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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所筑“高速公路”——秦直道的前生今世

作者|陸航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盛夏時節，渭北高原上，一望無際的莊稼，郁郁蔥蔥，連綿無垠。陜西省咸陽市淳化縣鐵王鎮梁武帝村外，傲然矗立的“秦直道”碑石，在藍天白云的映襯下，俯視著從北方筆直延伸而至的直道和漢甘泉宮遺址上的一對墩臺。

《史記·蒙恬列傳》記載，“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史記·秦始皇本紀》載，“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古云陽在咸陽之北的今淳化縣境內。7月下旬，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陜西秦直道考古領隊肖健一，在完成甘泉宮遺址考古調查后，正在此地周圍考察探尋與秦直道密切相關的古云陽城址。

三年來，記者跟隨專家學者和考古人員，斷斷續續從包頭麻池（古九原）至咸陽淳化（古云陽），駛入內蒙古大草原，穿過毛烏素沙漠，越過黃土丘陵，踏上子午嶺山脊，到達關中平原，沿秦直道追尋歷史，長望古今。

遺址明滅  可尋可見

 “秦直道是秦始皇為抵御戰國紛爭時坐大的匈奴勢力而興筑的，與秦長城一樣都是具有戰略意義的國防工程。”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院長段清波談道，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為消除邊患，命大將蒙恬帶兵30萬北擊匈奴，盡取河南地及黃河一線，設為四十四縣，重置九原郡，從內地遷徙民眾戍邊屯田。次年，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陰山、北假，控制了陰山地區。之后，秦又新筑長城，西段沿用秦昭王舊長城，中段和東段則因用趙、燕長城的故址加以增葺，首啟臨洮，循賀蘭山、陰山山脈，東抵遼東，長城東西綿延萬余里。同時，秦始皇又命蒙恬修筑直道，遣長子扶蘇監其事。直道與長城呈“T”型相交，加強了秦都咸陽所在的京畿關中與北方河套地區的聯系，使得匈奴不敢輕易南下進犯，對維護秦國統一安定的局面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作家徐伊麗從1999年第一次踏上秦直道開始，先后20多次徒步探秘秦直道。她向記者介紹，距離西安最近的一處秦直道遺跡，范圍從陜西旬邑縣石門關至黃陵縣上畛子，在森林和植被的掩蓋下基本完好。秦直道伸展在寬闊的原野，最寬處超過60米，最窄處也有20多米。這條塹山堙谷的蒼茫古道，出于戰爭防御的需要，自秦漢魏晉至隋唐北宋到明清，都是狼煙滾滾、戰馬蕭蕭的戰場。同時，它也是漢民族農耕文化和少數民族游牧文化的交通融匯地帶。大板瓦、筒瓦、空心大磚、云紋瓦當、箭簇、古幣、官窯瓷片和寺廟碑刻等的殘痕，在這條道路兩側隨處可見。

關于秦直道的始筑時間，《史記·秦始皇本紀》和《史記·六國年表》皆有記載。修筑秦直道歷時幾載？完工于何時？史籍語焉不詳。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院長田靜認為，秦直道工程肇始于秦始皇而成于秦二世時期，歷時約五年，其中前兩年多（從公元前212年到秦始皇駕崩）為第一期工程，主持修筑工程者為蒙恬，其時道路雖基本可以使用，但仍然“道未就”；后兩年多（胡亥即位到秦亡）則為第二期工程，秦二世繼續“治直道”，意圖完成遺留工程，負責人則為王離與李斯。因秦末戰亂，秦直道工程最終停工。

《史記·秦始皇本紀》載，“（三十七年）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臺……行，遂從井陘抵九原……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秦始皇的遺體在秘不發喪的情況下悄抵九原，然后沿秦直道回到咸陽。陜西省秦直道考古隊成員、鄜州博物館館長陳蘭據此認定，雖然“道未就”，工程尚未完工，但至少全線貫通了。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子今表示，孝文帝劉恒是秦代以后最早驅車走過秦直道的漢代皇帝。《史記·孝文本紀》載，三年（前177）“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為寇。帝初幸甘泉”；六月“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過群臣，皆賜之”。司馬遷經行秦直道后感慨萬千。《史記》載，“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見蒙恬所為秦筑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由此可見，秦直道當年不但全線貫通，而且成為交通要道。《史記·孝武本紀》記有漢武帝在元封元月（前110）的巡邊詔令，“朕將巡邊陲，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率師焉。行自云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余里，威振匈奴……”

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簫正洪認為，秦直道經歷兩千多年，至今遺址明滅，多處可尋可見，主要是因為此路修通以后，歷漢、唐、宋、明、清諸代，一直在通行維護；有些地段雖被廢置，但林草叢生、人跡罕至，保留了直道的蹤跡。

