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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偉大的轉折》有個精彩的片段：紅軍進遵義后發(fā)行從中央蘇區(qū)帶來的紙幣，但在市場卻無法流通。為此，毛主席“仙人指路”，點破將“紅軍票”錨定在遵義最金貴的食鹽，創(chuàng)造出的“食鹽蘇維埃貨幣”迅速成“熱票”，既繁榮市場，救濟了貧苦百姓，還增加了蘇維埃國家銀行的資金儲備。這對當今的改開做好貨幣發(fā)行，仍有深刻借鑒意義。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紅軍從瑞金開始長征，一路征戰(zhàn)三個多月，于1935年1月7日凌晨智取遵義城。這是紅軍長征以來攻占的第一座繁華的中等城市，紅軍第一次獲得十分難得的休整。

【貴州遵義會議會址】

紅軍進入遵義后，作為后勤機構最急需物資補給，紅軍指戰(zhàn)員也需購買生活物資和醫(yī)療用品。但令人難堪的是紅軍指戰(zhàn)員身上攜帶的錢，幾乎都是蘇維埃銀行發(fā)行的貨幣，在遵義根本無法流通。這就需要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發(fā)行貨幣來解決，時任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的毛澤民、支部書記曹菊如向黨中央請示后，在紅軍于遵義休整的12天，蘇維埃國家銀行將從中央蘇區(qū)帶出來的紙幣，作為“紅軍票”在遵義發(fā)行，這也是長征途中唯一正式發(fā)行的一次紙幣。

這種俗稱“紅軍票”的紙幣，規(guī)定紙幣額與銀元等值，可用于購置各種物品：面值有壹元銀幣券（1934年版）、伍角銀元輔幣券（1933年版）、貳角銀幣券（1934年版）、壹角銀幣券（1932年版）、伍分銀幣券（1932年版）。以上五種銀幣券，均有防偽性的毛澤民親筆簽名。

【1932年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伍分】

“紅軍票”在遵義發(fā)行了，但處境十分尷尬，因市場不認，百姓不認，紅軍指戰(zhàn)員也花不出去，作為國家銀行行長的毛澤民很苦惱。他就去找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的毛主席去匯報。電視劇《偉大的轉折》中，就文獻性地再現(xiàn)了這一精彩的歷史鏡頭。毛澤民在在遵義城的街道遇到了毛主席，有了下面這段經典對話：

澤民：大哥！

主席：啊，澤民，什么事情這么急？

澤民：我有事向你匯報。大哥，你要去哪？

主席：去參加蘇維埃大會，邊走邊說吧！

澤民：好！大哥，如今我們進了遵義城，各項工作都開展得很好，但我蘇維埃銀行行長的工作卻不好做呀！我們從蘇區(qū)帶出來的紙幣，在遵義根本不好使，商家們只認銀元，不認我們的錢呀！市場是一片蕭條！

主席：這也是可以理解，畢竟各種各樣的紙幣層出不窮，堆在老百姓手里，就像廢紙一樣，他們害怕也是正常的。但是澤民你要想想，在貨幣還沒有出現(xiàn)之前，人類的買賣是如何開始的呢？

澤民：自然是從交換貨物開始。

主席：如果將我們手中的紙幣，不當成錢，而是當成一種貨物呢？

澤民：大哥的意思是？

主席（手指了一下街道兩側的商家）：你看看，現(xiàn)在我們遵義老百姓最缺的是什么？

澤民：我明白了，大哥，我向你保證，在最短的時間內，讓咱們的貨幣在遵義的街道上用起來。

主席（拍了拍澤民的胸脯）：好，我相信你！

【電視劇《偉大的轉折》劇照】

那么，遵義老百姓最缺的是什么？那就是鹽！鹽是生活必需品，但貴州素不產鹽，需從外省運入銷售，可道路險惡，匪患不斷，運鹽很困難。而隨著貴州人口的劇增、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對鹽的需求量日益增大，特別是生活用鹽更為緊缺，1斤鹽為1塊銀元（豬肉才兩角錢一斤）。遵義許多百姓根本買不起鹽，“黔民苦鹽貴，淡食者，眾且久”。由于貧苦百姓吃不起鹽，患“粗脖子病”特別普遍。

