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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昌：“雙百”方針與社會的穩定發展

點擊：  作者：李瑞昌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23-06-23 08:51:35

 

毛澤東會見巴金(右1)、周信芳(右2)等

 

整個宇宙，包括天體，世間萬事萬物，都是在運動中得以穩定和發展的。社會也是如此，只有在群眾參與的運動中才能穩定、發展。毛澤東傾盡畢生精力，建設一個“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社會，反對鴉雀無聲、死氣沉沉。他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就是讓社會有批評和反批評，有辯論，有說理的斗爭，從而使這個社會有生機、有活力、有創新，從而得以穩定和發展。

 

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文藝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頁。）

 

 

一、提出“雙百”方針的背景和初衷

 

“雙百”方針提出的歷史背景

 

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一方針，有其國際的國內的歷史背景。

 

從國際上看，蘇共變修，“波匈事件”的發生，尤其是匈牙利的政變，對毛澤東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自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后，毛澤東反復考慮的一個問題，即中國共產黨怎樣才能從根本上防止蘇共蛻化變質的重演或重蹈歷史周期律的覆轍。從他提出的 “雙百”方針看，就是創設條件，開辟民主渠道，讓人講話，特別是講不同意見，從而加強人民群眾對黨的領導的監督，這是毛澤東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一大創新。因為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始終是專制統治，沒有絲毫民主，不允許人民群眾說話。

 

從國內的情況看，在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制度要鞏固下來，還要有更加艱巨任務。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單有一九五六年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并且是不鞏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證明。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

 

毛澤東認為，中國每個時期的階級斗爭，拿槍的和不拿槍的，都有一場大辯論為之先行。他說：“民主革命是經過長期辯論的。從清朝末年起，到辛亥革命，反袁世凱、北伐戰爭、抗日戰爭，都是經過辯論的。”“后頭接著來的解放戰爭，也是經過辯論的。”（《毛澤東選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43頁。）還有在黨的建設方面的每一步發展，也都是經過辯論的。如古田會議期間，就是圍繞黨與軍隊的關系問題進行了一場深刻的大辯論；延安時期的整風運動，則是圍繞如何建設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大辯論。實際上，中國后來的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行，也是經過辯論的，如對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就是一場大辯論。

 

毛澤東還用牛吃草作比喻，認為需要有一段時間“反芻”，農民叫“倒嚼”，總之是將吃進去的草慢慢地返回來咀嚼、消化；大辯論就是消化，思想斗爭就是消化；貫徹“雙百”方針，讓人們自由爭論，敞開思想討論問題，就是消化。他說：“社會主義革命來得急促，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沒有經過充分辯論，黨內沒充分辯論，社會上也沒有充分辯論。“象牛吃草一樣，先是呼嚕呼嚕吞下去，有個袋子裝起來，然后又回過頭來慢慢嚼。我們在制度方面，首先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第二是上層建筑，政治制度也好，意識形態也好，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但是沒有展開充分辯論。這回經過報紙，經過座談會，經過大會，經過大字報，就是展開辯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47頁。）這是徹底的唯物主義思想，社會存在變化了，社會意識應當變化，但還沒有來得及變化。于是，就應該給出這樣一個時間，提供這樣一個機會，讓社會意識的變化跟上，讓人們從思想上慢慢地消化。

 

