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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澄：列寧主義旗幟永遠不能丟！——紀念偉大導師列寧誕辰150周年

點擊：作者：胡澄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0-04-22 09: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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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主義旗幟永遠不能丟！

——紀念偉大導師列寧誕辰150周年

胡澄

今年，是偉大的革命導師列寧誕辰150周年，如果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今年有什么重要意義的日子要紀念，那就是這個日子。

在習近平總書記發表2020年新年致辭以后，社會各界反響強烈。而我卻注意到習近平總書記在發表新年致辭的時候他身后書架上赫然在列的《列寧全集》與《列寧選集》，這鮮明地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圖昭示于世界。

【1921年，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胡澄供稿】

可是就在年前的一次會議上，一位有著相當級別的黨的領導干部竟然對我說道：“現在為什么還要堅持列寧主義，人家俄羅斯都已經不提列寧了。”我當時非常憤怒，對他說道：“那蘇共滅亡，我們中共也要跟著滅亡嗎？那蘇聯解體，我們中國也要跟著解體嗎？你是一位中國共產黨黨員，并且是黨的領導干部，應該看一看我們的黨章，黨章的《總綱》就明確載明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你作為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你就應該讀一讀憲法，憲法在序言中也鄭重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中國國家的指導思想。”

【列寧《國家與革命》手稿，胡澄供稿】

現在像類似于這位黨的領導干部的人不是少數，這是十分令人憂憤的現象。

一、“列寧主義是我們的生身父母！”

這句話是毛主席說的，這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那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中國人民尋找自強自立的道路上用鮮血和生命得出來的結論。

【毛主席1948年4月批注的列寧著作，胡澄供稿】

1958年5月18日的晚上，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八屆二次會議各代表團團長參加的會議時深有感觸地說出了上面這句話，并著重強調：

“群眾路線、階級斗爭是學列寧的。”

（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第35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版）

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看，20世紀的各國馬克思主義者通常是經過學習和領會列寧主義來理解和把握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的很多理論問題，包括建黨原則，黨的性質以及反帝反封建革命綱領制定等等都深受列寧主義的影響。列寧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十分關懷，馬林同志作為共產國際駐中國的代表，代表列寧參加指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在中國共產黨迎來百年誕辰之際，我們怎么能夠忘記無產階級與中國革命的偉大導師列寧？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如果沒有列寧，如果沒有列寧主義，如果沒有十月革命，如果沒有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那么馬克思主義至今頂多只是一種學說而已。這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說道的那樣：

“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取得勝利，社會主義從理論變成現實，打破了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世界格局。”

這就是歷史的真理！

【蘇聯1950年出版的中文版列寧著作，胡澄藏書】

【建國前，解放區與進步書店出版的列寧著作，胡澄藏書】

二、習近平總書記是高舉列寧主義旗幟的典范

習近平總書記對列寧主義絕不只是擺在案頭，而是深深牢記在心頭并時時教導于口頭。就在習近平同志兼任中央黨校校長的時候，他親自給在那里學習的黨的高級領導干部上黨課，對他們語重心長地教導說：“領導干部應該重點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他特意列舉出了列寧的幾部著作，并且結合自己的學習心得與黨的高級領導干部做了如下交流：

“《國家與革命》，在集中闡發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同時，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和關于共產主義社會兩個階段的學說。《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批判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左’傾思潮，論述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戰略和策略。《唯物主義和經驗批評主義》，批判了唯心主義哲學思潮，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總結革命實踐和自然科學新成就的基礎上，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論糧食稅》是關于新經濟政策的重要著作。蘇維埃俄國取得反對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的勝利以后，面對著嚴重的經濟困難和社會矛盾。為了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俄國逐步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提高廣大工人和農民的生活水平，鞏固蘇維埃政權，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果斷做出停止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改行新經濟政策的重大決策，開始肯定和重視商品交換、貨幣流通和市場機制。《論我國革命》，總結了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經驗，駁斥了孟什維克和第二國際代表人物借口俄國缺乏實行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前提來否定俄國革命的論調，論證了俄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俄國的革命道路不同于歐洲，東方各國的革命道路又將不同于俄國，共產黨人必須根據本國的國情探索革命和建設的道路。毛澤東同志在談到列寧的著作時說過，列寧的著作好讀可以跟讀者交心，其中講的各個時期的情況有許多跟中國的情況相似，對中國革命和建設更具現實指導意義。”

