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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剛：從蘇聯解體的教訓說開去

點擊：7089 作者：王志剛來源：昆侖策網【原創(chuàng)】發(fā)布時間:2023-01-01 09:01:10

【編者按】2022年12月30日，是蘇聯成立一百周年紀念日。100年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首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列寧被推選為大會名譽主席，斯大林在會上宣布蘇聯成立。69年后的1991年12月25日，蘇聯解體。總結蘇聯解體的教訓對于中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戰(zhàn)勝驚濤駭浪，用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永葆共和國顏色是紅色的，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該文曾以四篇系列談發(fā)表于2015年8月本公眾號，現將其合為一篇重新修訂編發(fā)，以饗讀者。

從蘇聯解體的教訓說開去

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同志懷著強烈的憂患意識，多次強調總結蘇共亡黨亡國教訓，一再為全黨敲響了警鐘。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蘇聯解體、蘇共解散已經24年了。從十月革命勝利到蘇聯垮臺是74年，蘇共（布爾什維克）則存在了88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前車之覆，后車之鑒。真正總結好蘇聯垮臺的教訓，對于我們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指出，不要以為蘇聯解體了，馬克思主義就失敗了，哪有那回事。關鍵在黨、關鍵在人。這就清楚地指明，蘇聯解體、蘇共衰亡是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失敗。這一論斷應該成為我們總結蘇聯解體教訓的根本指導思想。革命成功在人，革命失敗也在人。“人存政興，人亡政息”。我們應以人為本，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透過現象看本質，從蘇共最高領導人與蘇聯解體的責任，人的變化與其在生產力、生產關系中的地位，調動人的積極性與理想信念的關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防止“和平演變”的關系以及對中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啟示等方面進行系統的總結，以便避免中國重蹈覆轍，成為第二個蘇聯。

蘇共高層應負的責任

蘇聯死于自殺而不是他殺，并且是慢性自殺，這是世界公認的結論。因此，總結蘇聯垮臺的教訓，從執(zhí)政黨內部人為的因素中去分清責任，首先要從黨的最高層找出直接動因。最高層管的是方向、路線，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闡釋權、政策策略的制定權。指導思想和政策策略是歷史的、具體的統一，事關黨的生命，是最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關于群眾、階級、政黨、領袖的論述告訴我們，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的主要領導人即便正確，搞好一個國家也很難；但如果犯了方向性、路線性錯誤或當了叛徒，搞垮一個政黨、一個國家則很容易。因為前者是遭到敵人強烈反對，后者是里應外合。

蘇聯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曾經以無與倫比的力量推動了歷史的車輪，給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人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出現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迎來了共產主義運動的空前高漲。但是，自赫魯曉夫上臺以后，蘇聯這個革命的火車頭漸漸地剎車、拐彎，到了戈爾巴喬夫就翻車了。從量變到質變、從漸變到突變，起于赫，止于戈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寒始于立冬，而不應歸于盛夏。說蘇聯解體起因于列寧，說斯大林應對蘇聯解體負責，是崽賣爺田讓爺負責的唯心史觀。

如果說，戈爾巴喬夫一開始就想搞垮蘇聯的話，那么戈爾巴喬夫的同事以及以前的蘇聯領導人，一個相當的多數都不能簡單地這么說，因為他們生前當政時講的是發(fā)展社會主義、建設共產主義，甚至死后還都戴著馬克思主義者或共產主義戰(zhàn)士的桂冠。應當承認他們當中大多數人并沒有完全認識到蘇共自赫魯曉夫開始走上了一條垮臺之路，要是他們在天有靈的話，一定會為自己走赫魯曉夫的路而后悔莫及。他們在位時，也許為眼前局部利益所迷惑，對馬克思主義采取的是實用主義的態(tài)度；也許欺騙別人，又欺騙自己，拉大旗做虎皮，為掩蓋自己的錯誤找依據，而他們自己并不承認是打著馬列主義的旗號，干了背離馬列主義的事，始終標榜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是在為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做出了新貢獻。這正是蘇共的悲劇所在。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一條錯誤路線在利益驅動下形成、執(zhí)行的過程中逐步出現既得利益集團——官僚主義者階級。法權——特權——利益集團，有好房子，有小汽車，有百萬、千萬的財產，這些“只管生前榮華富貴，那管死后濁浪滔天”的人成了氣候，回到正確路線上就難了。因為這個既得利益集團要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只能是變本加厲地推行錯誤路線。而這條錯誤路線是用厚厚的正確外衣加以包裝，在對正確路線的慢慢修正中推行的，再加上一些與錯誤路線抗爭的人又不得不用錯誤路線進行掩飾。正確路線占主導地位時，搞機會主義的人是“打著紅旗反紅旗”；錯誤路線形成高壓態(tài)勢時，堅持真理的人就不得不“打著白旗反白旗”。這就是為什么錯誤的東西很容易形成潮流，而“反潮流”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原則實行起來卻非常困難的重要原因。

有比較才能鑒別，有斗爭才能發(fā)展。就像一些擁護戈爾巴喬夫的人，在蘇聯垮臺以后，覺悟了、警醒了，開始揭露抨擊戈爾巴喬夫一樣，善良的人們是在經歷了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后，才看清了歷史真面目，等待著下一次革命的到來。歷史不能假設，客觀規(guī)律只能遵循利用，不能創(chuàng)造。社會主義的發(fā)生、發(fā)展有著它自己的歷史規(guī)律，違背了就要受到懲罰。蘇東垮臺正是規(guī)律的懲罰。紅旗落地、人頭搬家，血的教訓使人猛醒，晚矣？否！撞了南墻即回頭也是英雄好漢！真正總結好蘇聯垮臺的教訓，對已垮臺的國家來講，可以找到峰回路轉的革命之路，無疑是一大筆財富；對于還苦苦支撐的現存社會主義國家來講，可以驅散“周期率”的陰霾，看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使社會主義保持生機和活力，在曲折的道路中，爭取光明的前途。

當然要走出“周期率”也很難，不難就不叫“周期率”。對于執(zhí)政者來說，真正興旺發(fā)達是艱辛的攀登，是痛苦的求索；而在虛假的繁榮之中走向衰敗則可以舒舒服服，似溫水煮蛙，是安樂死。不畏艱苦勇往直前者是英雄好漢，害怕艱難困苦以退求樂者是懦夫軟蛋。“由儉變奢容易，由奢變儉難”，“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一個沒有憂患意識的政黨注定是要失敗的，一個沒有憂患意識的軍隊注定是要被消滅的，一個沒有憂患意識的人注定是要被淘汰的。尤其是最高層的驕奢淫逸對執(zhí)政黨來說是致命的。艱苦奮斗，革命興；安逸享樂，革命亡。道理好說，做到甚難。君不見，那些有權的、有錢的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哪一個不是看好了既保護了既得私利，又可以自由享樂這一條。在他們看來，一天不搞資本主義一天就沒有安全感。到了蘇聯解體前，蘇共高層領導中百分之八九十的人贊成搞資本主義，這正是蘇聯20萬黨員時建立了蘇維埃政權，200萬黨員時打敗了德國法西斯，2000萬黨員時丟掉政權的最根本原因。