毛澤東在“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對蘇共變修、波匈事件影響下的中國局勢進行了辯證的科學地分析。他說：大規模的階級斗爭基本結束，但在意識形態領域還繼續存在著，有時還是很激烈的。這個斗爭還要繼續經過相當長的時期。在這個歷史時期內，表現出來的主要是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這其中，有不滿意的意見，各種錯誤的議論，有的甚至有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民退社，等等。隨著國際上的問題的出現，問題就暴露出來了。毛澤東說：“我們應該采取什么方針？應該采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討論中，在辯論中去解決。只有這個方法，別的方法都不妥。而現在黨內有一種情緒，就是繼續過去那種簡單的方法，你不聽，就‘軍法從事’。那是對付敵人的，那個方法不行了。凡是科學方面的問題，思想方面的問題，精神方面的問題，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有兩個方法，一個叫壓服，一個叫說服。是采取壓服的方法，還是采取說服的方法？現在我們有一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要壓一下的想法。壓是壓不服人的，只會使我們處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用壓服的方法，我們就沒有理，就站不住腳，我們就輸了。我們要學會說理，學會寫說理的文章，學會做說理的報告。曾有個同志跟我講，‘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搞不慣，老子就是一沖。’我說你一沖呀，不能解決問題，要加以分析，要研究，寫出有說服力的文章才行。至于各種錯誤意見在報紙上、刊物上發表，開座談會評論，會不會把我們的天下搞亂，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說完全不會。因為他們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務，因為我們黨在群眾中又崇高的威望，群眾中的大多數是跟我們合作的。”（《毛澤東在天津干部黨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7年3月17日。）毛澤東還講到共產黨應該受鍛煉，見世面，同那些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見面，以便同它作斗爭，使我們發展起來。我們“不要把自己關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來，把耳朵堵起來，那很危險。馬克思主義是同它的敵對力量做斗爭中創造出來的，發展起來的，現在還要發展。比如我們中國辦事情，如果不發展馬克思主義，那么事情就辦不好。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原則到中國來實行的時候，就要按照具體情況解決問題。如果采取壓服的方法，不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會使我們的民族不活潑，簡單化，不講道理，使我們的黨不去研究說理，不去學會說理。馬克思主義要跟非馬克思主義作斗爭才能發展起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所以必要，就是這個道理。”（《毛澤東在天津干部黨員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7年3月17日。）毛澤東不僅在蘇共變修、“波匈事件”對中國的嚴重影響下，國內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結束后的復雜局勢進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分析，而且在中國歷史上提出了正確的辯證的方法，因而使一度混亂的局勢得以順利解決。從而進一步證明了“雙百”方針的正確、應時。實際上，“雙百”方針也是中國文化在社會主義時期的一個重大發展，是對馬克思主義文化思想的一大貢獻。

 

應當說，“雙百”方針并不是毛澤東個人的突發奇想，也不是理論上邏輯上的推演，而是由國際、國內新的形勢、新的情況決定的。毛澤東只是敏銳地洞察了新形勢下的這些重大變化，水到渠成地得出了結論，并按照決策程序作出了決定罷了。

 

提出“雙百”方針的出發點

 

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的出發點是使中國社會如何“生動活潑”起來。他說：“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紀律又有自由，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于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總體目標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正確處理敵我矛盾，方法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派生的方法是黨內黨外在一起開一些有關大政方針的會議，公開整風，黨和政府的錯誤缺點登報批評。”（《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6、457頁。）他進一步強調，“兩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是只有紀律，只有集中，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準人家講話，本來不對的也不準批評。應當提倡講話，應當提倡生動活潑。”毛澤東特別強調“生動活潑”，他一貫主張，要有一種活躍、興旺的氣氛；要使社會有生氣、有自由，富于創造性，反對死氣沉沉、鴉雀無聲、思想僵化那樣一種壓抑、沉悶的空氣。在這種局面下，社會談不上穩定，更談不上進步和發展。因為思想僵滯、退化了，活躍不起來，就無“生動活潑”和創新可談。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的專制統治下，老百姓的生活就是這樣一種局面。

 

“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這個提法在中國文化史上還是第一次出現。這一點十分重要，沒有“個人心情舒暢”，老百姓心里不高興，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就沒有積極性，社會也就沒有真正的根本的穩定。毛澤東的這個出發點，最終落實到人的自由和發展，而這又是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發展的核心問題。應該明確，沒有豐富的精神生活，心情不舒暢，無論什么事情也不會真正做好。

 

毛澤東說的，“戰斗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我們黨、我們這個社會有生機和活力的表現。這是一種欣欣向榮、團結向上的氣氛。

 

既然讓人講話，空口說不行，要給予講話的權利，講話的渠道，有講話的場合。這個“雙百”方針就是很廣闊的現實的讓人講話的渠道。毛澤東留出的讓民主人士和人民群眾講話的渠道有三條：第一，開會討論，與會人員在會上發言，暢所欲言。第二，寫文章，可以在報刊上發表，讓人人都能看見。第三，在廣播電臺上（那時電視不普及）發表各種不同意見。僅從可以公開見報這一渠道，就可見毛澤東態度之真誠。

 

毛澤東對當時各方面提出的意見進行了綜合分析和判斷。1957年5月16日，他分析說：“自開展人民內部矛盾的黨內外公開討論以來，異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這些矛盾的詳細情況，我們過去幾乎完全不知道。現在如實地揭露出來，很好。黨外人士對我們的批評，不管如何尖銳，包括北京大學傅鷹化學系教授在內，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這類批評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對于我黨整風，改正缺點錯誤，大有益處。”（《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中央文獻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頁。）

 

