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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蘇聯在中國共產黨創建、國民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重要歷史時期，給予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技術和人才等方面的巨大援助，對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與發展、國民革命軍與國民大革命的發展、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勝利和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發展等都做出了巨大的歷史貢獻。蘇聯援助成為這一歷史時期（1918-1949）中國民主革命事業最可靠和最持久的外部支持力量。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如果沒有十月革命，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在帝國主義制度存在的時代，沒有國際援助，任何國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取得勝利”，“中國革命勝利以后的鞏固也是一樣，帝國主義是要消滅我們的，沒有各國無產階級，首先是蘇聯的援助，鞏固是不可能的”。翻開中國共產黨黨史和中國近現代史可知，“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也送來了蘇聯在政治、經濟、軍事、技術和人才等方面的巨大援助。這些援助對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與發展、國民革命軍與國民大革命的發展、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勝利和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發展等都做出了巨大的歷史貢獻。蘇聯援助成為這一歷史時期（1918-1960）中國民主革命事業最可靠和最持久的外部支持力量。

1. 蘇聯對中國共產黨創建的組織人員援助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含有“自身”和“外部”兩個條件，是內因和外因結合的產物：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近代中國社會發展所帶來的中國無產階級興起在政治上的必然結果；另一方面，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的指導幫助，對中共創建起了重要的催化的作用。1918年12月，列寧指示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外國共產黨組織中央局成立中國分部，作為負責對華工作的專門機構。1919年3月，列寧領導成立了共產國際，開始“發動華北、華南、朝鮮、波斯、印度等地”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撥付資金“以援助東方工人組織，派遣鼓動家去東方做宣傳工作”，成立無產階級政黨。8月，威廉斯基-西比里亞科夫被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任命為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事務全權代表，負責指導中國革命，“我們對中國、蒙古、朝鮮各國人民的態度，應該基于喚醒那里的廣大人民群眾，為擺脫外國資本壓迫進行自覺的運動。”1920年4月，俄共(布)中央委員會遠東局外事處代表維經斯基赴滬，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為了支持其在上海開展工作，曾多次想方設法為其籌措經費，如安排專員攜帶珠寶、鉆石到上海售賣，曾將賣鉆石的10萬美元轉交給維經斯基，作為在上海開展工作的活動經費。5月，維經斯基以全俄中央合作總社理事會的工作人員的名義，在上海組建一個遠東工作的臨時領導中心——“第三國際東亞書記處”，把“各落后國家未來的無產階級政黨（不僅名義上是共產黨）的分子”“集結起來”， 其主要任務有：“1.通過在學生組織中以及在中國沿海工業地區的工人組織中成立共產主義基層組織，在中國進行黨的建設工作。2.在中國軍隊中開展共產主義宣傳。3.對中國工會建設施加影響。4.在中國組織出版工作。”7月，共產國際二大提出，在“最有革命前途”的中國等東方國家開辟世界革命“東方航線”，并且“首要任務是建立共產黨”，所以共產國際對華工作重要內容是幫助中國建立共產黨。1921年6月，馬林抵達上海，與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駐中國代表尼克爾斯基一道幫助中共籌備一大并出席會議，見證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蘇聯在建立初期，自身處境也一直十分艱難，財政十分拮據。盡管如此，共產國際還是為中國革命提供了系統的理論和策略的指導，向中國革命提供了大量的彌足珍貴的物資、資金和人員培訓等方面的支持和援助。

2. 蘇聯對中國共產黨創建及其革命活動的經費援助

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者、活動家、骨干分子及其領導的革命活動，被北洋軍閥當局定為“非法”活動，所以經常遭遇逮捕與迫害。蘇聯通過共產國際在經濟、軍事、技術和人才等方面的援助，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和早期革命工作的開展提供了很好的保護與物質保障。宣傳組織、開會辦刊、工運辦學等建黨活動所需經費，對于早期并不富裕的中國先進知識青年來說，也是望洋興嘆。

與共產國際建立聯系后，中國共產黨獲得了蘇聯在經濟上的大力援助，包括開展黨的日常活動經費，開辦黨校、發動武裝起義、召開黨的代表大會等“特別費”，以及開展年度專項活動的專項經費等，都有了穩定來源和可靠保障。當時放眼全球，只有蘇聯通過共產國際伸出援助之手，“定期撥款，黨的日常活動經費來自于共產國際” 。

在建黨初期的十幾年里，蘇聯每年都為中國共產黨開展活動提供大量的經費支持。1920年6月至1921年7月，即中共一大召開之前，中共上海早期組織已經得到共產國際的經費援助了。據張國燾回憶：“在此之前，也許有過接濟，如辦外國語學校，大概威經斯基曾捐助過一部分，但不是經常性的”。1920年8月17日，維經斯基給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發送密電，匯報他在上海的工作開展情況：“我在這里逗留期間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五人組成 （四名中國革命者和我），下設三個部，即出版部、宣傳報道部和組織部。出版部現在有自己的印刷廠，印刷一些小冊子。幾乎從海參崴寄來的所有材料（書籍除外）都已譯載在報刊上。《共產黨宣言》已印好。現在有十五本小冊子和一些傳單等著付印。……宣傳報道部成立了俄華通訊社，現在該社為中國三十一家報紙提供消息，因為北京成立了分社，我們希望擴大它的活動范圍。……組織部忙于在學生中間做宣傳工作，并派遣他們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聯系……星期日，即8月22日，我們出版部將出版中文報紙《工人的話》創刊號。它是周報，印刷兩千份，一分錢一份，由我們出版部印刷廠承印”。維經斯基的電文說明，他已經在援助上海早期黨組織的組織與宣傳工作，并投入了一定的經費支持。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在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的資助下，除了創辦了上文提到的《工人的話》（指《勞動界》）外，還創辦了《共產黨》，復刊《新青年》。作為地方黨組織，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也間接得到了共產國際的經費援助。其成立時，上海發起組撥款一二百元，此后兩三個月間，上海每月匯來200元活動經費，說是共產國際提供的。

