之一，就是沒有把銀行國有化。最后，教育、醫療、衛生、新聞媒體這些領域具有公共服務、公共保障性質，也應由公有制經濟主導，而不能由金融資本支配。

第三，中國式現代化在政治制度上不同于西方金融資本主義現代化。要破除阻礙后發國家現代化的制度癥結，就必須變革國家形態，要有一個積極能動、能夠把社會組織聯合起來的國家。西方自由主義國家，很大程度上只執行最小社會公共職能，作為金融資本的守夜人。那種所謂“大社會、小政府”理念下的消極國家，是沒有能力、意志和愿望對抗金融資本的剝奪性積累的。要改變金融資本、金融寡頭對生產關系的支配，必須要有一種新型民主主義的人民民主國家，必須要有強有力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能力。與自由主義的消極國家相比，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是能動性更強的國家形態。

第四，中國式現代化在意識形態制度上不同于西方金融資本主導的現代化。西方現代化道路的意識形態制度是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撇開生產關系而把所有人作為抽象的理性人來看待，把金融家和失業者都作為抽象的理性人同等保護起來，同時又把私有權、金融寡頭對社會財富的支配權、金融資本剝奪社會的權力作為個人的天賦人權保護起來。在自由主義看來，公平正義指的就是契約精神。但是，金融資本恰恰在契約關系基礎上確立了剝奪性積累的邏輯。中國式現代化的意識形態制度是馬克思主義。這種意識形態聯系著生產關系來分析具體的自由，認為只有在公有制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才能使個人獲得現實的自由；只有改變金融寡頭基于生產關系支配的剝奪性積累，只有以公有制為主導的現代化，才能推動人類自由發展到新階段。

第五，中國式現代化具有后發制度優勢。西方現代化制度是在金融資本與舊制度的妥協中建立起來的，存在著大量新舊貴族、寄生階層對社會制度的支配，而中國的現代化制度建立在徹底的新型民主革命的基礎上，消除了金融貴族、土地貴族和軍事官僚勢力，消除了后發國家現代化的制度癥結。中國式現代化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一種具體形式，更適合后發國家的實際，更適合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要求，更公平、更正義，更代表人類歷史前進方向。

中國現代化內蘊的制度是與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的，推進現代化的能力更強、成本更低、質量更高、前途更廣。具體說來，中國式現代化有能力吸收國際生產力，有能力更好發揮市場作用，有能力推動現代化持續、快速發展，有能力實現共同富裕，有能力實現生態綠色發展，有能力推動世界和平發展。

第一，中國式現代化有能力吸收國際生產力。我國建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上的現代化道路具有吸收和利用國際生產力的能力，比蘇聯社會主義模式要更先進。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建立在“兩個平行市場”基礎上。蘇聯一開始是“不開放”，后來一“開放”又放棄了社會主義制度。俄羅斯經過艱難矯正，仍處于低度發展的境況。而我們通過改革開放，通過培育一批有能力適應國際競爭、有能力跟跨國公司競爭的世界一流的國有企業，有能力有信心跟跨國公司打交道。

第二，中國式現代化有能力更好利用多種經濟成分，更好發揮市場的作用。西方市場是金融資本支配的，配置資源固然是其功能，但這種配置主要服務于金融資本的剝奪性積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把市場看成進行資源配置的場所，但西方市場同時是金融資本對中小資本、一般職能資本、工薪階層進行剝奪的場所。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把市場中金融資本對社會的剝奪遮蓋起來，假設這種剝奪不存在。自由主義經濟學假設不存在的東西，在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主導的市場經濟中可以“真實不存在”。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理論模型假設壟斷、剝奪在市場中不存在，這不符合金融資本主義的事實，倒是一定程度上符合社會主義公有制主導的市場經濟的事實。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市場能更好地在國家規劃下、在公有制經濟主導下發揮配置資源作用，不斷提升社會生產和再生產。在資本主義的西方，市場越來越表現出其剝奪社會的一面，而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體系下，市場卻可以發揮配置資源的功能，這個辯證法是許多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意想不到的。然而，只要把金融資本主義的剝奪邏輯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邏輯加以比較，這種辯證法就是自然而然的。世界體系理論代表人物之一阿里吉在《亞當·斯密在北京》一書中認為，斯密的自由競爭模型在中國比在西方更接近現實。這是一個比較深刻的認識。

