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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七個子女被劃“右派”，但他始終“愿意當毛主席的好學生”

點擊：  作者：胡新民    來源：淮左徐郎 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1-07-31 11:16:00

 

黃炎培（1878年10月1日—1965年12月21日），字任之，江蘇省川沙縣（今上海市浦東新區）人。中國著名教育家、實業家、政治家，中國民主同盟和中國民主建國會的主要發起人之一。解放后擔任國家領導人。

 

黃炎培一生中最有影響的一件事是他和毛主席在延安關于“周期率”對話。

 

1945年黃在延安同毛主席談話時講到：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他說：“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聽了黃炎培的這番見解后，毛主席對他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調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炎培認為：“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決之于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新中國成立后，黃炎培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兼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在1954 年9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屆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副委員長。

 

從1949年開始，黃炎培親筆寫給毛主席的書信有100多封。毛主席親筆給黃復函60余封。

 

黃炎培之女黃當時回憶道：“毛主席把我父親當作一個好朋友，非常尊重他。毛主席的來信，一開始稱呼‘任之’先生，后來就稱呼‘黃老’或者‘黃任老’。在信的結尾，都要祝我父親身體健康。我父親動過幾次手術，每次動手術住院，都要跟毛主席請假。做完手術后寫一首詩送給毛主席。他愿意當毛主席的好學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走近領袖世界：100位知情者訪談錄》重慶出版社 2011年6月 第157-158頁）

 

黃炎培有13個子女。長子黃方剛于1944年因病去世，次子黃競武在解放前夕被國民黨殺害。其他11個都學有所成。但在成長的道路上，也經歷了各種曲折。其中最嚴重的是在1957年的反右斗爭中，有7個被劃成了右派分子。

 

關于反右派斗爭，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已有結論，在此不贅。

 

據現有史料，在他的七個子女被劃為這件事上，沒有發現黃炎培有過什么想不通的或者抱怨的言論。他一直關心國家大事，對于國家的方針政策，有時也發表一些不同的意見和建議。但總的來說，他是堅信共產黨的領導，為國家的日益繁榮昌盛感到高興。對毛主席非常崇敬。

 

 

1958年2月6日，81歲的黃炎培在全國人大會上發言：“我呢，80歲了。但活下去，我現時在、以后還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認真接受改造，參加社會主義的建設工作。同時好好學習，向工人階級學習，通過思想改造，努力學習掌握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把從幾十年資產階級社會生長出來、養大起來的我，徹底改造成為一個忠于社會主義的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我知道這個改造功夫是不容易的，但我一定要勉力做去，虛心地不斷地自己找尋自己的缺點和錯誤。”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民建“二大”和工商聯“三大”聯席會議在北京召開。大會期間，12月7日黃炎培出席預備會后，與代表一起參觀國慶十周年獻禮工程人民大會堂，并構思了一對長聯以表明心跡：“只要認清國際國內當前有利形勢，接受現場大教育，誰不棄暗投明，改變立場，擺脫和資產階級千絲萬縷舊關系；一經看到成千成萬各地勞動人民，創造光輝新世界，你會歡天喜地，決心改造，建立對共產主義忠肝赤膽真感情。”

 

1964年2月13日是農歷春節，這天下午三點，毛主席召集黨內和民主黨派部分領導人到人民大會黨北京廳舉行新春座談并共進晚餐。87歲的黃炎培因耳障，有些話沒聽清楚，過了幾天，他親自拜訪章士釗，把沒聽清的部分核對無誤并記錄后才回家。

 

1964年，黃炎培寫成《八十年來》，自序云：“看看今天，想想昨天，大家知所努力。我個人呢，在黨和毛主席領導下，一分精神為全國，一寸光陰為全民，以‘天天向上’自勉，同時正確認識國內外階級斗爭的大好形勢，這樣學習到老，改造到老。”

 

書末寫道：“毛主席多少年來給我親切的教導，特別是關于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還存在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爭的偉大學說，我更需要學習。我決心遵循黨的教導，接受改造，改造到底。我愿和全國人民一道，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進一步走共產主義道路。”

 

對于黃炎培的表現，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后，逐漸有不同的評價出來。例如，有人認為是解放后的一次次思想改造運動，造成了諸如黃炎培這樣的民主人士服服帖帖。對此，筆者不敢茍同。這幾十年來，很多反映那個年代知識分子的作品，大都喜歡想當然地進行藝術加工。因此，如果想真實地反映一個歷史人物，只要回顧一下那個人的人生經歷，查一查那個時代的歷史資料，“歷史真相”的問題就解決了。

