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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堂兄的革命之旅——毛澤東親為其抬棺送行

點擊：3436 作者：記者來源：神奇的林家大灣微信號發布時間:2024-07-09 11:42:16

受惲代英影響哥倆走上革命道路

林育英生于1897年2月25日，三兄弟中他年齡最大。但他是受堂弟林育南影響才走上革命道路的。1919年夏天，林育南陪惲代英來到黃岡，想在鄉下建一所小學，作為革命活動的場所，又能為革命培養人才。這任務交給了林育英。第二年春，這所叫浚新小學的學堂創辦起來了。1921年7月，惲代英、林育南、李求實與林育英在浚新小學發起成立帶有共產主義性質的組織“共存社”。不久惲代英讓林育英去上海，熟悉工人階級的情況。

林育南也是在惲代英引導下走上革命之路的。1915年秋，林育南從黃岡考入武昌中華大學附中，這年惲代英進入中華大學哲學部讀書，畢業后被聘為該校附中部教務主任。林育南在朋友引薦下拜訪了惲代英，并加入了惲代英的“互助社”，自此這對青年才俊成為志同道合的戰友。1919年初，林育南聯絡魏以新、湯濟川等人在武漢創辦半月刊《新聲》。雜志受到守舊勢力和政客們的謾罵攻擊，面對著巨大的壓力，林育南想起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主辦的《新青年》雜志，決定寫封信向他們交換思想。于是一封由林育南執筆，署名“中華大學新聲社”的信寄到了《新青年》雜志。

此時，《新青年》輪到胡適做編輯，他認真閱讀了新聲社的來信和雜志，當即回信，表示肯定和支持；然后將《新聲》的來信及他的回信，一并發表在1919年3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3號上。胡適在回信中，希望他們勿畏“出辭荒謬，狂悖絕倫”，而應以此自豪。

為了支持革命武漢辦起利群書社

林育英從上海回武漢后，利用自己學到的技術，在1921年辦起了利群毛巾廠，這使湖北的先進青年們有了一處理想的活動場所，并增添了活動經費。

陳潭秋、惲代英、林育南、蕭楚女、李求實、許白昊、項英等人經常到毛巾廠開會，研究工作，并就此成立了利群書社。這引起當時在湖南進行革命活動的毛澤東的注意。

1920年毛澤東到北京途經武漢時，曾與惲代英、林育南等做過長談，對利群書社頗感興趣。毛澤東從北京回湖南后，也在長沙辦了一個文化書社，由他的好友易禮容任經理。他得知惲代英、林育南、林育英又在武昌以毛巾廠作掩護，支持革命活動，覺得是個好辦法，計劃在長沙也辦一家織布廠。為了盡快把廠辦起來，毛澤東還派易禮容到湖北紡織之鄉黃岡縣購買織布機，學習紡織技術和辦廠經驗。

遠赴蘇聯學習回國領導工人運動

1924年5月初，中共中央為培養干部，決定將一批在斗爭中表現突出的青年派到莫斯科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林育英被選中赴蘇。1925年7月，林育英回國，化名林春山，參與領導了上海的工人運動。

這時，18歲的林彪正從武昌共進中學畢業，那時他還叫林育容。父親叫他回鄉辦私塾，說這樣既受人尊重，又能不愁吃穿。但他不肯。這年年底黃埔軍校招生，林彪想去報考，他將自己的想法寫信告訴已調到上海工作的林育南。

林育南收到信后，與林育英商量，他們一致認為，林彪應報考黃埔軍校。林育南給林彪回了信，信中說：“中國的革命，最終要靠軍事解決問題，共產主義事業需要大批軍事人才。我和你八哥（指林育英）搞黨務、工運，你搞軍事，我們林家三兄弟就各有所長。”林彪見信即乘船從武漢到上海，幸運地被錄取。到廣州進入黃埔軍校后，他覺得林育容像女人的名字，太俗了，便改名林彪，意喻威武勇猛。

作為中共代表出席共產國際七大

1935年7月，林育英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團成員，出席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當時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絡中斷，為了向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的七大精神，并恢復聯系，共產國際決定派林育英回國。

林育英裝扮成商人，帶著密電碼，牽著駱駝，化名張浩，與在蘇聯受訓的密電員趙玉珍踏上回國之路。經過一個多月的艱難行走，11月初，他們到達陜西定邊縣，并與定邊黨組織取得了聯系。鄧發代表黨中央把林育英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

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林育英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會議精神和在莫斯科制定《八一宣言》的經過。

兩次發出電報使張國燾懸崖勒馬

瓦窯堡會議后，毛澤東用商量的口氣對林育英說：目前，中央有兩件大事需要你來做。一是黨的白區工作沒有負責人，你能否將中央白區工作委員會書記擔當起來；二是中央和紅軍領導人團結問題也急需你來幫助解決。你是共產國際派回來的，目前只有你做這項工作最合適。林育英這才知道，10月5日，張國燾公然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任主席，走上分裂黨和紅軍的道路。

