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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李普曼是西方罕有的具有戰略思想的新聞學者

點擊：作者：張文木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1-10-18 10:01:44

【沃爾特•李普曼（1889-1974）】

1. 李普曼的文章長期受到毛澤東的關注。1950年11月，朝鮮戰爭爆發不久，毛澤東注意到李普曼【1】的觀點，曾經要求印發李普曼的有關專欄文章，以供黨內領導閱讀研究。1958年11月12日，李普曼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發表《蘇聯的挑戰》一文，認為西方的軍事集團和基地包圍政策不能遏止共產主義的發展。新華社《參考資料》第2512期刊載了這篇文章，毛澤東在讀了李普曼的這篇文章后，寫下批語：“此件印發。值得一看。”1959年5月27日，毛澤東在同林克談話時說：“我們應當培養專欄作家和政治編輯，政治編輯應當知識比較廣博和通曉大局，應當有中國的李普曼和賴斯頓【2】。”1968年11月17日，毛澤東在會見越南領導人范文同時鼓勵說：“美國有個記者叫李普曼，最近發表了一篇文章，說要提防再掉進一個陷阱。他說在越南已經掉進一個陷阱了，現在的問題是要想辦法爬出這個陷阱。他還怕掉進別的陷阱里去。所以你們的事業是有希望的。”1972年年初，尼克松到中國訪問，毛澤東夫人江青見到尼克松，“她問起沃爾特•李普曼，說她讀過他的一些文章”。

2. 對美國新聞理論有巨大貢獻的李普曼認為，憲法與自由主義者的所謂“民主”難以相容。他說：

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人人始終都像憲法的作者們那樣看待憲法，這部憲法大概早就被強行推翻了，因為忠于憲法和忠于民主似乎難以相容。杰斐遜教給美國人把憲法理解為對民主的表達，從而解決了這個悖論。他本人也是到此止步。

黑格爾說：“公共輿論值得重視，又不值一顧。”沃爾特•李普曼在《公眾輿論》一書中說得明白：

行動經常比理解重要得多。有時的確就是如此：等到人人都理解了，行動可能就會失敗。有許多事情不可能等到全民公決或者長時間的宣傳，比如在戰時，一個國家、一支軍隊，乃至它的統帥們，時常只能把戰略部署透露給極少數人；兩種對立的意見——盡管其中之一可能是正確的——往往比只有一種錯誤的意見更危險。錯誤的意見會導致不良后果，但兩種意見則更要承受瓦解整體的災難。

即使一次災難性的失利也確實比在報紙上激烈爭論造成的危害要小。在1918年3月到處彌漫的緊張空氣中，至關重要的不是一次特定行動的正確性，而是對命令來源的不懈期望。假如福煦“訴諸人民”，他或許能贏得爭論，但在贏得爭論之前，他指揮的軍隊可能早就瓦解了。奧林匹克諸神爭吵的景象是有趣的，但也是破壞性的。

傳統的民主主義者冒險把人的尊嚴放在了一個非常不確定的假設之上，因此他才會認為人的尊嚴本能地體現在明智的法律和良好的統治之中。選民們做不到這一點，因此在講究實際的人們眼里，民主主義總是顯得有點兒傻氣。

對傳媒問題有深刻洞察力的美國戰略思想家李普曼《公眾輿論》一書告訴我們的最簡單的道理。李普曼曾說在西方社會里“制造同意并非一種新技巧。它已經十分古老了。據說它已經隨著民主政治的出現而消亡了。事實上，它是在技術方面獲得了極大的改善”。

3. 今天的美國政治家真的需要讀書了。如果他們不愿意像基辛格那樣讀《毛澤東選集》的話，那就建議他們一定要讀讀沃爾特•李普曼分別于1944年和1947年出版的《美國外交政策》和《冷戰》這兩本（在目前中國國內也很難找到的）書，而不要讀凱南和布熱津斯基的書。布氏的書是凱南思想幼稚部分的繼續和膨脹，而這種膨脹在相當程度上也是“二戰”后英國外交驕縱的結果。