1921年6月，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給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和旅日的共產主義小組發函，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讓各地組織派兩名代表到上海出席會議。考慮到路途遙遠，各地小組經費困難，于是同時給每位代表寄出100元路費。代表們返回時每人又發了50元。當時的100元是怎樣的概念呢？1919年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任職助理員，月薪是8元，后來毛澤東在延安時曾跟埃德加·斯諾說“工資不低”。據記載，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租在上海法租界的房租，當時為三間宿舍每天不到一角錢。可見，當時這100元的購買力相當于今天的上千倍，即相當于為每位參會代表發了相當于今天購買力15萬元往返路費。參加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半數為無收入的學生，半數為收入微薄的教師、書刊編輯等，光靠他們自己籌措活動經費是非常困難的，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能拿出這么多的“巨資”，主要是由于國共國際代表馬林的到來，帶來了援助經費，才使得中共一大能夠順利召開。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開。資料記載，“根據原來的醞釀和國際代表的建議，李達寫信給在廣州的陳獨秀、在北京的李大釗征詢意見以后，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于是，李大釗立即分別寫信給北京、長沙、武漢、廣州、濟南的地方組織以及旅日留學生的黨員，通知各地派出兩名代表來上海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并從馬林帶來的活動經費中，給每一位代表寄出了一百元路費”。包惠僧回憶：“1921年初夏，第三國際又派了馬林，與赤色職工國際尼克斯基來中國，到上海與……李漢俊等計劃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定計劃，提供經費，完全是出于馬林一手籌劃的”；“約在７月初發出舉行代表大會的通知，以地區為單位，每個地區派代表二人出席會議，每個代表發給路費百元。”這幾處文獻資料相互印證了：共產國際參與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籌建工作，在中共一大召開前后，共產國際為黨組織提供了彌足珍貴也是必不可少的“巨資”援助。光為每位代表提供的往返路費150元，就相當于一個北京大學職工一年多的工資收入。

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以中央執委會書記的名義給共產國際呈交報告，其中對中共的財政收支情況是這樣記述的：“黨費，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17655元；收入計國際協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勞動運動約10000元，整頓印刷所1600元，印刷品3000元，勞動大會1000余元，其他約2000余元”。在中共三大召開前夕，1923年4月30日，陳獨秀收到了上海Ｃ.維里克寄交的作為中共中央四、五兩月的經費1000墨西哥元；5月19日又收到西蒙斯交來的港幣2940元，在上海折合3000元。6月，在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陳獨秀詳述了一年來黨的經費收支情況：“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1.5萬，其中1600用在這次代表會議上。經費是分發給各個小組的，同時還用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上，用在聯絡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7月10日，為了慰問和撫恤“二七”大罷工罹難工人，莫斯科匯款1840墨西哥元。1924年，隨著中共黨組織的擴大、活動的增加，所需經費有急劇增加，中共中央實際得經常費（即黨的日常活動經費）約36000元，平均月得援助3000元。1925年，“共產國際執委會每月向中共中央資助2250中國元，但隨著黨員數量的增加和活動范圍的擴大，這些錢用于各地黨的活動是不夠的，所以每月應再追加1400元，以用于印刷宣傳品、資助地方黨組織和地方宣傳員的活動。”所以中共每月獲得黨的經費實際為3650中國元。6月19日爆發的省港大罷工，持續十六個月，鄧中夏主持的罷工委員會每天開支七千至九千元，用于安排罷工工人的食宿、醫療、教育，因為“得到海外僑胞和國際無產階級的資助”。1926年以后，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共的經費預算已達6000元/月；后又增加團費、工運費、農運費、兵運費、濟難費、反帝費等，中共每月得經費不少于1萬元。（注：此前工運費、濟難費都是撥給國民黨的，如五卅慘案發生后，蘇聯撥給國民黨14.8萬盧布支援，1925年—1926年的省港罷工亦是如此。）

1927年，國民黨發起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后，蘇聯增加了對中國共產黨的撥款援助，用于特別事件的非正常性開支集聚暴增。1927年除為武裝起義、開辦黨校、湖南運動、地下活動、鐵路罷工、建立軍隊等提供資助216170元、120萬盧布和31萬美元的非正常性開支外，共產國際預算內的撥款總數為187674元，特別是到8月以后，每月供給中共的費用平均應在2萬元左右。正因為1927年中共做得事情比較多，經費開支劇增，所以1928年，中共向共產國際提出大幅增加援助預算。1928年—1932年，“每月所報預算在5萬元左右”。蘇聯的實際援助每年都超出這個預算。1928年6-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蘇聯援助了10盧布經費，把中共重要干部召集到莫斯科開會。6月11日還援助中共9萬盧布給中共應急使用，下半年援助34萬盧布，折合中國貨幣，實際上蘇聯援助中共1928年的月均超過6萬元。1928年底，中共曾向共產國際提出援助100萬特別費。1930年，每月得黨費5萬元，濟難費11.4萬元，團費7萬元，而1931年，每月得1500美金，中國元5-6萬元，總體給予的經費較少。

3. 蘇聯對中國共產黨“反圍剿”的援助

20世紀30年代，面對日益強大的國民黨大規模“圍剿”行動，中國共產黨得到了蘇聯提供的軍費、武器與設備、情報信息和軍事顧問等較大援助，為粉碎國民的“圍剿”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反圍剿中，由于紅軍沒有空軍，國民黨掌握著制空權，令紅軍傷亡慘重。為此，共產國際計劃花費8000至10000元在上海為中共購買飛機，由美國飛行員戈登駕機飛赴蘇區，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代表埃韋特等人認為此方案可行性很高。后來由于國民黨對蘇區的嚴密封鎖，這一計劃也未能完成，但是蘇聯向中共中央傳授了很多對空防御戰術，對紅軍力量起到了很好的保護作用。國民黨軍隊在戰斗中使用毒氣彈，紅軍缺乏應對設備和經驗，希望得到蘇聯和共產國際支持，幫助聯系購買2萬個防毒面具。共產國際積極尋找渠道，但因蘇區遭受嚴密封鎖也無法大批運送，1934年9月16日，蘇聯找到機會將防毒面具的圖紙郵寄給中共中央。隨后紅軍開始長征直至到達陜北的這段時間里，“從目前已披露的資料中，我們還看不到……斯大林是否繼續為中共提供過什么物質方面的援助”。1933年福建事變爆發后，蘇聯和共產國際計劃通過十九路軍控制的泉州、廈門等港口向蘇區提供武器彈藥，1933年11月18日，共產國際匯款5萬美元劃撥遠東局作為購買武器的經費，后因十九路軍戰敗而無法完成對紅軍的援助。1936年6月，紅軍到達陜北后，中共中央才聯系上共產國際，并致電季米特洛夫，希望蘇聯能夠盡快提供武器裝備和物資援助。9月27日，蘇聯擬通過外蒙古向其援助軍用物資550-600噸，因寧夏戰役失敗，援助未能成功送達紅軍；11月，蘇聯又經新疆哈密援助紅軍物資2000噸，由于接應的紅軍西路軍甘肅失敗，最終也未能取得援助物資。雖然這幾次援助都未能完成，但是蘇聯一直在想方設法通過各種可能利用的渠道來援助紅軍。直到1936年底，蘇聯才以年度專項援助形式，分兩次向紅軍完成援款15萬美元和5萬美元。1937年，蘇聯又分三次給紅軍援款共計180萬美元。

