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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亭案的導火索：手下團長叛變，檢討會上，“歷史問題”被抖出

點擊：作者：晴天陪你看歷史來源：百度發布時間:2024-06-22 18:10:31

1939年中旬，葉挺來到了新四軍的江北指揮部，嚴令第四支隊開赴皖東。

第二天，支隊司令高敬亭指揮所部開始行動；但兩天后，行軍途中的四支隊卻突然發生了一件大事，七團團長楊克志、政委曹玉富率幾十個官兵突然投奔了國軍李品仙部，并公開登報反共。

事件發生后，葉挺第一時間來到了事發地點；在會上，葉挺才得知楊克志、曹玉富生活腐化墮落，經常將繳獲的錢財私吞，之前高敬亭就要將兩人撤職，但考慮到戰事吃緊才暫緩執行；但兩人深知過后也會遭到嚴懲，狗急跳墻，叛逃到了李品仙部。

當時葉挺、項英雖然要求國民黨將兩人交出，但國共合作面和心不合，蔣介石唯恐共產黨不亂。

但發展到最后，楊克志、曹玉富不僅沒有要回，還引發了轟動一時的“高敬亭事件”：新四軍最有戰斗力的第四支隊的司令高敬亭，被“自己人”殺害，直到1977年才獲得“平反”。

不少讀者可能有聽說過新四軍“高敬亭事件”，但對具體的來龍去脈可能了解得不多，本文就來說說這件事.....

時間回到1930年，黨組織在高敬亭的家鄉河南光山建立了蘇維埃政府，已從事革命多年的高敬亭當選為政府主席，開始走上了領導崗位之路，并逐漸展現出“領導才能”，步步高升，在四年后的1934年，高敬亭先后成為蘇維埃共和國的中央執行委員以及皖西北道委書記，成為這里的軍政一把手。

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后不久，鄂豫皖地區的紅25軍主力也奉命北上（長征），和中央紅軍一樣，紅25軍也留下一部分兵力堅持游擊，而這個“重任”就落在高敬亭的肩上。

當時蘇區被反動派分成好幾塊，首尾不能相連，高敬亭在這種情況下，帶著紅25軍留下的部隊來到抱兒山與鄂東北獨立團會合，并根據鄂豫皖省委的指示，重建有1400余人的紅28軍，留在鄂豫皖邊與敵人堅持游擊斗爭，牽制反動派的有生力量，由高敬亭擔任軍政委（未設軍長）。【注：紅28軍成立于1933年，后因形勢發展需要，數次與其他部隊合編】

起初蔣介石并沒有將高敬亭的這支紅軍放在眼里，因為他得到情報：紅28軍雖然號稱有一個“軍”，但實際上只有千把人，且糧彈短缺，類似于“游擊隊”性質，并未調集太多的兵力進行圍剿，直到高敬亭指揮處決了余誼密后，才引起蔣介石的重視。

余誼密是安徽的財政廳長，當時正好是春節，他帶著一二十個衛兵回老家潛山過年，當地的交通站得到情報后，第一時間上報給高敬亭。

高敬亭認為這是給反動派一個“下馬威”的機會，從部隊中抽調一批身手較好的指戰員，星夜兼程，急行軍數百里進入余誼密老家所在的官莊，在交通員的帶領下，來到余誼密的家，將其逮捕處決。

這個事件迅速在鄂豫皖地區傳開，蔣介石得知后大罵“無能”“飯桶”，并下令：必須在1935年6月之前將高敬亭為首的大別山紅軍剿滅，否則軍法從事。

見老蔣大怒，“剿總”負責人梁冠英調集60余個正規團以及地方民團共25萬的兵力圍剿一千多人的紅28軍。

雖然敵人的兵力是紅28軍的數十倍，但高敬亭臨危不懼，在與上級黨組織失去聯系的情況下，獨自指揮部隊展開反圍剿作戰；在一次次戰斗中，高敬亭意識到，“反圍剿”不能光靠主力部隊，地方游擊隊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覷。

隨后，高敬亭從部隊中抽出軍事干部到各地幫助地方發展游擊隊，牽制敵人的有生力量，而主力部隊，則可以更加靈活地與敵作戰。此舉很快就奏效，經過兩個月的戰斗，就扭轉了被動局面，敵人深感紅軍“越剿越多”。