蘇聯的社會主義來得快，垮得也快；美國的資本主義咋就活得滋潤？資本主義腐而不朽，社會主義一腐就朽，原因何在？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其實，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用馬克思主義的顯微鏡、放大鏡、望遠鏡，觀察社會、反思歷史、直面人生，答案又是那么簡單明了：人是社會的主體，歷史是人創(chuàng)造的，人需要正確的思想政治路線去指引。

如何認識人，這是思想路線的基礎。馬克思主義看到了人的自私性與私有制是產生階級的根源，同時又指出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改造主觀世界，在實現公有制的同時實行“兩個決裂”，私欲會得到遏止，人美好、善良的一面得到最大發(fā)展，成為社會前進的不竭動力，所以，社會主義必然勝利，資本主義必然滅亡；資產階級則認為人自私的本質是無法改變的，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利用人的自私性作為社會發(fā)展動力是天然合理的，只要做到“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就符合人類社會的規(guī)律，因此，資本主義永遠存在，社會主義只能垮臺。這是兩條截然相反的認識路線。

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執(zhí)政黨要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說到底是怎樣看待社會主義社會的人。社會主義是很長的歷史階段，是有階級存在并逐步走向階級消亡的社會。人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中是一身二任，沒有人去聯結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就談不上社會的發(fā)展。有人有世界，沒人沒世界，世間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因為有了人，才有了人間的奇跡。離開了人的全面發(fā)展去侈談社會的發(fā)展，見物不見人，見人不見思想，是庸俗唯物主義；離開了階級、階級分析去觀察社會和人，不承認階級斗爭在階級社會發(fā)展中的作用，是歷史唯心主義。

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所謂特殊就是能把無產階級革命利益和共產主義事業(yè)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的位置上，領導干部尤其是高層領導更應是這樣。如果，用抽象的人性抹殺共產黨人的特殊性，用領導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降低了對領導干部的要求，那么，權力越大、地位越高的人就越容易被腐蝕，越容易變質。高中級干部變質了，他們周圍的人，就會迅速出現一批官僚、一批富豪。防止和平演變最擔心的共產黨內部出問題，正是基于出主意（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和用人兩個方面。

必須充分認識，社會主義是兩大階級對抗的產物，是無產階級戰(zhàn)勝資產階級的成功之作。要保持和發(fā)揚這一成功，使領導干部和領導集團保持革命戰(zhàn)爭年代那么一種革命熱情、那么一種革命精神、那么一種革命勁頭，就必須把握好階級斗爭這個重大原則問題。時刻牢記階級、階級斗爭僅僅與一定的生產發(fā)展階段相聯系；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這是消滅剝削、消滅階級的必要條件；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又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真正馬克思主義者。堅持革命、講階級斗爭能凝聚群眾，分清大是大非，清除黨自身的垃圾，抵制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防止墮落為特權階層和形成既得利益集團，使敵人越來越少；告別革命、不講階級斗爭，混淆了敵我、是非界限，不知道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欺騙了自己，麻痹了群眾、離散了群眾，被資產階級拉出去、打進來的手段會百倍靈驗。敵人鉆進了共產黨的心臟，當權者在攫取私利中加速自腐，敵人會越來越多，自己培養(yǎng)了自己的掘墓人。堅持革命、講階級斗爭，解放的是絕大多數人，剝奪的是極少數人，教育改造著所有的人，是使人成為“社會人”，提高的是共產主義覺悟，人們在歡樂向上的氛圍中凝聚起來、同甘共苦奔向未來；告別革命、不講階級斗爭則使人成為“個體人”，革命時期煥發(fā)出的干勁和熱情迅速消退，人們在爭奪金錢利益中成為一盤散沙、只顧個人一時享受，結果是“解放”了極少數人，而讓絕大多數人被剝奪。鬧革命時，激烈的階級斗爭使資產階級產生分化，許多剝削階級出身的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認清了階級剝削、階級壓迫的反動性，毅然與私有觀念決裂，“大義滅親”，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重，背叛了自己的階級走上革命道路，推動了革命成功；奪取政權后，告別革命、放棄階級斗爭，則使無產階級產生了分化，許多人動搖了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回到了剝削有功、壓迫有理的老路上，私有觀念成了新貨色。資本在原始積累中一方面使人變得冷酷無情失去人性，另一方面資產階級人性論自私自利又成為資本原始積累的最好幫手。“過去地主資本家撈，現在輪到我撈了”，重利忘義，只顧個人和眼前利益，紛紛背叛自己的階級，成了革命的叛徒，共產黨就失敗了。

當黨內“管他什么主義，只要過好日子就行”的思想占了多數時，“階級斗爭熄滅論”的成效就顯現出來了。正如《蘇聯解體親歷記》的作者小杰克所說，“共產黨只要拋棄了階級斗爭，搞什么主義已無關緊要了”?？梢?，共產黨奪取政權靠階級斗爭，共產黨丟失政權是因為取消了階級斗爭。美國以國家安全為綱，以資本擴張為中心，以對社會主義和平演變?yōu)楦緫?zhàn)略，實際上搞的是階級斗爭。共產黨搞社會主義，取消了階級斗爭就等于向資本主義繳械投降。蘇聯垮臺是蘇共在階級斗爭中沒有制定一條正確的思想政治路線的結果。講馬克思主義，不講階級斗爭，馬克思主義就成了空殼；搞社會主義，不要公有制，社會主義就成了空殼。共產黨在兩個空殼中是不能生存的。同時資產階級對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這兩個外殼又是極端仇視的，要千方百計地頂破它。當外殼頂破之時，就是劇變和徹底復辟資本主義之日。

發(fā)展創(chuàng)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如果否定了階級和階級斗爭就走到了邪路上；改革發(fā)展社會主義，如果消解了公有制就走到了絕路上。赫魯曉夫以后的蘇共領導人都是在階級斗爭問題上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明明客觀上國際國內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兩種思想、兩條道路的斗爭，甚至是激烈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但黨的最高層卻不去正視它、面對它，采取的是鴕鳥政策，說什么“剝削階級已經消滅了”，已經不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了”，“已經建成共產主義了”，這就嚴重違反了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根本原則，也是最大的離經叛道。把頭埋在沙堆里，對明擺著的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爭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剩下的只能是階級敵人如雨后春筍、明火執(zhí)仗的進攻態(tài)勢，人民群眾則處于軟弱可欺、任豺狼虎豹宰割的地步。領導干部受到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官職升一級、私欲長一寸，少數人喊著代表多數人，實則從搞特殊到搞特權，制定以權謀私的路線政策，最大限度地瓜分革命成果，攫取最大利益。權力去為既得利益集團把方向、出政策，成了貧富懸殊的杠桿，領導集團就蛻化變質了。一個革命政黨奪取政權以后，領導人理論上一旦陷入庸俗唯物主義和歷史唯心主義的泥潭，革命就會走向反面。實事求是成了事實求非，冷了憂國憂民的，否了為國為民的，好了禍國殃民的。領導集團的變質使堡壘不攻自破。從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爾巴喬夫，都是在思想路線上犯了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錯誤，政治路線上則是右傾機會主義，對外屈服投降于帝國主義，對內取寵依附于新生資產階級。治國沒有革命的“綱”，導致了改革改向、開放投降，最終人腐政亡。