（《習近平黨校十九講》，第258—259頁，中央黨校出版社，2014年版）

習近平同志在同一篇講話中更加語重心長地對黨的高級領導干部闡述了學習經典著作的意義，他說：

“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經典著作，我們可以從中了解和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創始人闡發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比如關于客觀世界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和運動發展的一般規律的原理；關于人類實踐活動及其發展規律的原理；關于人類社會形態由低級向高級演進，及其發展規律的原理；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辯證統一的原理；關于階級、階級斗爭、階級分析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原理；關于人民群眾是歷史主體和歷史創造者的原理；關于剩余價值學說和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原理；關于社會主義歷史必然性和工人階級歷史使命的原理；關于工人階級政黨學說和在執政條件下加強黨的建設的原理；關于人的全面發展和建設共產主義的社會的原理等等。”

（《習近平黨校十九講》，第265頁，中央黨校出版社，2014年版）

習近平同志深有感觸地說道：

“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堅持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根本立場，對封建主義、資本主義進行了科學分析和抨擊，對各種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潮進行了深刻剖析和批判，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必將取代資本主義的歷史趨勢進行了科學論證和闡述。”

（《習近平黨校十九講》，第266頁，中央黨校出版社，2014年版）

習近平同志當選為總書記以后，在中共中央黨刊《求是》雜志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向全黨號召：

“深入學習和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深入學習和掌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牢固樹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

（見《求是》雜志，2013年，第一期）

他在十八大新當選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的全體會議上指出：

“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頁）

他在2013年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向中央政治局委員們鄭重要求：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選集》《毛澤東選集》《鄧小平文選》《江澤民文選》這幾部書，胡錦濤同志重要講話，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重要文獻要經常學習。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原原本本地學習和研讀經典著作，努力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自己的看家本領，堅定理想信念堅持正確方向，提高戰略思維能力，綜合決策能力，駕馭全局能力，團結帶領人民不斷書寫改革開放歷史新篇章。”

（《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論述摘編》第6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10月版）

習近平總書記不但對黨的高級干部諄諄教導要學習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他還在與基層的縣委書記座談時殷殷囑托：

“大家要把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看家本領，深入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真正做到對馬克思主義虔誠而執著，至信而深厚。”

（《做焦裕祿式的縣委書記》，《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321頁）

就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又號召全黨：

“要深入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牢牢占據推動人類社會進步、實現人類美好理想的道義制高點。”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6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單行本第12至11頁）

習近平總書記對列寧主義的堅持與高舉，并不是拘泥在教條上，停留在本本上，而且善于“讓基本原理變成生動道理”——這是他2016年12月7日《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向全黨發出的號召。（見《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論述摘編》第10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10月版））

習近平總書記不但是這么號召而且身體力行做出了卓越的典范。2018年1月5日他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開班講話中生動地給學員們講述了列寧關于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思想：

“古往今來，世界上的大國崩潰或者衰敗，其中一個普遍的原因就是中央權威喪失、國家無法集中統一。1903年，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和馬爾托夫針對黨的組織問題產生了意見分歧。馬爾托夫主張實行‘自治制’，認為黨員可以不參加黨的組織，這實際上是想建立一個‘黨員俱樂部’。列寧則主張黨員必須參加黨的組織，并按照地方服從中央、下級服從上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來建黨。對此，孟什維克攻擊列寧是實行‘專制主義’作風。1904年，列寧在《進一步，退兩步》中指出，組織上的機會主義‘就是力圖削弱知識分子對于無產階級政黨的責任，削弱中央機關的影響，加強黨內最不堅定分子的自治’。列寧認為，黨應該具有嚴密的組織、統一的意志和行動，只有按照集中制原則建立起來的黨才是一個‘真正鋼鐵般的組織’。無產階級之所以不可戰勝就是‘因為它根據馬克思主義原則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組織的物質統一來鞏固的’。1920年，列寧提出‘無產階級實現無條件的集中和極嚴格的紀律，是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

