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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全景：毛澤東改造世界的價值取向是為人民服務

點擊：  作者：王志剛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22-11-12 10:01:14

 

【編者按】2022年11月8日下午4時30分，中共中央組織部原部長張全景同志離開了我們。張全景老部長是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堅定維護者，是始終堅守人民立場、為人民利益不懈奮斗的我黨優秀領導干部，我們表示深切的哀悼和崇高的敬仰！今天，我們重新編發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王志剛同志對張全景老部長生前的這篇采訪，讓我們從老部長那里深入學習領會毛澤東思想的核心要義，用為人民服務的核心價值追求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促進“以人民為中心”的新發展理念落到實處。

 

毛澤東改造世界的價值取向是為人民服務

——再訪中共中央組織部原部長張全景

王志剛

【簡介】張全景，男，1931年生，山東省平原縣人。1946年2月參加革命，1949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共山東省德州市委副書記，中共山東省委組織部副部長，中共山東省委第四屆委員會委員、常委、省委組織部部長，中共山東省委第五屆委員會委員、常委、省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部長，中共中央黨的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全國黨建研究會會長等職。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常委。2022年11月8日下午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

 

中共中央組織部原部長張全景同志離休后一直關心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經常參加各種學術研究活動，堅決維護黨的光榮歷史，旗幟鮮明地批駁歷史虛無主義，特別是致力于學習、宣傳和捍衛毛澤東思想。王志剛同志對他的專訪《毛澤東是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歷史巨人》發表后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在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之際，本刊特委托王志剛同志就毛澤東怎樣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問題對其再次進行了采訪。張全景同志結合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感悟，談了對該問題的深刻認識。

王志剛：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202次提到人民，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和“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這和毛澤東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思路有何聯系？

張全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反復強調，全黨同志要堅定共產主義理想，踐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這與毛澤東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王志剛：是否可以這么理解，毛澤東改造世界的著眼點是改造人，要把人改造成具有高度共產主義覺悟的人，就要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核心價值追求？

張全景：是的。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靈魂，也是保持黨的團結統一的思想基礎。要把堅定理想信念作為黨的思想建設的首要任務，教育引導全黨牢記黨的宗旨，挺起共產黨人的精神脊梁，解決好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個‘總開關’問題，自覺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實踐者”[1]。這段話明確地告訴我們，解決了“三觀”問題，才能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實踐者。這和毛澤東的論述——“現在的努力是朝著將來的大目標的，失掉這個大目標，就不是共產黨員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產黨員”[2]——完全一致。“今日的努力”，從根本上說就是為人民服務，離開了為人民服務的“努力”，就迷失了方向。毛澤東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改造世界的核心價值取向，是因為他深知實現共產主義要求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人的覺悟極大提高，這兩個“極大”需要在“兩個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改造）中實現“兩個決裂（與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才能達到。價值取向決定著想不想改造、能不能改造、怎樣改造，為人民服務就成為“兩個改造”中最核心的價值取向。所以，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是為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目標而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具體體現。沒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和行動，共產主義信仰就是假的。為人民服務作為改造世界的核心價值取向集中體現了毛澤東思想的人民性和實踐性，是馬克思主義的知行統一觀。

1939年2月，毛澤東在給張聞天的信中第一次提出“為人民服務”的概念。1945年4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大報告中正式提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并將其明確為黨的根本宗旨。這期間的《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三篇著作（后來被稱為“老三篇”），深刻闡明了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通俗易記，并且有很強的可操作性。“老三篇”最容易懂，但真正做到卻不容易。其為每個共產黨人和革命戰士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提供了具體的遵循，為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發揮了重大作用。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把為人民服務作為全社會的價值取向，更是為提高人們的道德水平、營造風清氣正的社會氛圍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王志剛：請您圍繞“老三篇”對“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進行一下解讀吧！

張全景：好的，共同學習。

 

一、樹立起思想道德建設的高標準

 

王志剛：您多次談到為人民服務與思想道德建設的關系，那么從核心價值取向層面應該怎么認識？

張全景：人是有思想的，思想是指揮行動的。治黨治國關鍵是管人，管人重在管心。這個心就是思想道德建設。歷代王朝都強調德在治國中的重要性，但都沒能走出“得民心——失民心”的怪圈，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未能樹立思想道德建設的高標準。五四運動后誕生的中國共產黨，其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改造社會、改造人，這就把思想道德建設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為人民服務》開篇就是：“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張思德同志就是我們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同志。”[3]毛澤東的這段話，與《紀念白求恩》中“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4]和《愚公移山》中“人民是上帝”等論述，以及后來對雷鋒的評價，樹立起了思想道德建設的高標準與做人做事的榜樣和楷模。

王志剛：毛澤東為什么確立這么高的思想道德標準？

張全景：改造社會、治理國家在精神層面上靠的是思想道德和法律這兩條線，思想道德這條上線拉起來了，法律這條底線才守得住。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的自殺率、精神病率、社會犯罪率創全球最低，與全社會由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取向形成的思想道德建設高標準有直接關系。作個比喻吧，為人民服務形成的思想道德標準是跳一跳或者跳三跳才夠得著的；為人民幣服務則是不用跳，伸手可得，甚至是坐著躺著就行了。

“求其上者得其中，求其中者得其下，求其下者無所得”。也就是說，立上等的目標，可能得到中等效果；立個中等的目標，可能得到下等效果；立下等的目標，可能什么效果也達不到。這是思想道德建設的規律。毛澤東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改造社會的價值取向，是對這一規律的認識和運用。這一高標準來自兩個結合和創新，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與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優良傳統相結合，找到了中國革命的新路，形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文化。

王志剛：您的意思是說，為人民服務思想道德建設的高標準是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中形成的？

張全景：是的。“為人民服務”的理念，首先來源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貫思想。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早就有“人民”“人類解放”的提法。馬克思在談到“對國王來說，一切政治因素中最危險的是人民”時，說“真正的人民即無產者、小農和城市貧民”[5]。《共產黨宣言》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6]列寧也指出，俄共（布）“不是為飽食終日的貴婦人服務，不是為百無聊賴、胖得發愁的‘一萬個上層分子’服務，而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7]。可見，馬克思主義早就有“為什么人謀利益”“為什么人服務”等思想，其核心內容是為“絕大多數人”，而不是為“少數人”服務。這是毛澤東“為人民服務”思想的主要理論來源。因為毛澤東自1920年讀了《共產黨宣言》、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后，為共產主義奮斗到底的信念從來沒有動搖過。他反復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并結合實際領會理解，融會貫通。取“階級斗爭”四個字，賦予階級斗爭新內容，把為人民服務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根本宗旨、進而使之成為全社會的核心價值追求，這是毛澤東為中國革命進而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作出的突出貢獻。

其次，來源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其中也不乏強調為國家、民族而奉獻的精神。如“夙夜在公”“祛私”“國而忘家，公而忘私”“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精忠報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富天下，強天下，安天下為最大功利”等。毛澤東通古博今，讀了大量的史書，對中國的傳統文化信手拈來，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進行批判地繼承，吸收到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之中。

最后，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來源于中國革命的長期具體實踐。中國共產黨是按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把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根本宗旨和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基本觀點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為了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利益，領導人民進行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毛澤東投身中國革命之初，就決心改變人民大眾的困苦處境，決心為全中國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貢獻自己的力量。從親近農民、心憂天下到為國為民，毛澤東的人生腳步朝著為人民謀利益的方向邁進。