二、蘇聯對國民革命軍和國民大革命的援助（1923-1926）

在中國國民黨的改黨、建軍與國民大革命過程中，蘇聯在經濟、軍事、人才等方面都提供了大力援助，促成國共合作，推動國民大革命的發展。

1. 蘇聯對孫中山廣州革命軍的援助

孫中山在改組國民黨、開辦黃埔軍校、領導東征和北伐的過程中，得到蘇聯經濟、軍事和人才等方面的大力援助。

在經濟援助方面，1923年至1926年，據不完全統計，蘇聯先后向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廣州革命軍提供了500多萬盧布的資金援助，為黃埔軍校的創辦、革命軍的組建、東征和北伐等提供了堅實的經濟保障。

1923年1月26日，孫中山與蘇聯代表越飛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拉開了蘇聯援助國民黨的序幕，“關于此項大事業，越飛君并向孫博士保證，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 2月至3月，孫中山派廖仲愷在日本熱海等地又與越飛舉行了一個多月的會談，商定蘇聯政府援助孫中山創辦廣州軍校計劃，開辟莫斯科全面支援國民黨政府的渠道。3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做出了每年“給孫逸仙約200萬墨西哥元的資助”。5月1日，越飛給廣州轉來“蘇聯政府致孫中山電”，“我們準備向您的組織提供達200萬金盧布的款項，作為籌備統一中國和爭取民族獨立的工作之用。這筆款項應使用一年，分幾次付，每次只付500000盧布……遺憾的是，我們的物資援助數額很小，最多只能有8000支日本步槍，15挺機槍，4門‘奧利薩卡’炮和兩輛裝甲車”。8月6日，越飛從東京給“訪日后在北京任蘇俄政府全權代表的達夫津（達夫謙）匯去一百六十萬日元”。9月2日，孫中山派蔣介石率“孫逸仙代表團”赴莫斯科考察求援，主要任務：第一，觀摩和考察蘇聯的政治、軍事情況；第二，商定俄方援助孫中山和國民黨的具體措施。對于援助黃埔軍校，鮑羅廷表示，“蘇維埃政府為這所學校的開辦和經常費捐贈了三百萬盧布，這大約相當于中國貨幣二百七十萬元”美國學者韋慕廷認為，“俄國的主要財政捐助和人員的支援，可能就是為了建立黨的新的軍事學校，這就是后來舉世聞名的黃埔軍校”，“這種援助開始了一個既有國民黨新生復蘇，又有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的過程，這個過程對于爾后的中國人民的生活，有著偉大深刻的意義。”1924年3月26日至2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專門開會研究啟動援孫撥款“向孫逸仙提供資助”，“委托伏龍芝通知親自負責發放50萬盧布”。黃埔軍校開學后，蘇聯政府不僅為其提供日常維持費，還經常追加臨時特別費。9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討論“關于對中國援助問題”，11日討論了“關于孫逸仙問題”，“采納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建議，援助中國2.5萬盧布。”根據加侖《廣州軍務院日志》記錄，蘇聯政府每月給國民黨的經費“總數為粵幣十萬元”，還有“追加”撥款，用于黃埔軍校建設和“中央政府各部（局）工作人員薪金”等支出。1925年3月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信函記錄“加侖給了黃埔軍校兩個月的維持費十萬盧布。”5月29日，中國委員會決定“拔出45萬盧布用于組建兩個新師團，維護一個老師團及黃埔軍校。指示加侖同志，上述款項為9個月，即到1926年1月1日的費用。”6月5日，該委員會記錄“在兩個月內另給加侖撥款10萬盧布，資助黃埔軍校和一個老的師團。同時……指示北京和加侖，我們資助的45萬盧布只用于組建部隊的開支，師團建成以后的費用應當完全由中國人承擔。”由此推算，蘇聯援助黃埔軍校辦校建軍的款項為每月5萬盧布左右，不包括臨時追加款。

在軍事援助方面，1923年至1926年，據不完全統計，蘇聯先后向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廣州革命軍提供了1200多萬盧布的軍事物資援助，為國民革命提供了堅實的軍事物資保障。

