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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自強｜否定土改就是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
點擊：4721 作者：劉自強 來源：“紅色文化網” 發布時間:2022-07-16 20:41:12
晉綏根據地土地改革的歷史功績不容玷污
劉自強
近年來，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我國沉渣泛起，而且不斷隱形變異，具有極大的欺騙性。作為一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它迎合了西方勢力對我國和平演變的戰略以及國內反社會主義勢力的現實需要，其核心是借用“重新評價歷史”來歪曲歷史事實，目的是通過否定馬克思主義來否定我們黨的領袖、否定我們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道路。這種錯誤的政治思潮得以在理論界引起了一定的影響，最關鍵的是它對青年人的歷史觀、價值觀進行了錯誤的引導，從而達到和平演變的目的。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古人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國內外敵對勢力往往就是拿中國革命史、新中國歷史來做文章，竭力攻擊、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亂人心。蘇聯為什么解體？蘇共為什么垮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任何作用了，軍隊都不在黨的領導之下了。最后蘇聯共產黨偌大一個黨就作鳥獸散了，蘇聯偌大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分崩離析了。這是前車之鑒啊。”
這一論述深刻闡明了正確對待歷史的重要性。從歷史的功能來看，學習歷史能夠以史為鑒，指導未來和增強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從歷史的受益者（國家和個人）來看，歷史其實就是前人的經驗和教訓，善加處理，為我所用，無論是個人、企業還是國家，都必將受益無窮。但是，近年來隨著新媒體時代的發展，人們獲取信息的途徑多樣化、便利化，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欲通過多種形式消解和降低人們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擾亂人們的思想；它借用社會發展中的個別不和諧現象來全面否定社會主義道路，企圖阻撓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對此，我們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地給予批判。
一、個別所謂的學者專家，夸大晉綏根據地土地改革的失誤，歪曲丑化晉綏干部的形象，妖魔化我們黨的領導
歷史虛無主義借“重新評價”歷史、揭露事實真相來否定中國革命、否定社會主義道路，否定中華民族的革命精神，主張改良資本主義，歪曲歷史真相、鼓吹妥協投降，在歷史支流中尋找負面影響，堅持錯誤的唯心史觀。我省社科院一位“智”姓作家，創作了一部以晉綏土地改革為題材的紀實性小說《劉少奇與晉綏土改》，在海外出版發行，其中部分章節散發于境內各種報刊雜志，極盡歪曲污蔑之能事，把晉綏土改描寫成充滿血腥、恐懼、黑暗的“歷史錯誤”。
2016年初，由全國最具影響力的文學期刊和出版社巨力推出了顛覆歷史、丑化控訴土地改革，為在土地改革中被推翻的封建地主階級喊冤叫屈，進行翻案，對土地改革的正義性和合法性進行顛覆的長篇小說《軟埋》。這部匪夷所思的小說竟然獲得“第三屆路遙文學獎”，一位頗有影響力的教授評價到，“《軟埋》是一部結實、厚重并啟人深思的現實主義力作。小說以精致的結構呈現了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讓批判性與文學性達到了很高程度的融合”，不得不驚掉各位的下巴。所謂“軟埋”就是指人死后不具棺槨，直接埋在土里。民間說法是，軟埋者不能轉世，沒有來生。所以選擇軟埋的人，心是很硬的，他們是“帶怒含冤而死”的人，顯示了一種絕決。這部小說記述了建國之初的1952年春，在川東地區的土地改革中，大地主、“大善人”陸子樵為了免于被批斗而死，為了不受其辱，由他下令全家男女老少十多口人自愿，在大宅院里自己給自己挖下墳坑，然后喝砒霜自盡。為了給陸家留下根，讓暫時回到同樣是地主娘家的兒媳婦丁子桃(胡黛云)使用苦肉計，在斗爭會上強忍巨辱佯裝與家庭劃清界限，親手打了即將被槍斃的父母親，得到工作隊信任后由胡家回到陸家，由她埋葬了已經躺在坑中死去的所有人。
本來是反映四川土地改革的小說，與千里之外的晉綏沒有什么牽扯。但作者說了，晉綏干部把在晉綏土改的“極左”做法復制到了四川，致使四川的土改仍然“慘無人道”。類似的還有一位重慶某大學教授，寫了一部《血紅的土地》海外出版，現在成為西方和平演變的走狗，令人不齒。
二、土地改革的歷史進程不容抹黑，善惡是非不容顛倒