上層路線斗爭是黨內外矛盾的反映，是一個連續(xù)的過程，新一代的斗爭是老一代斗爭的繼續(xù)，在路線問題上經歷了斯大林時期的形“左”實左——基本正確、赫魯曉夫時期的形“左”實右——走向錯誤、戈爾巴喬夫時期的形右實右——跌入深淵的三部曲后，曲終人散也就不可挽回了。反傾向斗爭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革命處于高潮時，容易犯“左”的錯誤；革命處于低潮時，容易犯右的錯誤。反右時必須防“左”，反“左”時必須防右。反右、反“左”都必須注意嚴格防止把真正忠誠于黨的好同志打成“左”右傾機會主義者。鬧革命時，“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都可以葬送革命，奪取政權后則有很大的不同。執(zhí)政的共產黨，犯了“左”的錯誤，比較容易糾正，因不是方向性的，其根源在于大家為了證明自己更革命，一般不會動搖信念，自腐滅亡；犯了右的錯誤，搞修正主義，很難糾正，其根源在于為了使一己私利最大化搞投降主義，會心甘情愿地走向亡黨亡國。這是因為當權者想使國家在“安樂死”中自己獲得“新生”。

犯“左”的錯誤時，是左派中找右派，清官中找貪官；犯右的錯誤時，是右派中找左派，貪官中找清官。無數事實說明，做現實主義者容易，做理想主義者難，做有理想的現實主義者更難。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是萬里長征邁出了第一步；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向著共產主義前進，是一路披荊斬棘、爬大坡，是千難萬險、千辛萬苦；退回資本主義去，是坐滑梯——歡歡喜喜一滑到底。一屁股坐下去即可現得利、有甜頭，多來勁；漫漫路上求索攀登、吃苦頭，多沒勁。革命剛成功，正確路線占主導地位，共產黨生機勃勃，說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為了人民立功勞；隨著右轉再右轉、腐敗再腐敗，就走向說得到做不到，一旦到了右的不能再右，就走向說一套做一套，“口言善，身行惡”，領導干部成了兩面人，工作是強弩之末，利益是最后一把，明明搞資本主義，卻說搞社會主義，大貪在朝、中貪在市、小貪在野，無官不貪，執(zhí)政黨也就病入膏肓了。即便經濟上去了，為誰服務只有“鬼”知道。這就是蘇聯人均100盧布時建國，1000盧布時打敗法西斯，3000美元時滅國的教訓。

所以，毛澤東講：怕就怕中央出修正主義。鄧小平告誡：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腐敗了，成了貪污賄賂橫行的世界，經濟不可能搞成功，就是搞成功了也沒有意義，是為他人做嫁衣裳。習近平強調：要抓住“關鍵少數”，要防止“破窗效應”。習的心和毛鄧是相通的。

民心是怎樣失去的

革命勝利要從人的具體動因中去找。全面總結蘇聯垮臺的教訓，不能不研究普普通通的人與革命理論、革命成敗的關系。赫魯曉夫當政后，怎樣使普通群眾發(fā)生了變化？為什么說這種變化的結果是導致不能有效地反抗錯誤路線、方針和政策，但它又沒有改變人民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這一原理？

工人中不可能自發(fā)地產生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灌輸，教育了群眾、動員了群眾，使群眾認識到資本自來到人世間每一個毛孔中都滴著骯臟的血，剝削無理、壓迫有罪，勞動創(chuàng)造了世界，人民是歷史的主人，從而最大限度地調動了人的積極性和潛能。正是這些普普通通的人的覺醒，通過覺悟的提高——推動革命，革命的發(fā)展——進一步提高了覺悟，才有了革命烈火由無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終成燎原之勢的變化；才能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直至戰(zhàn)勝了強大的敵人，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俄國的革命是這樣，中國的革命也是這樣。

二戰(zhàn)后出現的社會主義國家，有的雖然得到過蘇聯的幫助，但誰也無法否認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當時是得人心、順民意的。把蘇聯垮臺的原因，歸罪于社會主義是早產兒，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調，那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列寧主義，進而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同時也否定了革命，否定了無數先烈為理想而奮斗的歷史，否定了人民群眾是創(chuàng)造歷史的根本動力。這種以歷史虛無主義的態(tài)度來總結蘇聯垮臺的教訓是包藏著禍心的：社會主義本來不該來，失敗是應該的，堅持是沒有用的，還是搞資本主義合乎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這樣一來，就從最深的層次上徹底顛倒了理性思維：明明是違背規(guī)律搞垮了社會主義，卻成了社會主義垮臺是合乎規(guī)律的，推翻剝削制度是不符合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這種觀點是最容易欺騙人的。

其實，稍微懂得一些馬克思主義常識、稍微知道一些歷史真相的人就會認識到，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是馬克思主義的成功實踐，蘇東社會主義的垮臺恰恰是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必然結局。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因此（從原始土地公有制解體以來）全部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社會發(fā)展各個階段上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斗爭的歷史；而這個斗爭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斗爭，就不能使自己從剝削它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下解放出來。”社會主義的政治和精神的基礎，是社會主義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這一經濟生產和社會結構是在革命以后建立起來的，它和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是相一致的。資本主義是在資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才使資本主義生產力高速發(fā)展；社會主義同樣是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才使社會主義的經濟高速發(fā)展。

在生產力落后的國家跨越卡夫丁峽谷建成社會主義后，無產階級憑借政權的力量對生產關系進行徹底地改造，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勞動人民當家作主，極大地解放和發(fā)展了生產力，使趕超資本主義成為可能。蘇聯三十年代以及戰(zhàn)后經濟的快速增長都說明了這一點。斯大林的肅反造成了很大的錯誤，但它搞不垮蘇聯，原因就在于它的錯誤不是方向性的，也沒有觸動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反還從另一方面加固了這一基礎。如果不是這樣，蘇聯工業(yè)化的迅速實現和反法西斯的勝利是不可能的。當然，沒有肅反中擴大化的錯誤，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工業(yè)化會更好、更快。

馬克思主義需要創(chuàng)新、需要發(fā)展，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又絲毫違背不得，如果背離了，在指導實踐過程中就會出現差之毫厘，離題萬里的結果。斯大林在蘇聯執(zhí)政近30年，到逝世時，蘇聯已是可以和美國抗衡的社會主義強國，后來成為超級大國是慣性沖擊力的結果。輝煌的成就證明斯大林是一個成功者。“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譴責勝利者就走向失敗。

赫魯曉夫掌權以后，做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抓住一點不計其余，在徹底否定斯大林的同時，打著堅持發(fā)展列寧主義的旗號，在關心人們物質利益的幌子下，通過強調著力點的不同，悄悄地一點一點地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這種“張果老倒騎驢”式的進，是很容易蒙混過關的。當把人們的視線引導到只關注自己的眼前利益的時候，“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得到了最大發(fā)揮，普通、善良的人上假馬克思主義的騙子的當就難以避免。