在著名的三灣改編中，毛澤東廢除了舊軍隊的編制體制和管理辦法，確立了連隊建立黨支部和連以上建立士兵委員會兩項新制度，使秋收起義的部隊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無軍銜、無軍餉”官兵平等的新型人民軍隊。黨領導的人民軍隊，要為人民打天下，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呼之欲出。理論指導實踐，實踐推動理論創新。從三灣改編到《古田會議決議》，毛澤東旗幟鮮明地提出了關于我軍性質和基本任務的重要思想，集中解決了“為誰當兵、為誰打仗”的問題。通過思想上建黨、政治上建軍，既消除了非無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影響，也通過教育將革命意識的基因注入農民意識中，使一支以農民為主體的軍隊樹立起了“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8]的宗旨。

從土地革命時期打土豪分田地以及《井岡山土地法》《興國縣土地法》的制定，提出《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到抗日戰爭時期減租減息政策、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的制定以及大生產運動，無不體現著黨的宗旨。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說：“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于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9]

1939年2月，毛澤東在關于《孔子的哲學思想》一文給張聞天的信中，明確提出“為人民服務”的概念。他在批判孔子的“知仁勇”的道德觀時說：“孔子的知（理論）既是不根于客觀事實的，是獨斷的，觀念論的，則其見之仁勇（實踐），也必是仁于統治者一階級而不仁于大眾的；勇于壓迫人民，勇于守衛封建制度，而不勇于為人民服務的。”[10]

1939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中說，加拿大共產黨員白求恩具有“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每一個中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種精神”[11]。

此后到張思德犧牲前，毛澤東多次強調“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12]。一個人之所以可貴和受人尊敬，要有一個標準，就是“他一輩子總是做好事，不做壞事，做有益于人類的事，不做害人的事”[13]。

在張思德追悼會召開前不久，毛澤東指出：“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政治，一切政治的關鍵在民眾，不解決要不要民眾的問題，什么都無從談起。”[14]

追悼張思德，毛澤東第一次從理論上闡明了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結合此前的《紀念白求恩》和此后的《愚公移山》兩篇文章，為人民服務形成了系統的理論體系，后來毛澤東又不斷進行了豐富發展。“為人民服務”明確地揭示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的根本宗旨，成為共產黨人和每個革命軍人的行為準則，成為一切革命先進分子的座右銘。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的長期實踐，孕育了中國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偉大思想。延安時期，我們黨有了比較鞏固的根據地，在根據地有章有法地進行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建設，有了正反兩個方面的革命經驗，有了以毛澤東為首的比較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并經過延安整風和馬克思主義學習教育運動，毛澤東和黨的其他領導人能比較深入地進行理論探索和研究，這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思想的形成并成為全黨的共識提供了實踐經驗和歷史根據。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是共產黨人改造世界的無價之寶。

王志剛：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什么這么重要？

張全景：這是由毛澤東思想的人民性即階級性和實踐性決定的。“為人民服務”作為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和精髓，集中體現了人民性和實踐性。《為人民服務》一文，五個自然段765個字，字字千鈞，是對白求恩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15]的延伸。毛澤東在《愚公移山》中把人民當上帝，鼓勵大家學習愚公堅韌不拔和頑強拼搏的精神，牢記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一道挖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這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16]。可見全心全意、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是道德要求，也是行為規范，既樹立了思想道德建設的高標準，又樹立了做人做事的高標準。

延安時期，邊區為什么能做到“十個沒有”，就是因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樹立了道德的高標準。陳嘉庚在延安看到了希望。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什么是完全徹底？就是不帶私心，不能半心半意、三心二意，而是言行一致、一心一意。只要是人民利益需要的，就是我們要做的。不論職務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不論什么情況、順境逆境，為人民服務都是一以貫之的價值取向。不按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取向去做，社會就要出大問題，這是為人民服務的人民性即階級性決定的。

王志剛：20世紀80年代初，有人從討論“人生的路越走越窄”“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到宣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這種降低道德標準的做法對社會的危害極大。

張全景：沒錯。宣揚人的本性自私是《紅燈記》中鳩山的哲學，“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是剝削階級人生觀的集中體現。王連舉信，當了叛徒；李玉和不信，血灑疆場。正是千千萬萬個不信“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李玉和們用犧牲奉獻換來了中國革命的勝利。楊靖宇面對叛徒的利誘勸降，大義凜然地說道，“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那種認為“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說“無私奉獻少數人可以，多數人不行”的觀點是唯心史觀、是喪失理想信念的表現。想想90多年前的中國，井岡山上沒有軍銜、軍餉，官兵平等、軍民一致，當兵沖鋒是自愿，這是多么高的道德標準！國民黨當兵抓壯丁，沖鋒靠的是100塊現大洋、二兩大煙土并用槍逼著，這就是把人性建立在自私的基礎上。兩軍對壘的是血肉之軀，打的是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要是“多數人不行”的話，就建立不了井岡山根據地。人民軍隊從上井岡山的800人，到解放戰爭打敗蔣介石的800萬人，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發展過程是踐行為人民服務宗旨的過程，是高尚道德戰勝低劣道德的過程。特別是看看延安的整風運動和解放戰爭中的新式整軍運動，就可以感受到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取向在提高整體道德素質中的巨大作用。可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是為人民服務價值觀的勝利。蔣緯國說國民黨敗在缺信仰。胡宗南占領了延安，要學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結果學不了，因為剝削階級的世界觀與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取向是相悖的。

唯物史觀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17]，為人民服務就成為價值取向；唯心史觀相信精英政治，“勞心者治人”，個人利益至上就是價值追求。當個別黨員干部以“人的本質是自私的”“領導干部也是人”，對自己蛻化變質的行為和令人咋舌的腐敗行徑進行辯解開脫時，道德標準就大大下降了。“德不配位，必有禍殃”“無德有才是禍害”，只要自私懶惰，就一定是道德素質低下，因為背離了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取向。蘇共垮臺就垮在這里。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都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為少數人謀利益。

提倡人人獻出一點愛，標準低，坐著躺著夠得著，物質刺激、獎金掛帥，以自私自利為動力，人生的路會越走越窄；人人發泄一點恨，社會就會烏煙瘴氣。提倡革命加拼命、大公無私，對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取向是強有力的支撐、對正氣是極大的弘揚、對士氣是極大的鼓舞、對安逸享樂是極大的約束。這是因為人人都有私心，為私是順茬，為公是嗆茬。為公提倡十分做不到五分，為私放開一分就可以做到十分。用個人主義調動積極性是惡動力，人人一時受益，長期受害，互害模式下的假惡丑就遏制不住。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關系決定了，政治上針尖大的洞，經濟上就會有斗大的風；斗大的風又會撕大這個洞，形成惡性循環，社會危機就來了。宗教用的是上天堂吸引教徒，也說當好人做好事，但私欲和唯心論結合，與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取向差之毫厘，離題萬里。

理論和實踐一再證明，人心向著真善美，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加強主觀世界的改造，提倡“全心全意”“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豎起了跳一跳才夠得著的思想道德和日常工作的高標準，“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18]，處處為國家、為人民、為別人著想，事事不留爛尾巴，世界才會變得更美好。