為此，中組部前部長張全景同志發表了《新形勢下意識形態領域階級斗爭的反映》一文。文章指出，《軟埋》這本書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是新形勢下意識形態領域階級斗爭的反映，是對我們黨領導的土地改革運動的反攻倒算。這篇小說以及其他不好的作品的出現，證明文藝界在貫徹習近平同志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方面還有很多問題，還很不到位。有人說土改好，有人說土改很糟、很壞，對這個問題必須進行階級分析。如果你是站在封建地主階級的立場上，必定會認為土改很糟、很壞，因為他們失去了作威作福的天堂啊！如果你是站在廣大貧苦農民的立場上，必定會認為土改很好，是翻天覆地的大好事，幾千年來從未有過的大好事。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前政治委員趙可銘上將撰文指出，身為湖北省作協主席的方方女士，竟冒天下之大不違，站在已被消滅的地主階級立場上，用假造的歷史，對土地改革進行了全面清算和控訴，正如有的讀者所說，當年“地主還鄉團”是以刀槍為武器，對翻身的農民進行反攻倒算，奪回全部財產，瘋狂屠殺迫害分田分地的農民；今天《軟埋》這本書則是以筆為刀槍，向土地改革分田分地的廣大貧下中農進行政治上、道德上、人性上的控訴與清算，這實在是匪夷所思。
蘇聯解體十年后，俄羅斯學者專門寫有一書進行反思，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信息心理戰》，分析西方如何以信息為武器進行滲透，對蘇聯展開心理戰，通過抹黑蘇共歷史在意識形態領域撕開缺口，最終操縱了公眾意識，導致蘇聯走向自我毀滅。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我國是擁有14億多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我們黨是擁有9514萬余名黨員的執政黨，這樣一個大國大黨，人心一旦散亂，就會成一盤散沙、自亂陣腳，就會出大事。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是我國突出的政治優勢，而要保持這一優勢，就必須做到統一思想、凝聚共識。中央一再號召全黨全體人民堅定“四個自信”，而歷史自信是文化自信的題中應有之意。100多年來，一代代共產黨人慷慨高歌壯懷激烈，帶領人民不懈探索與奮斗，繼走出中國革命新路后，又成功開辟并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新路，進而從根本上改變了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命運，迎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事實勝于雄辯，歷史不容歪曲。對于這段崢嶸歲月、光輝歷史，我們要始終懷有敬畏之心。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輝煌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歷史虛無主義者顛覆歷史、抹黑英雄的行徑，其實質就是對現實的質疑和否定。
三、晉綏根據地土地改革經驗教訓值得記取，晉綏根據地土地改革的歷史功績不容玷污
毛澤東主席1948年4月1日《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指出：
“晉綏的黨組織糾正了在工作中發生的幾個“左”的偏向。這主要地是三個偏向。第一，在劃分階級成分中，在許多地方把許多并無封建剝削或者只有輕微剝削的勞動人民錯誤地劃到地主富農的圈子里去，錯誤地擴大了打擊面，忘記了我們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可能和必須團結農村中戶數百分之九十二左右，人數百分之九十左右，即全體農村勞動人民，建立反對封建制度的統一戰線這樣一個極端重要的戰略方針。現在，這項偏向已經糾正了。這樣，就大大地安定了人心，鞏固了革命統一戰線。第二，在土地改革工作中侵犯了屬于地主富農所有的工商業；在清查經濟反革命的斗爭中，超出了應當清查的范圍；以及在稅收政策中，打擊了工商業。這些，都是屬于對待工商業方面的‘左’的偏向。現在，這些偏向也已糾正，使工商業獲得了恢復和發展的可能。第三，在過去一年的激烈的土地改革斗爭中，晉綏的黨組織沒有能夠明確地堅持我黨嚴禁亂打亂殺的方針，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處死了一些地主富農分子，并給農村中的壞分子以乘機報復的可能，由他們罪惡地殺死了若干勞動人民。我們認為，經過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對于那些積極地并嚴重地反對人民民主革命和破壞土地改革工作的重要的犯罪分子，即那些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和惡霸分子，判處死刑，是完全必要和正當的。不如此，就不能建立民主秩序。但是，對于一切站在國民黨方面的普通人員，一般的地主富農分子，或犯罪較輕的分子，則必須禁止亂殺。同時，在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進行對于犯罪分子的審訊工作時，必須禁止使用肉刑。過去一年中，晉綏在這方面曾經發生的偏向，現在也已糾正了。”