理論和實踐關系一再證明，提倡革命加拼命、大公無私，能做到的雖然是少數，但對正氣是極大的弘揚，對士氣是極大的鼓動，對安逸享樂是有力的約束。為國、為民、為公，號召十分做不到五分；而為己、為私，松動一分就可以做到十分。在少出力多得利，不出力也得利，現得利、得大利的利益觀驅使下，政治上針尖大的洞，經濟上就會有斗大的風，斗大的風又會撕大這個洞。既然，共產主義遠、社會主義難、搞資本主義很容易，何必求遠、解難，省力又得利的就在眼前，何樂而不為？政治上的輕微變化，必然引起經濟生產和經濟結構開始變異，這種變異又反過來推動了政治的變質，政治經濟的相互作用，量變引起質變，形成惡性循環(huán)，量變——部分質變，質變——加速量變，勻加速運動的結果是社會主義因素越來越少，最終造成劇變——全部的質變。思想政治變了味，經濟基礎出了軌，上層建筑才叛了道，這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列寧提倡星期六義務勞動，認為這是共產主義的新生事物；說，要挖上三道塹壕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并說，當共產主義勝利的時候要用金子造廁所。因他深知金錢對人的靈魂的腐蝕作用，深知搞社會主義難，搞資本主義復辟很容易，懂得無產階級只有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必須不斷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即生產力的發(fā)展與思想覺悟的提高同步進行，造成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這正是社會主義的最艱巨的任務。

列寧理解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又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人類自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結束以后，到共產主義社會實現之前的這一歷史時期，是有階級的社會。有階級的社會，階級斗爭就是社會發(fā)展的直接動力，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是區(qū)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分水嶺、試金石，也是最大的實事求是。

國際上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斗爭，是兩大階級的對抗；社會主義國家內部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也是兩大階級的對抗。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說到底奪取的是生產資料的占有權、是經濟發(fā)展的組織指揮權。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最大區(qū)別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變更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基礎是廢除了幾千年遺留下來的剝削階級賴以存在的生產資料私有制。無產階級在沒有使整個世界擺脫剝削壓迫，沒有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情況下，就以為自己完全獲得了解放，用“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取代“解放全人類”的歷史使命，認為社會主義的惟一任務是發(fā)展生產力。這種沒有實現全人類的解放，先解放了自己的做法，等于在磨刀霍霍的敵人面前自我解除了武裝，重新給自己套上了枷鎖，面對新老資產階級組成的“還鄉(xiāng)團”只能節(jié)節(jié)敗退。

只講專政不講階級斗爭，專政就會變質，刀把子就會不在人民手里；只講經濟，不講政治，見物不見人、見人不見思想無疑等于慢性自殺。大量惡性事故、惡性案件激增，越來越多的好人鋌而走險，逼良為暴、逼良為娼屢屢發(fā)生，自殺率、神經病率迅速攀升，千百萬人頭在法治和秩序中落地。蘇聯七十年代打擊刑事犯罪一年殺的人，是斯大林時期（不含肅反和衛(wèi)國戰(zhàn)爭）殺人的總和。從赫魯曉夫鼓吹“階級斗爭熄滅論”，搞“兩全”“三和”，到戈爾巴喬夫宣揚的“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新思維，一條一脈相承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一步一步把蘇聯帶上了一條人變質、黨變修、國變色的不歸之路。紅旗落地、沖破社會主義的外殼只是個時間問題了。

推翻剝削制度需要暴力革命，是因為少數人的奢靡是建立在對多數人利益的剝奪上，無論怎么調整勞資關系、無論怎么樂行善施，都不會改變利益上的極大不平等，都不會改變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與生產社會化的矛盾，這就把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大門堵死了。而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卻不需要暴力，只要“和平演變”就足夠了。這是因為當把發(fā)展生產力等同于經濟建設、等同于多掙錢，用擴大消費去拉動生產，用破壞公有制去調動積極性時，社會主義賴以存在的統一的經濟基礎，就成了諸侯經濟、部門經濟、權力經濟，資源的嚴重浪費和環(huán)境的嚴重破壞就愈演愈烈，上層建筑倒塌的“大坑”就越挖越深。當享樂和權力結合、利益和利用聯姻、撈好處和給好處穿一條褲子、收買和叛賣攜手，利益的兩極分化、一個集團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以及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推動的私有化進程就會順理成章，什么遠大的理想、崇高的信念、革命的原則只能停留在講上了，產生新的資產階級的土壤會越來越肥沃，革命隊伍內部變質的面會越來越大。普通群眾整體革命性的逐漸降低，越來越多的人由革命的參與者成為局外人，從關心黨和國家的命運到只關心自己的衣食住行，“分化”“西化”的基礎就越來越牢，這就為漸變到劇變準備了條件，形成不可逆轉之勢。到了“8·19”之前，即便是戈爾巴喬夫不解散蘇共，那么，也已是無力回天了，因蘇共執(zhí)政的政治基礎、經濟基礎、群眾基礎已蕩然無存。當然，戈爾巴喬夫不采取自殺性措施，而是竭盡全力補救，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拆了東墻補西墻，也許蘇聯還可以茍延殘喘時日，3年、5年，甚至8年、10年。但面目全非的蘇共、名存實亡的蘇聯社會主義，只能是一條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蟲罷了。

毛澤東強調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強調社會主義社會人人需要改造的社會，號召人民關心國家大事，認為新社會與舊社會差不多，所不同的只是生產資料所有制變更了，共產主義遠、社會主義難、復辟資本主義很容易；生怕人變質、黨變修、國變色；生怕2000萬革命先烈的鮮血付之東流。提倡學習張思德、白求恩，樹立革命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做“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告誡全黨，如果產生了兩極分化我們的政策就失敗了，如果出現了新的資產階級我們就走到了邪路上。習近平特別注重運用唯物辯證法對立統一、量變質變、否定之否定三大規(guī)律，科學正確地指導各項工作。他多次指出，要不斷增強按客觀規(guī)律辦事的自覺性和主動性，提出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內在規(guī)律，要求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過程中不斷把握規(guī)律、積極運用規(guī)律，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年輕一代為什么容易被“和平演變”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句話的道理淺顯而又深奧，樹可以活百年以上，但十年就可以定型成林，形成規(guī)模效應。人極少活到百歲，但塑一代新人、樹一代新風卻需要百年。社會主義是區(qū)別于一切舊制度的新事物，樹人更需時日，成在樹人，敗也在樹人。要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沒有上百年的時間是不行的，百年樹人理在其中。要防止重蹈蘇聯的覆轍，關鍵是教育好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我們的青年。要想“紅旗飄萬代，重在教育后一代”。培養(yǎng)有共產主義理想的高素質的人、形成社會主義的新風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幾十年、幾百年的努力。社會主義過不了百年大關就談不上制度的鞏固，要過百年大關，特別是后五十年困難最大，因此，研究年輕一代——第三代、第四代在敵對勢力“和平演變”圖謀中是怎樣變化的以及這種變化是如何發(fā)生的至關重要。

