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24日下午,在黨的“九大”上,毛澤東主席親切接見呂玉蘭,說:“你就是呂玉蘭,你的名字我記下了。
這是一幅珍貴的歷史照片:毛澤東主席站在主席臺上,寬大的右手向前遠伸,同呂玉蘭親切握手,慈祥的目光注視著這位頭裹白毛巾的農村姑娘;玉蘭的手緊緊同毛主席的手握在一起,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這是在1969年4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主席親切接見玉蘭的情景。
這年春天,呂玉蘭第一次坐飛機,從石家莊來到北京,參加即將召開的中共“九大”。不久,她作為主席團成員,光榮地登上了人民大會堂的主席臺。然而,這次大會給玉蘭留下的最為激動人心的時刻,是毛主席對她的親切接見。
那是在4月24日下午舉行的選舉中央委員、候補委員的閉幕式上,玉蘭幸運地被劃分到與毛主席同一個選區的第一票箱投票。會議就要結束了,她多么想多看一眼敬愛的毛主席和周總理啊!投完第二次票,她往座位上走去,可眼睛仍然緊盯著他們。
忽然,周總理的目光同玉蘭的目光相對而視,總理笑著向玉蘭招招手。玉蘭看到總理向她打招呼,趕忙走上前去,站在了毛主席、周總理的前面。
周總理向毛主席介紹說:“她是呂玉蘭,河北的代表。”
毛主席高興地站起來,親切地同玉蘭握手,說:“你就是河北的呂玉蘭?你的名字我記下了!”
1969年4月24日下午,在黨的“九大”上,毛澤東主席親切接見呂玉蘭,說:“你就是呂玉蘭,你的名字我記下了。
玉蘭激動得熱淚盈眶,好像有許多話要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傾訴,但一下子又說不出來,只是使勁地點點頭。多年來,玉蘭常常拿出毛主席同她握手的這張照片,細細端詳,表達了對人民領袖的深切懷念。
就在這次大會上,年僅29歲的玉蘭,光榮地當選為中央委員。她后來在一篇文章中,記述了自己當時的心情:“黨的‘九大’選舉結束了,我們這些工農基層干部能當選為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這是我們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啊!特別是,毛主席還同我握了手。我的心跳得厲害,想的很多很多。我想,是光輝的毛澤東思想指引我迎著大風大浪往前闖,使我從原來不懂得革命和建設的普通農村姑娘,成長為帶領干部和群眾改變家鄉貧困落后面貌的帶頭人。要不是毛主席和共產黨,我這個舊社會壓在最底層的黃毛丫頭,哪能有今天?我還想,毛主席把這么重的擔子交給我,我能擔得起來嗎?大會結束了,我懷著戰士出征的心情,跨出雄偉的人民大會堂。我默默地想著:敬愛的毛主席,請您老人家放心,您哺育成長的后一代,永遠聽您的話,為您老人家爭氣!”
