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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說，蘇聯亡黨亡國最為深刻的警示和教訓，就是共產黨的自身建設，特別是黨的領導集團內部出了問題。

（一）大黨的自身建設不僅關乎黨的興衰存亡，而且關乎國家、人民乃至人類的前途命運

蘇聯共產黨曾經創造了史無前例的輝煌成就。它不僅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且有力發展了社會主義事業，深刻改變了世界格局和人類社會發展方向，馬克思列寧主義因此獲得廣泛的世界影響。

在列寧和斯大林時代，蘇共在政治、思想、組織、作風、紀律、制度等方面進行的建設，使其能夠適應革命和戰爭、建設和發展的需要，并推動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和國際共產主義事業大踏步前進。在蘇共的堅強領導下，蘇聯人民付出巨大的犧牲和代價，打敗外敵入侵，并建設了強大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又擊敗不可一世的德國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侵略勢力，之后，社會主義革命從一國發展到多國，形成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

蘇維埃政權是通過蘇共的領導來實現人民管理自己的國家的。這就意味著黨的自身建設任務艱巨，必須始終保持人民公仆的性質，牢記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黨和人民事業發展到什么階段，黨的建設就要推進到什么階段。然而，自赫魯曉夫擔任最高領導人時起，蘇共各方面的建設尤其是思想、政治、作風建設出現了嚴重問題，特別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擔任最高領導人后期，蘇聯官僚主義現象蔓延，腐敗問題日益嚴重，形成了與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相對立的官僚特權階層，蘇共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嚴重受損，其執政的合法性基礎開始動搖。

官僚特權階層因循守舊，不愿或反對進行任何涉及自身利益的變革。更為嚴重的是，官僚特權階層完全脫離廣大群眾，使黨的威信和社會主義聲譽下降，為戈爾巴喬夫時期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的壯大培植了土壤。為使非法占有的國家資源合法化，特權階層極力推動蘇聯社會制度演變，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將蘇聯引向解體。

馬克思主義是人民的理論，人民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政治立場。蘇聯共產黨歷經革命和戰爭的考驗，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黨和人民建立了血肉聯系。然而，在和平發展年代，蘇共卻逐漸忽視了黨的建設，黨的領導人追名逐利、高高在上、自以為是，忘記了自己的初心使命，逐漸脫離群眾，與人民離心離德，最終被人民拋棄、被歷史拋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蘇共敗亡的歷史表明，建立政黨、奪取政權相對容易，但一朝傾覆、亡黨亡國后再圖崛起，就會異常艱難。蘇聯解體后，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以和平方式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爭取恢復社會主義，曾經發揮過重要影響。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俄共發展并不穩定。2018年３月，俄羅斯舉行第七屆總統大選，曾４次落選的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沒有參選，俄羅斯聯邦共產黨推舉了無黨派人士格魯季寧（Павел Грудинин）作為其候選人。2021年9月，俄羅斯官方公布了第八屆杜馬選舉結果，“統一俄羅斯”黨得票率為49.82%，俄共為18.93%。但俄共實際得票率為30%，統俄黨為35%。普京在大選前后都找過久加諾夫談話以給俄共施壓。

政權易手后，廣大老百姓與共產黨人的處境變得十分艱難。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著名經濟學家魯斯蘭·格林伯格（Руслан Гринберг）在蘇聯解體25年時，曾對俄羅斯經濟發展狀況作過這樣的解讀：“如果有很多窮人，經濟就不會成功。”他認為，當代俄羅斯正經歷著蘇聯解體后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貧困問題，這是俄羅斯25年經濟轉型失敗的象征；經濟不平等不僅是可恥的，而且對國家經濟發展極為不利。2019年魯斯蘭·格林伯格再次指出，2018年3％最富有的俄羅斯公民擁有國家89％的金融資產，這是輕率拒絕蘇維埃正義的結果，清楚地表明俄羅斯選擇了一條錯誤道路。

2021年12月8日，俄羅斯國家杜馬主席沃洛金（Вячеслав Володин）發文回憶蘇聯解體時表示，蘇共高層領導人在國家最困難的時期選擇背叛理想、背叛國家、背叛人民，而政治精英們則從國家崩潰中攫取利益，美國和歐洲也因此得以消滅了一個強大的意識形態對手，將蘇聯分裂成不同的國家。但在這個過程中，蘇聯15個加盟共和國卻沒有任何一個從國家崩潰中獲益。沃洛金強調，這些加盟國的經濟、工業聯系被切斷，工業能力喪失，這一切綜合要素導致了一場重大危機，而到目前為止，他們仍在承受著這場悲劇帶來的后果。

