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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經驗來看，“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因此，“用和平方法去達共產目的是不行的”。

20世紀末東歐劇變后，國際上掀起一股反對革命的浪潮，這一浪潮也波及中國。一些人全盤否定近代中國的革命，不加分析地推崇一切體制內的改良。革命和改良是人類社會變革的兩種方式，對近代中國改良的盲目肯定，實際是反對革命的同義語；無原則地歌頌改良，是反歷史主義的做法。因此，必須正確評價中國近代歷史上的革命和改良，具體地看待二者的作用，而不能抽象地談論革命和改良的優劣。

改良不能挽救近代中國的危局

改良是人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和緩時期的變革方式，一般是在統治階級保持其統治的條件下，對社會的部分或環節進行的局部的、點滴的主動改革，使社會發生漸進的量的變化。改良的主體一般是統治階級中思想比較開明的群體，他們對本階級的根本利益有較深刻的理解，對社會政治形勢的變化有較清醒的認識，對現有社會矛盾有準確的判斷，一般采取自上而下的有計劃有步驟的方式進行漸進和平的變革，以維護和鞏固現有統治為目的，以不破壞現有政治統治的根本基礎和原則為限度。

改良在中國近代社會發展過程中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1898年戊戌變法就是代表。作為一次愛國救亡運動，維新派在民族危機加劇的時刻，高舉救亡圖存的旗幟，進行廣泛宣傳，推動了中華民族的覺醒；作為一場政治改革運動，維新派試圖變封建君主專制為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提倡興辦近代工業、交通運輸業，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封建制度；作為一場思想啟蒙運動，維新派提倡新學、主張興民權，對封建思想文化進行抨擊，從而把頑固的封建主義思想壁壘打開一個缺口，對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在強大的保守勢力鎮壓下，這場運動遭到強烈反對與抵制，僅持續103天便宣告失敗。之后的清末新政，也是清政府為抵制國內革命形勢、維護統治而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如編練新軍、改革官制、鼓勵興辦實業、興辦教育等，無非是向帝國主義列強表明，清政府并不是一個守舊的政權，但這既不能化解清朝的統治危機，也不能扭轉當時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頹勢。這說明，在近代中國，企圖通過統治者自上而下的改良實現救亡圖存的目標，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爭取獨立、民主、富強，必須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

當一種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發展還起促進作用時，想要人為“制造”革命，是決然不會成功的。同樣，當一種生產關系已經嚴重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上層建筑已經不能維護和促進由生產力發展引起的經濟利益格局變化時，革命就成為必然，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

換言之，革命的發生需要具備革命形勢。對此，列寧精辟地指出，“沒有革命形勢，就不可能發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勢都會引起革命”。一般說來，革命形勢有三個主要特征。其一，統治階級已經不可能照舊不變地維持統治；統治階級在政治上的危機，給被壓迫階級不滿和憤慨的迸發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來，單是“下層不愿”照舊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夠的，還需要“上層不能”照舊生活下去。其二，被壓迫階級的貧困和苦難超乎尋常地加劇。其三，由于上述原因，群眾的積極性大大提高，這些群眾在“和平”時期忍氣吞聲地受人掠奪，而在風暴時期，無論是充滿危機的環境，還是“上層”的壓迫，都促使他們投身于革命。

武昌起義一聲槍響，給腐朽的晚清政府以沉重打擊，各地爭相響應，迅速形成全國范圍的革命高潮。圖為路璋所作油畫《武昌起義》（引自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編著：《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油畫藏品選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 年，第186 頁）

鴉片戰爭之后，清朝統治者先后進行過不同程度的改良，但都未能挽救危局，整個社會普遍彌漫著革命情緒。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在山河破碎的危局中，孫中山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率先發出“振興中華”的吶喊。在他領導和影響下，大批革命黨人和無數愛國志士集聚在振興中華旗幟之下，廣泛傳播革命思想，積極興起進步浪潮，連續發動武裝起義，推動了革命大勢的形成。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頭一聲槍響，拉開了中國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

革命不是人為制造的產物

革命是人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不可調和時的一種激烈徹底的變革方式，是一種歷史發展的必然現象，不是人的主觀意志的產物。

革命爆發的深刻根源在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性具有客觀必然性。馬克思指出：“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恩格斯也指出，“生產力發展到了這種程度，以致生產力所依賴的社會制度變成了生產力不能忍受的桎梏；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實行社會革命”，如此才能把社會生產力從過時的社會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來，把真正的生產者、廣大人民群眾從雇傭奴役狀況中解放出來。

革命產生于新的生產關系、經濟關系、社會關系基礎上的階級利益與舊的生產力、生產關系、社會關系基礎上的階級利益之間的不可調和性和矛盾的對抗性，是階級斗爭的最高形式。人類歷史中存在的階級對抗，是矛盾斗爭的一種特殊表現。毛澤東指出，“互相矛盾著的兩階級，長期地并存于一個社會中，它們互相斗爭著，但要待兩階級的矛盾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的時候，雙方才取外部對抗的形式，發展為革命”。