晉綏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晉綏土地改革的親歷者、受害者牛蔭冠同志在1987年11月8日晉綏黨史座談會上的發言指出，在全國抗日戰爭勝利之后，黨中央于1946年左右發表了關于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接著又召開了土地改革會議，1947年在解放區進行了土地改革。這場偉大的土地改革運動，除有些具體問題還有爭論外，從總的方面說，黨中央制定的土改方針、政策都是正確的。晉綏黨在具體執行中沒有按照黨中央的指示辦事，犯了左傾錯誤。這次左傾錯誤雖是晉綏局部地區，但其做法和惡果確是很嚴重的。晉綏黨的左傾錯誤，從指導思想上來說，是康生、陳伯達直接指揮的，晉綏分局的個別領導同志直接地執行了康生、陳伯達那一套極左的東西。
新中國新聞事業的泰斗級人物，《晉綏日報》老報人甘惜分教授在回憶反思晉綏土改時指出，“晉綏地區之所以最后在革命轉折關頭跌了這一跤，歸根結底，是不善于掌握黨的政策，或者說，對馬列主義知之甚少所致。排斥中農的“貧雇農路線”，“群眾要怎樣辦就怎樣辦”的自發論，劃分階級的標準到底是什么，什么是封建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什么是新民主主義；什么是應當消滅的，什么是應當保護的；看問題首先看主流，還是看支流。所有這些，那時不少人都有點昏昏然。”
在回憶毛澤東主席《在晉綏干部大會上的講話》時，甘老感慨到：“我們這些人原以為毛主席一定會嚴厲批評因我們的錯誤所造成的損失，但是他卻著重地表揚了晉綏的工作。他從兩個方面論述這個問題：第一，晉綏在過去一年中發動了群眾，完成了土改和整黨；第二，已經糾正了土改中“左”的偏向，這也是一個成績。毛主席把糾正錯誤也當作成績，這樣看問題的方法對我們是很重要的啟發，他表達了革命領袖對下屬部門的領導在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風上所犯錯誤所持的寬大胸懷。”
晉綏根據地人民勤勞善良、無私奉獻，晉綏根據地領導干部對黨忠誠、敢于斗爭。適時開展土地改革，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一項基本任務，是實現“耕者有其田”得必然選擇。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以后，八路軍挺進山西，120師創建了晉綏根據地。特別是1940年晉西事變之后，八路軍與閻錫山國民政府達成了以太軍公路為界和平分治的協議。共產黨八路軍對晉西北根據地達到了完全的社會治理。經過7年多的“四大動員”、減租減息、回贖土地、清算斗爭、公糧繳納等農村經濟政策，使得地主轉移出了一大部分土地，多數農民程度不同地得到了土地。可地主保留的土地，不但質量好，就數量來說仍比貧雇農多一倍，無地缺地戶仍然占到30%以上，所以，按照中央的安排，在晉綏根據地適時開展土地改革，不僅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而且具有穩妥地進行的可能性。在這樣一場翻天覆地的偉大變革中，不但地主的土地要拿出來與無地少地的貧雇農平分，富農的土地也同樣要按全行政村人口平均計算，多余的土地也要拿出來平分，可見其伴隨的暴風驟雨般的激烈沖突和你死我活的無情斗爭。我們不可否認晉綏根據地土地改革中，由于種種原因造成的“左傾”錯誤，繼而發展到亂打亂殺、失去人性的可悲慘狀，但與整個土地改革的偉大成就相比，只能是奔騰向前的歷史潮流中的一段逆流，晉綏土改的歷史性勝利是第一位的。
晉綏革命根據地在存續的12年艱苦歲月中，全面建設構建了新中國的雛形。晉綏抗日根據地全面進行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建設，推進政權建設和黨的建設，進行了制度、法制創設。其政權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性質，貫徹“三三制”原則，人員組成共產黨員、非黨左派進步分子、中間派各占1/3。政權結構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機關，邊區和縣參議會既是民意機關，也是權力機關。政府機關設邊區、縣、鄉三級，并有邊區政府派出的專員公署，縣政府以下設區公所。開展“村選”運動民主選舉普遍建立了村政權。根據地依據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參照《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結合實際制定頒布了施政綱領及各種法規、條例。根據地的經濟建設，是為解決戰爭和生活需要進行的，主要是發展農業生產，同時發展工業生產和對內對外貿易，并建立銀行，發行自己的貨幣。調節各抗日階級的利益，實行合理負擔，在農村實行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在工業生產中規定了調整勞資關系的辦法，并發展公營工業。實行一系列鼓勵生產、財政稅制、征收公糧等政策。根據地的文化事業，包括宣傳新聞出版事業、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事業、文藝事業、醫療衛生事業等。在教育方面，各根據地創辦了“抗大”分校等一批干部學校，還創辦了大量的中、小學校，培養了大批干部和文化人才。