與此相反，以“非常規戰爭”即意識形態戰、經濟金融戰等為主要手段摧垮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美國，卻從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中收割了巨額財富，原用于軍事對抗的計算機、互聯網等高科技產業，轉為民用，進一步形成金融資本+技術資本，共同推進了美國經濟高增長，以美元霸權為基礎和以美國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達到了一個新的巔峰。這亦相當于蘇聯和東歐國家將自己的財富拱手相讓，奉養了自己的競爭對手。

（二）領袖的信仰信念、理論素養、人生觀和價值觀直接關系社會主義宏偉大業的成敗

從蘇聯共產黨興亡的經驗教訓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人，必須如列寧所說是“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需要他們具備高瞻遠矚、領航掌舵的政治遠見，堅定非凡、無所畏懼的革命勇氣，開拓創新、駕馭復雜局勢的卓越領導能力，更為重要的是，需要他們能夠始終站在歷史和時代發展的正確一邊，帶領黨和人民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

自列寧、斯大林之后，蘇共主要領導人的思想政治素養下滑，意志品質低下，有的還變成了特權階層利益的頑固維護者。“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他們更多的是考慮個人、家庭和小集團的利益。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蘇共領導集團經不住復雜局勢的考驗和物質利益的誘惑，理想信念、意志品格、人生觀、價值觀等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蘇聯社會主義事業遭遇覆亡的命運也就無法改變了。

歷史是最好的老師。在列寧、斯大林領導時期，蘇共之所以能夠由弱到強、領導社會主義事業蒸蒸日上，是因為有列寧、斯大林這樣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和領導集體的存在，而斯大林逝世之后，蘇共之所以由盛轉衰，其所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最終毀于一旦，也是因為蘇共缺乏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和領導集體。中國共產黨由小變大、由弱到強，歷經百年風雨取得輝煌成就，正是因為有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和領導集體，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因此無往而不勝。

（三）思想上理論上政治上不清醒、不正確、不堅定，勢必將黨和國家引向歧途甚至邪路

如果黨的領導人和領導集體缺乏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的科學武裝，就容易在復雜多變的國內外形勢面前迷失方向、失去動力。蘇共在思想上理論上政治上不清醒、不正確、不堅定，極大地危害了黨和人民的事業。

在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擔任最高領導人時期，蘇共看不清帝國主義的本性，淡化國際范圍的階級斗爭，一廂情愿地提出“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并出于“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治需要，在社會主義陣營搞大黨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在世界范圍推行霸權主義。為了加強對東歐盟國的控制，勃列日涅夫拋出了所謂“社會主義大家庭論”“有限主權論”和“國際專政論”，控制其他兄弟國家，甚至公然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還打著“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的旗號對第三世界進行侵略擴張。蘇共的這些錯誤做法，敗壞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聲譽，導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生分裂等嚴重后果。

戈爾巴喬夫推行外交“新思維”，鼓吹“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認同西方價值觀為“全人類價值觀”，拋棄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和階級分析的方法，按照西方價值觀指引國內改革，在思想上行動上完全投靠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甚至出賣蘇聯核心利益以換取西方的信任，結果換來的卻是亡黨亡國的悲劇，以及西方世界的彈冠相慶。蘇聯的教訓深刻表明，社會主義國家如果走屈服、投降西方國家的道路，改旗易幟，必然自取滅亡。

要避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就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充分認識到在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并存和較量的時代，在國際壟斷資產階級仍主導世界的時代，決不能屈服于帝國主義的壓力，搞不講原則、不計后果的妥協退讓。應當清醒地看到，自從出現社會主義國家以來，國際反動勢力一直沒有放棄敵視和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戰略圖謀，國際舞臺上始終存在著滲透與反滲透、顛覆與反顛覆的斗爭，有時還達到十分尖銳的程度。面對復雜尖銳的國際斗爭形勢，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既要善于把握時機，調整政策，盡可能將國際關系引向有利于和平、有利于發展、有利于人類進步事業的方面，又要時刻保持清醒正確的政治頭腦，堅持原則，敢于斗爭，確保國內的和平、穩定與發展。

