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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伯流：井岡山“洗黨”與毛澤東“思想建黨”原則的建構

點擊：作者：余伯流來源：《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發布時間:2023-07-28 10:11:57

【油畫：毛主席在井岡山（鄭洪流作）】

【摘要】井岡山時期的九月“洗黨”，是我黨我軍歷史上第一次整黨運動。九月“洗黨”的背景是“八月失敗”，“洗黨”的結果是純潔了黨的組織，提高了黨的戰斗力。毛澤東在井岡山九月“洗黨”的實踐中，萌發和提出了“思想建黨”的重要思想主張。“思想建黨”的原則，是毛澤東關于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核心理念，也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重大發展。毛澤東“思想建黨”的原則，發源于井岡山，形成于中央蘇區，成熟于延安時期。

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與邊界特委于1928年9月領導開展了一場“洗黨”運動。井岡山的九月“洗黨”，是我黨我軍歷史上第一次整黨運動，但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整黨，而著重是組織上的清洗與整頓。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洗黨”實踐中，萌發和提出了“思想建黨”的重要主張。這一主張，是毛澤東建黨理論的核心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重大發展。

一、井岡山斗爭時期九月“洗黨”的緣起與結果

為什么要“洗黨”？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在井岡山黨組織“大發展時期”，許多投機分子乘公開征收黨員的機會混入黨內，造成黨組織的嚴重不純。1928年5月邊界黨的“一大”以后，土地革命蓬勃發展，軍事斗爭節節勝利，紅色區域不斷擴大，黨的組織進入了“大發展時期”。這時，黨的組織公開了，開始了公開建黨建團。各地召開群眾大會，掛起公開征收黨團員的牌子，由群眾報名參加。有的還采取“串連發展法”或“拉夫式”的方法發展黨員。一時，永新縣有黨員4000余人，寧岡縣有黨員近3000人，蓮花縣增至800余人，邊界各縣“黨員數量一時增到一萬以上”。[1]P74-75 由于“黨組織的擴大，完全只注意數量的發展，沒有注意質量上的加強，黨與階級沒有弄清楚，而只是拉夫式的吸收辦法。這樣將使黨的組織破底，其結果必變成不能斗爭的黨”。[2]P187-188

二是在紅四軍主力“八月失敗”后，國民黨“還鄉團”反攻倒算，血洗根據地，很多黨員“反水”（即叛變），不少黨的基層組織“塌臺”。1928年8月，中共湖南省委及其代表杜修經推行“左”傾盲動主義，乘毛澤東遠在永新之機，利用湘南農軍要求回鄉的強烈愿望，指令雄踞井岡山的紅四軍主力第二十八、二十九團離開大本營寧岡，冒進湘南，結果釀成了令人痛心疾首的“八月失敗”，紅四軍第二十九團全團覆沒。在紅四軍主力兵敗湘南時，國民黨軍隊及保安隊、挨戶隊、還鄉團竄回根據地，實行瘋狂的報復，白色恐怖遍及邊界鄉鎮，許多投機入黨的黨員紛紛“反水”，掛起白帶子，帶領白軍大肆燒殺。“白色恐怖一到，投機分子反水，帶領反動派捉拿同志，白區黨的組織大半塌臺。”[1]P74-75

為此，毛澤東和邊界特委決定：“九月以后，厲行洗黨。”[1]P74-75“洗黨”的重點，在寧岡、永新兩縣。這兩縣是井岡山根據地的腹心地域。永新、寧岡兩縣的黨組織全部解散，重新登記。“洗黨”的做法是進行組織整頓，建立秘密組織。為了幫助地方“洗黨”，紅四軍軍委從部隊抽調了陳東日等一些紅軍干部深入基層，協助工作。