由于梁冠英剿匪不力被撤職，蔣介石調來自己的愛將衛立煌接替指揮鄂豫皖的剿匪行動。

高敬亭采取了新的策略，在建立游擊隊的基礎上，又在各縣鎮建立了數十支的便衣隊。便衣隊的規模很小，只有10余人左右，采取“晝伏夜出”的方式，白天潛伏，晚上組織革命群眾“打土豪”，來無影去無蹤。

三年的游擊戰爭，高敬亭采取靈活多變的戰略戰術，軍民同心將反動派耍得團團轉，圍剿了三年，紅28軍不僅沒有被殲滅，還從最初的1400余人發展到3000余人，牽制了大量的國軍有生力量，策應了紅軍主力的長征，蔣介石稱高敬亭為“高神仙”。

在盧溝橋事變爆發后，高敬亭率先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談判，最終達成了“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決議，鄂豫皖地區的內戰自此結束，這是在統一戰線建立之前的談判，可見高敬亭的政治眼光。

不得不說，高敬亭的確是一員足智多謀的猛將，面對25萬敵軍的包圍，不僅沒有被消滅，還不斷發展壯大。

但三年游擊戰爭，高敬亭遠離黨中央，孤軍作戰，長期獨攬軍政大權，長此以往，逐漸養成“一言堂”的作風。

需要指出的是，高敬亭還被稱為“S反專家”，早在擔任75師政委時，就在部隊內開展“S反”，超過千人遭到高敬亭的捕殺；高敬亭也是用這個辦法，導致上級領導作出錯誤判斷，將原皖西北道委書記郭述申撤職，由其接任。

在重建紅28軍后，高敬亭依舊如此，紅28軍遲遲沒有軍長，也是這個原因；因此在內部，官兵都對高敬亭十分地恐懼，加上部隊遠離中央，政治工作嚴重不到位，只要是他做出的決定，沒人敢發表不同的意見，日積月累，就形成了“一言堂”的作風。

國共再次合作后，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改編成新四軍，紅28軍改編成第四支隊，高敬亭任司令；第四支隊，也是新四軍改編初期人數最多，最有戰斗力的部隊。

為加強對新四軍的領導，中央派出了一批軍政人員到新四軍工作，派到第四支隊的主要領導干部是鄭位三、肖望東等。其中鄭位三是黃麻起義領導人，在鄂豫皖地區有著較大的聲望，中央專門派他到第四支隊，也是考慮到高敬亭性格的原因。

根據中央的安排，鄭位三任第四支隊副司令（政委），因為國民黨不讓設政委，對外都是稱副職，肖望東任政治部主任。

但兩人到達第四支隊司令部后，發現高敬亭已接受之前國民黨頒發的委任狀（我們前文說過，高敬亭率先與國民黨談判），便要求將這張委任狀退回，服從中央統一的安排，高敬亭也接受了鄭位三的建議。但緊接著，鄭位三指出了他在“S反”中犯下的錯誤，這引起了高敬亭的不滿，兩人發生了不愉快。

因第四支隊都是高敬亭一人說的算，因此鄭位三以及肖望東在工作中屢屢受到他的排擠和打壓。就在這時，高敬亭致電上級，要求派戴季英來替代鄭位三。

戴季英也是黃麻起義的領導人之一，也是高敬亭的老領導，同時更是一名“S反”專家；雖然高敬亭與中央討價還價，引起中央的不滿，但為使第四支隊能夠順利地改編，中央還是滿足高敬亭的要求，將鄭位三、肖望東調離，讓戴季英擔任副司令。

本以為戴季英是高敬亭自己要求來，會相處得融洽一點，但實際上并非如此，兩人也很快出現了矛盾。

當時戴季英本是奉命擔任副司令，來到司令部后，高敬亭組織召開“見面會”，卻當眾宣布戴季英是來擔任政治部主任，但剛剛犯過“錯誤”（在陜甘蘇區大搞S反被撤職反省）的戴季英從大局出發也忍了，去擔任了政治部主任。

與此同時，戴季英也一直以“中央派來”的自居，這讓高敬亭認為是中央派來“監視”他的，后悔將他要來，最終發生了“新開嶺事件”。

當時第四支隊已開到舒城縣附近，高敬亭因舊病復發，將部隊交給參謀長林維先以及戴季英負責，自己則返回后方養病，一切看似都風平浪靜。

但這一切，很快就被一個小道消息打破了。

一日，高敬亭突然得到“密報”，稱戴季英與機要員江騰蛟“走得很近”，有可能是在向軍部打“小報告”。

高敬亭本來就一直防著中央派來的這些干部，深怕削弱自己在第四支隊的影響力，于是就騎著馬來到司令部的駐地新開嶺“興師問罪”，因為戴季英是中央派來的，高敬亭不敢公開把他怎么樣，便將機要員江騰蛟叫來，嚴刑拷打，要其承認自己是“托派”。

高敬亭憤怒地問江騰蛟：“戴季英給了你多少錢？”

由于本來就是無中生有的事，江騰蛟委屈地說道：“沒給錢，我的錢都是司令部每月發的津貼....”