（四）要把體現人民意志的根本制度體現在憲法的文本里和貫徹落實中，決不能動搖或變相動搖甚至取消這些根本原則

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只有在其先鋒隊組織的領導下才能逐步實現。因此，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后，制定一部體現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意志的根本法，將國家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性質和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的核心領導地位，通過憲法法律文本明確予以確認與維護，并把這些根本制度通過各種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堅決落實到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以及外交等方方面面，決不能僅把這一根本制度通過各種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空懸在法律條文里，甚至從法律條文里就直接取消這些不可動搖的原則。只有這樣，才能確保黨和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維護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否則，這樣的黨和國家必將被人民所拋棄。

1989年以后，在政治“多元化”、社會“民主化”等旗號下，戈爾巴喬夫采取所謂“自由”“公正”的方式，直接選舉人民代表和最高蘇維埃代表（議員），結果是一大批激進分子、反蘇反共頭面人物、持不同政見者當選。“跨地區議員團”提出“一切權力歸蘇維埃”，要求廢除蘇聯憲法第六條關于蘇共領導地位的內容。1990年蘇共中央二月全會決定放棄蘇共執政地位，在蘇聯推行多黨制。同年3月召開的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正式廢除了蘇聯憲法第六條，規定蘇聯實行多黨制、總統制，建立三權分立的國家政治制度，這就從根本上摧毀了蘇共執政的法理根基，給蘇維埃政權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以致命一擊。

在憲法中，確立并維護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確立并維護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具有極端重要性。蘇聯的教訓給我們敲響了警鐘。一段時間以來，在我國出現了一股所謂“憲政民主”思潮，其打著“民主”“法治”等旗號，要求修改我國憲法關于共產黨領導地位的表述、借鑒美國等西方國家經驗搞“憲政民主”，內容包括所謂開放“黨禁”“報禁”，推行多黨制、議會民主、三權分立，推行“司法獨立”“政治中立”和軍隊“非黨化”，“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這些主張和戈爾巴喬夫時期“改造蘇共”的言論如出一轍，要害是把黨的領導與憲法和法律對立起來，否定黨的領導、取消人民民主專政，實質是否定我國憲法及其確立的制度和原則，最終實現改旗易幟，把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搬到中國來。我國憲法始終明確并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2018年憲法修正案在正文第一條中添加“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這一內容，是無比正確的。事實表明，不是“憲政民主”能夠拯救蘇聯，而恰恰是“憲政民主”搞垮了蘇聯。

（五）堅持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堅定社會主義必勝信念，黨才有凝聚力、戰斗力

蘇共軟弱渙散，喪失戰斗力，根本原因在于放棄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性質、宗旨和奮斗目標，放棄了為人民謀幸福、為人類謀解放的崇高追求。尤其是蘇共領導人淡化、放棄、背離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對于全體黨員起到的是惡劣的“榜樣作用”，教訓極其慘痛。

赫魯曉夫在思想上政治上宣揚階級調和的“全民黨”“全民國家”論調，宣揚抽象的、超階級的人道主義觀，要求把所謂“偉大的人道主義”作為“我們的意識形態”，淡化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地位。蘇共在勃列日涅夫擔任最高領導人后期普遍存在言行不一、形式主義、夸夸其談、只說不做等現象，嚴重弱化黨的影響力，使蘇共的威信不斷下降。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蘇共徹底放棄馬列主義指導地位，黨內思想混亂，派別林立，亂象叢生，人心渙散，最終慘遭解散的命運。

蘇聯慘痛的教訓表明，堅定理想信念對于馬克思主義政黨具有重大意義，對于社會主義國家具有重大意義。從一定意義上講，理想信念是否堅定，直接關系到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必須始終如一地堅持和加強黨的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和精神支柱，是克服一切困難、取得一切成就的思想保證。中國共產黨持之以恒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堅持思想建黨，推進理論強黨，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工作，加強意識形態陣地建設，牢牢把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這一系列重大舉措是完全正確的。

（六）放棄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違背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必然導致改旗易幟、亡黨亡國的惡果

圍繞改革問題，歷來存在兩種不同的改革觀：一種是把改革看作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把堅持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基本制度與完善不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具體制度有機統一起來，既把改革視為一場根除體制機制弊端和突破思維、利益固化藩籬的革命性變革，又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保證改革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和道路前進。這是在實踐中被證明為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改革觀。另一種改革觀主張本質上不屬于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它是借改革之名，打著“改革”旗號，根本否定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把資本主義的那一套社會制度移植過來，實現國家的資本主義化，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就屬于這種類型。