（見《求是》雜志，2019年，第19期，第10頁）

最突出、最鮮明的范例就是他主持制定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一決定的制定和貫徹打破了一些公知的迷夢，打破了他們所謂“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就是西化、洋化、“美”化的癡迷。

這一《決定》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全面貫穿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制度當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是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最大的優勢與最突出的本質特征。這是對列寧社會主義政權建設與無產階級執政黨建設理論的光輝繼承與卓越發展，處處閃耀著列寧主義的光芒，這是對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提出的“在我國任何國家機關，未經黨中央指示都不得解決任何重大問題或組織問題”原則的具體化、中國化、時代化、制度化。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大成就。其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非常重大。這個《決定》的每一段論述、每一個論斷、每一步部署，都生動地闡釋了列寧主義的真理。這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祥同志在闡述這個《決定》的重大意義時所說的那樣：

“列寧深刻指出：‘在歷史上任何一個階級，如果不推舉選出自己的善于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政治領袖和先進代表，就不能取得統治地位。’正是因為布爾什維克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俄國才戰勝各種錯誤思想和分裂力量，取得十月革命的勝利，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蘇共放棄了集中統一領導原則，實行所謂的各級黨組織自治，從思想混亂演變到組織混亂，致使這個大黨老黨轟然倒塌。”

（《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輔導讀本，第13頁，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匯集建黨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匯集全黨全國人民的集體智慧而成。這個《決定》符合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體現著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趨勢；這個《決定》符合中國的實際，體現出鮮明的中國特色；這個決定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廣泛牢固的人民基礎；這個《決定》符合時代潮流，體現了共產黨的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總之，這個《決定》符合歷史潮流，符合時代潮流，符合發展規律，符合人民意愿，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的政治定力、科學的歷史觀、強烈的時代意識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定決心，是我們黨科學總結歷史，正確開辟未來的又一篇閃爍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光輝的經典文獻。

三、堅持斯大林對列寧主義的定義

斯大林是列寧的親密戰友和忠誠的學生，他在列寧逝世以后面臨社會主義國家初創、帝國主義列強環伺、國內建設百廢待興的嚴酷歷史條件下，繼承和發展了列寧主義的精髓。

【胡澄藏書】

斯大林是列寧主義的忠誠繼承者和卓越發展者。這體現在：

第一，斯大林豐富和發展了列寧關于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

第二，斯大林創造性地提出蘇聯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指導思想。

第三，斯大林對蘇聯社會主義社會若干理論問題的研究富有卓有成效的成果。

第四，斯大林晚年的許多理論探討對于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具有特別重要的理論價值。

可是，現在有一些人全面否定蘇聯共產黨歷史，全面否定蘇聯歷史，全面否定斯大林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貢獻、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貢獻。更有些人打著為列寧主義辯護的旗號，全面否定斯大林，他們明為列寧辯護，其實全面否定了斯大林的理論和實踐，也就全面否定了列寧主義，其居心叵測，路人可昭。

那么，列寧是什么人呢？

斯大林在《論列寧》這篇著作中鮮明地指出：

“列寧是人類‘下層’普通群眾的新式領袖。”

（斯大林《論列寧》，第20頁，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1972年版）

他又在《悼列寧》這篇著作中說到：

“列寧的名字成為被剝削的勞動群眾最愛慕的名字。”

（斯大林《論列寧》，第14頁，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1972年版）

現在我們明白了——列寧就是下層被壓迫、被剝削勞苦大眾的革命領袖，所以列寧在生前、身后遭到了那些“有教養”的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政客與學者們的惡毒攻擊，他們說列寧是“德國間諜”，他們臆造列寧與馬克思的“對立”，他們重點攻擊列寧的國家學說與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黨制論”等等，表現了極其鮮明的階級立場與極其瘋狂階級仇恨。而我們黨內的某些人，忘記階級立場，泯滅建黨初心，竟附和這些論調攻擊革命導師，這是重大的政治問題、原則問題，必須像習近平總書記號召的那樣：“要增強黨內生活的政治性、原則性、戰斗性”（《習近平關于全面從嚴治黨論述摘編》，第2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016年12月版），展開對他們強有力的斗爭！

斯大林還對列寧主義有一個非常經典、簡短而精粹的定義，他說：

“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他接著闡述了列寧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發展與貢獻。