“洗黨”的對象有以下幾種：（1）投敵叛變或被敵人抓去，問題沒有搞清楚的；（2）不起黨員作用，不服從指揮，不愿革命的；（3）出身不好，革命又不積極的。

這里以寧岡大隴區委為例，略述“洗黨”情況。

寧岡大隴蘇區干部朱開卷回憶說：“那里擔任我區洗黨工作主要負責人是陳東日。1928年6月，大隴區有400多黨員。洗黨先是從支部開始。陳東日到各鄉的支部里與支部書記和兩個可靠的黨員研究，研究哪些黨員不符合條件應該洗刷，哪些黨員不應該洗。我們這個區共洗掉200多個，剩下100多個。我這個支部有60個黨員，洗黨以后只剩下20多個。凡是有親戚在國民黨反動派辦事的、當兵的，不服從指揮的，不愿干革命的，社會關系不好的，就盡量洗刷。洗刷的黨員不宣布也不通知，開會不叫他參加，重新立過黨員花名冊。”[3]

“洗黨”的重點放在開除投敵叛變分子上。喬林鄉有個陳彭壽，在“八月失敗”后對革命喪失信心，暗中投靠敵人，事情被黨組織查實后，被清洗出黨并予以處決。永新洋溪鄉小地主汪玉瑞、汪滿德，投機取巧鉆進共產黨內，包庇大土豪汪回生延宕分田，“洗黨”時，汪玉瑞被處決，汪滿德被清洗出黨。被清洗的黨員，不通知他本人開會，宣布他們的問題，支部會上除名。沒洗刷的，重新填表登記，逐級上報。

當時整個邊界共有黨員1萬余人，“洗黨”的結果，清洗4000人左右，保留了5000余人，都是“洗黨”后的精英和可靠人物。“洗黨”以后，黨組織重新轉入秘密狀態。雖然“黨員數量大為減少，戰斗力反而增加”。[1]P74-75黨的基層支部，成為邊界斗爭的堅強戰斗堡壘。如大隴區喬林鄉的共產黨員，在艱苦的環境中，英勇戰斗，堅貞不屈，大部分都犧牲了。在湘贛邊第三次反“會剿”中，許多黨員堅持秘密活動，轉入深山老林，飲冰臥雪40余天，凍掉了手指腳趾，也沒叛變革命，信念十分堅定。

井岡山九月“洗黨”，畢竟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沒有任何經驗可借鑒，因此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如有些地方簡單地重新抄報；有的地方清洗過嚴、過狠；有的出現排斥知識分子等現象。盡管如此，總的看來，邊界九月“洗黨”的進展是健康的，成績是顯著的。通過“洗黨”，純潔了黨的組織，提高了黨的戰斗力。井岡山九月“洗黨”不失為我黨歷史上一次成功的卓有成效的整黨運動，為我黨以后的整黨運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和寶貴的經驗。

【《井岡山的斗爭》是毛澤東同志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作于1928年11月25日。文章分為湘贛邊界的割據和八月失敗、割據地區的現勢兩個部分，割據地區的現勢從軍事問題、土地問題、政權問題、黨的組織問題、革命性質問題、割據地區問題等六個方面進行了論述。】

二、毛澤東“思想建黨”重要主張的發韌與提出

經過九月“洗黨”的洗禮，前委書記、特委書記毛澤東萌發和提出了“思想建黨”的重要主張。他明確提出：“我們感覺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1]P74-75

毛澤東的這一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中的精髓。這一思想的提出是事出有因的：井岡山斗爭時期，邊界各縣黨組織的思想建黨問題，是一個使毛澤東一直感到困擾的問題。毛澤東深感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進行黨的建設“難得很”。“難”在哪里呢？因為農民有革命性的一面，也有落后性的一面，邊界各縣的農村黨組織中，存在很多農民“落后性”的弊端：