縱觀蘇聯歷史，如果說改革始于赫魯曉夫的話，那么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前，一方面，蘇共領導集團在思想上政治上已經開始偏離、背離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另一方面，僅在原來體制機制下采取一些修補措施。而從戈爾巴喬夫擔任最高領導人至蘇聯解體，推行的則完全是否定社會主義制度、背離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所謂“改革”，把矛頭指向社會主義制度本身，根本否定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基本制度。

從蘇共的教訓看，在改革問題上既不能走僵化封閉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其中，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避免犯顛覆性的錯誤，尤為關鍵。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強調我國的改革是有著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立場和原則的，最核心的是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強調我們要增強政治定力，堅守政治原則和底線，決不能把改革變成“改向”，變成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改弦更張，這些重要論斷是完全正確的。

（七）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及時回擊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在思想政治理論上時刻保持黨的革命性、先進性和純潔性

縱觀蘇俄和蘇聯70余年的歷史，蘇共的意識形態工作經歷了一個演化蛻變的過程。列寧時期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為布爾什維克黨確立了意識形態工作的原則、方針和理論指導，開創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工作的先河。斯大林時期的意識形態工作既有重大成就也出現過偏差，但總體上方向是正確的，堅持并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列寧、斯大林時期，蘇共對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批判和清算是堅決的、徹底的，使黨在很長一個歷史時期能夠自覺抵御各種資產階級思潮的侵蝕，尤其是對民主社會主義及其前身社會民主主義本質的認識是深刻的、清醒的。這顯然與列寧、斯大林長期堅持與第二國際右派進行堅決的斗爭有直接關系。

從赫魯曉夫開始，蘇共意識形態工作在偏離馬克思主義的軌道上越走越遠，蘇聯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思潮開始死灰復燃。另外，我們也要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根本不同的社會制度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階級之間的對立和斗爭有所緩和，當時流行的民主社會主義、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借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之機以及匈牙利事件和波茲南事件造成的反共浪潮，也竭力拓展著自己的影響。

赫魯曉夫時期，蘇共黨內出現“人道主義化”，黨員的馬克思主義信念受到極大沖擊。當時，東歐一些國家如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出現“新馬克思主義”派別，這些派別以擺脫“傳統馬克思主義”束縛之名，否定列寧主義，否定科學社會主義原則。西歐各國的社會黨人高舉民主社會主義旗幟，服務帝國主義向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需要。赫魯曉夫的“人道主義”以及“三和”“兩全”思想就是在這種國際環境中形成的。這股錯誤思潮在蘇共黨內長期得不到糾正，以至于演變成所謂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革。

經過勃列日涅夫形式主義的治理，各種錯誤思潮有增無減，使蘇共思想上的純潔性受到很大影響，黨內形成了滋生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溫床。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蘇共領導集團則走上全面徹底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道路，各種錯誤思潮嚴重泛濫。

戈爾巴喬夫拋棄唯物史觀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照搬資產階級的抽象人性論分析蘇聯社會中存在的問題，認為蘇聯的社會主義不符合所謂人性，甚至摧殘所謂的人性，“閹割了社會主義結構的人道本質”。他還曲解《共產黨宣言》關于“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一論斷，認為這是一個“人道主義的綱領”，體現了“偉大的人道主義原則”。他還把人道主義視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要求，視為社會主義改革的目標與任務，視為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這就完全陷入唯心史觀的泥潭。

“人道主義”作為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與神學統治的一面旗幟，在歷史上有其進步意義，但資產階級所說的人和人性，是抽象的人、抽象的人性，是不具有階級屬性的所謂的“自然而永恒”的東西，是所謂“衡量一切包括人類歷史的標準與尺度”。把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動力歸于人類的善良天性或者人類的理性，這是唯心史觀的典型表現。抽象的人性論既看不清蘇聯社會問題的本質，也看不清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使蘇共迷失了前進方向，也使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革命性、先進性和純潔性蕩然無存。

歷史證明，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20世紀80年代初，旗幟鮮明地開展清除精神污染的斗爭，批判抽象的人性論和抽象的人道主義是完全正確的。這對于我國擺脫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消極影響，推動我國改革沿著正確方向前進，發揮了巨大作用。