第三，中國式現代化有能力推動現代化持續、快速發展。中國式現代化推動了我們這樣一個超大經濟體持續穩定發展，這種圖景在西方市場經濟中是看不到的。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新中國可以把剩余勞動、剩余產品完全轉化為生產資料的投資，把經濟剩余從寄生階級及其仆役階層的非生產性消費中節省出來，運用于生產投資，這是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無法做到的，例如，拉美國家剩余產品由金融貴族、土地貴族來支配，剩余產品首先要滿足寄生階層及其仆役階級的消費，然后才能有一部分轉化為投資基金。社會化大生產、大工業需要整體布局規劃，我國中長期規劃、五年規劃、十年規劃等一系列戰略規劃可以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新中國成立后，重工業基本為零。后來我國從蘇聯引進156個工業項目，很快初步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和工業體系，尤其是后來獨立研制出“兩彈一星”，帶動了各種材料行業。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世界第一大制造業大國。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和十年前相比，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從五十四萬億元增長到一百一十四萬億元，我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比重達百分之十八點五，提高七點二個百分點，穩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三萬九千八百元增加到八萬一千元。谷物總產量穩居世界首位，十四億多人的糧食安全、能源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城鎮化率提高十一點六個百分點，達到百分之六十四點七。制造業規模、外匯儲備穩居世界第一。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鐵路網、高速公路網，機場港口、水利、能源、信息等基礎設施建設取得重大成就。……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從一萬億元增加到二萬八千億元，居世界第二位，研發人員總量居世界首位。……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壯大，載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測、超級計算機、衛星導航、量子信息、核電技術、大飛機制造、生物醫藥等取得重大成果，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

第四，中國式現代化有能力實現共同富裕。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西方金融資本主義主導的現代化沒有能力避免兩極分化。金融資本的積累主要有三個邏輯：一是生產性積累；二是剝奪性積累；三是生產性積累向剝奪性積累日益偏移的規律，剝奪性積累成為主導性積累的邏輯，這導致制造業空心化，制造業成本增加，工薪階層相對和絕對貧困化。金融資本主導的市場經濟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工薪階層的相對貧困、相對貧困向絕對貧困的發展，是金融資本剝奪性積累的必然結果。今天西方工薪階級處境相對困難，這不是因為西方不發達，而是因為生產力沒有轉化為社會福利，反而變成剝奪社會的工具。中國式現代化有能力消滅貧困，實現勞有所得、幼有所育、學有所教、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在黨的十八大以來脫貧攻堅戰中，“全國八百三十二個貧困縣全部摘帽，近一億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九百六十多萬貧困人口實現易地搬遷，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我國建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教育體系、社會保障體系和醫療衛生體系，基本養老保險覆蓋十億四千萬人，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穩定在百分之九十五。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增長到78.2歲，工薪階層、中產階級的數量和待遇發生實質性變化。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承諾”，這個承諾只能在以公有制為主導的市場經濟之下才能兌現。

第五，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有能力實現生態綠色發展。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們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實現綠色、循環、低碳發展，使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西方國家是“先發展后治理”，中國本著“邊發展邊治理”的理念。西方國家在遇到金融危機情況下，很多紛紛收回了關于生態環保的一些理念和政策承諾。現在世界上中國是在認真走綠色發展保護生態路徑的。這也是社會主義制度擔負的時代使命，是對人類的貢獻。進入新時代，我國秉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理念，在環境保護上取得了長足進展。2022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宣傳部舉行“中國這十年”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概括了中國在生態環保上取得的成就：一是，空氣質量發生了歷史性變化。空氣質量指標PM2.5，也就是細顆粒物全國的平均濃度從2015年的46微克/立方米降到了2020年的33微克/立方米，進一步降到了去年的30微克/立方米，歷史性達到了世衛組織第一階段過渡值。優良天數比率2021年達到了87.5%，比2015年增長了6.3個百分點，我們已經成為世界上空氣質量改善最快的國家。根據美國彭博新聞社的報道，2013年到2020年這7年，中國空氣質量改善的幅度相當于美國《清潔空氣法案》啟動實施以來30多年的改善幅度。二是，水環境質量發生了轉折性變化。這10年，我們I—III類優良水體斷面比例提升了23.3個百分點，達到了84.9%，我們已接近發達國家水平。我們地級及以上城市黑臭水體基本消除，人民群眾飲用水安全也得到了有效保障。三是，土壤環境質量發生了基礎性變化。這些年我們出臺了第一部土壤污染防治的基礎性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壤污染防治法》，開展了全國農用地和建設用地的土壤污染詳查，實施土壤污染風險管控。應該說，土壤污染加重趨勢得到了有效遏制。