一是家族觀念的影響。由于根據地地處偏僻，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封閉式的農村山區環境，“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社會組織普遍是以一姓為單位的家族組織。黨在村落中的組織由于居住關系，許多同一姓氏的黨員為一個支部，“支部會議簡直同時就是家族會議”。黨的組織也有一些宗族裙帶關系。如寧岡縣委中，組織部長劉克猶、宣傳部長劉輝霄，都是縣委書記龍超清的姐夫等。為此，毛澤東曾深有感觸地說：“在這種情形下，‘斗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真是難得很。”[1]P74-75 邊界各縣的家族觀念嚴重地影響著黨的建設和發展。

二是地方主義的積弊。井岡山根據地擁有湘贛邊界六個縣，各縣之間地方主義很嚴重，一縣內的各區乃至各鄉之間也有很深的地方主義。邊界的地方主義，是一種狹隘的小生產者的觀念。“有了地方主義，各地革命斗爭就得不到互相配合，只顧自己地區的局部利益，保守自己的地方，兄弟地區有困難也不互相幫助。”[4]P326 “地方主義在永新特別嚴重”，“如去年永新縣要脫離特委而獨立，其地方觀念、保守思想、自由傲慢的劣根性亦是很多的”。[5]P274

三是土客籍矛盾的宿怨。湘贛邊界還有一件“特別的事”，就是土客籍矛盾，后來演繹發展為“土籍的黨，客籍的槍”的尖銳對峙。土客籍問題，是井岡山斗爭時期一個特殊而尖銳的問題。土籍的本地人和數百年前從北方遷移來的客籍人之間有著很大的隔閡，歷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時發生很激烈的斗爭。在湘贛邊紅色區域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最為嚴重。“這種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講不應引到被剝削的工農階級內部來，尤其不應引到共產黨內部來。然而在事實上，因為多年遺留下來的習慣，這種界限依然存在。”[6]隨著斗爭的深入，這個矛盾便漸漸顯露出來了。比如：打土豪時，寧岡縣農協下通牒捉拿8個土豪，其中土籍6個，客籍2個，有些跟土豪有某種裙帶關系的土籍群眾就說土籍吃了虧。在人事權力問題上，土客兩籍也出現了相互傾軋的現象。1928年2月寧岡縣工農兵政府成立，毛澤東推舉活捉敵縣長張開陽的土籍農民、暴動隊長文根宗出任縣工農兵政府主席。未料，不到3個月，擁兵自重的客籍革命派便提出要“輪流坐莊”，是年5月縣工農兵政府主席即改由客籍的甘金煌擔任。甘只擔任一個多月，由土籍革命派掌權的縣委又以甘“文化低，能力差”為由，把甘給撤換了。對此，毛澤東曾出面干預，批評了土客籍頭面人物龍超清和袁文才。然而，龍超清、袁文才等人，為各自代表一方的利益所驅使，始終難以超脫，不能自拔，而且愈陷愈深，愈演愈烈。

為了解決土客籍矛盾問題，毛澤東和邊界特委曾斷然采取了組織措施，如：將龍超清調往蓮花工作，將何長工調任寧岡縣委書記；任命袁文才為紅四軍參謀長，劉輝霄為前委秘書長，于1929年初隨軍行動；同時，對邊界縣、區委干部也作了相應的調整。這著棋果然奏效，土客籍矛盾日漸趨于緩和。但一年后毛澤東和紅軍主力下山轉戰贛南時，還是引發了一場悲劇：土籍的黨組織設計殺害了客籍的軍事頭領袁文才、王佐，這是袁、王被錯殺的深層原因。

井岡山邊界地區存在的家族觀念、地方主義、土客籍矛盾等困惑，引起毛澤東深深的思考，于是提出了要注重“思想建黨”的重要主張，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從組織上、機制上予以落實解決。這突出地體現在邊界黨的“二大”上，其主要舉措有：

