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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倭英雄唐順之
日本侵略我國,并非始于上世紀的“九•一八”,也不是始于晚清的甲午戰爭,其實早在明代日本的“倭患”就是我東南沿晦的一大危害。我們從明代著名文學家唐順之的生前事跡和死后遭遇中,便可見一斑。
唐順之(1507—1560),字應德,—字義修,人稱荊川先生。江蘇武進人。嘉靖八年(1529)會試,他高中第一,但參加庭試時,因他不愿與人通關節,結果被錄取為二甲,授翰林院庶吉士。嘉靖十二年,他充任翰林院編修,參校累朝《實錄》,因不肯依附權臣,被罷歸。嘉靖十八年,他被重新起用,任吏部主事兼春坊右司諫,后又因言開罪明世宗,被削職為民。他作文推崇唐宋散文,與復古派前后七子相詆,稱“唐宋派”,與王慎中、歸有光并稱“嘉靖三大家”。有《荊川集》傳世。
唐順之抗倭像
唐順之罷歸故里時,生活貧困,后靠了當年登第時官府循例所撥牌坊銀,方才購得民居數椽,農田一頃。因居處位于陳渡橋,故命室名為“陳渡草堂”。陳渡草堂并非深院大宅,據《武進縣志》載:“湫溢不蔽風雨,公居之裕如也。……間與二三門生讀書其間,逶以實行,不以虛談,二十余年如一日也。”他是貧居陋室,樂在其中。其《草堂二首》詩中有云:“亦知農圃真吾事,春至頻翻種樹書。”
唐順之雖然隱居陳渡萆堂,但他不忘國事;雖然精通詩文,但他也熟諳刀、劍、騎術,相傳抗倭名將戚繼光曾從其研習槍法,兩人雖年紀相差一代,但在抗倭大計上頗為默契。唐順之認為御倭之上策,應當截擊倭寇于海,如果讓其登陸,則內地受禍,殘害生靈。因此,他被召用為兵部職方郎中,派往浙江一帶抵御倭寇。他為操練水軍,不畏艱辛,整日出沒于風浪中。水軍練就,即親率水師出巡海上,一晝夜行水路六七百里,隨員都嘔吐驚慌,而他意氣自若。后探明倭寇在崇明、三沙建有大本營,唐順之便率領水師前往征剿,引其出海,然后奇襲之,一舉殲滅倭寇數百人,擊沉兵船13艘,繳獲無數戰利品,成為當時在海上御寇少有的一次大捷。后來他又轉戰大江南北,揮師東海諸島,打得倭寇聞風喪膽,終于緩解了倭患。因常年在海上奔波抗倭,唐順之不幸染病,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四月初一(4月25日),在乘舟巡視通、泰的船上,端坐而逝,年僅54歲。
陳渡草堂現貌
唐順之死后,當地人民感其德行,曾在其草堂前立碑紀念,上書“荊川先生讀書處”。崇禎年間,追謚唐順之為“襄文”。光陰如箭,世事滄桑。入清后,陳渡草堂數易其主,曾改名“復園”,后毀于戰亂,僅存明常州學者孫慎行(聞斯)那塊刻石“荊川先生讀書處”。及至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常州鄉坤集資于故址重建草堂,并添置門樓一座,又修葺了附近的唐墓。1935年,原江蘇省政府曾立石規定為保護區域,“永禁樵牧踐踏,采折樹木”。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寇大舉入侵我國,不久常州陷于敵手。日軍對生者肆意殺戮外,對死者也不放過。他們以唐順之生前曾致力于抗倭之故,竟大肆報復,伸出魔手,焚毀陳渡草堂和墓地樹木,草堂前荊川先生手植皂莢樹、梨樹、紫藤也被悉數而毀。可嘆一代勝跡,被破壞以盡。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1950年春,當地政府又于原址和墓地稍事修復,并植樹千枝,終使“陳渡草堂”又現人間。
陳渡草堂現位于常州荊川公園內,園內唐荊川先生墓1982年被江蘇省人民政府列為文物保護單位。公園總占地面積180畝,其中水面積35畝,為常州市第二大公園。公園主要由碧水流英、玉樹瓊花、花海融春、陳渡草堂、楓巒疊翠等八大景區組成,將園林景觀與歷史人文內涵融為一體,是一處典雅的歷史文物古跡紀念區和旅游勝地。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上海作家協會會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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