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還有另一個出發點，就是讓各級領導干部借機學會辯證地思考和觀察問題，學會做思想政治工作，學會領導藝術和工作方法。他說：有許多事情我們不知道，因此不會解決，在辯論中間，在斗爭中間，我們就會明了這些事情，就會懂得解決問題的方法。各種不同意見辯論的結果，就能使真理發展。毛澤東告訴各級領導干部，“要學會這么一種領導藝術，不要什么事情總是捂著。人家一發怪議論，一罷工，一請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總覺得這是世界上不應有之事。不應有之事為什么又有了呢？可見得是應有之事。你不許罷工，不許請愿，不許講壞話，橫直是壓，壓到一個時候就要變拉科西（拉克西是在蘇共二十大之前的匈牙利勞動黨第一書記，在匈牙利政變中被打倒。他的執政特點就是實行高壓政策，不許群眾講話——作者注）。黨內、黨外都是這樣。各種怪議論，怪事，矛盾，以揭露為好。要揭露矛盾，解決矛盾。把人家的嘴巴封住，不準講話，不準批評，不準發表不同意見，發表了就一棍子打回去。這種方法是歷代統治者采用的方法。歷代統治者都不讓人民群眾講話，也不敢讓人民群眾講話，因為‘放’意味著向自己的統治權威提問和挑戰。這樣做的結果，不能及時發現矛盾并解決矛盾，而是把矛盾捂住，不讓它出現。結果，終有一天來個總爆發，到那時再也無法收拾局面，統治地位也要垮臺。”（《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1頁。）

 

我們有一些領導干部存在的官僚主義態度，并不是一概“不讓人講話”，只是不讓人講不好聽的話；對于好聽的話，不僅讓人講，而且講得越多越好，甚至給予鼓勵、獎勵。但是，這樣的話容易使人昏睡，忘乎所以，是不負責任的。真正有意義的話，真正對黨負責的話，恰恰是不好聽的話。因為這樣的話可以使人清醒，使人兼聽（則明），使人認識到自己尚未認識的問題。唐太宗所以器重魏征，就是因為魏征總是向他講真話，講對他負責的話；反過來，唐太宗所以在中國歷史上落下一個“從善如流”的美名，所以創造出“貞觀之治”的局面，也與對于魏征那些不好聽的話，能夠聽得進去，并予以采納有關。

 

薄一波有這樣一段話：“‘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面有人好‘左’，下面就有一批以‘左’的面孔出現的干部，群眾把他們稱之為‘風馬牛’干部，即善于看風使舵、拍馬屁、吹牛皮，而這些人往往受到賞識、提拔、重用。”（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頁。）

 

提出“雙百”方針的歷史過程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提出：“文藝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1957年3月12日，他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進一步指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一個基本的同時也是長期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的方針。”（《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頁。）他接著指出：“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于藝術和科學的發展。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頁。）“有人讓我寫幾個字，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八個字。”

 

 

毛澤東手書：“百花齊放，推陳出新”

 

這個方針是為了繁榮文藝、促進科學發展的，同時也是活躍社會生活、促進社會進步和人的發展的好方法。毛澤東從社會發展的全局上，從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各種矛盾的實際情況考慮問題的，是為著解決這些矛盾，促進社會發展與進步的。所以，他還特意闡述了對少數人鬧事的根本立場和態度。毛澤東說：“對于少數人鬧事，第一條是不提倡，第二條是有人硬要鬧就讓他鬧。我們憲法上規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沒有規定罷工自由，但是也沒有禁止，所以罷工并不違反憲法。有人要罷工，要請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誰想鬧就鬧，想鬧多久就鬧多久，一個月不夠就兩個月，總之沒有鬧夠就不收場，你給予收場，總有一天他還是要鬧。凡有學生鬧事的學校，不要放假，應是來它一場赤壁鏖兵。這有什么好處呢？就是把問題充分暴露出來，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鍛煉，使那些沒有道理的人，那些壞人鬧輸。要學會這么一種領導藝術，不要什么事總是捂著。”（《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53—354頁。）

 

毛澤東對于國際國內存在的各種矛盾的基本態度，就是公開，揭露，不回避，不隱瞞，著眼于廣大人民群眾提高認識，并在說理斗爭中，是非得以辨明，使鬧事者和群眾都受到教育。

 

“領導我們國家可以采用兩種不同的方法”

 

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領導我們的國家可以采用兩種不同的辦法，或者說兩種不同的方針，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讓人們敢于說話，敢于批評，敢于爭論；不怕錯誤的議論，不怕有毒素的東西；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批評批評者的自由；對于錯誤的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許人家說不同的意見，不許人家發表錯誤的意見，發表了就‘一棍子打死’。這不是解決矛盾的辦法，而是擴大矛盾的辦法。兩種方針：放還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們采取放的方針，因為這是有利于我們國家鞏固和文化發展的方針......知識分子的問題首先是思想問題，采取粗暴的方法，壓制的方法，那是有害無益的......要人家服，只能說服，不能壓服。壓服的結果只能是壓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我們一定要學會通過辯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來克服各種錯誤的思想。”（《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279頁。）毛澤東把“放”提到了“領導我們的國家”的方法、方針的高度，可見他把這個“雙百”方針看得有多重。