如今的秦直道早已被揚塵掩蓋，昔日的戰事與繁華也埋藏在這戈壁、黃土與沙石之下，穿行在荒野之中，直道上面破碎的瓦當，深嵌于泥土的車轍印痕還依稀可印證當年車水馬龍的情景。

塹山堙谷  其直如矢

麻池古城起于秦，興于漢。站在兩千多年前九原麻池古城的闕臺上，看著眼前模糊難辨的古城廢墟，記者感慨萬千。遙想當年，30萬秦軍將士和無數刑徒、民夫，戰馬嘶鳴、車輪滾滾，從麻池古城向北，穿過石門，北擊匈奴；西漢大將衛青、霍去病封狼居胥，“是后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漢武帝設五原郡、云中郡、高闕郡、朔方郡、定襄郡。當時的麻池古城，則是五原郡治下的重要軍事據點，稱為臨沃城。

2005年，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東勝區建成了我國第一個秦直道遺址博物館，館內展示了秦直道沿線挖掘出土的近百件文物，以及秦直道全線的圖片。東勝區文化局原局長張光耀說，東勝區境內保存有最為完整的一段秦直道北段遺址，全長約20公里。二頃半村紅砂巖土填筑的寬22米、高1—2米的堙谷工程遺跡，引人入勝。

《詩·小雅·大東》歌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記者發現，秦直道塹山堙谷，也是“其直如矢”。內蒙古鄂爾多斯境內秦直道遺跡途經的地區，多屬丘陵地區，地勢延綿起伏，高差較大，溝壑縱橫。然而無論自然地貌如何，秦直道基本沿著南北方向逶迤向南，在不同的區域內，整體形狀略有擺幅，但沒有彎道。在鄂爾多斯段直道遺跡的東側，由北到南依次分布有城梁、苗齊圪尖、大順壕三座古城址，其中城梁古城規模較大，地面遺物十分豐富，散布大量的秦漢磚、瓦當、陶排水管等建筑構件和陶質器皿的殘片等。置身古城的高處，周圍數十里范圍的動靜盡收眼底。

從這三座古城往南，秦直道逐漸消失在毛烏素沙漠的荒野中。鄂爾多斯博物館副館長楊澤蒙介紹，北段的秦直道，能夠確定的只有北端點麻池古城以及鄂爾多斯段（北起達拉特旗吳四圪堵，南至伊金霍洛旗紅慶河）。一般認為，秦直道是在今天達拉特旗昭君墳渡口南渡黃河的。秦直道南渡黃河后，要經過約20公里寬的黃河沖積灘平原，然后還要穿越庫布齊沙漠，方能與已探明的秦直道在鄂爾多斯境內的北段遺跡銜接。秦直道是穿庫布齊沙漠而過，還是沿一個弓背形的弧線，由溝谷內繞行庫布齊沙漠？如果是直穿庫布齊沙漠而過，那么當時的庫布齊沙漠規模究竟有多大？或者當時氣候不似現在這般干燥，沙漠還未形成，直道埋藏在累累黃沙之下？秦直道通過鄂爾多斯后，如何穿行毛烏素沙漠，與陜西境內的秦直道對接，學界至今未有答案。

站在鄂爾多斯段的直道上，分別向南北眺望，都能看到“數個山脊豁口一線相通”，南北遙遙相對連成一線的塹山豁口，像串糖葫蘆一樣：一條直線所經過的丘陵，它們的正脊部位都被人工開鑿了豁口，就像一臺巨大的挖掘機，按照南北走向，筆直地穿山而過。楊澤蒙說，豁口的寬度從30—40米不等，丘陵凹陷處有寬度在20—30米的墊土，填墊部分的路基底部最寬者約60米，頂部寬30—40米，殘存最厚的墊土現今仍達6米以上。任何人身臨其境登高遠眺，都會為“塹山堙谷，直通之”的宏偉氣勢所震撼。

直道的路線是經過極為縝密的勘察后選定的。兩千多年前的秦人，是如何在這么短的時間內，掌握了如此精準的方位概念，以及如此豐富的地理學知識？

“我們可能低估了古人的智慧與能力。”段清波表示，“在秦始皇陵考古中，我們也發現諸如兵馬俑、百戲俑、銅車馬、條形磚、封土內臺階式建筑、青銅水禽的部分制作工藝所蘊含的文化因素，宛如橫空出世般出現，這些現象值得我們從更大的時空范圍內進行綜合思考”。西北大學科學史高等研究院院長曲安京，長期研究中國古代數理天文學的太陽運動、月亮運動、日月交食與行星運動方面的算法沿革與理論體系。他認為，“與歐幾里得幾何體系不同，中國古代的數學家重視實際問題的解決，并由此創立了數學的機械化體系，取得從理論至實踐的多方面應用。在科學、技術、地理與制圖、工程與機械制造等諸多方面，中國古代有著輝煌的成就”。我國天文學歷史悠久，制定歷法與觀察天象都需要數學基礎，定方位與長距離測量，以及制圖更離不開天文與數學，以有著悠久歷史的招差術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數學的許多成就，往往散見于歷代天文歷法與有關著作之中。