第一，關于壟斷資本主義問題，關于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新階段的問題。他說：“列寧的功績在于他依據《資本論》的原理對帝國主義做了一個有根據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指出它是資本主義的最后階段，揭露了它的潰瘍以及它必遭滅亡的條件，在這個分析的基礎上產生了列寧著名的原理：在帝國主義條件下社會主義可能在個別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

第二，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

第三，關于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期，在一個被資本主義國家所包圍的國家里，順利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式和方法問題。

第四，關于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在任何人民革命中，在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中以及在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斯大林在這里特別指出：“由于有列寧和列寧的黨，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才在俄國得到了巧妙的運用。這也是俄國革命產生了無產階級政權的一個原因。”

第五，關于民族殖民地問題。

第六，關于無產階級政黨的問題。這也是列寧主義對于共產主義學說最獨特的貢獻，在這里斯大林具體論述列寧在這方面的新貢獻。

（1）黨是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

（2）無產階級專政只有通過作為無產階級專政指導力量的黨才能實現。

（3）無產階級專政只能由一個黨由共產黨來領導才能成為完全的專政，共產黨不和而且不應該和其他政黨分享領導。

（4）如果黨內沒有鐵的紀律，無產階級所擔負的鎮壓剝削者以及把階級社會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社會就不能夠實現。

（詳見斯大林《論列寧》，第31-36頁，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1972年版）

這些學說把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具體化并向前發展了。我們通過重溫斯大林這些經典性的論述，再結合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和新中國發展的歷史才更加體會到毛主席所說的“列寧主義是我們的生身父母”的那段話的真理性與親切感。

【中國共產黨寫作發表的紀念列寧誕辰的文章，胡澄藏書】

四、繼承列寧主義要堅持什么？

最重要的也是最具現實意義的就是堅持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這是我們反抗“霸凌”的最銳利的武器。在這方面，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陳云同志在晚年曾經大聲疾呼——

“講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現實問題。

列寧論帝國主義的五大特點和侵略別國、互相爭霸的本質，是不是過時了？我看，沒有過時。

列寧寫這篇著作的時候，帝國主義國家為瓜分殖民地而進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沒有結束。戰爭并沒有解決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基本矛盾，卻引起了無產階級的革命。

從歷史事實看，帝國主義的侵略、滲透，過去主要是‘武’的，后來‘文’、‘武’并用，現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突出起來，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國家搞所謂的‘和平演變’。那種認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已經過時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非常有害的。

這個問題，到了大呼特呼的時候了。”

（《陳云文選》第三卷，第370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

現在看來，陳云同志的“大呼特呼”并沒有呼醒黨內某些裝睡的人！

在這方面，中國共產黨卓越的理論權威胡喬木同志有著更為全面與經典性的論述，他1991年4月26日，在《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60卷出版座談會的講話中著重指出：

“首先，我們要從列寧的著作中學習他怎樣堅持、捍衛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其次，我們要從列寧的著作中學習他關于帝國主義的理論；

第三，我們要從列寧的著作中學習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和中國革命的發展是同列寧和十月革命的影響分不開的；

第四，我們要從列寧的著作中學習建立和鞏固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列寧對馬克思主義最重要貢獻之一是他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

第五，我們要從列寧的著作中學習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

第六，我們要從列寧的著作中學習黨的建設的理論。

最后，我們要從列寧著作中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

（詳見《胡喬木文集》第二卷，第669-673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版）

胡喬木同志在這篇講話中特別指出：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切敵人首先集中力量來反對列寧關于黨的理論，我們從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也深知，黨的領導是我們一切勝利的源泉和保障，我們要不斷加強我們的黨，也就要努力學習列寧關于黨的建設的理論。”

在這篇講話中胡喬木同志以一個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政治家和詞章家的自豪與優雅，向那些謾罵列寧主義的資產階級政客宣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堅定與自信——

“馬克思主義在十月革命以前曾經經歷過巨大的困難時期，現在又面臨新的巨大困難時期。資產階級政客正在大聲叫嚷：馬克思主義已經滅亡了，社會主義已經死亡了。讓他們叫嚷去吧！讓他們在夢想中去追尋勝利和尋求安慰吧！在我們這個十一億人口的大國正在努力堅持馬克思主義，正在更加高舉列寧主義的旗幟，我們將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事業一天比一天昌盛，我們的行動就是對資產階級政客們的響亮回答。”

