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們常說要敢于說真話，這不完全，確切地說，我們不僅要敢于說真話，更要善于找到并敢于堅持真理。真話是只是找到了“事實”，但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要從事實中的“求是”。說出真相很難，說出真相后的真理更難。確切地說，堅持說實事求是的話，才是我們需要的正確態(tài)度。
毛澤東同志說：“真理往往是隱蔽在現(xiàn)象后面的。如果只是眼睛可以見到的現(xiàn)象就是真理，那就不需要科學了。本質的東西是眼睛看不見的，現(xiàn)象的東西是可以看得見的。本質是需要經(jīng)過一個長期的過程才能夠認識到的。”【1】
2、脫離大道，一味窮究歷史的細節(jié)真實——這是我們目前許多學者的致命短處——是沒有意義的。道理，道理，有道即孟子說的“義”——才能有理。做學問的第一要義，不是掌握實事，而是“知道”實事。“知道”，即知事實中的“大道理”。
孔夫子、孟夫子都痛罵那種不知大道只究細節(jié)的人，說他們“小人哉”。孔子說：“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論語·子路》）；孟子也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下》）孔子和孟子不是不讓人講真話，而是讓人不要講沒有意義的“真話”。
“講真話，不如講真理。”【2】說棍子在水中是“彎”的，這是真話，但不是真理。講真話需要勇氣，而講真理則需要過腦子。說了真話，只是說出了“事實”，這遠遠不夠，還要說事實中的“是”即真理，只有真理才能賦予真話以意義。沒有意義的“真話”，正如沒有季節(jié)的落葉，也是沒有意義的。
3、“講真話”的真實含義應該是鼓勵講過腦子的話。前者講的是“實事”，后者講的是“求是”；前者講的是準確地“格物”，后者講的是格物后的“致知”；前者講的是認識的起點，后者講的是認識的方向和歸宿。不經(jīng)“求是”的“真話”，與不經(jīng)“真話”即“實事”的“求是”一樣，在許多時候是要壞事的。
說真話是為了成事而不是為了壞事，不用于成事的“真話”就是不著調的胡話。“遠取諸物，近取諸身”【3】，說人事，應將自己的“真話”先在自身試驗；說國事，應將自己的“真話”先在自家試驗。如能用身家性命試驗過的“真話”，大體才可應用于國事。
4、說真話不如說正確的話。在大事特別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大事前，司馬遷的問題就是在大兵出發(fā)前話太多。司馬遷說的是真話，但不是正確的話。當時正確的話不是個人是非，而是匈奴的威脅，國家要凝聚共識，形成壓倒和打敗匈奴的絕對力量。
5、有的學者做學問只止于是和非，這遠遠不夠。有些事——比如湘江戰(zhàn)役前的王明路線——知道是錯的，但解決它的其他條件如不成熟，解決它可能帶來問題更多，只有先放一放。而湘江之戰(zhàn)后，解決王明路線的條件和時機也就瓜熟蒂落了。
只知是非而不考慮如何解決的學者不講這些條件，他們滿腦子的學問只止于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這樣的學問對國家政治而言基本沒用，如再死磕，那就有害了。
小孩知道皇帝沒穿衣服，很多人其實也知道，為什么不說透，那是政治需要。父母吵架，孩子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要是我早就離了。”為什么父母不離，不是不敢，是大局需要。小孩他不考慮這些，可愛，但他的話只能聽聽，不能采納。我們許多學者的學問單純得像個孩子。
我常說，說真話不難，難在說正確的話。正確的話就是符合大局的話。夫妻的是非，是在婚姻條件下確立的，為了揪誰是誰非而弄得離婚了，那是非就沒有意義了。不離婚——對國家而言就是不能分裂和混亂，在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就是大局，它高于是非。前者需要非凡勇氣，后者需要政治判斷。為此我專門寫過一篇《談談學術與政治的寬容與和諧》【4】。
毛澤東說杜甫的詩是政治詩【5】，為什么？杜甫有大局意識。比如杜詩《春夜喜雨》，前四句告訴人們：做事要把握時機和恰到好處（“好雨知時節(jié)，當春乃發(fā)生”）；解決問題要借勢卻不事聲張（“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后四句告訴人們：道路曲折，但前途光明（“野徑云俱黑，江船火獨明”）；堅持下去，待風雨過后，回首來路已是碩果累累（“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注 釋：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6頁。
【2】張文木：《戰(zhàn)略學札記》，海洋出版社2018年版，第333頁。
【3】南懷瑾、徐芹庭譯注：《白話易經(jīng)》，岳麓書社1988年版，第379頁。
【4】張文木：《談談學術與政治的寬容與和諧》 《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 2006年第2期
【5】1958年，毛澤東在成都游覽杜甫草堂時，望著陳列在櫥內的杜甫詩集說：“是政治詩。”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0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