一是回答了“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問題，堅定了廣大軍民的信念。“八月失敗”以后，黨內有些同志被暫時的困難和挫折所迷惑、嚇倒，對前途感到渺茫，把曾經在5月間出現過的“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又提了出來。這種錯誤思潮的再次產生，表現出極大的危害性。為此，毛澤東感到有必要再次答復這個問題。1928年10月4日至6日，邊界特委在寧岡茅坪的步云山白云寺，主持召開了邊界各縣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長篇報告，詳細地論證了邊界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的原因，肯定了創造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重大意義，指明了中國革命的形勢和特點，不僅對“左”傾盲動主義作了有力的批判，同時對“紅旗到底能打得多久”的右傾悲觀論調進行了科學的回答。這個報告極大地鼓舞了井岡山軍民堅持“工農武裝割據”的信心，使邊界黨的思想基本上得到統一。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名為《時局估量和紅軍行動問題》，是毛澤東同志在1930年寫給林彪的一封信。在這封信中批評了林彪以及黨內一些同志對時局一種悲觀的思想，回答了對“紅旗能打多久”的疑問。】

二是提出了“洗刷黨內機會主義遺毒”，“改造各級黨部”。這可從邊界黨的“二大”決議案中看出。該決議案詳細地論述了邊界的斗爭現狀，系統地總結了邊界黨在自身建設中的經驗和存在的問題，明確地提出了加強地方各級黨組織建設和改進邊界各項工作的措施和要求，并強調“指出過去黨內的錯誤，洗刷黨內機會主義的遺毒，改造各級黨部，使之走上真正無產階級領導的道路”。[2]P187-188 湘贛邊界的黨、團組織自1927年10月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來到后，幾經努力，均已恢復。“但因為邊界是個農村經濟的環境，加之黨的歷史很短，獨立斗爭很少（因為有紅軍可靠），故機會主義的遺毒、農民黨的傾向，在邊界各級黨部中表現出特別可怕的色彩。”這些“可怕的色彩”，表現在：有的黨員受到“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贊成焚燒政策，主張與敵人硬拼；有的黨員看不到革命的前途，對敵人進攻表現出畏縮、懼怕現象，懷疑紅旗打不長久，因而悲觀失望；有的黨員缺乏鐵的紀律，隨意性很強；有的黨員鬧地方主義和土客籍矛盾，引起隊伍內部不和等等。邊界黨既要領導黨員和群眾同地主豪紳作斗爭，又要從事黨和群眾的宣傳、組織工作，加上應付惡劣的環境及客觀上的困難，因而在很長的一個時期，“有意無意而對于基本工作疏忽了”。[2]P187-188 因此邊界黨的二大大力“洗刷黨內機會主義的遺毒”，“改造各級黨部”，并提到了議事日程，予以切實解決，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三是舉辦了黨團訓練班，提升廣大黨團員的思想水平。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在《決議案》中指示：“過去各地黨之所以沒有力量，就是因為黨員沒有訓練，甚至入黨式都沒有過。現在每個黨員都須加以黨的基本理論的訓練。”[2]P193 主要辦法是舉辦黨團訓練班。據當年特委書記楊克敏（即楊開明）記載，“辦了一期6個月的訓練班”。第一期黨團訓練班于“二大”以后在寧岡茅坪象山庵開辦。參加訓練班的黨團員，由各地黨組織選派，分期分批，集中學習。學習的時間，一般為一個半月。邊界特委為訓練班制訂了訓練大綱，其中有訓練內容、訓練方法和訓練要求，請有知識的老黨員干部給予輔導、訓練。同時各地縣委也相應舉行短期訓練班。訓練的內容主要以授課為主，對黨員進行政治教育、形勢教育、階級教育、黨的性質和基本理論教育。第二期湘贛邊界特委黨團訓練班設在茨坪。老紅軍王紫峰回憶說：“有100多名黨員參加了訓練，時間是三個月。訓練內容：講階級斗爭史、革命發展史，講政治、群眾工作，也講時事，早晨還出操。軍事訓練搞些隊列、隊形變換。訓練班有一個指導員專門給我們講課。”[7]P459 毛澤東、朱德、陳毅等領導同志，十分重視黨團訓練班的工作，經常抽空到訓練班去察看，并親自給黨團訓練班的學員講課。黨團訓練班的開辦，有效地提高了黨團員的思想覺悟和政治素質，為加強根據地黨的建設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三、毛澤東建黨思想在中央蘇區前期的曲折與演進