4. 李普曼是冷戰年代美國最不冷靜時期的最冷靜的戰略思想家。他的學術地位長期受到“二戰”后決心向美國復仇的英國人——為了不讓美國人了解——以所謂“美國新聞評論家”定位的刻意淡化。李普曼在《美國外交政策》一書就對美國人的“世界主義”情緒提出警告，他告誡美國要避免那種意在糾正世界的傳教士式的干涉主義。他寫道：

美國必須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達的范圍之內，也使它的手段可以達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負擔和它的力量相稱，也使它的力量足夠來完成它的“責任”：要是不確立起這個原則，那根本就談不到什么外交政策。

當時李普曼提出這個“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的外交哲學為羅斯福戰后世界安排提供了原則并為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大國準備好了思想基礎。1947年，他針對凱南的“遏制”政策和以此為基礎的“杜魯門主義”的危險出版《冷戰》一書，指出美國安全的脆弱性：提醒美國政府不要忘記在“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的外交哲學，李普曼說：

美國的軍事力量是特別不適用于需要在一個無限度的期間堅持而耐心地加以貫徹執行的遏制政策。如果蘇聯是像日本一樣的島國，美國的海空力量是可以推行這樣一個政策的。美國可以沒有很大困難地實行對敵封鎖。但是蘇聯需要在大陸上加以遏制，這樣所謂“守住防線”就不能不是一種壕塹戰。

然而美國軍事力量所擅長的并不是無限期地防守陣地。這樣做，需要大批馴服的人發揮巨大的忍耐力。美國軍事力量的優點在于它的運動性、它的速度、它的射程和它的進攻威力。因此它并不是執行遏制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它只能服務于一種以決戰和解決為目標的政策。它可以而且應該用來挽救已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傾覆了的均勢。但是它并不適合于遏制、等待、對抗、阻攔的政策，這種政策并沒有具體的目標，而只求最終“挫折”敵人。

很可能，在俄國人還沒有挫折以前，美國人自己倒已經為X先生的政策所挫折而沮喪了。

至于美國為遏制蘇聯拉起包圍圈，李普曼警告說：

這種企圖用邊緣國家筑成“攻不破的藩籬”來“遏制”蘇聯的政策，還有更不利之處。我們必須承認，這些邊緣國家都是弱國。而弱小的盟國并不是資本，它們是負擔。為了支撐和維持它們，需要分散我們的力量，花費我們的金錢和信譽。這些弱國是容易受侵害的。而為保護它們所花的氣力絲毫也無助于我們決定或者解決主要沖突。

我們可以明白看出，這個新的聯合陣線其實是聯合不起來的。這個邊緣地帶沒有成為抵御蘇聯力量的攻不破的藩籬，而卻是一鍋沸騰內爭的稀粥。

至于歐洲與美國的“盟友”關系，李普曼分析說：

英國人、法國人和其他所有歐洲人都看到，他們是被置于鎚和砧之間，即使我們沒有認識到，他們卻認識到，把希望寄托于蘇聯力量將挫折而崩潰的這種政策，是執行不了，是不能順利推行，是必然要失敗的。

歐洲主要的民主國家，而且恐怕包括美洲民主國家在內，它們的目的充其量就是在蘇美之間保持勢力平衡，也就是成為蘇美沖突的調解人。從最壞的方面去看，它們的目的就是把自己孤立在某種狀態中，以便逃脫被蘇聯陸軍蹂躪和被美國空軍轟炸的雙重災難。

我們決不可自欺地認為，我們在對蘇沖突中率領著一個世界性的民主國家聯合戰線。

李普曼還用剛剛經歷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來說明遏制戰略的不可行，他說凱南這些人：

他們記得張伯倫先生對波蘭提出保證以遏制希特勒的嘗試。他們記得赫爾先生在中國遏制日本勢力范圍的嘗試。他們知道遏制政策是遏制不了的，“對抗力量”的措施是注定會不及時和分量不夠的，全線防守而希望最理想的事發生的政策意味著把戰略主動權繳了械，分散我們的力量而毫無獲得決定和解決的前景，并且最后會意味著一場一發不可收拾的戰爭。