第六，中國式現代化制度有能力推動世界和平發展。西方國家不斷爆發周期性危機，而且要不斷通過對外輸出危機、引發國際矛盾等來渡過危機，這是西方現代化道路歷史中常見的現象。中國式現代化具有穩定世界經濟、推動全球化在更公正合理的基礎上運行的能力。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一些國家通過戰爭、殖民、掠奪等方式實現現代化的老路；我們堅定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文明進步的一邊，在堅定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中謀求自身發展，又以自身發展更好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中國式現代化及其推動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踐，將為穩定世界經濟、推動新自由主義道路轉向、發展和復興科學社會主義、推動中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開辟人類文明新形態注入新動力。

當下西方世界正遭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西方金融資本主導的市場經濟必然會從經濟上升期轉入下降期，導致危機日益深化。金融資本積累的第一個邏輯是金融資本的生產性積累，即金融資本也能推動生產的革命、流通的革命、信用的革命，推動科學技術進步、全球化發展，尤其是戰后金融資本推動第三次科學技術革命和全球化深入發展，這是我們要高度關注的。第二個邏輯是金融資本的剝奪性積累，通過技術專利權、定價權、金融地產、股票市場的投機、支配國債、支配國家的公共財政、支配貨幣發行權等來直接來剝奪社會。第三個邏輯是生產性積累向剝奪性積累日益偏移。金融資本的生產性積累能力越強，那么其剝奪性能力會更強。金融資本的趨勢是剝奪性積累越來越占主導地位，剝奪能力越來越系統化，各方面剝奪能力互相配合、支撐越來越強。金融資本越發達，其剝奪能力越強，工薪階層被剝奪的機會和可能性途徑越多。剝奪性積累就成為金融資本的主導性積累方式。金融資本的剝奪性積累導致制造業的空心化、制造業的成本增加、工薪階層的貧困化。工薪階層從相對貧困向絕對貧困發展，這是今天西方的現實。金融資本的剝奪性積累導致新寄生階級、新仆役階級越來越多。新仆役階級是為金融寡頭的奢侈性消費提供勞動和服務的階級，例如，在賭場、賽馬場、高爾夫球場提供服務的勞動者。西方有一些左翼學者把金融資本主導的金字塔社會叫作“新封建社會”，也有學者用“僵尸資本主義”來形容，即日益龐大的剝奪階級、寄生階級、新仆役階級需要不斷從工薪階層中吸取財富，才能維持這個龐大集團不斷膨脹的欲望。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西方遇到了危機的自我強化機制。西方市場經濟是由金融寡頭主導，金融資本的剝奪性積累支配的市場經濟。金融資本的剝奪性積累導致西方一系列危機，如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機、生產過剩的危機、利潤率下降的危機、金融市場上的債務通縮危機。面對債務通縮危機，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開的藥方就是量化寬松政策，導致了滯脹危機。滯漲危機在20世紀70年代發生過一次。后來，西方依靠跨國公司乃至全球化、第三次科學技術革命以及瓦解蘇東社會主義陣營、擴大世界市場暫時渡過了危機。但2008年之后滯脹危機再度發生，進一步導致工薪階層貧困化，階級危機、政治危機加劇。面對底層民眾的憤怒，為重建國內政治共識，西方產生了一個新的政治“毒瘤”即右翼民粹主義。右翼民粹主義以種族主義身份政治替代自由主義人權政治，獲得了一些大金融寡頭和部分民眾支持，推行逆全球化、單邊主義，破壞了二戰之后西方金融資本帝國建立的全球制度框架。

美國把中國定義為“修正主義國家”，即修正美國所制定規則的國家。美國把中國鎖定為頭號戰略對手，對中國進行戰略包圍。美國認為真正能夠挑戰美國秩序的是中國。中國的體量龐大，發展速度快，是一個有獨立制度基礎的現代化模式國家，沒有按照華盛頓共識、西方新自由主義及西方給蘇聯休克療法設計的那一套制度來運行。中國在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保持了制度基礎，有進一步推動現代化的能力，參與世界治理的能力也更強。

對當下西方世界的變局及其與新時代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系，黨的二十大報告做了客觀的評估和冷靜的應對安排：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明顯上升，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來自外部的打壓遏制隨時可能升級，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能發生；我們要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面對國際局勢急劇變化，特別是面對外部訛詐、遏制、封鎖、極限施壓，我們要保持戰略定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同時要發揚斗爭精神，展現不畏強權的堅定意志，在斗爭中維護國家尊嚴和核心利益，牢牢掌握了我國發展和安全主動權；要統籌發展和安全，全力戰勝前進道路上各種困難和挑戰，要發揚斗爭精神，發揚中國人民的志氣、骨氣、底氣，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壓，主動識變應變求變；要主動防范化解風險，依靠頑強斗爭打開事業發展新天地。