而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恰恰手里掌握著遵義的大部分食鹽，因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承擔沒收土豪、軍閥、官僚資產，負責紅軍軍需供應的重任。長征途中，林伯渠任中央沒收委員會主任，毛澤民任副主任，中央和各軍團成立沒收征發(fā)委員會。紅軍進遵義，就“立即發(fā)動遵義各族貧苦群眾，清查沒收地主、官僚、反動軍閥盤剝來的資財，用以救濟貧苦百姓并增加蘇維埃國家銀行的資金儲備。”蘇維埃國家銀行首先對反動軍閥王家烈、柏輝章家的米行、鹽行、布莊等查抄沒收。僅王家烈一家，就沒收其價值幾十萬銀元的鹽及定購5萬銀元的香煙等。蘇維埃國家銀行還積極組織群眾對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的田產財物進行清查沒收，又籌集一部分鹽。

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手握遵義稀有金貴的食鹽，就用“紅軍票”錨定食鹽，并在交易中規(guī)定，以低價食鹽賣給遵義群眾，但只收“紅軍票”。“紅軍票”的幣值：以白區(qū)通用紙幣2元或銀幣1.2元收兌蘇區(qū)紙幣1元，并以大量食鹽平價供應，換取蘇區(qū)紙幣。紅軍未到來之前，市面上1斤鹽為1塊銀元（豬肉才兩角錢一斤），紅軍來了，“每紅軍鈔洋1元可買鹽7斤，可買白金龍香煙4罐，價值遠賤于平昔。”1元“紅軍票”可買7斤鹽，這使得“紅軍票”比銀元值錢7倍，再加上“銀幣1.2元收兌蘇區(qū)紙幣1元”，這使得“紅軍票”最值錢。

在低價用“紅軍票”將食鹽賣給百姓，又指定用“紅軍票”把打土豪得來物資低價賣給窮人，還以“紅軍票”高價收購群眾手中生活物資，當?shù)孛癖姸紭芬赓u出自家物品兌換“紅軍票”。并成立臨時物資供應處和貨幣兌換處，允許用“紅軍票”到蘇維埃銀行換取銀元。這使得“紅軍票”快速贏得民心，不僅順利流通起來，且信用度很高，甚至人人爭著要。

四、毛主席創(chuàng)造“食鹽貨幣”的四大啟示

紅軍進遵義僅12天，此前，當?shù)厝罕娭徽J大洋、銀元，紅軍被污蔑成洪水猛獸。為何這么短的時間，遵義老百姓就能接受“紅軍票”呢？當有四點啟示： 

1. 毛主席領導金融工作是行家大家。毛主席在遵義街道邊走邊聽毛澤民匯報，能信手拈來創(chuàng)造出“食鹽貨幣”，這是毛主席長期抓經濟和金融工作的厚積薄發(fā)。毛主席建立井岡山根據(jù)地，就大力抓根據(jù)地經濟建設，包括：實行土地革命，既解放窮苦農民，也有了農業(yè)累進稅、商業(yè)累進稅；抓“出口貿易”，將糧食、竹子、木材、油、茶葉等農產品賣到國統(tǒng)區(qū)；抓工業(yè)開發(fā)十多處鎢礦，鎢礦總產量達4000余噸，世界上近一半鎢砂產自贛南，鎢砂出口最賺錢。以此買回根據(jù)地急需的鹽、布、藥品及槍支彈藥，來長期支持井岡山斗爭。

【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

毛主席尤為重視抓金融工作，1921年10月，毛主席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在組織安源路礦工人斗爭中，就成立了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并發(fā)行了最早的“紅色股票”。1931年11月，毛主席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民受命籌建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毛主席對于貨幣發(fā)行強調， “盡量發(fā)揮蘇維埃銀行的作用，把貨幣的發(fā)行和市場的需求結合起來，以市場的需求為貨幣發(fā)行的依據(jù)，堅持適度發(fā)行”。《關于蘇維埃經濟建設的決議》：“蘇維埃政府對于發(fā)行紙幣應該極端的審慎，紙幣的發(fā)行超過市場所需定額，必然會使紙幣跌價，會使物價騰貴。要有計劃的發(fā)行紙幣，發(fā)展擁護國幣的運動等，亦可在相當限度內維持紙幣的信用。”

看看毛主席著作的全集，幾乎有三分之一是就經濟工作寫的文章和發(fā)的電文，如《邊區(qū)的貨幣政策》《論十大關系》等，都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經典之作。如此學養(yǎng)深厚，如此親歷親為，才能在遵義街道上破解貨幣發(fā)行最難的課題，將“紅軍票”錨定食鹽。