史料軼缺  線路分歧

已故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先生在《秦始皇直道遺跡的探索》一文中這樣描述秦直道，一半路程修筑在山頭嶺上，一半路程修筑在平原草地。此前，學界可以確定的只是這條道路的北段和南段。北段基本確定是從內蒙古包頭的麻池古城開始，南段從陜西淳化縣甘泉宮遺址附近開始，沿子午嶺山脊往北。而中間這一段，到底是從陜西定邊縣，還是從陜西榆林進入的毛烏素沙地，尚無定論。

王子今認為，古代史料最早記載秦直道的時間在西漢時期，后代個別地方志書對秦直道的部分路段也有記載，但都語焉不詳。20世紀對秦直道的研究始于70年代，史念海經過文獻查閱和實地調研，指出了直道全線的路線：由陜西淳化縣北梁武帝村秦林光宮遺址北行，至子午嶺上，循它的主脈北行，直到定邊縣南，再由此東北行，進入鄂爾多斯草原，過烏審旗北，經東勝（今鄂爾多斯市東勝區）西南，在昭君墳附近渡過黃河，到達包頭市西南秦九原郡治所。

暨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吳宏岐將史念海的觀點進一步細化，他認為直道離開林光宮后，進到子午嶺中，從今陜西旬邑縣進入甘肅正寧縣，延至寧縣、合水、華池縣，然后進入今陜西吳起縣，繼續北上。

史念海的這一說法讓不少人覺得疑惑：既然是直道，緣何要繞彎？

后來者開始了對秦直道孜孜不倦的探索，誕生了另外一種說法：秦直道從富縣子午嶺上沒有向西，而是下了子午嶺直行，經過延安市志丹、榆林市靖邊等幾乎筆直向北而去，直達內蒙古。這也符合“塹山湮谷”的說法。于是，秦直道有了“東線”和“西線”的說法。

“秦直道的路線分歧不存在。”徐伊麗告訴記者，所謂的“西線”是史念海提出的，最主要的觀點是秦直道通過定邊。而在可知的近800年里，定邊縣城曾向西遷移過4次。在迄今2200年內，遷移過多少次未有定數，所以秦直道的線路分歧問題是偽命題。

徐伊麗表示，從選址來說，蒙恬因地制宜選擇子午嶺山脊和鄂爾多斯草原兩類地形地貌修直道。前者能避免沿途河川的阻攔，而且子午嶺上坡度較小，多數路段相對平坦，視野開闊，修直道較河谷地帶有利；后一類地貌空曠遼闊，多數路段無狹隘之虞，優勢明顯。還有另一個原因，蒙恬并不是另起爐灶重新選址劃線，而是巧妙地利用了子午嶺上歷代民間踏出的小道。徐伊麗說，修筑直道固然有開山填谷的大工程，但多數路段還是“可繕者繕之”，就是將可以利用的路段，砍去樹木，鏟掉雜草，拓寬路基，填平路面，修成直道，工程量并不是無法承擔。因而“千八百里”的直道，只用兩年多的時間就基本修通，車馬可以經行了，秦二世繼續“治直道”，可能只是直道修建的掃尾工程和附屬設施的建設。

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教授徐衛民認為，20世紀對秦直道的調查研究僅限于地望觀察、地表調查與文獻研究的方式，重點是地表觀察到的道路遺跡、修建道路所開辟的埡口、塹山堙谷的跡象，及有文物遺存的建筑遺址。分歧路線的形成，限于史料的考證和對道路的實地踏勘，沒有進行過必要的考古鉆探和發掘研究，因此缺少必要的證據支持。

考古發掘  明確斷代

山高林蔭，道阻且長。在富縣政府辦工作人員的帶領下，延安大學馮志宏、蔡廣超兩位教授與記者駕車穿行于富縣、甘泉境內子午嶺山脊上的秦直道。子午嶺上綠草如茵，越野車隨地勢起伏，仿佛一葉扁舟行進在大海的波濤之中。站在子午嶺寨子坪削平半架山頂，寬達13米的直道上，向志丹、甘泉縣界方向北望，夏天長滿短草的直道，像黃土群山中一條寬闊的綠絨地毯鋪向天際。