共產主義和為人民服務，是新時代區別真假馬克思主義和真假共產黨的試金石。毛澤東一生強調共產主義和為人民服務，無論是戰略謀劃，還是政策策略，都離不開這兩條。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取向占領的是思想道德高地，為人民幣服務則把思想道德建設置于凹地之中。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加強思想道德建設。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要提高人民思想覺悟、道德水準、文明素養，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19]。這就是占領思想道德的高地，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改造世界。

 

二、活出生命的高度

 

王志剛：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中的第二段話為：“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20]您是如何理解這段話的？

張全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這句話出自司馬遷的《報任安書》，是司馬遷寫給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司馬遷以極其激憤的心情，述說了自己受宮刑的遭遇，抒發了內心的無限痛苦，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的生死觀，表現出為實現理想而甘受凌辱，堅韌不屈的戰斗精神。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中用這句話贊揚張思德是為人民利益而犧牲，其死重于泰山，這就把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取向嵌入了人生觀。

王志剛：您如何認識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之間的關系？

張全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是每個人對世界對人生對是非的根本看法，是物質與精神辯證關系的有機統一，三者有區別又緊密相連。不管你有認識還是無認識，人人都受這三觀支配。從主次上說，世界觀決定人生觀和價值觀，人生觀又決定價值觀，人生觀價值觀反作用于世界觀，世界觀是宏觀的，管總；從表里上說，價值觀是表象，在三觀最前沿，反映了人生觀世界觀，人生觀世界觀是內核；從邏輯上說，價值觀是基礎，人生觀世界觀形成于價值觀的積累和變化，價值觀是微觀的，具體規范行為準則。在三觀中，易變多變的是價值觀。價值觀從量變到質變時，會導致人生觀和世界觀的根本改變。價值觀與人生觀聯系最緊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古以來，人就被怎么活得有意義、怎么死得有價值的問題困擾著。

王志剛：請您談一下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張全景：人生觀就是“人活觀”和“人死觀”，就是人怎么活著，怎么死去。人生的價值不但取決于生命的長度——年齡，活了多大歲數；也取決于生命的寬度——事業，為革命干了多少實事；更取決于生命的高度——死的意義，為什么而死。一個人不知道活多大歲數，不能決定生命的長度，但可以努力把握生命的寬度和高度，決定自己去干什么事、干多少事，怎么死得有意義。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取向把生命的寬度和高度大大地拓展了。

毛澤東之所以在《為人民服務》一文中給予張思德極高的評價，主要不在于他有多少突出的事跡，也不在于他的死是多么壯烈，而在于他是為模范地實踐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而犧牲的。通過追悼張思德告訴每一個人，只要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就死得其所；替法西斯賣力，投降當漢奸，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這就把價值觀中的榮辱觀和是非觀講清楚了，也把共產主義的理想通過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觀變成了人生追求。人民軍隊平時樹立了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取向，關鍵時刻就能置生死于度外，壓倒一切敵人。解放戰爭能迅速打敗蔣介石、抗美援朝能打敗武裝到牙齒的美帝國主義，都與人民軍隊在為人民服務價值取向引導下確立的苦樂觀和生死觀緊密相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革命戰士人生價值追求的真實寫照。

“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活百年。”《為人民服務》發表兩年后的1947年1月，15歲的共產黨員劉胡蘭在地主還鄉團的威脅面前堅貞不屈，大義凜然地說：“怕死不當共產黨！”敵人將6位年齡稍大的黨員干部打昏后當場鍘死，但她毫不畏懼，從容躺在鍘刀下，以一腔熱血譜寫了青春輝煌，對生命的高度進行了最好的解讀。正在轉戰陜北的毛澤東深受感動，揮筆寫下了“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八個大字。一些人在主張軍隊“國家化”“非政治化”的同時，攻擊“寧死不屈”缺乏人性，說打不過就投降是最好的選擇，照他們的說法去做，劣勢裝備是無法打敗優勢敵人的，那又何來的民族尊嚴、民族解放和獨立？可見這種“人性論”背離了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取向，是為剝削階級服務的。

王志剛：有人說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取向在戰爭年代可行，在和平時期不行。對此，您怎么看？

張全景：這是一些人為資本主義搖旗吶喊而找的借口。為人民服務作為價值取向，經過新中國成立后70多年的實踐檢驗，證明是完全正確的。為人民服務作為我們黨的根本宗旨，從來沒有動搖過，不但寫入了黨章，也寫進了憲法。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為人民服務作為全社會的價值取向，改造著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改造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可以說對社會的改造是相當成功的。毛澤東反復強調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人人需要改造的社會，并特別強調黨員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的改造。他圍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個核心價值取向為社會導航，提高了全國人民的精神境界和是非辨別能力，規范了行為。

毛澤東不但把為人民服務確立為黨和軍隊的宗旨、數次為集體和個人題寫“為人民服務”，而且還親自抓雷鋒這個為人民服務典型的宣傳推廣。他曾多次說到雷鋒。1963年2月初，《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中國青年報》等相繼報道了雷鋒的事跡，摘發了雷鋒的部分日記，《解放軍報》連續發表了《像雷鋒那樣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等三篇社論。毛澤東仔細閱讀后，對羅瑞卿說：“雷鋒值得學習啊！向雷鋒學習，也包括我自己，我也向雷鋒學習。”[21]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講雷鋒。毛澤東第二次講雷鋒是為《中國青年》雜志題詞。他在把“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題詞交給秘書林克轉《中國青年》編輯部時說：“學雷鋒不是學他哪一兩件先進事跡，也不只是學他的某一方面的優點，而是要學他的好思想、好作風、好品德；學習他長期一貫地做好事，而不做壞事；學習他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當然，學雷鋒要實事求是，扎扎實實，講究實效，不要搞形式主義。不但普通干部、群眾學雷鋒，領導干部要帶頭學，才能形成好風氣。”[22]毛澤東第三次講雷鋒是在1963年5月召開杭州會議期間。他對參加會議的中央領導說：“我看過雷鋒日記的一部分，此人懂得一點哲學。”[23]他進一步指出，雷鋒的日記中有很多很好的辯證法的觀點和語言，比那些死讀書的大學生的論文強多了。第四次是1965年8月30日，毛主席跟在廬山給自己做過保健工作的鐘學坤說：“你大學畢業了，以后要好好工作，還要繼續學習專業知識，不要驕傲，要腳踏實地地為人民服務。”并題詞：“學習白求恩，學習雷鋒，為人民服務。”[24]第五次是毛主席對自己的子女毛岸青、李敏、李納說：“我們要向雷鋒同志學習”。從肯定張思德到肯定雷鋒，毛主席抓住了改造世界觀這個防止人變質的根本。

雷鋒讀著“老三篇”成長，是毛澤東思想哺育起來的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他的模范事跡和崇高精神在全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那是一個人人學哲學、學雷鋒的時代。雷鋒的名言深入人心，為人們所遵循。如“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吃飯是為了活著，而活著不是為了吃飯”“自己活著，就是為了使別人活得更美好”“一滴水只有放進大海里才永遠不會干涸，一個人只有當他把自己和集體事業融合在一起的時候才能最有力量”，等等，這些話是為人民服務社會價值取向的集中反映。為人民服務作為價值取向，是用“公”字調動積極性，充分發揮人心向善的一面，限制了人的劣根性。整個社會風氣蓬勃向上，比學趕幫超，大家是在好中找好，只有更好沒有最好。為了祖國的明天更美好，努力學習，努力工作，努力做事，奮斗并快樂著。