帝國主義的政治家把復辟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他們“西化”“分化”的圖謀一天也沒有停止過。在這一點上帝國主義是絕頂聰明的，他們懂得要消滅社會主義，“滅此朝食”的氣概是好的，“滅此朝食”的具體計劃是不好的，只有長期作戰(zhàn)，才能“和平演變”、戰(zhàn)而勝之。我們要對付帝國主義的陰謀，必須有正確的戰(zhàn)略、策略，急了，畢其功于一役不行；慢了，無所謂、不作為更不行。要真正在反對“和平演變”的斗爭中大有作為，全面總結蘇聯垮臺的教訓，特別是深刻分析從第三代起到底發(fā)生了什么變化，是極其重要的。否則，就是無的放矢。

第三代是個時間概念，更是人的概念。正是從赫魯曉夫起，青年人的理想信念走向淡化，這一過程經歷了38年，38年在歷史的長河中是短暫的一瞬間，而對于人來講，以18歲為成年，整整是兩代人成長起來。這兩代人，沒有經歷過戰(zhàn)爭年代的腥風血雨，沒有飽嘗過地主資本家的皮鞭棍棒，要接好老一輩革命家英勇斗爭精神的班就缺乏應有的基礎。

人本身的劣根性在于私欲想得到滿足、不斷得到滿足、又不滿足的過程中膨脹。特別是在物質刺激、利益驅動調動積極性的大環(huán)境下，青年人的無產階級革命性、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對社會的責任感是很容易弱化的。這個弱化又反過來導致物質刺激和利益驅動的強化、導致自私自利個人主義的強化，使私欲這個大老虎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之后，忍饑受餓多年，一朝出籠，餓虎下山，大量吃人。不走與工農、與實踐相結合的路，只滿足于從家門到校門，從小學到博士，再到西方轉了一圈，又往返于家門與機關門以及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青年人，是最容易被吃掉的。有的是自入虎口。整個社會都可以感覺到年輕人“怎么越來越自私、懶惰了”？“怎么這么愛玩樂、缺乏責任心”？

吞噬了青年一代，就葬送了社會主義的未來。欲是火，不遏則燎原；欲是水，不遏則泛濫。青年人成了金錢拜物教，“做夢都想當個有錢人”，“我有了權我也貪”，欲就遏止不住了。革命黨人對這一點認識不清，利用私字調動積極性，無疑是給餓虎添翼。私欲膨脹了，有權的想撈錢，有錢的想“嘗鮮”。一旦跌入權、錢、色交易的怪圈，掌握了一定權力的人比地主資本家還厲害，雙軌制卵翼下的個私經濟（影子經濟）象紅了眼的賭棍一樣逞兇狂，年輕干部腐敗起來膽子大、貪官污吏前赴后繼就不足為怪了。社會主義被釜底抽薪，資本主義被火上加油，舊制度的復辟也就隨之而來了。

降低覺悟，靠人的生物本能、用惡動力調動積極性，搞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可以，搞社會主義不行。人為之奮斗的一切，都與他們的利益有關。但講利益不能只講個人利益、眼前利益，要講人民利益、長遠利益。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中，打著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幌子，去追求個人利益，實際上是拋棄了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蘇共正是拋棄了人民利益，人民自然拋棄了它。共產黨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講利益只有無產階級的利益，個人利益只能包括在其中，沒有人民利益之外的個人私利。離開了這個大前提去講利益原則，利益就成了連環(huán)套，它盲目的、無止境的、片面的、不法的本能就凸顯出來了。利益成惡魔后會八面威風，獎金掛帥、物質刺激使年輕人失掉了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奮斗精神，當“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及時行樂”思想成了時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只要我活得好，管它錢是怎么來的”成了人生信條，“管他貪官、清官，只要給我辦了事就是好官”成了評判是非的標準，那么，西方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就在物質刺激中生根，并長成了參天大樹。共產主義人生觀的核心——集體主義，以及價值觀的核心——為人民服務，就會受到極大的沖擊。

只靠提高思想覺悟調動積極性，對少數人可以，多數人不行，短時間可以，長時間不行；但是，只靠物質利益原則調動積極性，對多數人是剝奪，使少數人變質。當赫魯曉夫大講利潤、價格、獎金，用物質刺激、獎金掛帥來提高效率，把金錢的作用、利益驅動的作用最大化時，年輕一代就成了沒有信仰迷茫的、失落的一代，什么祖國的前途、人類的理想統統拋在腦后，個人奮斗、奮斗為個人成為追求，新社會的叛逆者就應運而生了。社會主義國家靠利益驅動調動積極性，利益投入是“幾何級”，得到的動力是“代數級”，對革命車輪來講不是潤滑劑，而是腐蝕劑，它使車輪大軸銹蝕斷裂。只有以精神動力為主，物質動力為輔，把提高思想覺悟與物質利益原則緊密結合起來，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才能雙豐收，才能培養(yǎng)出革命事業(yè)的接班人。

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擰了勁，再硬的鋼筋也會扭斷。如果一邊講共產主義，要實行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一邊用“私”字調動積極性，政治就成了一個不聽話的“小孩子”。講的是堅持社會主義，用的是擴大私有制去發(fā)展生產力，就造成了兩個不夠格：既不夠資本主義的格，也不夠社會主義的格。用資本主義的辦法發(fā)展生產力，少數得到好處的人不說好，因你搞得還不是資本主義；多數沒得到好處的人更不說你好，因你的資本主義辦法使他失去了本來應得到的利益。靠腐敗起家的新生資產階級短期內擁護共產黨，是因為你腐敗他發(fā)財，一旦羽翼豐滿就會發(fā)出要你“下臺”的狂吠。當戈爾巴喬夫解散蘇共時，見不到年輕人的憤慨，沒有人為蘇共喊冤叫屈，也沒有人為蘇共打抱不平，更沒有人用鮮血和生命捍衛(wèi)蘇共，因為人們已對蘇共徹底失去了信心：既然你搞私有制，十月革命還有什么意義？既然你搞的不是社會主義，共產黨還有什么必要存在？既然要搞資本主義，還掛什么共產黨的招牌？我的一切是我自己努力奮斗的結果，你垮不垮臺與我又有什么關系？試想1953年有人宣布解散蘇共，他肯定會被熱血青年置于死無葬身之地。但到了1991年，蘇共經過38年的漸變，已經威信掃地、名存實亡、爛透了，與人民特別是與青年一代的關系已由列寧、斯大林時期休戚與共的魚水關系變成了油水關系——水火關系。“8.19”事件失敗后，無論誰來宣布蘇共滅亡，都不會遭到社會的激烈反抗，因無一男兒，只剩下敵人和叛徒彈冠相慶、奔走相告了。