 

毛澤東歡迎批評黨外人士和廣大群眾的批評是誠懇的，由衷的，他不是講空話，做樣子，而是身先士卒，把自己擺進去，帶頭貫徹落實。195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說他們接到廣州中山大學的反映，有一位在中國講學的蘇聯學者，在訪問孫中山的故居時，向陪同人員談起，他對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中關于孫中山先生世界觀的論點有不同的看法。中宣部認為，這“有損于我黨負責同志的威信”，請示中央是否有必要將此事向蘇聯方面反映。2月19日，毛澤東批示說：“我認為這種自由談論，不應當去禁止。這是對學術思想的不同意見，什么人都可以談論，無所謂損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蘇聯駐華大使——作者注）談此事。如果國內對此類學術問題和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頁。）毛澤東認為，即使對于馬克思主義也是可以批評的，對黨的領導人，自然也可以批評。還有這樣一件事，在確定“放”的方針后不久，毛澤東在上海接見周谷城時，對他寫的《形式邏輯與辯證法》的文章表示了贊同，鼓勵他就此寫一本書。周谷城說，反對的文章鋪天蓋地。毛澤東說：人大一位教授引用過你的觀點，不要怕爭論。后來，周谷城的這本書將要出版時，寫信請毛澤東作序。毛澤東回信說：“事情還在討論中，由我插入一手，不太適宜。作序一事，不擬應命。”周谷城后來說：毛主席考慮問題非常細膩、周到。“不做序是為了鼓勵爭鳴。”

 

1956年5月26日下午四時，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在談到“雙百”方針時進一步說：“現在春天來了，一百種花都讓他開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范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干涉他們。李森科、非李森科（特羅菲姆.李森科是前蘇聯生物學家、遺傳學家，他的學說當時在蘇聯“一家獨放”，但在國際上還是有爭論的——作者注），我們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學說，那么多的自然科學學派，就是社會科學學派，這一派、那一派，讓他們去談。在刊物上、報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這里講的“簡單的方法”就是行政命令或行政裁決的方法。毛澤東不是謙虛，而是尊重藝術和科學發展的規律。對于從事黨政領導工作的同志，不說對自然科學不懂或不大懂，對于學術問題不宜干預，就是對于社會科學領域的問題，雖然懂得一些，但也不要以行政手段代替學術問題的自由討論。藝術界、學術界雅雀無聲、冷冷清清的局面，不利于藝術和科學的發展，反而會使人們的思想僵化、退化。

 

二、“雙百”方針與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毛澤東第一個提出：社會主義社會有矛盾。他說：“有人說，社會主義社會可以找到矛盾。不是找到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滿著矛盾。”有矛盾，就有斗爭，有統一，因而這個社會就是活躍的，興旺的，能動的，就是有希望的社會。

 

“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我們的社會向前發展”

 

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這個規律不僅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著的對立面，又統一，又斗爭，由此推動事物的運動和變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過按事物的性質不同，矛盾的性質也就不同。……但是，對于許多人說來，承認這個規律是一回事，應用這個規律去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又是一回事。許多人不敢公開承認我國人民內部還有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我們的社會向前發展。許多人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矛盾，因而使得他們在社會矛盾面前縮手縮腳，處于被動地位；不懂得在不斷地正確處理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將會使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統一和團結日益鞏固。這樣，在我國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進行解釋，引導人們認識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確的方法處理這種矛盾。”（《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頁。）首先是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有矛盾，然后是采取正確的方法處理這些矛盾。在處理這些矛盾過程中，也就推動了社會的發展，社會穩定也就在其中了。這就是社會的辯證的發展過程。

 

毛澤東說：“雙百”方針是怎樣提出來的呢？“它是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提出來的，是在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各種矛盾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在國家需要迅速發展經濟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來的。”（《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頁。）這就說明，“雙百”方針的提出不僅有利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鞏固，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文化，而且有利于解決各種矛盾，保持社會的穩定和促進社會發展。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改造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但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層建筑，主要是政權機關，意識形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43—444頁。）這是基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科學分析，也是在所有制改造取得基本勝利后的必然選擇。

 