 

黃炎培是經歷過辛亥革命的老人，他在《我親身經歷的辛亥革命事實》中認為，社會革命成功的標志是看是否能有一代新人新風尚的出現。

 

他寫道：“我有一位朋友楊亞嵩，在辛亥紀元以后，很激奮地告訴我，還告他的許多朋友：中國革命成功了，我要做一個新中國的新人，從今以后我做三件事：（一）決不再抽鴉片；（二）決不再賭博；（三）決不再逛妓院。如違犯，盡你們責罰。只是酒我還沒有戒絕，今后少喝些吧！”“他是夠代表那時大部分進步青年的。”“從進步青年看來，從某些部分風俗人心的變化看來，從廣大民眾的要求看來，那時人民是很愿意接受革命號召而跟著進步的。到1925年還因中山先生接受廖仲愷建議，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為三大國策。中山手下胡漢民竟暗殺了仲愷，仲愷同志也是同盟會會員。1921年，中國共產黨產生，又經過千錘百煉，終于在毛澤東主席領導下，1949年中國才得解放，一步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

 

鄧小平1979年11月26日對外國客人說：“你們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來，可以看到中國的社會風尚是非常好的。”

 

中共黨史二卷也指出：“帝國主義越是封鎖，國民經濟越是困難，人民卻越是團結在黨的周圍。這是因為，人民群眾堅信，黨所代表的是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萬眾一心，發展工農業生產，改變貧窮落后面貌，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一個艱苦奮斗的年代，一個樂于奉獻的年代，一個理想閃光的年代和一個意氣風發的年代。這種時代性的社會風尚和思想氛圍，給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烙下了深刻的印記。”

 

這樣一個社會風尚良好的社會，是不是很符合黃炎培的心目中理想的好社會？

 

還有一點是來自于他對農民的觀點。

 

 

在舊中國，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農民，過的什么日子，梁漱溟在1939年考察農村時描述道：“民國三十年來正經事一件沒有做，今后非普遍從鄉村求進步不可。這一感想之引起，是我們沿途多走偏僻小路，真所謂窮鄉僻壤，將民生之窮苦，風俗之固陋，看得更真切。例如山西內地婦女纏足，纏到幾乎不見有足，至須以爬行代步。還有黃河右岸窮谷中，婦女束發青衣白裙的裝飾，與京戲上所見正同，大約仍是明代的舊樣子。說到窮苦，更不勝說。普遍都是營養不足，饑餓狀態。其不潔不衛生，則又隨窮苦及無知識而來。這樣的人民，這樣的社會，縱無暴政侵略，亦無法自存于現代。故如何急求社會進步，為中國第一大事。然此第一大事者，到民國已是三十年的今天，竟然沒有做。一年復一年，其窮如故，甚陋如故。”

 

舊中國的農民為什么過得那么苦，其主要原因無非是來自于統治階級對他們的嚴厲盤剝。

 

因此，在黃炎培提出的家訓中，第一條就是：“必須尊重農民。我國有歷史以來，勞動的農民從來沒有對不起他們的統治階級。”

 

關于新中國的農民的情況，美國最著名漢學家費正清的話言簡意賅：“不管毛澤東的聲名毀譽如何,他的豐碑是建立在農村的。”

 

在最近的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的阻擊戰中，毛主席的詩《送瘟神》被頻頻提起。這首詩通過毛主席關注我國南方廣大農村消滅血吸蟲病這件事，淋漓盡致體現了他以廣大農民之苦為自己之苦，以廣大農民之樂為自己之樂的憂國憂民情懷。這也說明了為什么即使在現在，很多農民的家中，仍然都掛著毛主席的畫像。

 

由此可見，是毛澤東時代的社會風氣，毛主席本人對農民的尊重和農村的新面貌，成為了黃炎培“愿意當毛主席的好學生”的最大動力。這確實是難能可貴的。黃炎培的眼光能超越自己的家庭，能首先著眼于國家的歷史，國家的命運，國家的面貌。可以說，那個時代黃炎培就認識到了毛主席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作為一個非常有影響名人，當時就能有這樣的認識，是很了不起的。至少現在還有不少的黨內外名人，達不到這樣的認識高度。

 

作者：胡新民 來源：淮左徐郎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