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中號召學習白求恩“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25]。這段話告訴我們，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取向體現了完全的平等，不管高官還是百姓，“只要有這點精神”就好，這就使每一個人經過努力改造增加了生命的寬度和高度，人人感到活得有意義，就能珍惜生命、親情、友情，幸福指數就高。那個時代雖然也有打架斗毆、貪污盜竊等社會問題，但數量少并且越來越少，殺了張青山、劉子善，沒有再槍斃一個中高級干部，貪污等犯罪問題很少，要知道當時貪污1萬元就要槍斃，5千元就要判重刑！當時社會整體風氣好是世界公認的。人改造環境，環境改造人。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取向，通過學雷鋒、“興無滅資”，在意識形態領域鏟除社會腐敗的土壤；通過群眾運動、“斗私批修”，在政治形態領域鏟除社會腐敗的土壤；通過縮小私有制、擴大公有制，在經濟形態領域鏟除社會腐敗的土壤。這就是那時家庭、學校、社會一致向上的根本原因。

雷鋒精神是寶貴的精神財富，代表了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和共產黨的紅色基因。“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樣火熱，對待個人主義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所體現的“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斗志”[26]，不正是我們跟著中國共產黨奪取偉大斗爭新勝利，把中國共產黨領導了100年的偉大社會革命繼續推進下去，防止和平演變，戰勝“兩面人”、清除腐敗，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保持共和國的顏色是紅色的，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所需要的嗎？

一些黨員干部差就差在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樹立得不好，甚至根本沒有樹立。有的人總是先為自己打算，甚至干一些違法亂紀的勾當。黨的十八大以來，已有不少黨政軍高級干部落馬。紀檢監察部門每年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案件數量之大也是觸目驚心。我曾到槍斃劉青山、張子善的地方去看過，現在中紀委在那里辦了一個教育中心。我看了以后，想到一個問題，我們常說毛澤東那個時候管理很嚴，“槍斃了劉青山張子善，管了幾十年”，我想這句話不完全對。為什么不完全對呢？管理嚴是一回事，但更深層次的一個道理是什么呢？是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取向。從1951年年底至1952年開展“三反”“五反”運動，1955年農業合作化高潮形成，到1956年“一化三改”實現了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腐敗的現象自然就少了。腐敗問題與生產資料所有制密切相關。“公有”是產生公心的物質基礎，“私有”也是產生私心的根源，這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原理所揭示的，也是社會主義改造后形成的良好黨風、政風、民風所證實了的。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強調，“四大考驗”是長期的、復雜的、嚴峻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時期，“四大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的面前。我們可以思考一下，這“四大考驗”“四大危險”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是什么原因導致的，怎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從老百姓一句“誰為公家造假”，可以感受到公有制是杜絕假冒偽劣的治本之策；再看看一些私營老板送出一只雞，就要換回一頭牛，想盡辦法“圍獵”領導干部的現實，說到底，鏟除腐敗的根源，一定要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層面來審視。還是毛澤東說的，新舊社會的根本區別是“所有制變更了”。鬧革命奪權，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取向，是為了變更所有制；新中國成立后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取向，是為了鞏固變更了的所有制；現在我們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取向，是為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動搖。可見，為人民服務與建立公有制、鞏固公有制是連在一起的。

習近平強調要傳承“雷鋒精神”，提出“雷鋒是我們‘民族的脊梁’”“雷鋒精神是永恒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生動體現”“讓雷鋒精神落地生根”，強調“要做雷鋒精神的種子”“讓雷鋒精神在全社會蔚然成風，世世代代弘揚下去”[27]。習近平對雷鋒精神念茲在茲，并在治國理政的實踐中布局著雷鋒精神的新時代傳承。習近平指出：“最大的誘惑是自己，最難戰勝的敵人也是自己。一個人戰勝不了自己，制度設計得再縝密，也會‘法令滋彰，盜賊多有’。”[28]黨員干部乃至每一個人都要牢固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一定要有正確的生死觀，把人為什么活著、為什么死的問題想清楚。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奮斗一輩子、改造思想一輩子。如果只是為自己、為家庭而活著，那個意義是很有限的。想想看，要是人人像張思德、雷鋒那樣活著，能有這么多司乘糾紛、醫患糾紛、鄰里糾紛、家庭糾紛，以及各種社會冷漠癥的發生嗎？只想著過好自己的小日子，這個小日子一定過不舒坦，一定是家家有本難念的經，越念越難。只有遵循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取向，行“天下為公”的大道，為國家、為社會、為民族的利益努力工作，努力奉獻，才能既保重身體活出生命的長度，又奮斗到底活出生命的高度！

 

三、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改正錯的

 

王志剛：《為人民服務》一文中的第三段寫道：“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采用了。只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29]您認為這段話在《為人民服務》中處于什么地位？

張全景：這段話非常重要，它告訴我們，只有為人民服務，才能充分發揚民主、聽取別人的意見建議、改正自己的缺點錯誤，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這是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基本要求。達不到這一基本要求，聽不進不同意見，就談不上為人民服務了。其實，理解這段話的極端重要性，只要反過來一看就清楚了：因為你不是為人民服務的，是為人民幣服務的、為自己服務的，所以，如果有缺點，就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指出問題都不行。為人民幣服務，為私，理都是自己的。盡管你說得對，我也不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對我自己沒有好處，就不照你的辦。只要我們不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不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衰敗下去。從自我改造、樹立正確思想的角度來看，對照“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這段話，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單位，改正缺點錯誤難的癥結就很容易找到了。

王志剛：毛澤東的這段話越學越有味道、越想越深刻，特別是聯系歷史和現實來思考理解，就更深刻。

張全景：是的。從三灣改編讓戰士有說話的權利、實行“三大民主”到1945年黨的七大，毛澤東把批評與自我批評概括為黨的三大作風之一，并把有無認真批評和自我批評作為共產黨與一切剝削階級政黨的根本區別，共產黨就是在批評和自我批評中總結教訓、改正缺點、修正錯誤，不斷校正航向，端正思想政治路線，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從失敗走向勝利、從勝利走向更大勝利，足見“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的論斷，在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中是多么重要。

毫無疑問，在毛澤東提出的為人民服務思想中，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實現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改正錯的，不僅是為人民服務價值取向的內容，而且是實現為人民服務價值取向的根本保證。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就是要求我們順民心、聽民聲、聚民智，想問題、辦事情，都要考慮人民的利益，看人民需要不需要，滿意不滿意。