呂玉蘭和江山結婚后在棉花地里合影。
是的,玉蘭對毛主席的感情,是難以用言語來表達的:她這輩子學會的第一首歌是《東方紅》,后來就成為她終生最愛唱的一首歌;在玉蘭的筆記上,每本都抄錄著許多毛主席語錄,寫著自己的學習體會……
呂玉蘭夢寐以求見毛主席的夙愿,終于實現了。那是1966年國慶節,她第一次見到毛主席。她在1976年寫的《紅太陽照耀我成長》這篇文章中,回憶了永生難忘的一幕:“這年國慶前夕,我同全國各條戰線的代表一起,來到首都,作為毛主席的客人住在中南海。那天夜里,我覺得首都的萬盞燈火特別明、特別亮,就好像是千萬顆明珠照耀著我們年輕人的心。舊社會有誰瞧得起我們這些普通農民?今天,偉大領袖毛主席掛念著我們,請我們到他老人家身邊來做客……想著想著,我心里激動,鼻子一酸,眼淚一下子涌了出來。我一面落淚,一面笑自己:工作中遇到那么一大堆困難,我沒哭過;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謾罵我、侮辱我,沒掉過一滴眼淚。今天,碰到這么大的喜事兒,倒流出了淚水。這是什么淚水?這是毛主席的無限溫暖帶給我的幸福的熱淚啊!我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語:‘毛主席啊,幾十年來,您心里總是裝著我們普通勞動群眾,您是我們最親的親人啊!’就在10月1日這天,我幸福地登上了天安門城樓,接受毛主席的親切接見。伴隨著《東方紅》的樂曲聲,我們衷心愛戴的領袖向我們健步走來了。毛主席魁梧、健壯,神采奕奕,慈祥的容顏煥發著紅潤的光輝。毛主席他老人家帶著慈祥的笑容,向我們點頭,向我們招手。當時,我的心好像要從胸中跳出來了,眼里滾動著淚花。”
鄧穎超大組親切接見呂玉蘭、江山夫婦。
后來,在參加黨的“九大”、九屆二中全會、中央憲法起草委員會會議、黨的“十大”等場合,玉蘭又多次見過毛主席,先后有十八次之多。她在筆記本上,對自己每一次見到敬愛的人民領袖,幾乎都記下了時間、地點、具體情景和自己的感受。
1969年4月召開的中共“九大”期間,周總理向代表們轉達了毛主席對工農中央委員的指示:“要注意,要他們不要脫離群眾,不要脫產,又要工作。”這對玉蘭是個很大的教育。
后來,玉蘭在回憶自己貫徹落實毛主席這一指示的行動時,這樣寫道:“我在‘九大’后,滿懷領袖的殷切期望,帶著人民的重托,先后走上了縣和省的領導崗位。崗位變了,工作和會議也自然變得多了一些。但是,毛主席的教導,像警鐘一樣,時刻在我心底鳴響。我暗暗激勵自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指引我們走上了領導崗位,如果一旦脫離勞動,脫離群眾,脫離基層,就會辜負偉大領袖的殷切希望,就是變質的開始,甚至會成為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吸血鬼,變成貧下中農的革命對象。幾年來,我千方百計地擠時間深入基層,參加集體生產勞動。春天鋤地,夏天割麥,總愿意和小伙子們爭個高低。我堅持同貧下中農在一塊地里干活,在一本賬上記工、參加分配。我深深體會到,身上有土氣,工作起來才有朝氣。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不是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我們黨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嗎?我一定要認真學習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永遠和人民群眾心連心,永遠做毛主席希望的赤腳書記,以實際行動徹底粉碎那些資產階級老爺們的復辟美夢!”
朱德委員長夫人,全國婦聯副主席康克清大姐與呂玉蘭一家合影留念。
那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河北的農村正是播種和迎接夏收的大忙季節。邢臺市臨西縣廣闊的田野里,到處是勞動的人群。可是,走進臨西縣委和縣革委的大院,卻顯得冷冷清清。辦公室里,很少聽到打電話的呼喊聲,也很少看到進出辦事的人。有的辦公室空無一人,成了“鐵將軍”把門。
干部們都到哪里去了?一位守機關的同志對來訪的記者說:“都下去啦!”