從1929年1月朱毛紅軍下山到同年12月古田會議召開，毛澤東建黨思想在井岡山斗爭后期和中央蘇區前期的風風雨雨中，經歷了一些曲折，并在紅軍戎馬倥傯的游擊生涯中得到深化和發展。

事情的原委要追溯到中共中央重建井岡山前委之舉。

中共中央對井岡山的斗爭一直十分關注。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專門向湘贛邊界前委發出了一封指示信，即《中央對前敵的指示信——關于目前形勢及今后的任務與工作》（史稱六月來信）。接到中央來信，毛澤東十分高興，記述說：“中央六月四日來信，經過江西省委吉安縣委，于十一月二日才到井岡山。這封信好得很，糾正了我們許多錯誤，解決了這邊許多爭議的問題。”[6]中央六月來信指明了當時中國革命的性質與任務，肯定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提出了加強邊界斗爭的一系列原則和政策。這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鞏固與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指導作用，故毛澤東稱“好得很”。

尤其好的是，根據中央六月來信的指示精神，1928年11月6日邊界重新組建了前敵委員會。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澤東、朱德、地方黨部書記（譚震林）、一工人同志（宋喬生）、一農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組成，毛澤東為書記。中共中央指示前委統轄邊界特委和紅四軍軍委。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井岡山前委的組建，使根據地內有了統一的黨的領導機構，進一步加強了邊界黨和紅軍的集中領導。

然而，自從朱、毛紅軍出擊贛南以來，隨著斗爭的深入，紅四軍黨內的無產階級思想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分歧，愈來愈明朗化，紅軍中黨的建設面臨著嚴峻的局面。

1929年6月，為了總結紅四軍下山后半年多來的斗爭經驗，解決黨和紅軍建設中的一些重大問題，紅四軍前委在閩西龍巖召開了黨的“七大”。會前，由于中央“二月來信”的負面影響，加上曾在蘇聯留學的軍事專家劉安恭的到來引起的風波，以及紅軍初創時期對許多問題的認識很不一致、前委領導機關又未能取得共識，因而紅四軍黨內出現了一些爭論。

“七大”前爭論的主要問題是：

1. 關于黨對軍隊的領導問題。

井岡山時期，曾在紅軍中確定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原則。但是，在頻繁的戰爭環境中，有些帶有舊軍隊意識和習慣勢力的干部感到約束，認為“黨代表的權力太大”，“前委包辦代替了軍委的工作”，因而提出了“軍事領導政治”的主張和“司令部對外”的口號。

2. 關于民主集中制問題。

有的同志認為黨代表是“家長制”，民主了半天，最后還是黨代表說了算。主張“自下而上的民主”，事無大小都要交下級討論，然后上級再作決議，否則就是不民主。

3. 關于建立根據地問題。

一些持單純軍事觀點的同志熱衷于“走州過府”、“招兵買馬”、“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流寇生活，不愿意做艱苦的群眾工作，建設鞏固的根據地。