蘇聯亡黨亡國的教訓表明，意識形態工作貴在防微杜漸、防患于未然。意識形態這塊陣地，馬克思主義不去占領，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就必然會去占領。社會主義國家必須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牢牢把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持之以恒地錘煉黨性修養，同一切反馬克思主義思潮作堅決斗爭，讓思想輿論陣地牢牢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只要資本主義私有制依然存在，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各種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社會基礎就始終存在。歷史表明，馬克思主義同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斗爭是長期的，共產黨人必須給予足夠的警惕。

中國共產黨始終高度重視并努力進行意識形態建設工作，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強調意識形態工作具有極端重要性，號召全黨充分認識意識形態工作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發揚斗爭精神，提高斗爭本領，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不斷奪取新時代偉大斗爭新勝利，這些重大論斷和決策是英明正確的。

（八）毫不動搖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決不能自斷脊柱，淪為反動勢力刀俎下的魚肉

蘇聯紅軍自創立起，就遵循列寧的建軍原則，確立了蘇共對紅軍的絕對領導，將無產階級的軍隊牢牢掌握在無產階級政黨手中。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一再證明，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堅持把思想政治建設擺在軍隊各項建設首位，具有極端重要性。

1991年蘇聯“8·19”事件中，奉命進入莫斯科的空降兵部隊、克格勃“阿爾法”行動小組拒絕執行上級命令，調轉槍口，支持“民主綱領派”的葉利欽。在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蘇共自己締造的軍隊非但不履行自己的使命責任，反而臨陣倒戈，加速了蘇共的崩潰和國家的瓦解，究其根本原因是戈爾巴喬夫以“改革”為名，搞所謂“軍隊國家化”“軍隊非黨化”的惡果，使蘇共徹底放棄了對軍隊的領導權。

在思想上，戈爾巴喬夫極力宣揚軍隊“非政治化”“非黨化”和軍隊“國家化”，其實質是把領導軍隊的最高指揮權由蘇共中央轉移到蘇聯總統那里。在政治上，撤銷了軍隊總政治部，削減了軍隊各級政治機關，裁減了數萬余名軍官，取消了軍官晉升的政治審查制度，使軍隊對黨和國家的忠誠度、可靠性迅速下降。此外，1990年3月制定的《關于設立蘇聯總統和蘇聯憲法（根本法）修改補充法》，從法律上剝奪了蘇共領導和指揮蘇聯軍隊的最高權力。

為達到把領導軍隊的權力從蘇共手中奪出來的目的，蘇聯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更加泛濫，開始制造旨在顛覆國家的輿論，將否定的矛頭指向蘇聯軍隊和蘇聯英雄。反蘇反共報刊和極端勢力專門揭露和抨擊蘇軍的所謂問題，把因戈爾巴喬夫錯誤改革造成的后果嫁禍給軍隊，蘇軍成了蘇聯同其他國家關系緊張的“罪人”，而經濟衰退是蘇軍這只“怪獸”吸干了國家血汗的結果。詆毀蘇聯軍人、否定蘇軍歷史成為時髦。卓婭（Зоя Космодемьянская）、馬特洛索夫（Александр Матросов）、克洛奇科夫（Федор Крючков）、青年近衛軍等蘇聯國家英雄和英雄團體遭到污蔑。蘇軍成了“法西斯政權”的幫兇，衛國戰爭勝利不過是蘇聯這個“大法西斯”打敗了德國這個“小法西斯”。1990年11月14日，蘇聯元帥阿赫羅梅耶夫（Сергей Ахромеев）在《蘇維埃俄羅斯報》發表文章指出，整個反軍活動從今年年中起就已不再是局部問題了。分離主義和反社會主義勢力把敗壞軍隊名譽的方針同排擠共產黨的做法結合起來，并搞起要求政府辭職的大規模動亂。