早在井岡山根據地和中央蘇區時，毛澤東就非常注重根據地人民的休養生息，盡可能地減輕人民負擔，親自調研經濟建設情況，寫了《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提出了“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著名的觀點，要求黨組織關心群眾的一切生產生活問題，例如，柴米油鹽問題、對面小橋壞了的問題、婦女生孩子的問題等。延安時期更是這樣。1941年11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上宣布：“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30]1942年3月，毛澤東在《關于共產黨員與黨外人員的關系》中指出：“共產黨的唯一任務，就在團結全體人民，奮不顧身地向前戰斗，推翻民族敵人，為民族與人民謀利益，絕無任何私利可言。”[31]5月，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指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32]強調我們的文藝要為工農兵群眾服務，為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民服務。12月，他在總結財政經濟工作的長篇報告《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又指出：“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我們還有許多同志的頭腦沒有變成一個完全的共產主義者的頭腦，他們只是做了一個方面的工作，即是只知向人民要這樣那樣的東西，糧呀，草呀，稅呀，這樣那樣的動員工作呀，而不知道做另一方面的工作，即是用盡力量幫助人民發展生產，提高文化。為了革命，為了抗戰，我們向人民要東西是完全合理的。我們的同志做了這一方面的工作算是做了他們應做的革命工作，這是很好的。但這只是做了一個方面的工作，而且還不是第一個方面的工作。我們的第一個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東西，而是給人民以東西。我們有什么東西可以給予人民呢？就目前陜甘寧邊區的條件說來，就是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物質福利，并在這個基礎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與文化程度。”“這一方面的工作是每個在農村工作的共產黨員的第一位工作。只有在做了這一方面的工作，并確實生了成效之后，我們去做第二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東西的工作時，我們才能取得人民的擁護，他們才會說我們要東西是應該的，是正當的；他們才會懂得他們如不送出糧草等等東西給政府，則他們的生活就不會好，就不會更好。這樣我們的工作才不是勉強的，才會感覺順利，才會感覺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了。這就是我們黨的根本路線，根本政策，每個同志（軍隊的同志也在內）都要好好去研究。”[33]1943年7月，毛澤東起草的抗戰六周年紀念宣言說：“共產黨員應該緊緊地和民眾在一起，保衛人民，猶如保衛你們自己的眼睛一樣，依靠人民，猶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樣。”“共產黨員是一種特別的人，他們完全不謀私利，而只為民族與人民求福利。他們生根于人民之中，他們是人民的兒子，又是人民的教師，他們每時每刻地總是警戒著不要脫離群眾，他們不論遇著何事，總是以群眾的利益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因此他們就能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這就是他們的事業必然獲得勝利的根據。”[34]11月，毛澤東尖銳地批評有些同志脫離群眾，不了解群眾的情緒，“只知道向他們要救國公糧，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幫助群眾解決他們‘救民私糧’的問題，然后僅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決救國公糧的問題，那末，這就是沾染了國民黨的作風，沾染了官僚主義的灰塵”[35]。毛澤東把聽取群眾的聲音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到了與黃炎培“窯洞對”時，毛澤東對依靠人民監督走出“‘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率”已胸有成竹。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提出了“兩個務必”。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為了讓人人負起責來監督政府想盡了辦法、費盡了心血。20世紀50年代初，面對部分黨員干部居功自傲、腐化墮落的情況，毛澤東發動群眾開展了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及經濟領域的“五反”運動，接下來是整黨整風，提出充分發揚民主，讓人講話，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36]。對于大躍進中產生的“五風”（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瞎指揮風），毛澤東指出：“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干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37]他還說：“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是為人民服務，否則是國民黨作風。對群眾沒有感情，對貧農下中農沒有感情，不顧群眾死活，不了解情況，不聽群眾的話，也不聽上邊的話，這種人不能做領導工作。”[38]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帶頭做自我批評，把發揚民主、讓人批評、讓人講話，與加強民主集中制、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團結教育全黨全民緊密聯系在一起，留下了“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臺”[39]的至理名言。

王志剛：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說，“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40]。他為什么說“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

張全景：一些同志對毛澤東說的“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41]好理解，對要聽“罵自己的話”總覺得接受不了。其實，在毛澤東看來，從為人民服務的立場出發，堅持好的、改正錯的，就不怕任何人、用任何方式批評指出缺點，就是讓人講話。共產黨來自人民，不在人民之上，不在人民之外，而在人民之中，哪有共產黨怕群眾的道理？共產黨是按照馬克思主義辦事的，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真理是罵不倒的。被敵人罵是好事，從反面受到教育；被人民罵，也是好事，引起警覺，找到癥結，改進工作，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毛澤東說“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是有緣由的。

在李鼎銘提意見之前，有這樣一件事。1941年6月3日下午下大雨，一道閃電躥入陜甘寧邊區政府小禮堂會議室，劈死了正在參加縣長聯席會議的延川縣代理縣長李彩榮，與此同時，一位老漢拴在木樁上的毛驢也被雷電打死。老漢圍著毛驢邊轉圈跺腳、邊嗚嗚地哭：“老天瞎了眼，為什么不讓雷公打死毛澤東，偏要打死李縣長，打死我的毛驢！”此事引起了邊區保衛部門的高度重視，認為希望打死毛澤東的人，不是敵人，也是敵人的幫兇，再加上延安又時常有潛伏的敵特活動，保衛部門把這個老頭和說過同樣意思話的老太太都抓了起來，要治罪。毛澤東知道后，不僅制止保衛部門追究，而且親自聽取了群眾的意見。在他看來，“罵人也是一種提意見的方式”“人民擁護我們，是因為我們這個隊伍是革命的隊伍，是為著解放人民的，不管他采取什么方式提出批評意見，我們也應該接受”。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還專門談到這次“雷擊事件”，他說：“一九四一年邊區要老百姓出二十萬石公糧，還要運輸公鹽，負擔很重，他們哇哇地叫。那年邊區政府開會時打雷，垮塌一聲把李縣長打死了，有人就說，唉呀，雷公為什么沒有把毛澤東打死呢？我調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征公糧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興。那時確實征公糧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42]1977年鄧小平復出后還提到這件事，說毛澤東肚量大。其實，這不光是個肚量問題。它事關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堅持錯的，有一千條理由；改正錯的，有“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這一條理由就夠了。不爭論，就分不清是非。真理在真話中，不爭論就聽不到真話，沒有真話哪有真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43]，是講真話不可或缺的條件。

“雷擊事件”推動了陜甘寧邊區乃至整個抗日根據地大生產運動的深入開展。隨后，李鼎銘提出的“精兵簡政”建議大受歡迎，毛澤東當即寫了批語：“這個辦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們的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癥藥。”李鼎銘的事例進入了“為人民服務”的演講中。“精兵簡政”政策的制定推廣，對戰勝困難、改變不良作風、提高工作效率起了積極作用。這也是毛澤東從群眾的罵聲中對政策的研究調整。

王志剛：為什么說不讓人講話，總有一天會垮臺？

張全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歷代統治階級都懂，但總是眼睜睜地看著民心喪失殆盡。這是因為奴隸主階級和地主階級的政權更迭，奪權前利用民心民意，順應人民的呼聲，甚至收買民心；奪權后權力膨脹的官僚利益集團，就會為了自己的利益堵塞言路。不讓人民說話，就像堵塞了的河流。荀子把君比作舟，把百姓比作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堵塞了的河流就會翻江倒海，成了覆舟之水。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的基礎，是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基礎。權力是人民給的。人民當家作主、參與國家的管理，是通過話語權來實現的，真話、實話、心里話，說得越多越普遍越深刻，民主集中制就貫徹得越好，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就做得越好。相信群眾、相信黨都離不開民主。民主是黨相信群眾的體現，有了民主，讓人民講話，人民才相信黨、才讓你當代表；沒有民主，搞官僚專制，不讓人民講話，違背了人民的意志，人民就唾棄你。民主是穩定和法治的基礎，穩定離開了民主，就埋下了動亂的禍根；法治離開了民主，就不能有效地打擊犯罪。讓人講話，大廣播發達，天不會塌下來，抹不黑共產黨，自下而上的揭露陰暗面，光明面才會越來越多，剔除了腐敗分子，保持了黨的純潔清白，穩定的基礎才會牢固；不讓人講話，小廣播發達，政治謠言滿天飛，不斷積累問題就不斷抹黑了共產黨。一些官僚主義者，怕群眾討論問題，怕提出不同意見，越怕越有鬼。不許人家講話只能垮臺。