1923年5月1日，蘇聯政府給孫中山致電文，答應提供一批武器援助，當年未實施。1924年1月2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才決定“撥款50萬金盧布用于購買……（可能是武器？——引者注）”，3月20日，“委托伏龍芝同志親自負責發放……1萬支步槍和一定數量的火炮”，3月2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重新開會研究“重申政治局關于提供武器方面的決定，改變政治局1924年3月20日做出的向孫中山提供越飛在1923年5月1日給孫逸仙的電報中所允諾的武器數量的決定。”直到10月8日，蘇聯政府終于將這批援助物資用“波羅夫斯基號艦從海參崴運到了廣州，內有大本營向俄訂購的山炮、野炮、長短槍支、輕重機槍和各種彈藥”，比如“有日本三八式步槍數千支，野炮、山炮二三十門，重機槍（那時還沒有輕機槍）約百多挺，以及各種彈藥、通訊器材等”，兩輛裝甲車等，總共提供了大約三千噸軍事物資的軍事援助”。1925年5月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在廣州組建新的可靠部隊是必要的，責成伏龍芝同志為此目的……拔出2萬支步槍，100挺配有子彈的機槍，一定數量的擲彈炮和手榴彈給廣州。”中國委員會在29日的會議上做出以下決議:“預定發運:給廣州9000支步槍(已在途中)，950萬發子彈，1萬枚手榴彈，100挺帶子彈帶、彈盒和小型機器的機槍，10支(門)1000發的擲彈炮。”由于齊契林在這次會議上報告說:“原先有200萬盧布由外交人民委員部支配。這筆錢用于支付廣州小組、黃埔軍校、政訓班，資助組建一個新的師團，援助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目前這筆經費已經花完”，所以中國委員在6月上旬請求政治局:(一)“按相當于轉交給國民黨將領的軍事器材的重購價值，即總額3044076盧布20戈比，恢復給軍事部門的貸款”；(二)“鑒于加拉罕同志新的申請，認為除已經撥給的之外，還可以向國民黨提供帶子彈的步槍5000支，帶炮彈的炮12門，帶子彈和附屬用具的機槍50挺，及技術器材若干。”俄共(布)中央政治局9月28日會議決定“給廣州6架飛機……為飛機配備必要的飛行員……自成一個完整的飛行中隊。”蘇聯駐廣州的顧問中有一批飛行員，他們曾“進行了多次重要的偵察飛行和轟炸飛行”，在攻占惠州、武昌城的戰斗中起了重要作用。可見，蘇聯不僅援助了廣州政府飛機，還給他們配備了飛行員直接參加戰斗。9月30日，中國委員會提出:“為了加強黃埔軍隊，給廣州調撥總額為3988242盧布的武器裝備。”比6月上旬的3044076盧布多出94．4萬多盧布。蘇聯政府“軍事部門在1924—1925年度和預定1925—1926年度調撥的炮兵器材分配”清單列出了調撥給廣州的武器有:步槍15000支，步槍子彈2000萬發，帶附件的機槍100挺，帶瞄準器的3英寸炮24門，3英寸炮彈24000發，手榴彈10000枚，擲彈炮50門，擲彈炮彈5000發，坦克3輛，無煙火藥1000，飛機15架。

綜上所述，結合蘇聯解密檔案記載，蘇聯政府在1924—1926年間先后向孫中山政府提供過600萬左右盧布的軍事資金，其中200萬盧布用于黃埔軍校建設和組建校軍，400萬盧布用于購買與提供各種軍事器材。關于這些援助對國民革命的重要作用，中蘇學者都有論述，蘇聯學者亞·伊·切列潘諾夫指出，“蘇聯繼續不斷地供應武器，輪船不遠萬里把火炮、機槍、步槍、和其他武器彈藥，從遙遠的符拉迪沃斯托克運到廣州的情況”。李奇中指出:“蘇聯供應軍校的武器是分批秘密運來的……運送過好幾批，包括山炮等武器，適用完整兵團的裝備。除軍校所需武器以外，后來北伐戰爭的武器彈藥等等，都是蘇聯供應的。”也有中蘇學者指出，“事實證明，假如沒有蘇聯的物質援助，就不可能有黃埔軍隊，也就不會有東征、北伐的勝利。” “在北伐期間蘇聯還給予了巨大的物質援助”，“來自蘇聯的無私援助是北伐獲得勝利的重要原因。”

在人才援助方面，為了更好的援助孫中山的廣州革命軍，蘇聯派出了政治、軍事顧問小組，軍事教練組；為了加緊培訓軍事革命人才，蘇聯還接受廣州政府每年派出幾十名學員到蘇聯參加培訓學習；成了專門援助中國的“中國委員會”。

早在1923年3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做出“向孫逸仙派出政治和軍事顧問小組”的決議，協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和訓練軍隊。5月1日，越飛給廣州政府轉來“蘇聯政府致孫中山電”，“利用我國援助的這些軍事援助和教練，建立一個包括各種兵種的內部軍校（而非野戰部隊）”（即后來的黃埔軍校），并且指示，“可通過馬林同志與我的代理人（指達夫謙——引者注）”落實。6月，蘇聯政府為孫中山派來了第一批顧問人員，由越飛的助手格克爾上校從全俄參謀學院東方系挑選出來的5位顧問——波利亞克、捷列沙托夫、切列潘諾夫、格爾曼和斯莫連采夫。通過這些顧問人員和組織，孫中山可以直接和蘇聯取得聯系，商量和實施接受援助工作。9月，蘇聯答應“孫逸仙代表團”，“中國同志到蘇聯軍事學校學習，總參謀部學院可以接受3-7人，軍事學校可以接受30-50人。”（后來改為直接在廣州建立軍校培養人才）10月，斯大林派鮑羅廷到廣州任孫中山的政治總顧問，協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以實現國共合作，及創辦軍校以建立革命軍隊這兩事，他還肩負著代表本國政府向國民黨方面具體發放資金與軍械等援助的任務。1925年3月19日會議決定“成立由伏龍芝、齊契林、莫洛托夫和彼得羅夫（后由維經斯基取代）同志組成的”中國委員會，“監督日常援助國民黨和同情它的團體的措施的執行情況”，經辦“中國的一切軍政工作和經費發放”。作為專門的援助機構——中國委員會在其后的蘇聯援華工作中發揮了較大作用。1926年莫斯科中山大學的中國學生，每月十個盧布津貼、精美伙食、郊外療養等，以及1927年秋入莫斯科步兵學校的中國學生，每月津貼30盧布，都出自蘇聯財政。

2. 蘇聯對馮玉祥北方國民軍的援助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戰爭中，時任直系第三軍司令的馮玉祥聯合援軍第2路司令胡景翼、北京警備司令孫岳“北京政變”，組織中華民國國民軍，將他們所屬軍隊分別改編為中華民國國民軍第一、第二、第三軍。馮玉祥任國民軍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景翼（后為岳維峻繼任）擔任第二軍軍長，孫岳擔任第三軍軍長。蘇聯政府也為這支革命力量提供了大量的經濟、軍事和人才援助。

在經濟援助方面，蘇聯政府給予馮玉祥國民軍（以下簡稱馮玉祥部）的援助力度雖然沒有孫中山的廣州革命軍多，但是對于馮玉祥革命軍的要求也是盡量滿足的。1925年10月, 蘇聯批準給國民二軍1925年10月至 1926年4月的經費預算, 包括50名委員團薪金、軍隊中黨務及俱樂部費、地方黨務機關經費、旅費、印刷部及出版報紙費、公事房文具費、郵電費、黨部學校經費等8項費用, 共計14.124萬美元。實際上，蘇聯援助馮玉祥部更多體現在軍事裝備上，據統計，“在1925年4月至1926年3月間，從馮玉祥簽過字的收據看，蘇聯向他提供了價值600萬盧布的槍支彈藥”。