怎樣解決這些矛盾呢？毛澤東東說：“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同舊社會的矛盾，例如同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它可以經過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在人民內部是實行民主集中制。我們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們的憲法又規定：國家機關實行民主集中制，國家機關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為人民服務。我們這個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任何資產階級國家不可能有的最廣大的民主。”（《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頁。）毛澤東還說：對于人民內部的矛盾，不能能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說，必須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不是強迫他們做這樣做那樣，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們進行教育和說服的工作。”“企圖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強制的方法解決思想問題，是非問題，不但沒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凡屬于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于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209頁。）這樣，人民群眾一方面廣泛享受著社會主義民主權利，一方面暢所欲言，在憲法范圍內平等地討論問題。如此，這個社會就是一個蒸蒸日上的、活躍的、活潑的社會，也必然是一個進步的穩定的社會。這樣的社會，人民高興，也會感到幸福。

 

有批評和反批評，社會就有生機和活力

 

“雙百”方針是為了繁榮文藝、促進科學發展的。實際上，同時也是活躍社會生活、促進社會進步和人的發展的好方法。

 

毛澤東說：社會主義文化的方針可以歸結為一點，說白了，就是讓人講話。在講話中，在批評與反批評中，在斗爭中發展馬克思主義，分清是非，建設一個生動活潑的，有生機，有活力的社會。

 

毛澤東曾自問自答式提出兩個問題：一個是馬克思主義能不能批評的問題。一個是人民內部的錯誤思想是否允許發表的問題。

 

對于第一個問題，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真理，它是不怕批評的，如果馬克思主義害怕批評，如果可以批評倒，那末馬克思主義就沒有用了。事實上，唯心主義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種形式批評馬克思主義嗎？抱著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而不愿意改變的人們不是也在用各種形式批評馬克思主義嗎？馬克思主義不應該害怕任何人批評。相反，馬克思主義者就是在人們的批評中間，就是在斗爭的風雨中間，鍛煉自己，發展自己，擴大自己的陣地。”（《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232頁。）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在省市區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講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進一步分析說：“真理是跟謬誤相比較，并且同它作斗爭中發展起來的。”“禁止人們跟謬誤、丑惡、敵對的東西見面，跟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東西見面，跟孔子、老子、蔣介石的東西見面，這樣的政策是危險的政策。它將引導人們思想衰退，單打一，見不得世面，唱不得對臺戲。在哲學里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是對立統一，這兩個東西是相互斗爭的。還有兩個東西，叫做辯證法和形而上學，也是對立統一、相互斗爭的。一講哲學，就少不了這兩個對子。”“我勸在座的同志，你們如果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那就還需要補學一點它的對立面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康德和黑格爾的書，孔子和蔣介石的書，這些反面的東西，需要讀一讀。不懂得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沒有同這些反面的東西作過斗爭，你那個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是不鞏固的。我們有些共產黨員、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的缺點，恰恰是對于反面的東西知道得太少。讀了幾本馬克思的書，就那么照著講，比較單調。講話，寫文章，缺乏說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東西，就駁不倒它。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不是這樣。他們努力學習和研究當代的和歷史上的各種東西，并且教人們也這么做。”（《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193、193頁。）對于反面的東西，一是承認它，二是與它作斗爭。這種斗爭是充分說理的，是辯證的，而不是武斷的和形而上學的。毛澤東認為，人民群眾只有在與錯誤的思想進行斗爭中，才能提高覺悟，增強辨別力。

 

對于第二個問題，對于人民內部的錯誤思想能否可以發表的問題，毛澤東指出：禁止這些思想，不允許有任何發表的機會，行不行呢？當然不行。對待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對待精神世界的問題，用簡單的方法去處理，不但不會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讓發表錯誤意見，結果錯誤意見還是存在著。而正確的意見如果在溫室里成長出來的，如果沒有經過風雨，就沒有免疫力，遇到錯誤意見就會打敗仗。毛澤東說：“有些同志認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這就有問題了。田里頭長著兩種東西，一種叫糧食，一種叫雜草。農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雜草作斗爭，我們黨的作家、藝術家、評論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領域的雜草作斗爭。”（《毛澤東年譜》第三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8頁。）還說：“農民每年都跟那些草講，就是每年都要鋤它幾次，那個草根本不聽，還是要長。鋤了一萬年，草還要長，一萬萬年，還是要長。”少年時代的毛澤東干過農活，懂得農業上的一些道理。可貴的是，他能將這個最普通的農業生產中的知識用來說明大政方針中的問題，從大學教授到基層老百姓都能聽明白，十分難得。對于糧食（禾苗），雜草就是對立面。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毛澤東社會主義文化的一個經典。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新形勢下的成功探索，也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個重大貢獻。作為一個政黨，讓人講話，一方面是對人民群眾充分信任的表現，更是有力量的表現。另一方面，這也是毛澤東對于鞏固人民政權的一個重要途徑。只有放手讓人民群眾講話，人民群眾才心情舒暢；只有讓人民群眾講話，對于黨的領導工作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及時提出來，予以糾正，才能鞏固黨的執政地位。