這場爭論的焦點，后來集中在要不要建立軍委的問題上。

井岡山時期是有軍委的，毛澤東、陳毅、朱德都任過軍委書記。1929年1月朱、毛紅軍下山以后，為了應付險惡的局面，減少決策層次，提高決策效力，在尋烏項山的羅福嶂前委會議上，曾一度取消了軍委，統由前委指揮。“七大”前夕，在圍繞著要不要再設軍委的問題上出現分歧，5月底的永定“湖雷會議”上就開始爭論，在軍委設置問題、集權還是分權的問題上，朱、毛之間意見不一，劉安恭、林彪等爭論激烈，將事態擴大。在6月8日的上杭白砂會議上，再次討論軍委設置問題。時任紅四軍臨時軍委書記的劉安恭指責“黨管得太多”，“權太集中前委了”，毛澤東是“家長制”、“書記專政”、“自創原則”、“不服從中央”等。時任紅四軍一縱隊司令員的林彪在會前給毛澤東送去一封信，指責朱德存有“封建關系”、“軍閥作風”等，挑撥毛澤東與朱德的關系。“白砂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四點書面意見，主張集權，反對“分權”，提出撤銷軍委，維護前委代表黨對紅軍的直接領導。但毛澤東的意見未能在領導層達成共識，會上兩種意見愈爭愈烈。毛澤東覺得“不生不死”，憤而提出辭去前委書記，前委遂指定陳毅擔任臨時前委書記。當晚，林彪又托前委秘書江華轉給毛澤東一信，表示不贊成毛澤東辭職離開前委，希望他下決心糾正黨內的錯誤。

6月14日，毛澤東根據前委決定，以給林彪復信的方式，寫了一篇長文，就全軍黨內爭論的問題，陳述了自己的看法。毛澤東在信中將紅四軍黨內的爭論歸納為“個人領導與黨的指導”、“分權主義與集權”等14個問題，批評了黨內的錯誤思想，分析了黨內爭論發生的原因，解釋了“堅辭前委書記”的理由等。毛澤東認為：紅四軍黨內的爭論，不是個人和一時的問題，而是“歷史的結穴”，是“少數同志們歷來錯誤路線的結穴”，是“錯誤的思想路線的最后掙扎”，是“分權主義”，是“久抑求伸”，是“嚴重的政治路線問題”。[8]P64-77 這封信所表達的思想，核心是強調思想建黨、思想路線，這是后來紅四軍黨的九大即古田會議決議形成的思想基礎。

6月15日，朱德根據前委意見，也以給林彪復信的方式，寫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三點不同意見，表示不接受對他“與黨分權”的批評，認為毛澤東的前委實行“由上而下的家長制”，且“不服從中央調動”等。在雙方爭執不下、朱毛意見不一的情況下，紅四軍三克龍巖后，前委于6月22日在龍巖倫明堂召開了紅四軍黨的“七大”，試圖以會議形式解決問題。

“七大”由臨時前委書記陳毅主持召開。他從黨的事業出發，以團結為重，進行了必要的調解、斡旋工作。他風趣地說：“你們朱毛兩個，一個晉國，一個楚國，兩個大國天天在打架，我這個鄭國在中間簡直是不好辦。我是晉楚之間，兩大國之間，我跟哪個走，站在哪一邊?我就是怕紅軍分裂，怕黨分裂。我還是希望你們兩方面團結。”[9]會議只開了一天。爭論的結果，決議不設軍委，加強前委的工作。會議通過了《紅軍第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案——黨內爭論問題及分兵問題》。決議案在“總批評”中認為：“朱、毛兩同志在黨內外負責重要工作，不能因某種政策與意見不同互相猜忌，又不提出來批評交由黨解決，以致造成這次黨內出現嚴重爭論，給黨以不好的影響。”為此決定：“給毛澤東以嚴重警告處分，給朱德以書面警告處分。”決議案結尾還提出了“鬧個人意見的滾出黨去”的口號。[10]大會在最后選舉紅四軍前委書記時，毛澤東落選，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

“七大”釀成一大曲折，在中共黨史上產生了重大而微妙的影響。“七大”以后，毛澤東離開前委領導崗位，到上杭蛟洋一面養病，一面指導閩西特委工作。陳毅去上海參加軍事會議，并向中央匯報工作。