（《胡喬木文集》第二卷，第674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胡喬木同志在這篇講話中是對資產階級政客的回答，但他沒有料到除了資產階級政客親自出馬以外，當今還有很多資產階級政客所豢養的走狗那些公知大V們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狂吠。現在，也讓這些公知大V們的叫囂在我們更加高舉列寧主義旗幟的勝利中變成笑柄吧！

【1972年出版的《列寧選集》，胡澄藏書】

五、不能用實用主義的態度對待革命導師與經典著作

這突出表現在對列寧的著作《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譯文的重新翻譯之中，對這篇經典文獻的重新翻譯就典型地表明了以政治實用主義對待經典作家和經典作品的態度。

在新時期以來，某部門為了迎合當時黨內外對于“文學的黨性原則”和對“黨對文學的領導原則”的質疑思潮，想重新翻譯列寧關于文學的經典論著《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這篇著作。他們認為，將“ЛИТЕРАТУРА”譯為“文學”不妥。這個事情得到了黨內某同志的贊許。當時的某部門的翻譯者和黨內這位同志不顧這篇著作的歷史作用和改譯以后將對現實起到的消極作用，執意要把這篇經典著作改成《黨的組織與黨的出版物》。

其實，《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這篇經典著作在列寧的思想體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可以說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來源，毛澤東文藝思想就是對列寧在這篇著作中所提及的“文學的黨性原則”的具體展開與發展。從歷史上看，這篇著作經過了許多中俄兩國革命文藝家和權威翻譯家的翻譯和介紹、闡述，可以說是每一個字都是千錘百煉，精辟透徹。并且在中國和蘇聯的黨史與文藝發展史上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哺育出了許多優秀的無產階級文學經典作品，起到了鼓舞人民在黨的領導下掌握自己的命運，反抗壓迫的巨大的歷史作用。

可是就是這樣一篇列寧的經典著作卻在政治實用主義的操作中遭到了篡改重譯的命運。其實從歷史上看，最先介紹這篇著作的是精通俄文的黨的領導人瞿秋白同志，他的翻譯題目就是《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像著名的俄文翻譯專家戈寶權在1944年的《群眾雜志》上所翻譯的題目叫做《列寧論黨的文學》。

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權威和著名的翻譯家周揚與曹葆華同志等譯校于195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馬恩列思論文藝》一書，它的題目也是《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如果你強調是中國人的“翻譯錯誤”，那么蘇聯專家對列寧這篇經典著作的闡釋存在“翻譯錯誤”的問題嗎？如蘇共中央馬克思主義研究院著名的列寧著作研究專家尼·克魯奇科娃編輯兩卷本《列寧論文學與藝術》一書就收載了這篇著作，它的題目就是《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蘇聯國家文學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并且尼克魯·奇克瓦還對這篇文章做了長篇的闡釋，叫做《列寧和文學問題》，明確指出：

“列寧的這一著作制定出了文學的黨性這一重大原則。”

為了察明此文的重譯過程，筆者特地察閱了某部門留存的黨內這位同志執意改譯列寧這篇著作的電話記錄。特將電話記錄引述如下：

送來的材料（注：指10月29日某某局送的《列寧講黨的文學和無黨性的文學家》是什么含義），某某同志已看過，認為很好，這個問題目前思想混亂，建議編譯局寫一個東西，公開發表，并提出以下意見：

一、“黨的文學”的提法是不能成立的，正如“黨的農業”、“黨的工業”、“黨的自然科學”等等不能成立一樣，只能說“黨的農業政策”、“黨的農村工作”、“黨的工業政策、工作”。文學是一種社會現象，不能用黨和非黨來劃分；