 

在日常生活中有一個簡單的但說明問題的現象，騎自行車向前走，既前進又穩定。如果停下來，人車就會歪倒。社會也是這樣，在批評與反批評中，在辯論中，在說理斗爭中，社會既能前進，也能穩定。而死氣沉沉，鴉雀無聲，杳無聲息，群眾沒有說話的機會，有話憋在肚子里，時間長了，社會肯定會付出代價，單靠“維穩”治標不治本。

 

“有對立面是好事，不是壞事”

 

世界本來就是對立統一的。沒有對立物，就沒有自身存在的條件。1962年8月5日，毛澤東在談到《西廂記》的劇情時說到了“戲劇沖突”的重要性：“《西廂記》中老夫人代表封建勢力，是對立面，有了老夫人，才有戲，不然，光有鶯鶯、紅娘、張生三個人打成一片，沒有對立面還有什么戲呀！”（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頁。）

 

有對立面，有沖突，才有戲，這是真理。戲劇如此，社會也是如此。社會也需要有“戲”，就是有對立面，有沖突，有斗爭，人們有思考的題目，能吸引人。

 

1957年3月，毛澤東指出：“我們的政權是人民民主政權，這對于為人民而寫作是有利的環境。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對于科學和藝術的發展給了新的保證。如果你寫的對，就不用怕什么批評，就可以通過辯論，進一步闡明自己的正確的意見。如果你寫錯了，那末，有批評就可以幫助你改正，這并沒有什么不好。在我們社會里，革命的戰斗的批評和反批評，是揭露矛盾，解決矛盾，發展科學、藝術，做好各項工作的好方法。”（《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頁。）這種“革命的戰斗的批評和反批評”，是生機和活力的表現，是蓬勃發展的象征。前30年，人民群眾所以意氣風發，創造出許多人間奇跡，如大慶、大寨、紅旗渠以及“兩彈一星”精神等，與當時的社會是一個有活力、有生機的社會關系極大。所以“有生機有活力”，就是要人民群眾有話語權，有批評，也有反批評，總之是能說話。這樣，社會就會在運動中穩定和發展。否則，沒有生機和活力，如同死尸一般，就談不上真正的穩定和發展。人是有思想的，并不是找到飯吃就幸福了。毛澤東說，那不就像狗找到屎吃一樣了嗎？

 

1961年1月26日，毛澤東到達天津。晚上，在專列上同中共河北省委負責人劉子厚、閻達開、萬曉塘等談話，了解河北農村整風整社、對“一平二調”退賠等問題。當河北談到這次退賠最堅決，全省震動很大，有四百多萬條意見，群眾敢說話了時，毛澤東說：“這才像個共產黨的樣子，人民敢說話了。”（《毛澤東年譜》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33頁。）毛澤東把人民敢說話視為“才像個共產黨的樣子”，這說明他把這件事看得有多么重要。毛澤東一貫反對把人民群眾的嘴巴捂起來，讓廣大人民群眾只是過好自己的“小日子”。如果百姓不關心國家大事，沒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觀念，帝國主義一旦發動侵略戰爭，老百姓能不能、會不會上前線？這是個問題。抗日戰爭中漢奸多得讓世界驚嘆！為什么？就是政府把老百姓甩在一邊，或者打內戰、不抗戰，或者實行片面抗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發動群眾，實行全面抗戰，打了一場人民戰爭，扭轉了抗戰被動局面，走上抗戰勝利的道路。

 

“廟堂”的事不允許群眾過問，會有后患。一個默不作聲，杳無信音，沒有批評與反批評的社會是危險的。

 

四、“雙百”方針是提高群眾覺悟的有效途徑

 

由于“雙百”方針就是鼓勵人民群眾講話，參與政治活動的。所以，它對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和素質是一個有效途徑，而且是唯一的途徑。

 

人民群眾覺悟的提高只能在參與政治活動的實踐中

 