始于2006年，到目前尚未宣布結束的考古調查，為秦直道的走向和遺存提供了證據。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時任國家文物局大遺址保護項目秦直道課題組組長張在明介紹，2006年，秦直道作為國家文物局大遺址保護的重要項目立項，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成立了秦直道考古隊及課題研究組，承擔了該項目的考古研究工作。2006年至2008年，考古隊先后對陜西咸陽、延安和甘肅慶陽3地區9個縣的秦直道進行了考古調查，并在陜西富縣車路梁和黃陵南桂花兩地踩點，進行了考古鉆探和嘗試性挖掘，發現了“塹山堙谷”道路修筑方法的有力證據。“車路梁段探溝的試掘，揭示了路面結構夯土、護坡、排水三個基本構成要素，道路面上出土了一枚三棱鐵鋌銅鏃，與秦始皇兵馬俑坑所出的銅鏃相同，屬秦朝軍隊所用；南桂花段試掘發現秦直道上迄今為止工程量最大的‘堙谷’墊方路段。”張在明說。

2009年，富縣樺樹溝口的考古發掘是秦直道研究中最大規模的一次考古發掘，被評為當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陜西省秦直道考古隊成員、原富縣文物旅游局局長陳蘭告訴記者，此次發現的重要遺跡有路面、車轍，路面腳印，建筑遺跡，靠河護坡、靠山護坡，出土銅錢、箭鏃等。此外，還發現之字形盤山道和三處明顯的人為破壞直道的現象，分布范圍在方圓300米以內。張在明推測，這一破壞行動不是孤立和個別的，而是自上而下的國家行為。在使用200多年后，即在兩漢之間或東漢早期，興隆關以東的秦直道經人為破壞后廢棄。發掘出土的所有證據都支持這一判斷：樺樹溝口段直道及其附屬建筑，始建于秦代，沿用至西漢晚期或兩漢之間。直道下層路面的時代約為秦代和西漢早期，上層路面的時代約為西漢中期和晚期。

2009年的考古發掘是對秦直道遺址及其盤山道的首次較大面積發掘，對于了解直道如何解決上下山過河的難題，具有重要意義。此次發掘，以多處準確的地層疊壓關系和有明確的時代遺物，第一次明確了秦直道的絕對年代，為秦直道走向“東線說”觀點的確認，提供了科學依據。秦直道旁邊同期建筑遺址的發掘也屬首次，為了解秦直道附屬設施提供了重要資料。王子今表示，2009年對秦直道富縣樺溝口段進行的考古發掘，是對這條重要古代道路的第一次科學發掘。斷代明確的出土資料否定了以往“秦直道并非南北筆直，而推斷其路線向西北迂回至于華池、定邊，再東北折向烏審旗”的意見。對于路基結構、路面狀況、護坡形式、排水系統等遺存的全面揭示和分析，充實了我們對于秦漢交通建設成就的認識。

此前，秦直道研究的最大分歧是“東線”“西線”之爭。秦直道至興隆關以后，向東還是向北（繼而向西北），是爭論的焦點。2010年7—10月，秦直道考古隊對黃陵興隆關和甘泉方家河的秦直道，及其附屬設施進行了小規模發掘，發現秦直道在興隆關以南僅一條線路，一直從秦沿用至唐宋或更晚；在興隆關以北則向東行穿越子午嶺，繼而北行，且一直沿用至西漢晚期；東漢開始，“東線”廢棄，改從興隆關直向北行，且一直沿用至唐宋；而所謂的“西線”則與秦直道無關。

澄清始終  還原史實

落日余暉中，漢甘泉宮遺址上的兩座墩臺，與附近的“秦直道起點”碑石，顯得異常高大。肖健一和他的隊員，依然在搜尋古云陽城址。

關于秦始皇直道的起點，學界有不同意見。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對外資料中寫有，“甘泉宮遺址地處陜西省咸陽市淳化縣北部，是秦直道的起點。2006年被公布為第四批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而且漢甘泉宮遺址附近的“秦直道”碑石，刻有“秦直道起點”字樣，社會公眾認為，甘泉宮遺址是秦直道的起點，包頭麻池古城是“秦直道終點”。多數學者也認為，“直道以云陽為起點”，亦有起點為“林光宮”或“咸陽”等不同表述。王子今認為，按照司馬遷的記述，直道以“九原”為起點，而以“云陽”“甘泉”為終點，即所謂“除道，道九原，抵云陽”，“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澄清對于秦直道起點、終點的認識，有益于還原交通史實，也有益于理解秦代交通規劃的格局確定。對于秦代社會的方位意識和方向意識中‘北’的地位，也可以因此得到進行深入考察和說明的基本條件。”王子今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慶柱認為，都城是古代國家政治統治、經濟管理、軍事指揮和文化禮儀活動的中心，而宮城又是國家的政治中樞。因此，都城成為國家政治文化、精神文化的象征與物化載體。《荀子》載，“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呂氏春秋》總結歷史提出，“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秦漢進一步深化并突出了都城作為國家政治中心的“中”的理念。因此，秦人認為秦都咸陽為當時天下中心，九原郡在千里之外，九原為直道起點，都城咸陽附近的林光宮應為終點無疑。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