按照馬克思主義原理，脫胎于舊社會的社會主義，還明顯的帶著舊社會的印記，舊社會的僵尸一直在腐爛發(fā)臭，毒菌一直侵蝕著社會主義的健康肌體。第一代、第二代經過革命烈火的錘煉，絕大多數人抗病毒的能力強，社會主義生機勃勃，中國發(fā)生風波翻不了船，就是因為老一輩在，份量重。到了第三代、第四代，越來越多的人成為溫室的花、庭院的馬，不但沒有經風雨、見世面，有的見利忘義，嗅覺失靈，分不清是非、香臭。老一輩的馬克思主義者，做錯了事知道是錯，能很快糾正，列寧覺察到了戰(zhàn)時共產主義的弊端，及時提出了新經濟政策，經濟恢復后又洞察到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做出了“我們不能再退了”的果斷決策；斯大林承認肅反犯了擴大化的錯誤，承認在中國革命問題上出了錯誤主意；毛澤東在大躍進剛開始三個月就看到了“左”的錯誤，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主動做檢討，臨終前還反復講文革有兩大錯誤。正是這種有錯必糾的革命胸懷教育了干部和人民，使人們在分清大是大非中更加堅定了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使黨員在憂國憂民中保持了先進性。年輕一代卻很容易混淆了錯誤與正確的界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兩大特性，實踐性和階級性是統一的，離開了階級、階級分析，只講實踐性，實踐就成了任人揉搓的面團，是解釋不清大是大非的。當赫魯曉夫從狹隘、自私、報復的心理出發(fā)，做秘密報告徹底否定斯大林，把領袖說成“暴君”、把此錯說成彼錯、把小錯說成大錯、把已改正的錯說成一直堅持的錯，甚至不顧當時的環(huán)境、條件、大局，把正確的也說成是錯誤。其險惡用心就是通過給歷史抹屎，把斯大林搞臭，自己獨攬大權，推行錯誤的路線。歪曲了歷史就扭曲了現實，糾正了正確就為錯誤敞開了大門。割裂了政治與經濟、政治與業(yè)務、政治與技術的統一，年輕人的敵我界限、是非界限越來越含混，新的成了舊的，舊的成了新的，腐朽成了神奇，舊社會的沉渣也就在“解凍”、“解放”中成了臭豆腐，隨著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的上臺，反斯大林、非斯大林化到非馬克思主義化、非政治化的泛濫，年輕一代的精神也就垮了，精神一垮，革命也就完結了。

在經濟基礎上用資本主義的辦法作為過河的船和橋，去達到發(fā)展生產力的目的，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里用共產主義的道德約束人，用共產主義的理想號召人，充其量是在社會主義跌下萬丈懸崖時系了個降落傘，只能延緩其下降速度，無法改變其態(tài)勢。共產黨執(zhí)政需要培養(yǎng)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接班人，而不是豢養(yǎng)為官僚階級服務的、高人一等的公職人員；社會主義不能搞、也搞不了高薪養(yǎng)廉，“高薪養(yǎng)廉”只能是“高薪養(yǎng)變”。人變質，黨才變修，國才變色。青年人，失去了動力就失去方向；執(zhí)政黨，用錯了社會發(fā)展動力，就領錯了路、培養(yǎng)錯了接班人。“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聯合起來”之所以有很強的號召力，是因為階級斗爭使青年人的階級感情迅速化作巨大的革命熱情，迸發(fā)出為本階級的利益而斗爭、為全人類的解放而斗爭的“核能量”，再強大的敵人在這摧枯拉朽的颶風面前也只有望風披靡了。

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靠什么調動人的積極性去發(fā)展生產力問題上，存在著兩條根本對立的路線，這就是以提高覺悟為主調動積極性，還是利益驅動為主調動積極性。在改變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前提下，靠物質刺激、用私字調動積極性，發(fā)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短時間可以，長時間不行。公有制和自私自利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運用利益原則這個杠桿，降低了覺悟，就為“私”吃“公”洞開了方便之門，把公平放在被兼顧的位置最終談不上效率，社會主義生產力發(fā)展的速度會越來越慢。革命使革命隊伍內部的人與人之間“滿腔熱情”，金錢則使人與人之間變得“冷酷無情”。利益驅動與降低覺悟結合起來，商品交換的規(guī)律侵入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原則成了交易的砝碼，金錢代替了感情、左右了政治，對新一代的人際關系破壞極大，引起革命隊伍內部的分化瓦解。以犧牲公平換來的效率，在權力資本化、私利最大化、利益的兩極分化中喪失殆盡，因人、因事尋租、設租，利大大辦、利小小辦、無利不辦，好辦的事難辦，難辦的事更難辦，增加了扯皮，降低了效率，腐敗勢必越來越重。當公有制的比重越來越小，私有經濟占了主體地位，生產力成了零增長、負增長，社會主義公有制成了空殼，資本主義就得以借尸還魂了。

從“和平演變”的角度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也是一條鐵的定律。掛著馬列主義的牌子，舉著社會主義的旗子，走著資本主義的路子是無法長久的，假社會主義騙人騙己，摘牌子、倒旗子是必然的。沒有公有制，就沒有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執(zhí)政的基石。搞私有化、消解公有制，點的是社會主義的“死穴”。社會主義失敗了，共產黨一定會垮臺；共產黨如果得不到人民擁護，垮臺了，肯定是因為搞的不是社會主義、不是公有制了；不搞社會主義、搞公有制，又想共產黨長期執(zhí)政，那就只能是癡心妄想。如果把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比作“孩子”，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得到的是依靠公有制對這個“孩子”的撫養(yǎng)權、監(jiān)護權、教育權，要是把“孩子”交給了別人，等“孩子”長大了再堅持社會主義那簡直是幻想。誰養(yǎng)大的孩子說誰好，這個“孩子”的態(tài)度直接表現在和它一塊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身上，使他們的價值觀、人生觀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當赫魯曉夫從更換拖拉機站站長開始，大量提拔青年技術干部、搞經濟治國、業(yè)務治國、學歷治國的同時，大搞獎金掛帥、物質刺激，逐漸地改變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性質，政權就交到了非馬克思主義或反馬克思主義者的手里。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越來越多的青年人崇尚資本主義，崇尚金錢、享樂，不想當好官、當不了好官、當不長好官，整個社會表現為酗酒成風，“敷衍了事地工作，認認真真地喝酒”，以至于勃列日涅夫之后的幾任領導人，多次開展反酗酒運動都無濟于事。種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就難以避免。生產力作為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引發(fā)的社會變革只能等著下一個輪回了。

毛澤東強調，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于沒有靈魂；鄧小平講，要一靠理想、二靠紀律；習近平說青年的價值取向決定了未來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告誡大學生從一開始就要扣好人生的扣子。

共產主義運動的內在規(guī)律

共產主義是理論，更是實踐。是千百萬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確立了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并付諸行動才使社會主義變成了現實。是革命運動的滾滾洪流，大浪淘沙，鍛煉了人，改造了人，革命意志愈挫愈堅，人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才有了埋葬舊世界，迎來新世界的翻天覆地的變化。革命黨是群眾的向導，沒有因為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共產黨與共產主義運動是須臾不可分離的，離開共產主義是運動的觀點去總結蘇聯垮臺的教訓無疑是舍本求末了。