原來,不久前,縣委書記呂玉蘭提出了“農業要上去,干部要下去”的口號。不久這個口號就成了全縣人民談論的話題,變成了各級干部的自覺行動,縣委常委們帶領縣直機關的大部分干部,深入到農業生產第一線,同各公社干部一起,分別蹲在170多個生產大隊,一邊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和進行調查研究,一邊帶領廣大干部和群眾鼓足干勁學大寨、學東留善固,決心盡快改變臨西的面貌。
各級干部下去,帶來了全縣面貌的變化。社社隊隊大搞水利建設,紛紛打機井、修渠道、建揚水站。同時,深翻和平整土地,使一部分旱地澆上了水,生產條件得到一定的改善。雖然沒下過透雨,但廣大干部和群眾繼續發揚“天大旱,人大干”的革命精神,展開頑強的抗旱斗爭,決心奪取農業的新豐收。
這是1973年5月17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刊登的新華社通訊《農業要上去干部要下去》中,開頭描繪的一幅臨西縣干部轉變作風、大下基層的生動情景。
“干部大下,不單是把生產搞上去的手段,還是實現機關革命化、加強干部隊伍建設的重要途徑。”我手頭保存的一份玉蘭于1974年2月12日在河北省農業學大寨現場會議上的發言,題目叫《干部大下是抓大事、促大干的重要措施》。她在這次發言中,把干部下基層的好處概括為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干部下去才能切實抓好大事。大批干部下去,和群眾同學習、同勞動,通過抓領導班子革命化和弘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革命精神,使不少大隊大變樣,特別是一批“老大難”單位的面貌迅速得到改觀。
二是干部下去促進了機關革命化。過去,基層忙于應付上級領導機關。基層干部批評說:“上邊千條線,下邊團成蛋,哪股拉的緊,就跟哪股轉。”現在,由于大批干部下去,縣上的辦事機構不得不該減的減、能合的合、應砍的砍,先后撤消了19個臨時辦公室,主動為基層服務。
三是干部下去有效地改變了干部隊伍的政治面貌。有的下鄉干部說得很形象:“過去是‘三水’,叫坐在機關里喝茶水、糖水和藥水,越喝志氣越短,身體越軟。現在也是‘三水’,由于經常同群眾在一起,早晨一身露水,晴天一身汗水,雨天一身泥水,沖掉了官氣,增添了朝氣。”
四是干部下去有利于培養和選拔接班人。大批干部下去,經風雨、見世面,是學習和鍛煉的好機會。1973年,臨西縣委從蹲點干部中提拔了95名,其中提為縣委委員和縣革委常委的5名,同時從工農群眾中提拔了一大批同志到縣、社、大隊擔任領導職務。
五是干部下去加快了農業發展的步伐。1973年,雖然上半年大旱,下半年大澇,臨西縣農業生產仍然獲得了大豐收,糧食總產比上年增產3成,向國家貢獻由上年的450萬公斤猛增到983萬公斤。
那么,“農業要上去,干部要下去”這一口號是怎樣產生的?當年曾到臨西采訪并寫下題為《農業要上去 干部要下去》這篇通訊的作者,曾任新華社河北分社副社長、高級記者侯志義,向我回顧了當時的情況。
1970年初,擔任東留善固大隊黨支部書記的玉蘭,當選為中共臨西縣委第一書記。玉蘭和縣委常委們經常談論著這樣一個問題:同先進縣比,臨西的糧、棉產量還很低,差距大的原因在哪里?加快農業發展的步伐,應當從哪里入手?