王志剛：毛澤東為什么把讓人講話和政策作風緊密相連？

張全景：因為政策和作風背后站著人，反映了世界觀和方法論。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適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定要改正，這就叫向人民負責。”[44]為人民服務的人，制定為人民服務的政策策略；為人民服務的政策策略靠有為人民服務作風的人去執行。好的政策作風都離不開讓人講話。政策的腐敗是最大的腐敗，蔣介石敗就敗在這里。他從“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開始，就搞獨裁，投靠江浙財團，采取了一系列走資本主義道路為少數人謀利益的腐敗政策，抗戰勝利后下山摘桃子，政策腐敗達到了極限，自然人心喪盡，被稱為“獨夫民賊”。

習近平講“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45]。幸福的生活，首先是吃飯和說話。沾染了官僚主義、主觀主義作風，不讓人講話，吃飽了飯照樣造反。靠民主集中制，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王志剛：為什么沾染了官僚主義、主觀主義作風就不讓人講話？

張全景：官僚主義、主觀主義是為人民服務的大敵，其要害是自我膨脹、自以為是、張狂強勢。不管是什么人、處于什么位置，當聽不進不同意見甚至不讓人講話的時候，為人民服務就是假的，解決群眾困難、為老百姓辦事就成了走形式，人民就不買你的賬。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主觀主義三位一體，連著唯心史觀，自我意識膨脹，總覺得高人一等，“老子天下第一”“唯我正確”，目空一切，冷漠無情，做事是“施舍”“恩賜”；為人民服務連著唯物史觀，解決了對人民的根本感情和根本態度問題，是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在人民中出現，與人民心心相印。近幾年，當我看到群眾有實際困難，而有些工作人員作風蠻橫、耍態度，不設身處地為人民著想時，心中就非常難過。

毛澤東說過，“很多人對于官兵關系、軍民關系弄不好，以為是方法不對，我總告訴他們是根本態度（或根本宗旨）問題，這態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從這態度出發，于是有各種的政策、方法、方式。離了這態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錯的，官兵之間、軍民之間的關系便決然弄不好”。“那些認為不是根本態度問題而是技術問題的人，實在是想錯了，應該加以改正才對。”[46]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解決的是根本態度。國民黨800萬軍隊為什么會被相對弱小的共產黨打敗，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如何對待群眾的態度問題。有人問周恩來，為什么蔣介石飛到哪里，哪里就打敗仗；毛澤東坐在農舍里，共產黨卻處處打勝仗？周恩來回答：“我們的軍隊不但在政治方面是民主的，而且在軍事方面也有民主。我們有時甚至還準許士兵討論作戰命令。每個戰斗小組都開‘諸葛亮會’。”[47]外有群眾推小車支援前線，內有“諸葛亮會”，共產黨焉能不勝？可以說，中國革命的勝利，是民主主義戰勝專制的勝利，是“延安作風”戰勝“西安作風”的勝利。政策、制度、方式、方法固然重要，但態度是前提和基礎。解決態度問題是改善干群關系最關鍵、最重要的一步。毛澤東告誡我們，人民群眾是共產黨的“上帝”，“最聰明、最有才能的是有實踐的戰士”[48]。毛澤東針對干部有了權，個人主義膨脹、驕傲自滿、頤指氣使、飛揚跋扈、看不起群眾、以粗暴態度對待群眾等問題指出，“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49]，進而告誡全黨“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50]。這是毛澤東給各級領導干部打的清醒劑和預防針。我國從根本上消除了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基礎，人們在勞動中的關系應當是一律平等，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共產黨人特殊就特殊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反過來就是特權，特權形成的是官僚主義者階級、黨內資產階級。

從毛澤東到習近平，都反復強調“民主集中制”，一直要求解決好“為什么人的問題”，關注“人民群眾反對什么、痛恨什么”。我們要在新的偉大斗爭中，時刻關注人心向背，清楚知道人民群眾反對什么、痛恨什么。充分利用網絡以及微信平臺，在廣泛發揚民主中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全面增強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命、自我提高的能力。牢記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在讓人批評、讓人講話中，真正集中正確的意見，并堅持兩個原則：一個是遵守黨的紀律，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另一個是不準組織秘密集團、不準妄議中央，自覺地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為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凈化政治生態和社會風氣、團結教育全黨全民、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打牢堅實的思想基礎。

 

四、“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

 

王志剛：《為人民服務》中的第四自然段談道：“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還要和全國大多數人民走這一條路。我們今天已經領導著有九千一百萬人口的根據地，但是還不夠，還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斗。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過，我們應當盡量地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我們的干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51]這段話內容非常豐富，請您解讀一下。

張全景：在《為人民服務》的五段話中，這一段最長，是271個字。毛澤東從“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到提出“三個互相”，即“我們的干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可以說是層層遞進，把革命隊伍內部的新型人際關系講得透徹明了。

毛澤東一生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著眼點和落腳點都重在改造人。人是群居的動物。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于社會存在。革命是這一規律的反映。革命要勝利，需要把這個群聚集得越大越好，即“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是《共產黨宣言》發出的時代強音；“論民眾大聯合”“團結起來爭取更大勝利”“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是毛澤東作出的中國式解讀。要凝聚起來，就要改變舊的人際關系，建立起新型的內部關系。三灣改編的劃時代意義，不僅是支部建在連上，還在于軍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建立起平等的人際關系，達到官兵一致、軍民一致。毛澤東在1965年重回井岡山時說：“我們這支軍隊為什么成為新型的軍隊，就是在改造舊中國的同時，也改造我們自己。人的思想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改造的。井岡山上袁文才、王佐，不是被改造了過來，為井岡山根據地做了貢獻。紅軍中的不少干部原來是舊軍官，一個月拿不少大洋，后來不是心甘情愿和士兵一樣嘛？關鍵還是要有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才能官兵一致。”[52]外因是條件、內因是根據。中國革命能夠勝利，起決定作用的是思想政治路線的正確。這一正確的思想政治路線不是外部強加的，是毛澤東在“兩個改造”中制定了正確的政治路線，改變了革命隊伍內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建立起“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的新型關系。

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毛澤東做了最通俗的解讀。革命隊伍中的人，從五湖四海走到一起，革命目標有多么強的號召力和凝聚力啊。目標是信仰、信念的具體化。少數人有革命目標還不行，要和大多數人民走這一條路，現在的根據地還不夠，還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要走這條革命的路、擴大根據地，困難重重，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勇氣。提高了勇氣，去解救受難的人民，履行我們的責任就要努力奮斗。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值得不值得的問題就擺在了每個人的面前，怎么想、怎么看？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就會為人民慷慨赴死、死得其所。“不過，我們應當盡量地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53]這句話，既是對上一句的小結，又是對下一句的過渡，引出了“我們的干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這一膾炙人口的經典語錄。為什么會有這句過渡的話？是有感而發，毛澤東對張思德因生產事故而犧牲感到既悲痛又惋惜。生命至上是毛澤東的一貫思想。