當時被謊言玷污的絕不僅僅是卓婭一位英雄。蘇聯國內外敵對勢力對蘇聯人民引以為傲的幾乎所有英雄人物都進行了誹謗和侮辱，如蘇聯近衛軍列兵亞歷山大·馬特維耶維奇·馬特洛索夫（Александр Матвеевич Матросов），1943年2月23日在普斯科夫州大盧基城下爭奪切爾努什卡村的戰斗中，他用自己不屈的胸膛堵住了從德軍碉堡向外噴射著火舌的機槍眼。馬特洛索夫為勝利奉獻了年僅19歲的寶貴生命。1943年6月19日，他被追認為“蘇聯英雄”。時隔9年后在朝鮮戰場也出現了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中國人民志愿軍特等功臣、特級英雄黃繼光。然而這位“蘇聯的黃繼光”在戈爾巴喬夫時期卻被丑化成“少年犯”、從古拉格流放地走上前線的“囚犯軍人”。造謠者還污蔑說：馬特洛索夫身材矮小瘦弱，德軍機槍口徑達40毫米，且有多挺機槍射擊，射擊孔寬度達一米半，他不可能擋住槍眼。就連目睹馬特洛索夫犧牲的戰友塔吉羅夫（Хамза Тагиров）的證詞也遭受質疑，認為其記憶靠不住。這些說法和我國一度出現的污蔑黃繼光的流言蜚語何其相似！只不過這些歷史虛無主義的邪說，自黨的十八大以來已經被廣大群眾批得如過街老鼠。同時，我國也作出了維護英雄聲譽的立法，嚴懲對人民英雄模范的玷污行為。

一個否定了英雄的社會，注定是沒有前途的。如過江之鯽的謊言，不僅攪亂了輿論，混淆了視聽，使500萬蘇聯軍隊喪失昔日的一切榮光，使蘇聯人民喪失保衛自己政權的堅強后盾，而且也使擁有近2000萬黨員的蘇共與70余年歷史的蘇俄和蘇聯一起走向瓦解。強大蘇軍的最終命運讓人唏噓不已，歷史鏡鑒值得我們永遠牢記。

（九）要高度警惕西方和平演變戰略，決不能讓第五縱隊在國內甚至黨內橫行無忌尤其是在黨的領導集團中出現“鳩占鵲巢”之現象，否則黨和國家的傾覆將成為必然

“和平演變”是約翰·杜勒斯（John Dulles）和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兄弟二人在1953-1961年為美國政府“遏制”社會主義國家提出的戰略思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際，時任美國情報部門高級官員的艾倫·杜勒斯詳細勾勒出如何用和平辦法促使蘇聯演變：“戰爭將要結束，一切都會有辦法弄妥，都會安排好。我們將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黃金，全部物質力量，把人們塑造成我們需要的樣子，讓他們聽我們的。”“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變的。只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我們一定要在俄羅斯內部找到同意我們思想意識的人，找到我們的同盟軍。”“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和經常不斷地促進官員們的恣意妄為，讓他們貪賄無度，喪失原則。”“我們將從文學和藝術中逐漸抹去他們的社會存在。”“我們將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覺間把這一切都神圣化，讓它綻放出絢麗之花……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么。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于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會找到毀謗他們的方法，宣布他們是社會渣滓。”1953年1月15日美國國務卿約翰·杜勒斯聲稱，要摧垮社會主義對自由世界的威脅必須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壓力、宣傳的壓力能產生效果的人太無知了。

西方敵對勢力對蘇聯推行和平演變戰略，首先是在蘇聯黨、國家各級領導中及社會各界尤其是最高領導層培植西方的強大內應力量，也就是俗稱的“第五縱隊”西方利用文化交流、經濟活動、人員往來等途徑進行思想文化滲透，培植西方在蘇聯的代言人；主要通過廣泛招募各學科的專家、學者，利用宣傳、互訪、偵察、諜報等手段，進行大規模的心理戰；通過聲援、收買等途徑，支持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利用民族矛盾，制造民族分裂，煽動蘇聯社會的不滿情緒；通過散布政治謠言，丑化列寧、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的形象，煽動群眾對蘇聯制度的反感和仇恨及對西方社會的向往。

1956年9月，美國政府決定利用赫魯曉夫倡導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和平共處”之機，鼓動蘇美間進行“大規模人民對人民的交流”，主張邀請一萬名蘇聯大學生到美國留學，費用全部由美國政府負擔。其寄希望有朝一日，美國培植的這一批人在蘇聯掌權。后來的事實證明，美國人沒有白費苦心。美國通過吸引大量蘇聯年輕人赴美留學等方式，對他們進行反共宣傳，培養出一批親美親西方的反共反社會主義力量。雅科夫列夫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據原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克留奇科夫（Владимир Крючков）披露，雅科夫列夫1960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期間被美國特工機關收買并在蘇聯“改革”期間接受過美國方面的指示。