最后，高敬亭帶著傷痕累累的江騰蛟到司令部附近的隊伍中走了一圈，向戴季英等中央來的同志“示威”。

戴季英也知道這是高敬亭“殺雞給猴看”，當天晚上就帶著中央派到第四支隊的干部撤出，到八團“避難”，這就是“新開嶺事件”。

這個事件影響很大，上級領導越來越覺得高敬亭身上的問題很嚴重；不久后，高敬亭考慮到影響，派人將戴季英接了回來，但兩人依舊矛盾不斷。

根據中央的要求，第四支隊要東進，但高敬亭在大別山經營多年，熟悉這里的一草一木，不愿意放棄這塊根據地；因為他在鄂豫皖留守堅持游擊時，吃盡了沒有根據地的苦頭，能指揮紅28軍堅持下去實屬不易，如今要將這里讓給國民黨，他認為這是“投降主義”。

習慣靠“山”作戰的高敬亭對東進到平原地區沒有把握；當年高敬亭曾打算帶紅28軍西進追趕紅25軍，但到達泌陽縣的五道嶺時，高敬亭拿著望遠鏡，看到前方一馬平川，沒有高山作為屏障，以紅28軍的力量，如在這里與敵人遭遇，簡直是活靶子，最后帶著部隊返回大別山，堅持游擊。

雖然高敬亭的擔憂不無道理，但中央的格局更大，有更深遠的考慮。

高敬亭遲遲不動，毛主席也很生氣，命令新四軍軍部要讓高敬亭東進；為此，張云逸來到江北，讓高敬亭盡快行動，但遭到反對。

見勸不動高敬亭，張云逸帶著第八團以及江北游擊縱隊東進，試圖來推動第四支隊的行動；雖然前期取得一定的效果，7團和9團都動了動，但到達淮南鐵路一帶時，這兩個團卻停了下來，準備依靠大別山，在懷寧一帶建立根據地。

高敬亭屢次抗命，引起上級領導的警覺；在1939年4月，中原局書記朱理治就給中央發了一封電報，提出了處理高敬亭問題的三條辦法。上策是讓他到延安學習一段時間，中策是將其提拔為江北指揮部副指揮（明升暗降），下策是直接撤職。

從朱理治的電報可以看出，他也認為高敬亭的確是一位難得的將才，只是三年的游擊戰爭，面對數十萬敵軍的圍剿，使其沒有時間和精力靜下心來給自己“充電”，在經過學習后，仍可委以重任。

葉挺見高敬亭屢次抗命，帶著鄧子恢、羅炳輝一行人來到江北指揮部，召開連以上干部的工作會議，傳達中央東進的命令，高敬亭這才“勉勉強強”的指揮7團和9團緩慢的東進。

就在這時，高敬亭后院起火，手下愛將楊克志與曹玉富叛逃到國軍李品仙部，這也成為高敬亭案的導火索。

楊克志和曹玉富都是高敬亭老部下，分別擔任過他的警衛員和秘書，跟隨高敬亭在南方堅持了三年的游擊斗爭，深受信任。

高敬亭所部被改編成新四軍第四支隊后，下轄七團、八團、九團、手槍團以及一個直屬隊，其中七團由楊克志擔任團長，曹玉富擔任政委。

但下山之后的楊克志、曹玉富卻迅速墮落；其中楊克志曾瞞著組織在六安縣城內娶了一個富商的女兒，為和她住在一起，楊克志在縣城的繁華地段買了一處房產，楊克志經常有事沒事的往這里跑，后來七團奉命到麻埠駐防時，楊克志與當地的土豪劣紳來往密切，將軍務丟在一邊，笙歌燕舞。還與曹玉富一起，將繳獲上來的錢財私吞，用在吃喝玩樂上。

高敬亭發現問題后本要將兩人法辦，戴季英考慮到戰事緊急，便暫緩執行，但楊克志與曹玉富深知打完仗后肯定會受到處理，便趁機叛逃到李品仙部，后因失去利用價值，被21集團軍副總司令張義純處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