兩軍對壘，雙方都是要“消滅敵人，保存自己”。毫無疑問，毛澤東的“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賠本的買賣不干”的主張，比蔣介石“殺身成仁”“死守硬攻”要高明得多。這是“黨指揮槍”與“軍權私有”的根本區別。“三大民主”建立起平等的內部關系，達到“政治上高度團結”，體現在戰場上就是通過“軍事民主”，減少不必要的犧牲去奪取最大的勝利。董存瑞、黃繼光、邱少云等戰斗英雄，都是為了減少不必要的犧牲，主動獻出寶貴生命的。

戰士為取得勝利自覺自愿的犧牲精神，是革命大目標指引下的英雄主義寫照，更是革命隊伍內部人際關系的反映。不但知道為誰當兵、為誰打仗，而且還知道怎么當兵、怎么打仗，干部、黨員“跟我上”“沖鋒在前，退卻在后”體現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和尊重。毛澤東總是告誡那些官兵關系、軍民關系搞不好的同志“要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干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就能減少不必要的犧牲。“三個互相”，是人際關系中平等和尊重的具體化。

正是因為平等的“同志關系”，得民心、順民意，共產黨才戰勝了國民黨，說到底是“平等”的同志關系戰勝了“不平等”的剝削關系。因此，黨員干部在任何時候都必須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防止內部關系的異化。

王志剛：看來，平等的“同志”關系對黨的事業太重要了。

張全景：是的。解放初期，我參加土改工作隊時才十六七歲，親身感受了內部關系、干群關系的平等融洽。不管哪一級領導，都是一點架子也沒有。我們住在老百姓的土炕上，同吃一鍋飯、同點一燈油、同被虱子咬，聽訴苦、陪流淚。稱呼，要么直呼其名，要么稱老李、老趙、小王、小張，時常加個“同志”，很少稱職務、頭銜。“同志”叫得自然，聽得舒服。我親身體會了黨與人民的血肉聯系，真切感受到了人心向著共產黨。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提出“不忘初心”“黨內一律稱同志”，引起了我的強烈共鳴。

沒有平等觀念，干部關心戰士、“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是不可能的。平等觀念的缺失與理想信念的喪失緊密相關。只有夢想連著理想，心中有一致的革命大目標，才能有平等、純潔、淳樸的同志關系，“三個互相”也就不言而喻了。新時代新長征路上新型的內部關系就要從互稱“同志”做起，沒有平等的“同志”關系，哪有共產主義？唱著國際歌，到處是同志，“英特納雄奈爾就一定能實現”！平等的“同志”關系是“三個互相”的基礎。

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按勞分配制度，經濟收入向體力勞動者傾斜，打破了幾千年來“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政治不平等和經濟不平等。人的社會地位有不同、能力有大小，但在革命隊伍中，只有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從國家主席到挖大糞的清潔工，人格都是平等的，追求的人生價值都是為人民服務，都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為了一個共同革命目標建立起來的平等的同志關系，為一切革命隊伍的人“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進入新時代，習近平反復強調共產主義大目標、強調增強宗旨意識、強調“黨內一律稱同志”，堅決整治“四風”、懲治腐敗，糾正各種特權思想，平等意識大大增強；強調“全面小康路上一個都不能少”[54]“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民族不能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個民族也不能少。共產黨說到就要做到，也一定能夠做到”[55]。在2020年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價值理念貫穿始終，救治80歲以上的老人3600多位，100歲以上的7位，與西方抗疫中老人的高死亡率相比，中國對平等、人權做了最好的詮釋。舉國同心共同抗疫，尊重珍惜每一個生命，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強大的號召力、中華民族強大的凝聚力。

 

五、“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

 

王志剛：《為人民服務》中的第五自然段：“今后我們的隊伍里，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只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制度。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托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56]這是《為人民服務》一文的最后一段。在講解《為人民服務》的時候很少有人提到，是不是這段話在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中無足輕重？

張全景：不是的。《為人民服務》一文一氣呵成，虎頭豹尾，從“完全”“徹底”開始，到“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結束，渾然一體，不可分割。沒有最后這個結尾，不講人死以后怎么辦，從三觀上說就沒有講完全。毛澤東的這段話也是由張思德的后事處理引出來的。

張思德死后，社會部指示就地掩埋，先不報告毛澤東，若毛澤東問到張思德時，再向毛澤東說明情況。中央辦公廳、中央書記處辦公廳、警衛團都同意這個處理方案。當天下午，張思德的遺體被就地掩埋。

晚上，毛澤東得知張思德犧牲的消息，并知道了有人說“張思德只不過是個戰士，戰士死了沒有必要報告毛澤東，就地埋了就行”所反映出的等級思想。毛澤東認為“這種思想不好”，當即把中央書記處辦公廳主任師哲叫來，詳細詢問了事故發生的原因和經過后，說：“前方打仗死人是沒有辦法的事，可后方勞動生產也死人，不該呀！”毛澤東決定把張思德的遺體運回來，他對師哲說：“你去安排幾件事：一、把張思德遺體整理干凈，換上干凈的衣服；二、買一口棺材入殮；三、警衛團開個追悼會，我參加，有話講。”可見，《為人民服務》的演講直接連著毛澤東的平等觀。“今后我們的隊伍里，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只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制度。”[57]這兩個“不管”，明顯指向等級觀念。毛澤東話語一轉，“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托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58]。這就有了更廣泛而深遠的意義。

王志剛：為什么把開追悼會的方法介紹到老百姓那里去這么重要？

張全景：開追悼會實質上是用新文化改造舊文化。婚喪嫁娶是文化，紅白喜事是禮儀。歷代封建統治階級把厚葬久喪定作禮法，常使許多貧困家庭因為安葬死者而陷于破產的境地。只有把新思想與新文化推廣到老百姓中去，才能解決幾千年來形成的陋習痼疾。毛澤東用開追悼會的方法寄托哀思，正是從改造社會，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著眼，自然應包含在為人民服務的道理之中。

新中國成立后，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在移風易俗的新文化中進一步體現出來。1956年，毛澤東指出：“人們由生到死，這是自然規律。人死以后，應當給以妥善安置，并且采取適當的形式進行悼念，寄托哀思，這是人之常情。”[59]追悼死者，是為了激勵活著的人多做“有益的工作”。隨著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農村集體經濟的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占領了農村陣地，“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改造著農民，人死后揚幡招魂之類的封建迷信活動失去了存在的土壤，殯葬改革，把追悼會的方法介紹到老百姓那里去成為現實。一些村還修建了安放骨灰的紀念堂，村上的人死了，由生產隊、生產大隊組織搞一個簡樸的悼念儀式，節約了人財物，起到了促進村民“愛社如家”和使“人民團結起來”的作用。但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地方封建迷信迅速回潮，婚喪嫁娶中的舊禮教呈泛濫之勢，奢靡浪費之風愈演愈烈。除了火化制度堅持得較好外，其他喪葬改革的成果幾乎喪失殆盡，這也從反面告訴我們毛澤東《為人民服務》中的最后一段話多么有現實針對性。