在軍事物資援助方面，作為北方革命力量，馮玉祥部直面北京政府（奉系張作霖）的威脅，為了“扶馮抗張”，蘇聯政府無償援助了馮玉祥部大量的輕重武器裝備和彈藥，包括步槍、機關槍、子彈、軍刀輕型裝備和炮彈、飛機、坦克、裝甲車等重型裝備。1925年4月17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討論決定無償援助馮玉祥部“2000支日本步槍和2000支德國步槍及相應數量的子彈”。5月29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決定：（1）在北方馮玉祥和岳維峻 處設兩個軍事小組；（2）在馮玉祥和岳維峻處各建一所黃埔式的軍政學校，由蘇聯方面撥出100萬盧布；（3）給馮玉祥和岳維峻援助 9000支步槍、900萬發子彈、1000把軍刀、500支矛，在適當情況下可撥12門炮、帶子彈和子彈帶的機槍40挺、2-3 輛小型坦克。9月，蘇聯政府又向國民二軍撥出總額701879盧布的武器裝備，包括 4500支步槍、500萬發子彈、10挺附帶子彈的機槍；為了加強國民二軍空軍力量，還決定撥給岳維峻10架飛機。10月，根據革命形式發展的需要，為了迅速加強馮玉祥部的力量，以對抗奉系軍閥，蘇聯政府加強對馮玉祥的援助，“使其部人數達到10萬, 組成15個師團(每個師團 6500人) , 組建一支5000人騎兵部隊，加強其空軍和化學作戰手段。國際部隊也要為同一目的即加強馮玉祥服務。”還向馮玉祥提供“3萬支帶子彈的步槍、160 挺帶子彈和附件的機槍(每支步槍配子彈1000發,每挺機槍配子彈5萬發)、帶炮彈(每門1000發)和附件的炮54門、擲彈炮54門、毒氣彈15000枚、飛機10架。”同時，蘇聯政府決定再度援助國民二軍和國民三軍，為他們“儲備步槍 15000支、機槍50挺、子彈1750萬發、帶炮彈的炮12門、帶炮彈的擲彈炮50門。這些儲備將被用來迅速加強第二和第三人民軍”。11月，蘇聯分兩次向國民二軍提供軍事物資援助，包括“俄國步槍1500支，附子彈90.06萬粒”和“步槍3500支，子彈450萬粒，機關槍40架”。有資料表明，1924年至1926年8月，蘇聯經外蒙、張家口援助馮玉祥部的軍事物資有：飛機10架、三英寸口徑炮60門、炮彈58000發、鐵甲車8輛、機關槍227挺、步槍15000支、子彈5100000發、軍刀5000把。

在人才援助方面，蘇聯派出的軍事、政治顧問，為當時國民二軍的發展壯大做出了重要貢獻，這些高級顧問和專業人才的到來，為國民二軍整頓軍紀、培養人才、提高戰斗力等提供了極大幫助。

1925年，僅軍事顧問人才，蘇聯就先后國民二軍派出50多人。2月，胡景翼針對國民二軍戰斗力不強的現狀，請求蘇聯派遣軍事顧問，協助國民二軍訓練隊伍、培養人才，以提高部隊的戰斗力。蘇聯答應了胡景翼的請求，派出了第一批軍事顧問團，由蘇聯大使館武官格克爾、顧問克利莫夫和翻譯瓦西里耶夫等人組成。經過蘇聯顧問的指揮與訓練，國民二軍很快取得了胡憨戰爭的勝利，其戰斗力得到了極大提高。4月，岳維峻領導國民二軍后，致函蘇聯政府，請求繼續援助國民二軍，“派遣顧問，并給予其他軍事援助。”蘇聯又派來第二批軍事顧問團，以斯卡洛夫為組長、勃拉戈達托夫為副組長，其中包括工程兵專家、政治顧問、炮兵專家、工事專家、空軍顧問、步兵顧問、騎兵顧問、教官和翻譯等43人。其中“有十個人受過高等軍事教育，六個人是速成班畢業的”，“有一個醫生，二個工程師（彈藥專業），七個政工人員。翻譯人員只有五人。顧問組的大多數成員都是共產黨員。” 在蘇聯的大力援助下，國民二軍還相仿廣州黃埔軍校模式，創辦北方聯合軍校，開辦4個炮兵班、2個騎兵班、2個工程班、1個通訊班、9 個步兵班共18個班，共有2400名學員。蘇聯派出了教官團，如步兵教官阿基莫夫、工程兵教官瓦辛、政治教官克利莫夫等。西林、舍拉文、奧沙寧、奧科涅什尼科娃、斯科沃爾佐夫、弗魯別爾等人，也先后來到國民二軍工作，為其發展壯大提供了人才支持。在僅僅一年多的時間里，國民二軍在蘇聯幫助下很快由原來1個師發展到11個師、18個混成旅，又獨立步兵6個團、炮兵3個團、騎兵1個團, 總兵力達20余萬人。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發動江橋抗戰、打響中國抗戰第一槍的馬占山將軍和東北抗聯在失敗后都退入蘇聯。蘇聯政府不顧日本抗議，對他們予以很好的照顧安排。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蘇聯政府又從道義、人員、物質上給予了中國政府巨大援助。七七盧溝橋事變，蘇聯政府嚴厲譴責日本擴大侵略，對中國抗戰表示同情和支持。8月，中蘇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蘇聯先后向中國提供三筆購買飛機、大炮等重要軍火物資的易貨貸款，派遣5000多名軍事人才，幫助中國抗擊日本的侵略。相比美英兩國對日本采取的綏靖政策，蘇聯對中國前期抗戰提供了最大的國際援助。

1. 蘇聯對中國抗戰在政治、外交上的道義支持

1937年8月21日，蘇聯與中國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奠定了蘇聯支援中國抗日的基礎。在9月召開的國聯大會上，蘇聯代表作《集體抗擊侵略，集體捍衛和平》發言，呼吁國際聯盟制止戰爭，援助中國。西方各國雖在口頭上譴責轟炸和平城市的暴行，但又不對日本指名道姓。11月3日，在布魯塞爾召開討論中日沖突的專題國際會議上，蘇聯代表支持中國立場，并呼吁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聯合起來，共同對日實行制裁。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聯共（布）第18次代表大會上作報告時，譴責了西方大國對日本侵略中國采取“不抵抗”、“不干涉”和“中立”的縱容立場。可見，蘇聯在國際社會上對中國抗戰的聲援是公正而有力的，與西方大國對日本侵略的曖昧立場形成鮮明對比。