一部國際共運史，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發(fā)展斗爭史，就是馬克思主義者為實現共產主義的奮斗史，就是共產黨發(fā)動領導群眾的革命運動史。從一八四八年《共產黨宣言》發(fā)表以來的150多年，參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人數是一個常變量，在不斷地分裂、分化、聚散中增加減少，曲折中前進、波浪式發(fā)展。先是馬克思逝世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造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后又有了第二國際修正主義對工人運動的出賣。在尖銳復雜的斗爭中誕生了列寧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到了一個新階段。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同孟什維克、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使共產主義運動沿著正確方向前進，走出低谷，走向高潮，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斯大林繼承列寧的遺志，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實現了國家工業(yè)化，日益強大的蘇聯成為國際共運的榜樣和旗幟，十幾個國家的共產黨先后奪取政權，形成了戰(zhàn)后的“兩大陣營”。我們的斗爭需要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也在與“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中不斷向前發(fā)展。共產黨內部的矛盾運動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內在動力。

蘇共奪得政權后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的這一段時間內，蘇聯的示范和主導作用，推動國際共運一浪高過一浪。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對國際共運是嚴峻的考驗，列寧格勒被包圍900天沒有一個工廠停工，沒有一個學校停課，燃料奇缺但沒砍一棵樹，這是什么精神？蘇共能把國家治理到這個樣子，希特勒焉能不??？！真刀實槍打不敗蘇共，軍備競賽拖垮了蘇共，豈不是聳人聽聞？“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tài)，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fā)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決不會出現的”。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所容納的生產力空間是在復辟資本主義的過程中逐漸喪失的，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優(yōu)越性已發(fā)揮完畢。帝國主義大力發(fā)展高精尖的武器，用國防科技帶動民用科技，“冷戰(zhàn)”、“反恐”也罷，“人權”“西化”也罷，說到底是用階級斗爭的手段搞垮社會主義。敵人高舉著屠刀，我們卻搞什么忍耐，馬放南山南、槍入庫中庫，不去發(fā)展現代化的武器裝備，堅硬的核桃就成了軟柿子，豈不是坐以待斃？江澤民在我駐南使館被炸后說，沒有毛主席、周總理留下的兩彈一星核潛艇，我們早站不住了，其深刻的道理正是如此。

為何共產黨人在拿槍的敵人面前是勝利者，在不拿槍的敵人面前打了敗仗？這應從國際共運的內在規(guī)律上來分析認識。

共產主義是運動，是絕大數人參加的為絕大數人謀利益的運動，這個運動是在矛盾斗爭中發(fā)展的，包括內部的和外部的，從根本上說是內部的矛盾斗爭決定著共產主義運動的方向和不斷發(fā)展。馬克思主義者把幸福理解為“斗爭”，把共產黨的哲學定位“斗爭哲學”，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上的各種矛盾斗爭必然反映到黨內來，革命隊伍內部就產生不同的思想認識，分為左中右，斗爭的結果產生一條正確路線、兩條錯誤路線，既以左派為主的馬克思主義路線，以極左派和右派為主的“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因為這種斗爭是以共產主義運動為載體的，所以斗來斗去最終總是正確路線戰(zhàn)勝錯誤路線，團結戰(zhàn)勝分裂，犯了路線錯誤的同志絕大多數都得以改正，只有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和少數頑固分子成了革命的叛徒。正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這種斗爭實質決定了革命不斷走向勝利。

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如果離開了共產主義運動去講鞏固政權，抹殺、歪曲了社會上客觀存在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黨內斗爭的正確原則被拋棄了，思想是非、路線是非被混淆了，批評不是為了工作，成了整人，斗爭成了爭權奪利的工具，大量的革命者丟掉了理想信念，走向墮落叛賣，這種斗爭的實質是官僚主義者階級為了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特權而對普通黨員欺騙愚弄，因此這種斗爭最終必然掏空了革命、葬送了革命。赫魯曉夫上臺后，離開了共產主義運動，背離了客觀實際，搞“全民的國家”“全民的黨”，為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拋棄正確積極的黨內思想斗爭，拋棄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極大地打擊和削弱革命力量。如果說赫魯曉夫由于斯大林剛剛去世不久，再加上中國共產黨的反對，有時表面上還不得不侈談一點共產主義運動的話，那么到了戈爾巴喬夫時，就赤裸裸地打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大旗，用“公開性”替代了共產主義的輿論宣傳，用指導思想的多元化代替馬克思主義，直接分化瓦解了共產黨，使革命力量喪失殆盡，在敵人的進攻面前徹底敗下陣來。

人是環(huán)境的產物，環(huán)境可以改造人；環(huán)境是人勞動的對象，人可以改造環(huán)境。何況社會環(huán)境是由人與人之間不斷變化的社會地位和社會關系構成的。社會主義是人人需要改造的社會，地主資本家需要改造，工人農民需要改造，黨員干部更需要改造。共產主義運動，為人改造環(huán)境提供了平臺，同時又為環(huán)境改造人提供了有利條件。人要生存，離不開衣食住行，生產方式決定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決定思想意識，“革命是由生活引起的”，說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是吃飯的哲學不是沒有一點道理，因為經濟環(huán)境是最重要的。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而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質力量；同時，又必須看到，及時行樂的生活方式、剝削階級極端利己主義思想一旦傳播開來，就會成為社會主義國家走向復辟、倒退的巨大能量。經濟領域腐敗了，政治領域、思想領域必然腐敗，酒綠燈紅、吃喝玩樂的場所越多，滋生享樂主義的土壤就越厚。一旦到了商品交換的原則控制了整個社會生活，不辦事時不知道多么腐敗，知道了多么腐敗，又為了辦成事希望辦事者是個腐敗分子而成為社會心理時，社會主義生存的環(huán)境就嚴重惡化了。

用提高覺悟調動積極性去發(fā)展生產力才能創(chuàng)造最好的經濟環(huán)境，大環(huán)境越好，好人越多；好人越多，大環(huán)境越好。共產主義運動是教育人、改造人、提高人的大課堂。然而，共產主義作為理想、作為目標，誰都可以說好；作為運動，要為實現共產主義去奮斗、去犧牲，談何容易！共產主義運動能在落后的國家蓬勃發(fā)展，是“逼”出來的。吃飽了飯不造反，餓肚子的人一聽到馬克思主義眼睛就發(fā)亮，一講科學社會主義就出火花、出激情，十二三歲，十五六歲參加革命成了“紅小鬼”。理論指導了運動，運動凝聚了群眾。革命就像充足了氣的“皮球”，打壓越重，蹦得越高。但當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成了統治階級后，被顛倒的是非顛倒過來了，革命勝利使一些人驕傲自滿和貪圖享樂迅速滋長，人懶、讒、占、貪的劣根性膨脹了，身脫離了勞動，心就脫離了群眾，成了“白領”、成了富翁、成了官僚。這時，共產主義作為口號可以，作為運動則不受歡迎。因為，共產主義運動是防止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輪回，使貪欲之心不敢生、貪欲之手不敢伸的根本性措施。這些掛著共產黨的招牌，說的是人民公仆，實則比地主資本家還厲害的新生資產階級，能不害怕共產主義運動？蘇聯解體后，絕大多數的富翁是蘇共掌權時的當權者或者是他們的子女。鬧革命時推翻剝削階級，革命成功了自己又去當剝削階級，顛倒過來的是非又顛倒了回去，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怎么能去搞共產主義運動？