為全力配合八路軍創建晉西北抗日根據地，華北黨組織在1937年9月初決定：在晉西北首先創辦一個由共產黨直接領導的銀行，并決定由劉少白同志負責全權籌建工作。劉少白根據黨組織的指示返回家鄉，創辦了興縣農民銀行。發行我黨最早抗幣。1940年5月10日，在原興縣農民銀行的基礎上擴建成為西北農民銀行，1947年，陜甘寧邊區與晉綏邊區統一為西北解放區，陜甘寧邊區銀行并入西北農民銀行，統稱為西北農民銀行，原陜甘寧邊區銀行鈔票停止發行。這時的西北農民銀行已真正成為我國大西北地區根據地的銀行，西農幣也已成為整個西北解放區的本位幣，到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正式成立時，西北農民銀行作為中國人民銀行的原始發起行，成為新中國人民銀行的三大基石之一。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運動，是實現其改造農村，進而改造中國社會的革命性內容之一，是“涉及一場根本性的權力和地位的再分配以及原先存在于地主和農民之間的基本社會關系的重新安排”。“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國民主革命基本內容之一。不廢除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便沒有徹底的反封建可言，也沒有中國的現代化可言”。晉綏革命根據地的土地改革，總體上分為三個階段。從1946年5月到1947年7月為“平穩發展期”；1947年7月到1948年1月“狂飆猛進期”；1948年1月至1948年6月“糾偏整改期”。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抗日戰爭期間實施的減租減息政策進行了重大的調整。為了在新的形勢下完成“五四指示”提出的新任務，晉綏分局于1946年6月召開高干會議，及時對貫徹落實“五四”指示進行動員部署，為如何把減祖減息轉變為土地改革做了比較實事求是工作安排。這種“溫和的土改”，就其實際出發點而言，是將“五四指示”與本地區實際情況相結合的產物。考慮到同時期陜甘寧邊區進行的通過贖買政策來實現“和平土地”的試點工作，可以說晉綏分局的這種行動是基于“和平土改”思想的一種實踐。但就其實際效果而言，在其還處于運動部署階段，就由于社會整體環境的變化和內戰的爆發而被迫終止。
晉綏土改的“左傾”轉折點源于中央工作團的到來。194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康生率土改工作團到達所選定的土改試點村臨縣五區郝家坡。陳伯達率領工作團先在興縣木蘭崗指導工作，后到靜樂縣潘家莊蹲點。這兩位中央大員實際上主導了晉綏根據地的土改。第二個推力來自于劉少奇對晉綏分局的批評。1947年4月，劉少奇率領中央工委東渡黃河，路經晉綏根據地前往河北西柏坡。通過一路調查了解，給晉綏根據地領導同志寫了一封措施嚴厲的信，對晉綏根據地的土地改革提出批評。第三個推力就是1947年7月至9月在西柏坡召開的全國土地會議，頒發了《中國土地法大綱》。把晉綏土地改革推向了“極左”的深淵。
晉綏土地改革的糾偏始于1947年“十二月會議”。轉戰陜北的毛主席發現了晉綏的這些左傾錯誤作法，對晉綏分局當時的領導同志發了很大脾氣。毛主席說：“這樣重大的政策問題，你不和我聯系一下就自行決定了。咱們兩個，我在陜甘寧，你在晉綏，一河之隔，為什么就不聯系一下，就自行決定了呢？！希特勒與斯大林還互通情報嘛！為什么，你就不和我通通情報。”1947年9月中下旬，毛主席委托任弼時修改全國土地會議通過的《全國土地法大綱》，任弼時一度集中精力于土改工作，為糾正土改運動中出現的“左”傾偏向做了重要工作。11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重發“怎樣分析階級”等兩文件的指示》。這對中央關于土改政策的完善，對于正在廣大解放區興起的土改運動，沿著正確的發展方向推進起了重要作用。1948年1月12日，任弼時在西北野戰軍前線委員會擴大會議上作了題為《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著名演說，對中共中央和毛主席關于土地改革路線、方針、政策的有關原則，對土改運動中所發生的主要問題，都給予正確的闡述、解釋和發揮，對土改政策的完善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1948年1、2月間晉綏分局先后頒發了7個糾編文件。1948年4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用鼓勵的口氣批評了晉綏黨。此后，毛主席和中央其他負責同志路經晉西北到達西柏坡，了解更多實際情況后，于1948年5月8日和1948年6月28日兩次發出《中央關于晉綏整黨工作指示》，進一步矯正了晉綏根據地土地改革“左傾”做法，總結了老區、半老區的經驗教訓，有力地指導了全國土地改革沿著正確的軌道前進。土改運動從根本上推翻了封建剝削制度，改變了舊社會對勞動人民及勞動的觀念，“勞動光榮，封建剝削可恥”的觀念深入人心。這是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勝利。
晉綏這一塊“共和國的試驗田”，默默無聞地完成著黨安排的各項任務，有如黃河般寬廣的胸懷容納一切，又如呂梁山的脊梁堅韌挺拔，這里的成功、這里的探索對對中國革命，對新中國的建立和建設都是十分重要的。
（作者單位：呂梁學院呂梁精神研究中心；來源：“紅色文化網”，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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