第二年春天,玉蘭同河北省的全國農業勞動模范耿長鎖等一起,再次來到大寨大隊所在的山西省昔陽縣參觀。她虛心聽取昔陽縣同志的介紹,留心觀察當地干部的行動。這個縣各級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成了風氣,縣級干部一年至少參加勞動100天,公社干部參加勞動200天,大隊和生產隊干部參加勞動300天。在這里,不參加勞動的人不能當干部,勞動不好的不算好干部。在縣直機關里,很少看到來往辦公的干部。可是在田間和水利工地上,卻看到社員打扮的干部們,同群眾整天生活在一起,勞動在一起。這些情景,深深印在了玉蘭的心坎里。
回到臨西,玉蘭把在昔陽的所見所聞,帶到了縣委常委會議上。她尖銳地提出:“過去臨西縣農業生產發展慢,同干部的思想作風有什么關系?現在要大辦農業,黨的干部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這些問題一提出,對縣委領導成員的震動很大。大家還通過聯系縣領導到這個縣的隋五里和倉上大隊蹲點,使這兩個大隊發生變化的實際,共同總結經驗教訓,受到了深刻教育。
以位于衛運河西岸的隋五里大隊為例。過去由于河水泛濫,土地被沖成大沙灘,多年來糧食產量很低。后來,這個大隊的干部和社員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把沙地改造成了糧田,1965年糧食畝產跨過了《綱要》。但這個大隊的干部也因而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只講自己怎樣“過五關”,不想繼續努力學先進。結果,全大隊糧食產量起起落落,幾年來一直在“黃河”岸邊打轉轉。對于這個大隊掉隊的原因,起初縣里一不調查,二不研究,就在會上點名督促,可他們的變化仍然不大。1971年,縣委領導成員到這個大隊蹲點,做細致的思想工作,幫助干部認清了停滯不前的原因,使他們振奮起革命精神,帶領群眾繼續前進,當年全大隊糧食畝產一躍超過了800斤,成為全縣第一個糧食產量過“長江”的大隊。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在討論中,大家從兩個大隊的變化談到干部作風問題,從全縣農業生產的狀況談到縣委領導機關的革命化。有的說:“這兩個大隊發生的變化,關鍵在于縣委政治思想對頭,領導改變了作風,深入下去,調查研究,做到了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所以這個大隊的干部才會帶領群眾大干苦干。”玉蘭說:“對,農業要上去,干部就得下去!”從此,這一口號就在臨西傳開了。
說來湊巧,關于“農業要上去,干部要下去”這一口號的提出,我還曾直接“采訪”過玉蘭,可為上述情況作個補充。
那是1974年底,我同玉蘭結婚不久,她邀我到邢臺地區隆堯縣去看望縣委書記安經章。安經章曾擔任過臨西縣委書記,是玉蘭的老領導。而且,他們在“文革”中一起住過“牛棚”,挨過批斗,可以說是患難與共的老戰友。雖說他們經常見面,可到了一塊兒,還是有拉不完的呱、說不完的話。那天在車上,大家又熱烈地交談起來。
玉蘭忽然朝我說:“侯志義寫‘農業要上去,干部要下去’,說這個口號是俺的創造。其實,發明權還屬于安書記呢!”
我聽了不禁驚訝:“這是怎么回事?”
玉蘭解釋說:“那年,俺從大寨參觀回臨西,路過隆堯,就想著向安書記請教,怎么盡快把農業搞上去。安書記領著俺下農田,轉村子,邊走邊談。安書記說,‘農業要上去,關鍵在領導,領導的關鍵又在于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的轉變,一定要多下基層。’俺一聽,有門!俺回去后,反復琢磨安書記說的這幾句話,越想越覺得有道理,后來就逐漸形成了這個口號。”
安書記連連擺手道:“俺只是隨便說說,還是玉蘭同志善于總結經驗。”
玉蘭馬上接口說:“不不不!老書記的創造發明,俺哪能搶呢!”說完,大家“哈哈”地笑了起來。
“解剖‘麻雀’,不當‘麻雀’、不做浮在水面上的葫蘆,要做沉到水底的秤砣。”這是臨西縣委在干部大下中注意解決的一個主要問題。玉蘭說:‘干部下去要做到人在點,心在點,親自干,而不是名字在點,行李在點,光掛帥不出征。”