在西方遭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中國式現代化及其實踐彰顯了更廣泛、更普遍的世界歷史意義。

第一，中國式現代化推動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踐，為穩定世界經濟注入新動力。在新時代，我們要以更積極的姿態迎接全球化。我們主要是做好自己，但也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國有企業可以實現低廉的制度成本和優質服務，以價廉物美的產品來參與世界市場競爭。根據海關總署公布海關進出口數據，2022年1月至5月我國汽車共出口108萬輛，同比增長高達43%，今年5月汽車月度出口達23萬輛，同比增長35%，我國汽車出口量超越德國躍居世界第二。今年5月出口量排名第一的國產車企是上汽集團。我國目前已成為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貨物貿易總額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居世界前列。未來我們要更加積極主動地開放，加快推進自由貿易試驗區、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形成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格局，打造更有利于世界經濟的國際公共產品和國際合作平臺。

第二，中國式現代化推動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踐，為推動新自由主義道路轉向注入新動力。自由主義典型邏輯是認為每個人本性都是理性人，與理性人相適應的就是確立自由的產權、自由的人格、自由的信仰、自由的交往、自由的契約等。相對于封建制、等級制、身份制，這是進步的。自由主義在理性基礎上確立人人平等的觀念，把每個人都看作一樣的，把財產權當作人權來保護，完全看不到包含在財產關系中的社會矛盾，它把金融寡頭對工薪階層剝奪而來的財產和每個人的工資收入同等保護起來，認為保護金融寡頭剝奪性積累的權力就是保護人權。自由主義主要反對契約之外的強制和剝奪，但它完全不能分析包含在契約關系中的強制和剝奪，不反對金融資本運行于契約關系之中的強制和剝奪。馬克思主義從根本上批判了這種唯心主義理論缺陷，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制度邏輯，新中國對科學社會主義制度邏輯的成功實踐，必將進一步推動對新自由主義道路的反思和超越。

第三，中國式現代化推動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踐，為在21世紀復興科學社會主義注入了新動力。中國道路是馬克思主義跨越卡夫丁峽谷思想的實踐和發展。社會主義所要跨越的資本主義不是一般的資本主義，而是金融資本帝國的世界體系。“這個跨越”首先需要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取得政權，其次，再推動現代化，追趕發達國家，進而越來越接近戰略均勢，最后，遭遇戰略圍剿。突破這個戰略圍剿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世界的希望就在這。只有在科學社會主義基礎上開辟出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能超越金融資本帝國，而公有制主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也為在21世紀金融資本帝國大變局時代的科學社會主義復興，提供了方向和路標。

第四，中國式現代化推動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踐，為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注入新動力。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吸收了中國古代制度文明，為中國傳統優秀制度文明的創造性轉化提供了實踐主體。古代中國很早就實行了中央集權下的文官制度、科舉制度，用科舉制把知識分子吸收到國家治理中來，這在其他國家的古代史中都是沒有的。中國古代制度文明的特點是國家比較強，公權力比較強，公法比較強，中世紀歐洲的國家制度沒法與之相比。西方文明的一個主要缺點就是公權力比較弱，因而沒有辦法遏制金融資本。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在人民民主專政國體基礎上，吸收了中國古代政體的一些優秀因素，建立并逐步完善具有駕馭金融資本能力的國家政權，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又一個鮮明特征。

第五，中國式現代化推動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踐，為開辟人類新文明形態注入了新動力。中國道路體現了一種新的文明形態。社會主義本來就是一種新的文明形態，但以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革命奪取政權、實現追趕型現代化、獲得生存權等。現在社會主義吸收了市場經濟的制度要素、吸收了東方制度文明的優秀成分，其引領人類文明的制度潛能日益發揮出來，而金融資本阻礙人類發展的一面也日益暴露，在此背景下，思考和闡發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引領人類文明的意義，就有了必然性和現實性。

從發生邏輯上看，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根基是在金融資本帝國體系下后發國家向西方學習現代化無果，轉向馬克思主義、新型民主革命、社會主義的結果；從實踐成就看，中國式現代化具有利用國際生產力、發揮市場資源配置功能、推動工業化持續發展、實現共同富裕、實現綠色發展、推動世界和平的制度功能。從世界大變局時代對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的解答來看，中國式現代化及其實踐具有穩定世界經濟、推動新自由主義道路轉向、發展和復興科學社會主義、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發展的世界歷史意義。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黨，也是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黨。我們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類發展進步潮流，積極回應各國人民普遍關切，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作出貢獻。中國共產黨要擔負起這一崇高的歷史使命，就需要團結和帶領全國人民，高度自覺地理解和踐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

（作者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毛鄧理論研究”，原刊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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