2. 蘇聯對中國抗戰的軍事顧問、飛行員等人力援助

德國軍事顧問撤離中國后，應蔣介石請求，蘇聯政府于1937年底至1942年初先后派出了德拉特文、切列帕諾夫、卡恰諾夫、崔可夫4位軍事總顧問，先后派往中國140名蘇聯軍事顧問，并于1938年底建立了蘇聯軍事顧問體制，主要幫助國民政府訓練軍隊和參與重大戰役作戰計劃的制定。經蘇聯顧問與教官培訓的中國軍校學員約有9萬人；蘇聯軍事顧問參與了諸如1938年武漢會戰、1941年宜昌戰役、1941年第二次長沙戰役等中國正面戰場多個重大戰役作戰方案的制定。淞滬會戰之后，中國空軍損失殆盡，面臨制空權危機，蘇聯政府應中國求援，迅速支援大批飛機和飛行員、空軍技術人員。從1937年10月到1942年初，蘇聯共派遣來華的蘇聯志愿飛行員700多人，犧牲200多人，派出地面服務工程技術人員全部加起來有5000多人，支援飛機1280多架，培訓中國飛行人1045人，領航員81人，射手兼無線電員198人，航空技術人員8354人。由于被蘇聯派到中國的志愿飛行員經驗豐富、軍事政治素養高、多是共產黨員，他們幫助中國迅速組建中國三個飛行大隊中的兩個，使中國空軍得以快速形成戰斗力，在以后對日作戰中立下不朽功勛，并且在緊急情況下，蘇聯飛行員經常親自駕機參戰，如南京保衛戰、南昌保衛戰、武漢保衛戰、蘭州保衛戰、桂南戰役等。1937年11月，蘇聯的快速殲擊機和轟炸機抵肅州和蘭州，由雷恰戈夫旅長擔任中國大本營空軍總顧問，1937年12月12日，日軍,占領南京前，蘇聯空軍志愿隊每天都擊落日機多架，轟炸了上海日本運輸艦停泊地，擊沉日巡洋艦1艘，擊傷其它日本軍艦6艘，并襲擊了長江上的日軍船只，有力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1938年2月，蘇聯空軍志愿隊襲擊了杭州的日軍空軍基地以及臺灣島上的一個日本空軍基地。南京陷落以后，為了保衛武漢，在漢口機場集中了大量蘇聯飛機，2月18日，蘇聯空軍志愿隊在漢口上空擊落12架日本飛機，使日本飛機兩個月未敢在這一帶出現。4月29日、5月31日在武漢上 空又有兩次激烈的空戰，擊落敵機三十多架。6月9日蘇聯志愿飛行員駕駛的 飛機從漢口機場起飛，轟炸了停泊在蕪湖西南40公里獲港一帶的日本海軍艦艇。6月19日、20日又兩次轟炸了集結在安慶一帶的日本軍艦。據戰后統計，1937年8月至1941年，蘇聯志愿航空大隊在華共參加了25次對日作戰，擊落日機1049架，炸毀艦船100多艘，犧牲了235名優秀飛行員。

3. 蘇聯對中國抗戰的軍火、貸款物質支援

1938年3月1日，蘇聯的第一筆援華易貨貸款《 關于使用五千萬美元貸款之協定 》在莫斯科商定，但當時中蘇兩國代表未正式簽字。7月1日，兩國代表又在莫斯科商定了第二筆5000萬美元的貸款協定，這兩筆貸款均在8月中旬正式簽字生效。1939年6月13日，中蘇兩國又在莫斯科簽訂了第三筆1億5000萬美元易貨貸款條約。蘇聯的第三筆援華易貨貸款，總數達2億5000萬美元，其中第一、二筆貸款全部動用；第三筆貸款，由于1941年6月的蘇德戰爭爆發，中國只動用一半便中斷了。因此中國實際動用蘇聯援華易貨貸款總額為173175810.36美元。這些貸款條件優惠，全是信用貸款，無需抵押，年息僅3%（美國貸款利息超過4%甚至超過6%），五年償還，且可以用農副產品、礦產品償還。利用這些貸款，中國又從蘇聯低價（低于世界市場20%的價格）采購了先進的軍火武器：作戰飛機904架。汽車1516 輛，大炮1140門，輕重機關槍 9720挺，等等。蘇聯供給中國的武器不但是蘇聯最好、最先進的武器，而且是低于世界市場20%的優惠價格，蘇聯給中國提供貸款的合同都是在極短時間內完成的，甚至是先給軍火后商定款項，而且明確規定貸款可以購買武器和軍用物資。為了給中國源源不斷地運送抗戰急需的軍事物資，蘇聯還動用了大批人力物力，1937年10月至1939年2月，在蘇聯境內為中國作戰提供的運力包括：鐵路貨車3640列、汽車5260輛、汽車總行程 1850萬公里、參與運送的人員4000多人。蘇德戰爭爆發后，由于自身抗德壓力，蘇聯才逐漸減少直至停止對中國的援助。

4. 蘇聯對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態度

1939年5月至9月的諾門罕戰役，面對日本關東軍對滿蒙邊界的入侵，蘇聯紅軍組建一個集團軍（下轄3個步兵師和2個外蒙騎兵師）機械化大軍10萬多人， 500多架飛機、500多輛坦克，300多輛裝甲車500門壓制火炮，用鐵路晝夜不停遠程運來18000噸炮彈、6500噸炸彈、7000噸燃料4000噸糧食和4000噸物資和3000輛載重汽車。殲滅日軍19000多人，飛機、坦克、裝甲車輛數百輛。諾門罕戰役迫使日本“北進”侵蘇計劃擱淺，只能改為“南下”襲美，日本軍國主義的囂張氣焰被熄滅。由于此時正值中國抗戰處在最艱難時期，打亂了日本向關內增兵計劃，所以說，這場戰役有力支援了中國人民的抗戰。抗戰后期，蘇聯又繼續全力支持中國，給予駐扎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毀滅性打擊。1945年8月8日，蘇聯遠東紅軍150萬人出兵東北，一舉殲滅70多萬關東軍。太平洋艦隊出動600多艘艦艇（含78艘潛艇），還有空軍集團軍火力支援，共出動飛機5300架，坦克5600輛，各種炮3萬多門，俘虜日軍6.3萬人。