有私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認私心對革命的破壞作用，自己不想克服私心，又不想在群眾的監(jiān)督下限制和克服私心，那么，同傳統的所有制觀念決裂、同傳統觀念決裂就成了一句空話，防止和懲治腐敗也只能治標不治本。因此說，奪取政權時是一打綱領不如一個行動，奪取政權后是十打綱領不如一個行動。只有共產主義運動才能長久保持激情燃燒的歲月。馬克思主義者是過程與目標的統一論者，只講過程，運動就是一切是極其荒謬的；但只講目標，不管過程，就會為了一副馬掌，失掉了一個國家。離開了共產主義大目標，現在的努力就迷失了方向；靠土豆燒牛肉、黃油加面包來蠱惑人心時，大目標會變得越來越模糊不清。盯著大目標，抓好全過程，目標才有可能實現。全過程的最好載體是共產主義運動。只有共產主義運動能把現在的努力和將來的大目標最直接、最有效的統一起來，把社會主義一步一步推向前進，使革命繼續(xù)下去。蘇聯從赫魯曉夫算起的38年，可以說那一屆領導班子都很努力，但由于背離了共產主義運動只要結果不管過程，最終南轅北轍：衛(wèi)星上天，紅旗落地。

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的，運動是有規(guī)律的，規(guī)律是可以認識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這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常識。人的生命在于運動，人類社會的發(fā)展也在于運動。制度的更替、國家的變遷都是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結果。在處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過程中，統治階級認識運動的規(guī)律、把握運動的規(guī)律才能使國家長治久安。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兩黨制，通過4年或5年的一次大選，兩黨互相攻擊，不管它給人民的民主有多少，不管它的民主多么虛偽，它的三權鼎立、互相掣肘實際上維護的是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但形式上卻標榜為維護“社會公道”。“我不贊成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wèi)你說話的權利”，反戰(zhàn)游行，你可以上街；對總統不滿，你可以站在白宮前大罵。資本主義制度正是經過資本主義的民主運動使階級矛盾、階級斗爭得以轉移和變通，使其統治的合法性在國民的心理上得以維繼。社會主義國家是共產黨執(zhí)政，按巴黎公社的原則，應該讓人民享有最廣泛的民主，實行普選制，隨時可以罷免“公仆”。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的基礎，是共產黨執(zhí)政合法性的基礎。代表人民不是自封的，代表人民需要人民給予權力。相信群眾、相信黨兩條根本的原理都離不開民主。民主是黨相信群眾的體現，有了民主，人民才相信黨、才讓你當代表；沒有民主，搞官僚專制，違背了人民的意志，人民就唾棄了你。權力失去了最廣泛、最嚴格的監(jiān)督就會腐敗，何況再加上帝國主義以收買為手段的“和平演變”的策略。

民主是穩(wěn)定和法制的基礎，穩(wěn)定離開了民主，就談不上壓倒一切；法制離開了民主，就成了專治老百姓。維護公平的四大支柱警察、教師、醫(yī)生、法官被權、錢左右，社會就失去平衡，道德就守不住底線，法律就成了隨意可以拱破的魚網。領導干部的親屬、子女、身邊人，為官的平步青云、經商的財源滾滾，吏治最大的腐敗奸佞當道、任人唯親、任人唯錢就遏止不住了。官場上禮義廉恥四維不張，當官的少廉寡恥，越腐越升，越貪越說了算。問題的嚴重性就不在于有多少貪官污吏，而在于貪官污吏越抓越多，腐敗越來越重。蘇共最后三任領導人都想治腐敗，選擇了反酗酒為突破口，但都收效甚微。特別是安德羅波夫，當克格勃頭子十幾年間對黨內腐敗了如指掌，當政后下決心從反酗酒入手反腐敗，結果是無果而終。為什么？因為不敢依靠群眾，不敢運用民主機制。從某種意義上說民主越多、越廣泛，對執(zhí)政黨的監(jiān)督就越有效。

不怕法律約束，就怕群眾監(jiān)督。制定、執(zhí)行法律的人要管自己，是關云長刮骨療毒，做到甚難。制度是帶根本性的，好的制度可以改造壞人，但再好的制度、法律要靠人執(zhí)行，人變質了，制度再好也沒有用。克服私心，人人需要改造；約束權力，人人需要監(jiān)督。民主只有全面全過程化，監(jiān)督才能最有效。限制、縮小了民主，就會象封建社會一樣“小官怕大官、大官怕皇帝、皇帝怕百姓、百姓盼包公”。當官的紅道黑道都有人，為民的進道出道都拿錢。治吏不治民，國安，無為而治，國家興；治民不治吏，國亂，有為不治，國家亡。司法腐敗了，官吏受益，人民受害。人民群眾恨腐敗，貪官污吏怕群眾，根治腐敗靠群眾。因為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丑行都逃不過群眾的眼睛。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fā)動群眾。“歷史是人民創(chuàng)造的，群眾運動力量很大，個人是微不足道的。”真金不怕煉，真理不怕辯。真正的共產黨是不怕群眾的。從平時的和風細雨到運動時的急風暴雨，有時難免傷害一些好人，也會出一些冤假錯案，但總體上講教育功能、防范功能是主要的，是通過“猛擊一掌”，使批評和自我批評打掃思想灰塵取得最佳效果來防止好人變壞。是堅持正確、修正錯誤，對每一個人來說是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沒有真正的民主，法制就起不到應有的效應。讓人民起來革自己的命同時進行自我革命，一時難受，終生受用；少數人難受，多數人高興。當官的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百姓才能揚眉吐氣、民心穩(wěn)定。主動的民主搞不垮共產黨，只能使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更加堅定，社會主義制度更加穩(wěn)固。當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背離了共產主義運動，脫離人民群眾，去搞精英政治，把民主當作恩賜，把共產黨起家的法寶、看家的法寶——群眾運動丟給敵人時，共產黨執(zhí)政的合法性就從人們的心理上徹底消失了。官場的黑暗和社會心理的黑暗互相作用，使社會的陰暗面越來越大，人民享受到的自由越來越少，兩極分化越來越重，社會犯罪率、自殺率、精神病率、事故率越來越高，安全感、歸屬感失落了，社會主義的天也就改變了顏色。葉利欽敢于站在坦克上振臂一呼，正是看準了能得到廣泛響應這一點。這也從反面告訴我們，共產黨如果丟棄了群眾，群眾就必然拋棄共產黨。這就是唯物史觀得出的結論。

【原稿初寫于2001年，改定于2015年，修訂于2022年12月】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chuàng)】合編修訂稿，作者授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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