毛澤東說：“你現在回來了，可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配合我們做工作，要盡快設法將他們拉回來。”林育英怕這工作做不好。“也許能起作用。”毛澤東說，“目前張國燾與我和聞天、恩來的關系很僵，我們發電報，他聽不進去。朱德、徐向前等同志在那里很為難。張國燾比較相信共產國際，你如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做工作，他有可能會聽。”　

1936年1月16日，林育英根據毛澤東、張聞天的意見，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給張國燾發去了一份電報。電文中說他奉共產國際委派，回國解決一、四方面軍發生的分歧，并帶有共產國際七大對中國問題的意見和密電碼，可與共產國際直接通電。

張國燾很快收到了林育英的電報，但他仍然不愿意帶領部隊北上。1月22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于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并去電命令張國燾立刻取消他的“中央”。林育英出席了會議。

為配合這個決定，毛澤東、張聞天又建議林育英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給張國燾、朱德發去了《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共中央路線，張國燾處可成立西南局》的電報。張國燾看到這封電報，心里頗不是滋味。林育英的電報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這就意味著自己的主張和做法是錯誤的。他不得不考慮，自己再一意孤行，就要背“違背共產國際指示”的罪名。與此同時，在朱德等人的勸阻下，張國燾不得不重新考慮他的南下計劃。

過了幾天，張國燾連續給林育英發了三封電報，氣焰沒有先前那么囂張了。這一時期，林育英單獨或與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聯名給張國燾等人發了數封電報，要求他們取消第二中央，盡快率部隊北上。經過毛澤東、林育英以及朱德、劉伯承等人的斗爭，張國燾被迫取消“中央”，同意北上。9月27日，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聯名致電毛澤東、林育英、張聞天，表示尊重共產國際和中央的指示，部隊前來與一方面軍會合，決不再改變。林育英完成了毛澤東交給的任務，毛澤東高興地說：“你這位共產國際代表沒有白當，你為黨和人民立了一大功。”

10月19日，林育英從保安啟程，代表中共中央趕往寧夏同心縣城迎接二、四方面軍。林育英得知朱德、張國燾還在關橋堡鎮，又前行30公里，見到了朱德、張國燾等領導人。在關橋堡，林育英與張國燾單獨作了長談，消除了他的一些疑慮。1936年12月16日，朱德、張國燾回到了保安。

受命危難之際出任援西軍的政

1936年10月下旬，原紅四方面軍的前鋒部隊二萬余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為西路軍。西路軍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四個多月，殲敵二萬余人。但由于這次西渡作戰系戰略上的失誤，加上環境生疏，沒有后方，很快陷入了困境。

西路軍進入祁連山地區后，曾連續給中央發電，請求派部隊援救。為救西路軍，1937年2月24日，毛澤東給在西安的周恩來發電，告知聽說圍剿西路軍的馬步芳很愛錢，請他考慮是否送一筆錢給馬步芳，允許西路軍回到黃河以東。

周恩來接電后，與國民黨代表張沖等人交涉，但沒起作用。2月26日，中央軍委發出了關于組織援西軍問題的指示，決定抽調第四、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二軍及一個騎兵團組成援西軍。劉伯承任援西軍司令員，林育英任政委。

緊急戰前動員鼓起援西軍的士氣

援西軍組建后，工作難度相當大，一些干部、戰士紛紛提問：為什么剛回陜北，又要去甘肅？當初為什么要調西路軍過黃河？有些同志聽說這次援西路程有三千多里，而且要過沙漠，就不愿去。

林育英與劉伯承商量后，決定開一個誓師大會，向大家報告援西的意圖，以統一思想。政委和司令員都作了戰前動員，使援西軍將士精神面貌為之一振。

3月5日，援西軍從三原、淳化出發，經過半個月的急行軍，到達甘肅鎮原縣。部隊一停下，立即收到西路軍發來的電報，說他們經過數次血戰，迭遭挫折，干部、戰士大部犧牲、被俘。余下人員被迫上了祁連山的康隆寺，已經彈盡糧絕。援西部隊遠水解不了近渴，不必渡河。

林育英看了電報，心情沉重地說：“看來，西路軍完了。”“這個損失好大啊！”劉伯承坐在石凳上，過了好一陣才說了一句話。此后，援西軍與西路軍的電信聯絡就中斷了。中共中央很快也來電了，要求援西軍暫時屯兵鎮原，收容西路軍失散人員，一面進行整訓。以后援西軍收留了數千名失散的西路軍官兵，西路軍負責人徐向前，也是劉伯承、林育英派人接到鎮原縣城的。后來，林育英、劉伯承得知馬步芳在涼州關鉀了6000名西路軍被俘人員，他們想了許多辦法爭取這部分人員獲釋，但沒達到目的。

獻身抗日事業出任一二九師政委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為適應抗戰新形勢，中共中央決定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下轄三個師，援西軍被改編為一二九師，劉伯承任師長，林育英任政訓處主任（后改為師政委），他的堂弟林彪任一一五師師長。

林育英在一二九師工作到1937年年底，因腦傷時時發作，經常暈倒，中央決定調他回延安，由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小平接替一二九師政委一職。林育英回延安后病情不斷加重，他知道自己已經不行了。1942年2月，得知林彪已從蘇聯回到西安，便托一位老部下帶信，希望林彪能到延安來見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