群眾必須在自己親身實踐中，在自己的親身體驗中，才能教育自己，提高認識和覺悟，這是領導講話代替不了的。1948年1月22日，毛澤東在講到群眾的覺悟只能在實踐中才能提高時，以土地改革的實踐作比喻，他說：“平分土地是反封建斗爭的最高目標，必須經過幾個階段，幾番手續，才能達到目的，不是一次可以徹底完成的，……其所以如此，是因為群眾必須在自己親身經驗中，才能教育自己，提高覺悟，認清敵人，取得勝利。共產黨員也是如此，必須在斗爭中教育自己，取得經驗，才能領導群眾得到勝利。……每個鄉村，必須有絕大多數群眾認為沒收、分配地主、富農的土地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合理的，由群眾自己批駁了落后群眾中長期存在的錯誤思想，比如貧窮是由于命運，分土地是不道德行為等等，絕大多數群眾真心愿意平分土地，然后才能行動；否則，就會犯冒險主義錯誤，被地主、富農及壞干部利用，亂打，亂殺，亂斗，亂分階級，亂訂成分，土地分不好，又要走回頭路。”（《毛澤東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頁。）毛澤東說這段話是為了把土地分好，我們在理解上還有必要看到毛澤東另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農民群眾只有在斗爭中，在分好土地的實踐中，才能自己教育自己，提高認識，提高覺悟。也只有群眾提高了覺悟，才能將土地分好。

 

毛澤東說，“雙百”方針，“推而廣之，也是開展一切工作的好方法。”隨著“雙百”方針貫徹的深入，毛澤東將此引入到黨的開門整風的實踐中。放手讓包括民主人士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給黨提意見，以便使黨更好地改進領導工作。

 

黨的建設的開放性，勇于讓人民群眾參與政治運動，包括黨的建設，源自于黨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追求的一致性，源自于黨和人民群眾的魚水關系，源于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的，這是黨有力量的表現。

 

有人說，共產黨不能給人民群眾更多的民主，因為中國民眾的參政意識不強，素質太低。這個說法欺騙了人們很多年。但是，必須明確，這種情況是怎樣造成的呢？恰恰是幾千年來封建社會的專制統治造成的，是不讓人農民群眾講話造成的，是不讓人民群眾參與政治活動造成的。如果我們借口群眾素質低下，排除人民群眾參與政治活動的權利，仍然繼續將人民群眾排除在政治活動之外，那群眾就永遠不會提高覺悟和參政能力。其實，只要黨的領導允許群眾參與，群眾就有極大的積極性，而且覺悟很快就得到提高。延安時期，在共產黨處在局部執政的情況下，搞民主選舉，連小腳老太婆翻山越嶺，奔波幾十里路參加投票就是明證。應該明確，越是不讓群眾參政，越是不給群眾民主，越是不給群眾說話的機會，群眾就會愈加愚昧。實際上，共產黨允許群眾參與政治活動，有利于群眾覺悟的提高。只有專制統治，才不允許群眾講話，才使人民群眾繼續愚昧。這種狀況應該改變，再也不能延續下去了。

 

在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里，統治階級對于人民群眾始終是按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信條行事的。新中國建立后，黨曾經提出過“政務公開”，這比“不可使知之”前進了一大步。但是，“知之”不能停留在“聽之”、“看之”的層面上。還要讓群眾“參之”。參與就是實踐，群眾只有在參與黨的政治活動的實踐中才能提高覺悟，受到教育，素質才能提高。如果將群眾永遠排斥在政治活動之外，群眾永遠是愚昧無知的，這個結果不怪群眾。群眾自己不能決定參與什么活動，尤其是政治活動。所謂參與，就是監督，就是對黨的領導和政府工作提出意見、建議。

 

中國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的統治實質上是人民的統治，它最希望人民群眾進步，也最需要人民群眾素質的提高和民主意識的增強。正如毛澤東于1944年12月15日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第二屆第二次會議的演說中所指出的：“專制主義者利于人民愚昧，我們則利于人民聰明，我們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漸地離開愚昧狀態與不衛生的狀態。”這就是毛澤東一生致力于提高國民素質，改變奴性的原因所在。一個國民素質低下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

 

“雙百”方針與西漢武帝采納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意識形態，在政治文化層面上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雙百”方針讓人講話，包括讓人們講在學術上與中共領導人不同意見的話，這是共產黨有力量的表現。“罷黜百家”就是限制不同意見，不讓儒生以外的人講話，是膽怯的表現。他們怕什么？怕人民群眾講話，怕丟掉政權，因為他們的政權是與廣大人民對立的。

 

黨領導水平的提高與人民群眾的覺悟相輔相成

 

顯然，毛澤東意識到，共產黨生活在廣大人民群眾之中，它變不變質，其領導水平的高低，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是與人民群眾的覺悟程度，監督力度聯系在一起的。做個比喻，一棵大樹，他是生長在土壤中的。它生存、生長得如何，不僅僅在于自身，譬如種子（品種），更在于土壤（水分和養料）。共產黨就是大樹，人民群眾就是土壤。因此，解決共產黨存在和發展的問題，僅僅從黨內去解決，僅僅限于自身解決自身的問題，往往是治標不治本，至少效果不好。