我前幾年到農村去，看到一個村的墻上畫了很多宣傳精神文明的東西，其中有《二十四孝圖》。我說，向鄉親們宣傳孝道是好事情，但要對這《二十四孝圖》好好分析，有一些可以當神話故事來看，有一些是無中生有編造出來的，是胡說八道。比如王祥“臥冰求鯉”。大冬天，誰要趴在那冰上，也融化不了。要真想從那冰下撈魚的話，砸幾個窟窿也行，也用不著去臥冰求魚。再看郭巨“埋兒奉母”，因為郭巨的兒子與母親爭吃的，他就要活埋兒子，這樣就挖出金子來了。這不是宣傳宿命論嗎？殺孩子，這不是犯罪嗎？真把孩子活埋了，還不把老人氣死，還行什么孝？所以不加分析地盲目宣傳一些封建主義的孝道會損害精神文明建設。這個村還修了功德坊，村里人說，“文化大革命”前這里有個貞節牌坊，“文化大革命”時把它推倒了，現在我們又建一個功德坊。我說，用這種形式，你可以表揚好人好事，你這個村有沒有烈士啊？他說，也有烈士。我說，這烈士算不算功德？他說，那當然應當算。我說，你那牌坊怎么沒有這些烈士呢？他說，您這個意見非常好，我馬上就改，把烈士的事跡刻上去。功德沒界定，是非就難分清。現在有一些社會問題，有人說是毛澤東否定歷史文化造成的，這個看法是不對的。那個時候，社會秩序有多么好，幾乎就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沒有吸毒、賣淫、嫖娼的，而現在為什么這些現象在一些地方又死灰復燃呢？我的看法是，社會道德出現的滑坡，不是傳統文化的缺失，而是紅色文化的斷流，一些時候一些人把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宗旨淡忘了，不敢講“大公無私”“共產主義”了，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認識模糊了。如果對根本問題的認識不正確，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領域是非不分就不可避免。毛澤東博古通今，在批判地吸納傳統文化、古為今用方面作出了表率，這在他的文章著作中俯拾皆是，如對孔子、老子、荀子等諸子百家的思想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加以改造，推陳出新。《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理論就充分體現了優秀傳統文化。按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去做，對同志對人民都要滿腔熱忱，何況對親朋好友，行孝自然不成問題；不把為人民服務作為全社會的價值追求，封建禮教甚至宗教就會大行其道，其結果是孝子賢孫少了，不肖子孫多了；為人民幣服務，商品交換的原則浸透了社會生活，就會使家庭關系、鄰里關系緊張，鄉風民風烏煙瘴氣，娶不起葬不起就成了現實。把開追悼會的方法介紹到老百姓那里去，“用這樣的方法，寄托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60]，移風易俗，改造舊文化，毛澤東抓住了牛鼻子，70多年過去了，這些話依然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進入新時代，習近平強調要弘揚新風正氣，推進移風易俗，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煥發鄉村文明新氣象。多地發文要求從黨員干部做起，針對鄉村婚喪中仍普遍存在的問題，持續開展移風易俗行動，制定鄉規民約，建立“村民議事會”“紅白理事會”“道德評議會”和“禁毒禁賭會”。提倡婚事新辦、喪事簡辦、喜事小辦或不辦、“惡俗”陋習禁辦。提出黨員干部嚴格控制操辦酒席范圍和規模、認真執行“事前報告、事后說明”制度，簽訂移風易俗承諾書，嚴格限制隨禮錢數，儀式從簡，不大擺筵席、隨禮不就餐等具體要求。農村中那種黨員干部講排場比闊氣、大操大辦“紅白喜事”，助長的攀比奢靡之風、陋習舊俗，基本得到了遏制。近幾年，尤其是在脫貧工作中，廣大農村開始重新重視并做大做強集體經濟，比如煙臺學習《塘約道路》開展的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取得了很好的成績，集體主義精神重新煥發出來，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號召力、戰斗力、組織力大大增強，是十分可喜的事情。我們要進一步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用宗旨意識指導移風易俗，更好地教育人民、團結人民、造福人民。

為人民服務說著容易，做著難；說別人容易，說自己難；一時容易，一輩子難。毛澤東提出“為人民服務”，自己用畢生精力身體力行，是“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典范，公者千古；習近平以“我將無我，不負人民”和夙夜在公的精神，“為中國的發展奉獻自己”，是一心為人民服務的榜樣，受到人民的一致好評。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們黨的百年歷史，就是一部踐行黨的初心使命的歷史，就是一部黨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的歷史。歷史充分地證明，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死存亡。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就是要做到堅持人民至上、緊緊依靠人民、不斷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于人民。黨的十八大以來黨領導人民創造出了經得起實踐檢驗的歷史性成就、歷史性貢獻，人民創造歷史的巨大能量正在發揮出來。我今年90歲了，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前后、改革開放前后不同歷史時期，在相互對比中進一步理解了“兩個三十年”相互不能否定的深邃要義。黨的十八大之前，老百姓經常感到的是“不該這么樣”“不該那么樣”；黨的十八大之后，老百姓對習近平采取的辦法和措施，經常說的是“早該這么樣”“就該那么樣”。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在新冠肺炎疫情這場百年大考、全球大考中，在全面實現脫貧攻堅的偉大實踐中，在“中國之治”與“西方之亂”的鮮明對比中，“以人民為中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所展現出的社會主義價值觀——為人民服務，更加光彩奪目。中國共產黨正在凝聚起民族復興的磅礴偉力，勢不可擋地走向世界舞臺中央、走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開創的宏圖偉業必將實現，為人民服務的核心價值觀必將得到進一步發揚光大。

參考文獻：

[1]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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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毛澤東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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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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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2頁。

[20]《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4頁。

[21]參見李平：《雷鋒精神的由來與發展》，
http://www.rmzxb.com.cn/c/2017-05-11/1530919.shtml。

[22]《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5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01頁。

[23]《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5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26頁。

[24]《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5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525頁。

[25]《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0頁。

[26]《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6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188頁。

[27]《2014年3月11日，出席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時，對“雷鋒連”指導員謝正誼說》，《解放軍報》2014年3月12日。

[28]《習近平關于全面從嚴治黨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181頁。

[29]《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4頁。

[30]《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9頁。

[31]《毛澤東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5頁。

[32]《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7頁。

[33]《毛澤東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7—468頁。

[34]《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5、47頁。

[35]《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3頁。

[36]《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3頁。

[37]《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4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79頁。

[38]《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4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534頁。

[39]《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0頁。

[40]《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1頁。

[41]《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4頁。

[42]《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38頁。

[43]《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6頁。

[44]《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28頁。

[45]《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88頁。

[46]《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2頁。

[47]《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6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94頁。

[48]《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6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17頁。

[49]《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3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4頁。

[50]《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5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45頁。

[51]《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5頁。

[52]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177頁。

[53]《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5頁。

[54]《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745頁。

[55]《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民族也不能少》，
https://www.chinanews.com/sh/2020/06-14/9211913.shtml。

[56]《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5頁。

[57]《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5頁。

[58]《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5頁。

[5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110頁。

[60]《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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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志剛，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刊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1年第2期，修訂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