2. 發(fā)行紙幣必須要有堅挺的“錨定物”。發(fā)行紙幣要防止出現(xiàn)通貨膨脹，就必須要有堅挺的“錨定物”。當年，國民黨發(fā)行的金圓券如何形同廢紙，就是沒有“錨定物”的濫印紙幣。紅軍攻占遵義的在短短12天休整期，就能發(fā)行深受市場歡迎的“紅軍票”，這絕對是世界金融史的一大奇跡。而能創(chuàng)造出這個奇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紅軍票”錨定了遵義緊缺的金貴鹽巴，讓“紅軍票”成為“食鹽貨幣”，這可比“石油美元”早了40多年。

用堅挺的“錨定物”發(fā)行紙幣，這是中共發(fā)行貨幣的光榮傳統(tǒng)。據(jù)1932年《國家銀行暫行章程》記載，國家銀行用黃金、白銀等貴金屬做發(fā)行準備。為增強信用，一度在國家銀行營業(yè)大廳前長柜臺兩側，分別用金條、金元寶壘起二尺高的“金山”，用銀元寶、銀洋堆起“銀山”，下面還擺滿諸多貴重物品。

紅軍抵達陜北，國家銀行與陜甘晉銀行合并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西北分行”，印刷、發(fā)行新貨幣，也是錨定食鹽，因陜北食鹽極為金貴，而紅軍解放了寧夏鹽池、陜西定邊等產鹽區(qū)，實行食鹽專賣統(tǒng)銷，為發(fā)行紙幣提供了錨定物。

新中國建國至改開前，發(fā)行人民幣的錨定物為黃金及貴金屬，人民幣自然非常堅挺保值。改開前市場年流通的人民幣不足700億，1956-1970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始終固定在2.4618，人民幣含金量非常高，絕無通貨膨脹，還既無內債，也無外債，這是毛澤東時代創(chuàng)造的一大金融奇跡。

3. 必須保證紙幣與“錨定物”隨時兌換。發(fā)行有堅挺“錨定物”的紙幣，能讓其能在市場流通起來，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要保證隨時兌換。據(jù)1932年《國家銀行暫行章程》記載，保證紙幣可隨時兌換成銀元，并需在全轄范圍內設立兌換處，提高紙幣信譽，防止出現(xiàn)擠兌事件。

在遵義發(fā)行的“紅軍票”，那是以大量食鹽及布匹、銀元保證幣值，特別要求“不在沒有兌換處的地方使用蘇幣”，避免損害群眾利益，以維護“紅軍票”的信用。蘇維埃國家銀行在遵義成立臨時物資供應處和貨幣兌換處，還在遵義城內的獅子橋、丁字口、萬壽橋等六處設立了兌換點，并在遵義周邊的桐梓、綏陽、鴨溪、團溪、龍溪、余慶、湄潭等地設立了19個兌換點。

4. 像維護紅軍聲譽般維護“紅軍票”信用。那么，紅軍撤出遵義，“紅軍票”命運如何？1月18日，蘇維埃國家銀行接到轉移的命令后，國家銀行工作人員在鬧市區(qū)，擺上銀元及布匹、糧食、食鹽等貨物，通宵達旦讓群眾兌換或選購，突擊用現(xiàn)洋收回發(fā)行的“紅軍票”。2月下旬，紅軍再度進入遵義城，蘇維埃國家銀行利用原有的信譽開展營業(yè)，其中一個主要目的，就是回收此前留下的“紅軍票”。

雖然蘇維埃國家銀行要求做到發(fā)行多少，收回多少，完全兌換，但因種種原因，還有極少量“紅軍票”散落民間。新中國成立以后，1955年發(fā)行第二套人民幣時，對于少量流散在遵義百姓中的紅軍幣，中國人民銀行仍舊按照一比一的比價進行了兌換。

結束語：“紅軍票”在遵義只發(fā)行了很短時間，但其中取得的寶貴經驗，對于改開的今天，如何確保人民幣發(fā)行的主權？如何明確人民幣發(fā)行的錨定物？如何控制人民幣的發(fā)行數(shù)量？如何確保人民幣和銀行的信用堅挺？如何遏制物價連年環(huán)比的通貨膨脹？如何防止大面積的金融腐敗？如何避免貨幣發(fā)行的盲目西化等，都有根本性、制度性、現(xiàn)實性、建設性的深刻借鑒。

金融工作是經濟工作的中心，金融工作最核心的是發(fā)行貨幣，改開進入新時代的金融建設，更當不忘從哪里出發(fā)，更當繼承發(fā)揚“紅色金融”的光榮傳統(tǒng)！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wǎng)【原創(chuàng)】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