 

黨的領導水平的提高，不可能離開人民群眾孤立地進行。因為共產黨不是空中樓閣，廣大黨員就生活在人民群眾之中。新中國成立后，黨發動過“三反”、“五反”斗爭和黨內整風運動，盡管都取得了當時應有的效果，但毛澤東并不滿足于此，他還在探索更有效的方法途徑，既能解決黨內的問題，又能使黨外群眾受到鍛煉，提高廣大群眾的覺悟。毛澤東對于群眾運動看得更遠更高，不僅要解決黨自身的問題，還要讓群眾在運動中得到鍛煉，這是黨不斷提高領導水平，防止變質的基礎。事實上，沒有群眾的參與和監督，只憑共產黨的領導人坐在辦公室反省，就有可能走到唯心主義的道路上去。

 

1964年8月29日下午，毛澤東會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當尼方提出：“您這樣偉大的秘密是什么”時，毛澤東說：“我沒有什么偉大，就是從老百姓那里學了一點知識而已。當然我學了一點馬克思主義，但是單學馬克思主義還不行，要從中國的特點和事實來研究中國問題。力量的來源是人民群眾。不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哪一個也不行。要在人民群眾那里學得知識，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眾。所以要想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毛澤東年譜》第五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01頁。）向人民群眾學習，從群眾中吸取營養，既是毛澤東一生的愿望，也是他一生的實踐，更是在搞好黨的建設方面的新貢獻。

 

同理，共產黨發展的規模和水平，也影響到人民群眾。一個思想上封閉、文化上落后，政治上腐敗的黨，是不可能帶領人民群眾前進的，人民群眾也不會買賬。一方面，人民群眾需要黨的正確領導、引導和教育，特別是率先垂范；另一方面，黨也需要從人民群眾中不斷吸取營養。總之，黨不可能孤立地存在，更不可能脫離人民群眾獨立地發展、提高。共產黨的提高必然包含在人民群眾的進步之中。

 

一切事物矛盾的雙方，從同一性的角度說，都是在相互依存、相互聯系、相互滲透中存在和發展的，黨與群眾的關系也是如此。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它與人民群眾相互聯系而存在，相互促進而發展。黨的發展水平，受到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與文化素養的制約和影響；人民群眾覺悟和文化素養的提高也受到黨的領導水平的影響。這種互相促進、互相影響的關系，也只能在“放”（讓群眾講話）的過程中共生共長。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發展的基礎是人民群眾，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也不會離開人民群眾，黨的領導水平的提高也賴于人民群眾進步的程度。

 

一般地講，在群眾整體素質較低的時期或地區，黨的力量和活動范圍也比較小；相反，在群眾整體素質普遍較高的時期和地區，黨的力量和活動范圍也比較大。所以，黨的領導的效果應是有利于群眾素質的提高。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只有讓人民群眾講話，給他們更多的話語權，讓他們更多地參與黨的建設與決策活動。這就是共產黨與人民群眾的相依關系。

 

但是，群眾中的某些消極落后意識也會滲透到共產黨的隊伍中來，對黨的建設產生不良影響。為此，毛澤東同時十分注意教育、引導群眾，特別注意防止以農民為主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影響黨的思想的純潔性。所以，他一直強調思想建黨。反過來，黨內存在的諸如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特別是貪污腐敗等問題，也會誤導群眾，在群眾中造成負面的影響，主要是使群眾對黨失去信心。這是一個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過程。由此，毛澤東明確地告誡全黨，一方面要善于聽取群眾的意見，并將群眾中的消極因素引導到正確的方向；一方面，黨也要從人民群眾中吸取營養，自覺接受群眾的監督，二者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結束語

 

“雙百”方針是一個正確的方針，讓人民群眾講話的方針，這樣就可以使社會有生氣，有活力，也能使群眾在參與的實踐中提高覺悟。如此，它與社會穩定、進步，與黨的建設有極大的促進作用。這是在政治上一舉多得的事情，而且不用投入。只是在出現攻擊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情況予以及時批駁就可以了，也沒有必要“引蛇出洞”，聚而殲之。思想上的東西是殲不絕的。

 

作者：李瑞昌  曾任中共泊頭市委書記，滄州市市長，河北省委研究室主任。八屆全國人大代表。著有《為政德識談》《警示明鑒上下冊》《人生智慧縱橫談》等書。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