1929年9月下旬，在紅四軍出擊閩中、東江之時，由代理前委書記朱德主持，在上杭縣太忠廟召開了紅四軍黨的“八大”。“八大”開了三天，七嘴八舌，吵了三天，沒有取得積極成果。會后，紅軍中一些同志（如彭佑、郭化若、羅榮桓等）紛紛寫信要求毛澤東回到前委領導工作，朱德亦表贊同。但因無前委會議決定，領導層未形成共識，毛澤東沒有回四軍復職。

陳毅在上海期間，實事求是地向中共中央匯報了紅四軍兩年來的革命斗爭以及“七大”不同意見的爭論情況，當時主持中央軍委、組織工作的周恩來等同志，認真地聽取和研究了陳毅的報告，表示支持毛澤東回紅四軍前委主持工作。中央決定以周恩來、李立三、陳毅組成三人小組，全權處理朱、毛問題，周恩來以中央的名義于9月28日簽發了《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史稱九月來信），交陳毅帶回，以此為統一紅四軍前委的指導思想。中央“九月來信”中最重要、最核心、最關鍵的一個決定是：“毛仍應為前委書記。”陳毅歸來，在上杭官莊傳達了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朱德表示擁護。于是，朱、陳致信在上杭蛟洋蘇家坡養病的毛澤東，請他立即回四軍主持前委工作。毛澤東欣然于11月26日到達汀州，就任紅四軍前委書記，隨即在連城新泉進行了一個星期的“政治整訓”，起草了紅四軍黨的“九大”決議案。

【《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是由毛澤東同志起草的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的第一部分。它在中國破天荒第一次系統完整地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解決了如何使軍隊成為革命的人民軍隊的問題，同時也解決了如何建立一個能夠領導革命斗爭使之走向勝利前途的布爾什維克化的共產黨的問題，因而成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其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2月28日，毛澤東在上杭古田主持召開了紅四軍黨的“九大”。由于有中央九月來信的裁決，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以及朱德、陳毅等的協同努力，紅四軍黨的“九大”開得很成功，取得了令人滿意的結果。大會統一了思想認識，一致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決議的一部分即毛澤東起草的《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是決議的核心內容。毛澤東在其中批評了紅軍中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雇傭思想、軍閥殘余、小團體主義、個人主義、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極端民主化等種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提出了“進行正確路線的教育”的措施和方法，使黨和紅軍內的精神面貌為之一新。

決議明確提出：“紅軍第四軍的共產黨內存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這對于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偉大革命斗爭給予紅軍第四軍的任務，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1]P85古田會議的亮點是思想建黨與政治建軍。古田會議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核心理念是強調“思想建黨”，注重用無產階級思想指導黨和軍隊的建設，從而深化和發展了“三灣改編”以來的思想理念，并從實踐上解決了井岡山斗爭時期來不及解決的無產階級政黨“思想建黨”的問題，從而初步形成了中國共產黨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建黨理論。

毛澤東親筆撰寫的古田會議決議充分表明，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建黨思想已基本形成。正如鄧小平所言：“把列寧的建黨學說發展得最完備的是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時期，即紅軍創建時期，毛澤東同志的建黨思想就很明確。大家看看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的決議就可以了解。”[11]P44

古田會議是我黨我軍建設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從此，黨和紅軍的建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毛澤東“思想建黨”的原則、主張，發源于井岡山，形成于中央蘇區，成熟于陜北延安。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期間發表的《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三篇光輝著作，是毛澤東馬克思主義建黨理論形成的顯著標志。

四、歷史的啟示

善于從黨的歷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大經驗。從井岡山時期的九月“洗黨”與毛澤東“思想建黨”原則的建構，我們可以從中領悟到一些有益啟示，這就是：要注重思想建黨，善于以馬克思主義提升黨的思想理論水平；要堅持正確的思想路線，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與時俱進；要發揚黨內民主，維護黨內和諧，更好地推進當代中國的和諧社會建設；要維護黨的集中統一，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體制和決策機制，不斷提高科學執政的能力和水平。

參考文獻：

［1］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1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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