在解放戰爭的四年多時間里，蘇聯通過向中共武裝部隊轉交從日本關東軍接手的武器，控制交通要點和軍事基地為中共部隊進行掩護，直接援助大量的武器彈藥，移交和扶持軍工企業，幫助修復鐵路公路港口等交通運輸路線，提供技術人才和貸款援助等方式，為解放戰爭的順利開展和迅速推進提供了可靠的保障。自1945年8月至1949年8月，蘇聯對中共武裝力量的援助是個逐步展開過程，從單純軍事援助到經濟、技術、人才援助。

1945年，蘇聯主要向中共武裝力量移交了東北日本關東軍的大量武器彈藥。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后，中共派往東北的八路軍、新四軍總兵力僅11萬人，武器裝備十分落后甚至有的部隊是赤手空拳來到東北的。但是中共領導的東北軍隊僅用3年時間，就發展為裝備精良的百萬雄師，并能在東北一舉打敗擁有現代化武器裝備的國民黨百萬軍隊，蘇聯在東北給予中共軍隊的幫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最早一批進入沈陽的中共部隊——中共冀熱遼部隊曾克林部，曾接受過蘇軍轉交的蘇家屯的關東軍武器庫，“向外拉了三天武器。一次一下就拉了20個車皮的武器，共2萬余支步槍，100多門大炮，20多萬發子彈。”曾克林部一下擴充了十幾倍的力量，由“原來的4000人部隊增至60000人，并裝備有蘇聯送的30架日本飛機。”時任東北局書記的彭真致電中共中央：“曾克林部原一千五百人，現共發展到三萬七千人，輕重機槍約四百挺及相當數量的子彈”，得到蘇聯的武器援助的中共武裝力量都得到了成倍增長。10月4日，蘇軍“準備把繳獲的所有保存在沈陽、本溪、四平、吉林、長春、安東、哈爾濱和齊齊哈爾的日本關東軍的武器彈藥和軍事裝備，如數交給中共接收，并說明這些武器彈藥可以裝備幾十萬人。”中共東北局接受了三批武器，“其中步槍約10萬支，輕重機槍約3400挺，擲彈筒約500個，大炮100余門，各種彈藥將近2000萬發”，這些武器裝備為中共武裝力量的擴充和強化提供了堅實的軍事物資基礎。不僅如此，蘇軍不久又干脆“把南滿的大批兵工廠、武器彈藥倉庫，甚至一些重型武器和飛機統統交給中共。”這使中共在東北有了穩定的后勤保障基地。10月下旬，蘇軍還“將撫順一處軍火庫中300萬發炮彈交給了東北局，要他們加緊組織訓練炮兵部隊，同時還將一個日本航空大隊及全部人員交給了他們。”11月，中共東北局又從蘇聯手中得到了日軍的6架運輸機，50輛坦克，上百門各種炮，以及南滿日軍武器庫中可以裝備幾十萬人的槍支彈藥。同時沈陽地區的大批軍火，還開始大量輸送關內部隊。僅向山東龍口送去的一批武器彈藥中，“其中有500萬發子彈”，而從東北蘇軍和朝鮮蘇軍那里得到的武器彈藥，大批經山東送到華北各根據地的情況，更多的發生在1946年間。彭真在12月29日致各兵團電文中又提到：“我確曾控制大批物資（機器、被服、彈藥）”“根據現存不完整材料，運赴錦州方面的各種子彈一項即達八百萬發，手榴彈約十五萬個，皮帽、鞋子各三萬，大衣兩萬，棉裹腿近十萬，另有北面運去一萬兩千支步槍，機槍六百挺，十月初尚搶運去很大一批物資。”彭真電文也驗證了中共東北局當時物資的充分程度。這也是中共將解放戰爭的開啟選擇在東北的原因。

1946年，蘇聯對中共的援助不僅限于軍事物資，已經逐步擴展到港口、碼頭、鐵路、公路、工廠，甚至軍事基地的援助。1946年5月至6月，關內中共部隊從海路陸續得到了蘇軍提供的軍火援助，秘密運送到山東的有三批。此后每月都有相當數量的軍火由東北南運關內，已知7月僅一次就運往山東100余車皮的彈藥。為了解決民主聯軍南下所需要的交通工具，“蘇聯濱海軍區指揮部命令旅順口蘇軍司令部，將存放在大連的火車頭，向東北根據地調運了30個車頭，1947年又運去了20個車頭。這些車頭都是在大連裝船經對馬海峽到朝鮮清津港，轉運到北滿的。為將車頭運到大連碼頭，蘇軍當局還在大連修了專用鐵路。”期間，當國民黨軍隊以8個師的兵力從沈陽向旅大推進，準備消滅中共南滿部隊時，蘇軍與國民黨軍隊交涉，劃出旅順口海軍根據地區域緩沖地帶，實際上成為保護中共南滿部隊的安全區，很好的保護了集中在這里的3萬余名中共南滿部隊。旅大地區是東北的戰略要地，對整個東北軍事和經濟意義舉足輕重。由于當時旅大地區的港口碼頭實際為蘇軍控制，并且為中共利用提供便利，同時控制美蔣在此地的軍事行動，所以中共部隊可以在此得到保護，并通過此處進出港口進行戰略物資調度，打通了東北和華北、華東的水上交通聯系，同時也控制了美蔣部隊此條通道聯系。我黨我軍正是充分利用旅大近代化工業基礎和交通運輸的便利條件，才建立了一塊穩定的后方軍工基地，向東北、華東前線源源不斷地輸送軍火，確保解放戰爭的軍需補給。1946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東北局和中央華東局協同策劃，利用大連為蘇軍占領的和平環境和工業基礎，大力發展軍工生產，支援人民解放戰爭。