呂玉蘭、江山夫婦和女兒江河、江華一家人在天安門前合影。
原來,臨西下鄉蹲點的各級干部,大多數都同基層干部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調查研究,解決問題。但也有少數干部,身子蹲在了“點”上,心里卻想著“面”上。結果是,沒有在點上解剖“麻雀”,自己卻當了滿天飛的“麻雀”。正如有人說的:“干部蹲點,心不在點上,就像葫蘆扔到井里,看起來很深,實際還是漂在水面上,不能解決實際問題。”
臨西縣委發現這種情況后,一方面提醒各級干部要真正蹲下去,在點上解剖“麻雀”,不當“麻雀”;另一方面,縣委主要領導干部以身作則,為大家作出榜樣。縣委還對此進行了分析,干部下去后在點上蹲不住,原因之一是那些點有的是后進隊,有的干部到了后進隊,怕苦、怕難、怕麻煩,于是住幾天就走開了。針對這種情況,玉蘭在1972年4月,自己到東賀大隊蹲點。
東賀、西賀和中賀大隊,生產條件差,情況比較復雜,是搖鞍鎮公社的幾個后進大隊,其中又數東賀大隊的工作最難開展。過去,縣和公社的一些領導干部,都不愿到那里去蹲點。有時去了,也是聽一聽、看一看,遇到了矛盾,就繞道走開。這次,玉蘭來到東賀,放下行李就同社員們一起下地鋤麥,邊鋤邊和社員拉呱。晚上,她湊到社員家的炕頭上,同社員談家常,論生產,征求意見。社員們看到她干活地道,對人誠懇,說話在理,真是來解決問題的,就把自己的看法和心思全數倒給了他。
在這里,玉蘭還分別邀請貧下中農和干部開座談會。一些老貧農向她反映,大隊干部們的心沒合在一塊,勁沒使在一起。隊上的工作,誰都不愿意大膽去管。這怎么能搞好呢?
玉蘭了解到這些情況后,不是就事論事地去解決干部的團結問題,而是首先向干部和群眾進行思想教育,擺不團結的危害,談加強革命團結的重要意義。隊干部團結增強后,玉蘭又同干部和社員們商量,制定了改變生產面貌的規劃,落實生產措施,推廣先進技術,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改變生產條件。一年間,他們平整了全大隊所有的“駱駝鞍”地,新打了4眼機井,開挖了1800多米長的水渠,引來了衛河水,大部分旱地變成了水澆地。社員們高興地說:“玉蘭在俺隊蹲點一年,辦到了俺們過去多年想辦沒有辦到的事情。”
玉蘭在后進隊蹲點解剖“麻雀”這件事,在全縣影響很大。縣委9名常委和15個公社的黨委領導成員,都先后蹲到不同類型的生產隊。搖鞍鎮公社的領導成員們,也來到西賀、中賀大隊蹲點,一邊參加勞動,一邊調查研究,總結和推廣先進經驗,指導面上。
“玉蘭之所以能提出‘農業要上去,干部要下去’這一口號,并不是偶然的,是她勇于實踐、敢于創新的結果,經歷了一個由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侯志義這樣對我說。
玉蘭提出的這一口號,后來經過新聞媒介的傳播,傳遍了全國,在全國各級干部中引起了強烈反響,成為當時許多干部改進領導作風、深入基層的著名行動口號。多年來,在它的啟示下,“工業要上去,干部要下去”、“文藝要上去,作家要下去”等口號,不斷見之于報端和各種工作總結。1993年4月11日《農民日報》在報道玉蘭去世的消息中,這樣寫道:“人們不會忘記,‘農業要上去,干部要下去’那句響遍中華大地的‘玉蘭口號’。呂玉蘭同志是這句口號的締造者,也是忠誠的實踐者。”
1976年9月9日,偉大領袖毛主席不幸因病逝世。玉蘭心中萬分悲痛,禁不住失聲痛哭。她在各種會議上回憶毛主席接見她的情景,起草有關回憶文章和詩歌。她寫的題為《紅太陽照耀我成長》的文章,題為《我永遠做毛主席的忠誠女兒》的詩歌,先后發表在中央和省級報刊上。
是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已經成為指引呂玉蘭不斷前進的最強大的精神力量。正如她在一篇文章中寫的:“毛主席啊,是您的光輝思想哺育我成長,您的革命路線為我們指引了勝利前進的方向!要不是毛主席的教導,我這個普通的農村青年,哪能有今天?敬愛的毛主席,我將永遠記住您的恩澤!”
(作者:江山;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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