西方還利用自己把持的諾貝爾獎、各種基金會以及各種非政府組織，影響并主導蘇聯社會的知識分子群體，培植親西方的“知識精英”，讓他們宣傳西方的思想理論和價值觀。諾貝爾文學獎、和平獎包括經濟學獎，都帶有鮮明的西方意識形態色彩。蘇聯一共獲得5次諾貝爾文學獎、2次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除了1965年獲獎的蘇聯著名作家、《靜靜的頓河》作者肖洛霍夫（Михаил Шолохов）外，其余4位獲獎者的作品都以否定和丑化十月革命、斯大林時期而著稱，最有名的就是以撰寫《古拉格群島》聞名的索爾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兩個和平獎一個獎給了蘇聯著名“持不同政見者”、科學家薩哈羅夫（Андрей Сахаров），此人從20世紀70年代起從事反蘇反共政治活動，他在1975年的獲獎源自西方對其政治活動的肯定。另一個和平獎在1990年給了戈爾巴喬夫，獎勵他在瓦解蘇共及推動東歐“民主”方面作出的“杰出貢獻”。至此，暗箱操作“諾貝爾獎”的黑手終于暴露出來了。

西方非政府組織在瓦解蘇共意識形態、推動蘇聯解體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以反共、反馬克思主義著稱的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英國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英國財團資助下利用蒙特普列基金會，在20世紀80年代積極參與西方對蘇聯的思想滲透，重點資助一批蘇聯學者到西方進修，其中包括蓋達爾（Егор Гайдар）、丘拜斯（Анатолий Чубайс）。在哈耶克和蒙特普列基金會影響下，蓋達爾、丘拜斯極力在蘇聯和俄羅斯傳播新自由主義思想，推行以新自由主義為理論基礎的“休克療法”，成為導致蘇聯經濟和俄羅斯經濟崩潰的重要推手。

美國開放社會基金創始人索羅斯于1987年在莫斯科建立了蘇聯索羅斯基金會，積極資助反蘇反共的自由派分子從事解體蘇聯的政治活動，比如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歷史學家尤里·阿法納西耶夫（Юрий Афанасьев）。除此之外，索羅斯基金會還在1990年資助由亞夫林斯基（Григорий Явлинский）等人組成的旨在制定蘇聯向自由市場經濟過渡方案（“500天計劃”）的工作小組。該基金會還資助大量新聞記者和電視主播，培養了一批所謂獨立的電視媒體專家，充當反蘇反共的喉舌，積極從事反蘇反共活動。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尤為重視在蘇聯各級領導層尋求培植代理人。西方的神秘組織共濟會在推動蘇聯解體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的催化作用。據俄羅斯歷史學家普拉托諾夫（Олег Платонов）在《俄羅斯荊棘之冠：共濟會歷史（1731-1995）》一書中揭露，自1945年至1994年，原蘇聯體制內約有400名以上的黨政高級官員加入共濟會或隸屬共濟會的國際組織（如“彼得伯格俱樂部”“大歐洲”委員會、“國際俄羅斯俱樂部”等），其中包括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葉利欽等蘇共高層領導人。