沃爾特•李普曼認為凱南那種用善惡判斷敵友的“遏制”戰略是荒唐的，并建設性地提出自己的哲學思考——這些思想顯然成為后來尼克松、基辛格引導美國走出困境的認識基礎。他說：

依我看來，這樣的結論（即“遏制”蘇聯的結論——引者）是沒有根據的。外交史本來就是對手國家之間的關系史，它們并不享有政治上的親密關系，也不響應求得共同目的的呼吁。盡管如此，歷史上是有過解決安排的。有些解決安排維持得不很久，有些維持了很久。作為一個外交家而認為對手和不友好國家之間不能達成解決，那是忘記了外交是干什么的。如果世界上全是伙伴國家，享有政治上的親密關系，響應共同的呼吁的話，外交家將沒有什么事可干了。

對一個存在著對手國家的世界，外交處理的方法就是組織一種力量均勢，使得那些對手國家，不論怎樣缺乏政治上的親密關系和不響應于共同的呼吁，都不能有侵略成功的前景。這就是外交家所說的解決對手國家之間沖突的含義。這并不是說那些國家將不再是對手，而都會被改造為具有同樣的思想和要求。這是意味著，不論這些國家的思想、要求和意識目的如何，力量的均勢將使它們認識到進行侵略是要吃虧的。

最后，沃爾特•李普曼對凱南的“遏制”戰略經過上述破立兼顧的批判后明白無誤地宣布說：

我反對遏制政策，不在于它要用美國力量去對抗蘇聯，而在于這個政策的設計不對頭，它一定會導致濫用美國的力量。

這是李普曼在1947年發表的旨在為美國卸除“杜魯門主義所加于我們的負擔”的看法，盡管隨后不久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結局印證了李普曼意見的正確性，但這時處于巔峰期的美國政治家們已聽不進這些冷靜的意見，他們寧愿聽信丘吉爾意在驕縱美國的“鐵幕演說”，偏愛湯因比讓美國擔當世界民主領袖的“倡議”，采納英國人喜歡的麥卡錫和凱南等不冷靜的政策建議，沖向全世界。20世紀70年代美國陷入全面危機，國力大幅衰落。

美國小布什時期的政客們再次犯了李普曼所指出的而又被布熱津斯基所驕縱的那種因“貪多嚼不爛”而導致的國家“糖尿病綜合癥”。如沒有“斷臂”決心，果斷改換素食“食譜”，其結果將是“綜合并發癥”,即作為帝國的美國全面衰落。

5. 似乎是上帝的眷顧，李普曼遠比地緣政治大師麥金德幸運。1947年麥金德逝世，他死前看到的是印度獨立和大英帝國即將崩潰的前景；1974年85歲高齡的李普曼溘然長逝，他在去世前欣慰地看到了自己的思想通過尼克松的外交實踐挽救了國家。在冷戰結束后，經歷過尼克松中興的凱南，堅決反對克林頓政府時期擴大北約的政策，認為這是后冷戰時代美國最致命的政策失誤。可以說，他所主張的美國外交應該是一種“謙虛而溫和的”外交。

2005年3月17日晚，喬治•凱南去世，也似乎是上帝的懲示，去世前凱南看到傲慢的小布什再次高揚起讓他已后悔不迭的遏制理論，承擔起美國背不動的在全球與“撒旦”斗爭的任務。不同的只是，美國與之斗爭的對象從以前的“共產主義”變為“恐怖主義”，以前以“反共”劃線變為現在以“反恐”劃線。但結果都是一樣：美國再次在伊拉克陷入“越戰”式的災難。

注釋：

【1】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美國著名的政論家。1889年9月23日生于美國紐約。在哈佛大學時他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成為一名社會主義者，1911年從哈佛大學畢業后，他先后在多家報紙供職，曾做過12位美國總統的顧問，1974年12月14日因心肌梗塞逝世。去世前他表示：“有一位總統是值得愛戴的，就是特迪•羅斯福，我敬愛他。”（參閱［美］羅納德•斯蒂爾著，于濱、陳小平、談鋒譯：《李普曼傳》，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518頁。）

【2】詹姆斯·巴雷特·賴斯頓（James Barrett Reston，1909～），美國《紐約時報》駐華盛頓首席記者，專欄作家。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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