1947年，蘇聯將其在東北控制下的重工業工廠全部移交給中共接受，為中共創建新的軍工企業，發展軍工業，為中共軍隊提供了殷實的后勤保障。7月，中共以民用企業“建新公司”名義，在大連成立了當時東北最大的軍工企業，包括大連化學廠、大連機械廠、大連鋼鐵廠等幾個大連主要的重工業工廠，原來均是在蘇軍軍管下，都順利交給中共接收。建新公司生產所需要的原材料、電力、煤炭及廢鋼鐵也得到蘇聯支援。建新公司投產后，不光為東北解放軍，也為華東解放軍提供了大量的炮彈和其他軍事物資援助。從1948年開始，大批量生產鋼質炮彈，由海上運輸，源源不絕地供應華東前線。據不完全統計，在淮海戰役期間，大連兵工廠輸送到淮海前線并投入使用的炮彈50萬發，引信80萬枚，彈體中碳鋼3000噸，無煙火藥450噸，迫擊炮1430門，在蘇軍支持下的大連軍工企業，為奪取淮海戰役和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

1948年，也是解放戰爭決戰的關鍵時期，蘇聯不僅向中共軍隊提供大批日本關東軍武器，也為援助了大量的蘇聯、捷克制造的先進武器，特別是大量飛機、大炮、汽車、坦克、炮彈等重型武器的援助，一舉讓一直以來在武器裝備上都嚴重落后國民黨軍隊的中共軍隊武器裝備有了較大改進。5月，蘇軍對外作戰部致電哈爾濱蘇軍東亞作戰部：“應立即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部取得聯系，并且以盡可能快的方式了解他們現在的具體需要。從6月1日到9月底，我們將沿伊爾庫茨克到滿洲的邊界線重型坦克、各種口徑的機關炮以及飛機，使用這些武器和裝備的中國人員已派往我們這里受訓練。”電報要求“不惜任何代價幫助消滅敵人。”蘇軍在重型軍事物資上的支援，為中共遼沈戰役的開打，準備了很好的戰場條件和后勤保障。蔣介石認為蘇聯“將其繳獲的日軍百余萬人所使用的武器”給了中共部隊。蘇聯方面的資料顯示：“有關戰后蘇聯遠東軍向中共東北民主聯軍提供的日本關東軍武器數量，步槍約為70萬支，機槍約為12000－14000挺，各種炮約4000門，坦克約600輛，汽車約2000多輛，另有彈藥庫679座，800余架飛機和炮艇若干。”“已知1948年前后蘇軍將絕大部分日本關東軍武器提供給中共軍隊以后,還曾提供過一定數量的蘇聯制造和捷克制造的武器裝備。” “1948年8月，即遼沈戰役之前，東北野戰軍的實力統計為：兵員總數1039737人，長槍385134支，短槍50352支，沖鋒槍12960支，輕機槍15582挺，重機槍3136挺，六零炮2890門，迫擊炮986門，山炮324門，野炮194門，榴彈炮92門。除重炮外，從數量上看已形成了優勢，具備了與國民黨軍決戰的實力。”東北野戰軍實力的快速增長，為遼沈戰役的開辟創造了有利條件。

1949年，隨著解放戰爭形式的發展，蘇聯給中共的援助，不僅包括軍事物資，還包括繼續南下解放和恢復經濟發展所需的機車、汽車、工具、汽油等重要物資，以及恢復鐵路、公路等交通運輸的技術支持。據時任蘇聯外交官的列多夫斯基記錄，東三省的百萬解放軍部隊是在蘇聯幫助下組建的，也是在蘇聯協助下調往內地的。蘇聯還給解放軍“經濟技術等方面的援助”，如修復華北和遠至長江的鐵路路段，供職于中長鐵路的蘇聯人參加了該項工作。毛澤東曾在1949年1月電報斯大林：幫助恢復長江以北三千多公里的鐵路，提供機車、汽車、工具、汽油等，需要蘇聯“緊急援助”。國民黨曾在1949年聯合國第四屆大會上指控蘇聯：撤軍時把東北交給中共（僅把一些大城市交給了國民黨）；為中共打開一條從華北自由進入東北的通道；把近百萬日軍裝備及軍事技術悉數轉交給了中共；與中共簽定了一系列提供物資、技術和其他援助的協議和合同。蘇聯代表米高揚在1949年1-2月秘密訪問中共時，提交的給蘇共中央領導人的報告也承認：“我國把從日本關東軍手中繳獲的全部70萬軍隊的武器轉交到中國革命軍隊手中，它接收這批槍械后，正向中國重要之地北平挺進”。中共當時提出了兩方面的援助請求：軍事上，周恩來提出坦克和反坦克炮都比較少，需要援助鋼材和汽油，5000輛汽車和其他物資。工業基礎方面，劉少奇提出援助3億美元的貸款，其中包括一些必須的物資（機器和其他物品，特別是生產中國硬幣的銀、石油產品及3000輛汽車），以后將會本息如數歸還。毛澤東“請求蘇聯盡快把軍用急需品撥給（中共）中央”。1949年4—8月，劉少奇率團訪蘇，簽訂多項援助協議，如給中共提供3億元低息貸款、派遣專家來華技術援助、為解放新疆提供先進殲擊機、援助建立艦隊等。

五、結 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任何人都不可能改變歷史和事實。” 翻開中國共產黨黨史和中國近現代史，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的發展都密切相關。自1918年12月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外國共產黨組織中央局成立中國分部——負責對華工作的專門機構，到1949年9月新中國成立前，蘇聯援華長達31年時間。作為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外援力量，蘇聯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做出了重要的歷史貢獻。蘇聯對于近現代中國所起的歷史作用表現在：首先，在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與發展過程中，蘇聯通過共產國際給予了經費、組織和思想援助，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和發展壯大提供了物質和思想上的巨大援助。其次，在國民黨的改組、軍校的創辦、東征、北伐等重要活動中，蘇聯政府提供了較多的經濟與軍事援助。再次，蘇聯在中國抗日戰爭中提供的道義、經濟、軍事和人才支援，為戰勝日本奠定了基礎。最后，蘇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戰爭過程中提供的低息貸款、軍事物資、技術人才等，對于我國民主革命事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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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李嘉谷編：《中蘇國家關系史資料匯編（1933-1945）》，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

[20]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

[21]﹝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蘇走向聯盟的艱難歷程》，張文武、李丹琳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

[22]薛銜天:《中蘇國家關系史資料匯編：1945-194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1996年。

[23]﹝俄﹞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與中國》，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

[24]王巖、程恩富：《關于中國抗日戰爭的若干真相及評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1年第11期。

【注釋略；基金項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習近平文化軟實力思想研究”（17YJC710090）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