作為蘇聯這樣大國大黨的總書記，本應是全心全意為本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亦即“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堅定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十分可惜，這樣關鍵重要的崗位，卻逐漸出現“鳩占鵲巢”這一奇特的現象，被黨內的蛻化變質分子和共產主義事業的叛徒所把持。這一奇特現象的出現，當然有極其復雜的黨內國內原因，但與極其復雜的國際因素亦有著直接的關聯。很多確鑿材料證明，戈爾巴喬夫這樣一個完全喪失了共產主義信仰的人之所以能夠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的誘導和扶植密切相關。蘇聯著名持不同政見者亞·季諾維也夫（Александр Зиновьев）稱，1979年左右他曾與英國情報機構的某工作人員交談，該工作人員告訴他：“很快他們（即西方勢力）將把自己的人安排在蘇聯的王位。”盡管這個工作人員并沒有提及戈爾巴喬夫的名字，但季諾維也夫據此作出結論：這一預言有先見之明。早在1983年之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就掌握了關于戈爾巴喬夫的很多情報，這些情報使美國特工部門相信，“可以利用他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務”。此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多次試圖與戈爾巴喬夫建立秘密聯系，并將他視為蘇共領導人的最佳人選。撒切爾夫人也曾直言不諱：“是我們讓戈爾巴喬夫成為總書記。”有評論認為，倫敦先于莫斯科批準了戈爾巴喬夫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其實，1953年在莫斯科大學學習時，戈爾巴喬夫就與捷克留學生茲德涅克·姆林納日（Зденек Млынарж）成了好朋友。而茲德涅克卻是美國在捷克早就著力培養的“持不同政見者”。茲德涅克1968年任捷共中央委員會書記和主席團成員，是“布拉格之春”的領袖之一，1970年被開除出黨。1977年，茲德涅克還與其他240位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識分子及其他界別、階層的人士簽署并發布了要求保護所謂基本人權的宣言《七七憲章》，對所謂斯大林主義的專制統治發起挑戰。戈爾巴喬夫表面上與茲德涅克基本沒有聯系，但戈爾巴喬夫傳記的作者格拉喬夫（Андрей Грачев）曾引用戈爾巴喬夫1994年對《共青團真理報》所說的話：“茲德涅克是我最親密的朋友，比任何人都更親密。”2002年戈爾巴喬夫還證實：“我有一個朋友叫茲德涅克·姆林納日，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時刻，我們都保持著友好關系。”當選總書記之后，戈爾巴喬夫立即邀請茲德涅克赴莫斯科，但與他的會見卻不公開。

美國中情局高官艾倫·杜勒斯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出版的《間諜藝術》一書中承認，西方情報機構密切關注著社會主義國家“各個級別的共產黨員，從最高層到基層，認真建立檔案卷宗，詳細記錄他們的活動和講話，個人和社會生活的有關情況”。蘇聯克格勃將軍西多連科（Андрей Сидоренко）回憶說：“20世紀60年代中期，克格勃從其消息來源得到了關于中央情報局和美國其他特工機構轉入招募所謂利益代理人的第一份情報。”“而招募這些利益代理人，是為了在將來使用，即指望在今后的某一未知的時刻，他們能夠晉升到黨和國家機關、有影響的社會機構以及蘇聯軍隊，并在那里工作。”俄羅斯歷史學家奧斯特羅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Островский）在《誰扶持了戈爾巴喬夫？》一書中提出：“戈爾巴喬夫的姓名出現在中央情報局人物資料卡片的時間，不會晚于1968年，當時他任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黨委第二書記。”

蘇聯解體后，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不無驕傲地在莫斯科紅場散步并說道：“我們知道，無論施加經濟壓力還是進行軍備競賽，甚至用武力也拿不下來。只能通過內部爆炸來毀滅它。”原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說：“如果內部沒有一個實際上完全奉行蘇聯的敵人所樹立的目標的‘第五縱隊’，而只靠外部力量，誰也不能把我們國家怎么樣。”。原蘇聯國防部長德米特里·亞佐夫說：“有一支所謂的‘第五縱隊’，這些人依靠美國人吃飯。這些人不多，但正是他們打殘了蘇聯。”

在戈爾巴喬夫去世后，拜登等西方國家領導人給予他極高的評價，毫不吝嗇地給他獻上了種種溢美之詞。美國總統拜登稱：“戈爾巴喬夫是一位有著非凡遠見的人。在他上臺執政時，冷戰已持續了將近40年，而共產主義存在的時間甚至更久，帶來毀滅性的后果。蘇聯高層領導人中幾乎沒有人有勇氣承認需要進行改變。作為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的成員，我看到戈爾巴喬夫這樣做了，并且他做的不止于此。”英國首相約翰遜表示：“我對戈爾巴喬夫去世的消息感到悲傷。我一直欽佩他為和平結束冷戰表現出的勇氣和誠實。”

“第五縱隊”的存在，使美西方和平演變戰略獲得全面的“勝利”。這是自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后，西方從未有過的“勝利”。蘇聯“第五縱隊”的危害告訴我們，軍事戰場上的戰斗往往因為看得見而驚心動魄，但是在經濟、思想、文化等看不見的戰場上的戰斗，表面上風平浪靜，但因其具有很強的隱蔽性、迷惑性，往往變得更加致命。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在蘇聯策反安置的“第五縱隊”包括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葉利欽等人與西方反蘇勢力里應外合搞垮蘇聯的黨和國家是不爭的事實，其過程觸目驚心，很值得我們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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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原刊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