二、關于“黨性”也講的很糊涂，講得比較亂，“黨性”實際上就是“傾向性”，對是非要有一種觀點。“非黨文學家”的提法要改，“非黨性”也不要，只能講“無傾向性文學”。

總之，理論上造成了很多的混亂，有必要說清楚。

至于發表的辦法，為了避免造成突然的感覺，可與《人民日報》具體商量，先發表讀者來信，然后由某某局公開答復，在報紙上發表。

當時為此事，中共中央宣傳部主管理論工作的領導專門召集俄文專家商議此事，有50位在京的俄文翻譯家，包括俄文權威翻譯家師哲、曹靖華參與了會議，大家一致意見認為不必重譯，因為建國以后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列寧論文學》一書中，對《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重新翻譯過，對俄文這個詞做了幾種譯意并在注釋解決了以前翻譯的不足，這個翻譯已為翻譯家和廣大讀者肯定與歡迎。而現在要翻譯為《黨的文學和黨的書刊》是不符合列寧原意的。在討論時，著名俄文專家，中央編譯局老領導師哲同志明確指出：

“翻譯界有一個規矩從外文譯成中文以后還能夠將翻譯的文字譯回到本國的文字，我們現在這樣譯成‘黨的書刊’就不能譯回俄文了。”

盡管大家反對重譯，但是《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還是重新翻譯發表了，題目改為《黨的組織與黨的出版物》，為了躲避反對意見，他們捏造了一個新詞“出版物”。這樣翻譯是不符合列寧的原意的。從此“黨的文學”的提法在中國消失了，反而在非社會主義國家如日本、英國、美國等等還是譯為“黨的文學”。

這篇經典之作被改得面目全非，難以卒讀！新的譯文竟然出現了這樣狗屁不通的語句：“黨的出版物的這個原則是什么呢？這不只是說，對于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寫作事業不能是個人或集團的賺錢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與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無關的個人事業。無黨性的寫作者滾開！超人的寫作者滾開！寫作事業應當成為整個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分，成為由整個工人階級的整個覺悟的先鋒隊所開動的一部巨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寫作事業應當成為社會民主黨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統一的黨的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一會兒“出版物”、一會兒“寫作事業”，可以說是語無倫次，不知所云，極大地損害了列寧這篇經典著作的戰斗力與聲譽，在文學界和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混亂。

從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發展史上看，列寧的這篇經典著作在文藝理論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黨的文學”的原則，確立了無產階級文學的黨性原則，這對于發揮無產階級文學在革命事業中的作用及其繁榮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對于馬克思主義文理的發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蘇俄和中國幾十年來的無產階級文藝實踐，雄辯地證明了以黨性為原則的列寧文藝思想和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無比正確性。列寧在這篇典型經典著作中提出的文學事業應成為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的一部分，鮮明地闡述了文學事業同黨的關系。列寧把文學事業納入整個革命事業當中去，并形象地確定它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的地位，徹底否定了資產階級把文學視為個人和集團的賺錢工具唯利是圖的庸俗習氣，劃清了無產階級文學與資產階級文學的既定界限，使文學事業自覺地同先進的、徹底革命階級的運動結合起來。

文學事業是黨的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是文學黨性原則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經典著作——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開宗明義所指出的：

“這次開會的目的就是要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工作的關系，求得文藝革命的正確發展，求得文藝革命對其他革命文藝的更好協助，借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的解放任務。”

革命文藝要服從黨在一個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這是不容置疑的，而列寧的這篇經典著作闡述黨對文藝的領導論述中指出，這是由黨在整個革命和建設事業中的領導地位所決定的，也是文學黨性原則的絕對要求。把一切事業置于黨的絕對領導之下，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項根本原則。而對這篇經典著作的篡改重譯在文藝界引起了極其混亂和嚴重后果。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對于這篇文獻的重譯并不買賬。比如像老一輩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陳涌同志在1992年2月16日的《光明日報》上撰文鮮明地指出：

“列寧對于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文學黨性問題的提出，肯定文學應該成為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的一部分，應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是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一個重要發展。”

（《在新時期面前》，第34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7月版）

再看當代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董學文同志的論述，他在《列寧發展馬克思主義文學的主要特征》一文中明確指出：

“列寧對于馬克思主義文學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對唯物主義反映論的闡發，對文學黨性原則的確立。”

（見《文學的沉思》，第14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

他在《列寧對于馬克思主義文藝運動經驗的總結》一文中就明確指出：

“列寧在十月革命以后大大發展了《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一文中的見解，更加明確地提出了藝術屬于人民的思想。”