革命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質變，實質就是先進階級用暴力手段推翻反動階級統治，用先進的社會制度代替腐朽的社會制度，從而把人類社會推向更高階段。因此，革命的結果就是新的社會制度代替舊的社會制度，從而極大地解放社會生產力，促進整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廣義地說，革命的方式主要有兩種，即暴力革命和非暴力的和平過渡。采取哪一種革命方式，并不以革命者的意志為轉移，而取決于社會政治文化傳統、革命主客觀條件的成熟程度、革命與反革命的政治力量對比等諸多因素，其中政治力量對比是決定性因素。從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來看，暴力革命是主要的變革方式。革命要推翻統治階級的統治，而任何統治階級都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它們“都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發動內戰，‘把刺刀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企圖以反革命的暴力鎮壓進步階級的革命，維護舊的政治秩序和社會制度。革命階級必須借助暴力手段，以革命的暴力對抗反革命的暴力。不能簡單地反對暴力，因為“暴力在歷史中還起著另一種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它是社會運動借以為自己開辟道路并摧毀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被壓迫階級反對壓迫階級的戰爭是合理的、進步的和必要的。恩格斯指出：“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權威的東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桿、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毛澤東也指出：“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正因為革命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的產物，特定革命方式的采取也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并不以革命者的意志為轉移，所以那種認為革命是人為制造的觀點是荒唐的，抽象地反對革命的觀點是錯誤的，一定要具體地、歷史地評價革命的作用。

革命是近代中國的主題

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主要矛盾決定了革命是近代中國的主題和首要任務。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是近代中國的基本國情，是分析、評價近代中國革命問題的立足點和出發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決定了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要解決這兩個主要矛盾，必須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在中國的統治。

近代以來，一些進步人士提出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科學救國等主張，認為國家現代化自然可以救國。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告訴中國人，民族不獨立、國家不統一、人民不翻身，實現國家富強只是夢幻泡影。中國近代的革命，是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殘酷壓迫下，社會矛盾空前尖銳的產物。歷史證明，通過革命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政治前提。

不革命，中國便無法進步。列寧從馬克思的歷史觀點出發，認為應對人類發展的革命時期給予高度評價，因為“正是在這樣的時期，所謂和平發展時期慢慢積累起來的許多矛盾才能夠解決。正是在這樣的時期，各個不同的階級在確定社會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才得到最有力的表現，而后來長期以更新了的生產關系基礎為依托的政治‘上層建筑’的基本方面才得以建立”。而且，“馬克思和自由派資產階級的理論家不同，他并不認為這樣的時期是脫離了‘正常的’道路，是‘社會病態’的表現，是過激和謬誤的可悲的結果”，而是“人類社會歷史中最有生氣、最重要、最本質、最具有決定性的關頭”。革命是被統治階級的盛大節日，它可以使一個處于劇烈震動時期的民族在較短時間內就走完在和平環境下幾十年甚至上百年走不完的路程，加速社會變革和政治變革的進程，創造巨大的歷史奇跡。

近代中國，不革命便無法進行現代化。孫中山對民生主義作過系統論述，指出：“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如果專從經濟范圍來著手，一定是解決不通的。要民生問題能夠解決得通，便要先從政治上來著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收回外人管理的海關，我們才可以自由加稅，實行保護政策。”民族獨立與近代化這兩個問題能不能同時解決呢？在近代中國，只有先走革命道路，取得民族獨立，才能打通走向近代化的道路。有學者認為，“民族獨立是要改變國家民族被壓迫的地位，推倒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從根本上說是要解決生產關系的問題。近代化則是要改變中國經濟、文化落后的地位，要發展以近代工業生產力為主干的社會生產力。從根本上說是要解決生產力的問題。兩個問題的內容不同，解決的方法也就不一樣。人們無法來實現兩任務同時并舉，或者畢其功于一役”。因此，走革命道路，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歷史發展的內在要求，是中國共產黨人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國情得出的必然結論。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順應了時代要求，是近代中國革命的必然環節，是近代中國挽救民族危亡的內在要求。中國共產黨選擇走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不是任何人的主觀意志決定的，而是近代中國國情的產物，是對國民黨實行白色恐怖不得不作出的反應。毛澤東早在1921年就提出，“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因此，“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從歷史經驗來看，“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因此，“用和平方法去達共產目的是不行的”。“絕對的自由主義，無政府的主義，以及德謨克拉西主義”，依毛澤東的看法，“事實上是做不到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夢想。中國共產黨人自覺擔負這一歷史使命，擔負起通過革命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經過28 年革命苦戰，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從根本上扭轉了近代中國的命運，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推動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不可逆轉的進程，開辟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新中國成立7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證明，正是通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偉大自我革命和社會革命，中國人民才真正站了起來，才真正走向共同富裕道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才能夠真正實現。1971年智利駐聯合國代表在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時說，中國“在短短的一些年里在農業和歷史、教育和公共衛生、征服宇宙和原子方面——還有在使集體和個人的道德臻于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進展”。50多年過去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將如期實現。否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搞錯了，既違背歷史事實，也是對現實的無知。

作者：龔云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 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