（見該書第169頁）

這些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根本就不用列寧這篇著作新的譯文《黨的組織與黨的出版物》，而直接用經典譯文與經典題目《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

更為可笑的是，在那些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知識分子當中，根本就不把列寧這篇經典著作看在眼里，無論你譯文改得多么“美妙”，對他們也是無用。這就形成了一個非常尷尬的局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對這篇著作還用經典的版本和經典的思想，而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知識分子對此文根本不屑一顧，就形成了左派、右派文藝理論家和作家們對新的譯文都棄如敝履的局面。

這樣的局面嚴重干擾了黨的文藝政策的實施，極大的削弱了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后果。這個后果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學藝術座談會講話中所指出的那樣———

“在文藝創作方面，也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存在著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存在著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丑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惡不辨、以丑為美，過度渲染社會陰暗面；有的搜奇獵艷、一味媚俗、低級趣味，把作品當成追逐利潤的‘搖錢樹’，當做感官刺激的‘搖頭丸’；有的胡編亂寫、粗制濫造、牽強附會，制造了一大批‘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華、過度包裝、炫富擺闊，形式大于內容；還有的熱衷于搞所謂‘為藝術而藝術’，只寫一己悲歡、杯水風波，脫離大眾、脫離現實。凡此種種都警示我們，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否則文藝就沒有生命力。”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特意著重指出：“要準確把握黨性和人民性的關系、政治立場和創作自由的關系。”這就是生動地運用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這篇經典著作的黨性原則的觀點、思想，貫徹黨全面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工作的典范。

在黨的十八大以前的一個時期，我們都不再提文藝是黨和人民的事業這個列寧所規定的經典論述了，在歷次對中國文聯和中國作協代表大會的祝詞中都不見此語。而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的開幕式講話中，首先就旗幟鮮明地提出：“文藝事業是黨和人民的重要事業，文藝戰線是黨和人民的重要戰線。”

習近平總書記這振聾發聵的吶喊奪回了黨失去的文藝陣地，撥正了社會主義文藝前進的方向，這是習近平同志在文藝戰線的撥亂反正，恢復了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這篇經典著作的權威！

對經典著作的實用主義還表現在一些權威機構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經典著作編選的書目中，例如在黨的十八大以前，由某“工程”編選向全黨推薦的《馬列主義著作選編》的書目中，竟然沒有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部著作，作為權威機構向普通黨員群眾所推薦的基本的馬克思主義讀物，為什么單單不選這部列寧的經典著作？是這些專家們認為現在不是帝國主義時代嗎？是他們認為列寧的這部經典著作不經典嗎？還是他們認為用帝國主義這個字眼太刺激洋大人與美大人了?！你們忘記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陳云同志在晚年那異乎尋常的大聲疾呼了嗎?！

還有，這個《馬列主義著作選編》本竟然連馬克思總結世界上第一個工人階級政權巴黎公社經驗的重要著作《法蘭西內戰》也沒有選，革命導師所說的“公社的原則永存”竟不存于“工程”專家之心！

【某工程編選的馬列著作選讀目錄，胡澄藏書】

而習近平總書記對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就十分的推崇，他《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特意以十分崇敬的口吻提到了列寧這部著作，這充分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對列寧這部經典著作的重視與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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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解放軍與工人參與寫作的列寧著作通俗讀本，胡澄藏書】

我們的領袖宵衣旰食、日益操勞，我們的人民節衣縮食、篳路藍縷，拿出巨款搞這項“工程”，養活著我們的專家錦衣玉食、飽食無憂，卻搞出這樣的“經典著作書目”來誤導廣大黨員與群眾，這樣的工程算不算不合格工程？這樣的工程算不算豆腐渣工程？這樣的工程算不算腐敗工程?！請問你們的初心何在?！

這篇文章太長了，但是遠遠抵不上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對革命導師的思念長，我們的初心永遠留在了列寧同志那里！

就讓我們再引用一段習近平總書記“列寧式”的語錄來結束本文吧——

“只要我們抓什么，他們就找什么的茬，只要我們出正調，他們必然唱反調。對于這些言論，我們要堅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增強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不上他們的當，不被負面輿論牽著鼻子走。不要想讓他們美言，也不稀罕他們說好話。這個問題要掌握住。”

（《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文章選編》第341-34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6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