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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作者作為一名主修民俗學，社會民俗學方向的研究生，在很多期刊和校報都發表過論文。所以對于農村有特別多的話要說，尤其探討了農村大學生內心和現實之間的碰撞；城市和鄉村的碰撞；風俗和自由之間的碰撞。今天我們就來一起來品鑒這篇文章。

正文：

       近日，網絡上掀起了關于春節返鄉的討論，許多人敘述了春節回家之后的一些所見所聞和親身感觸，似乎是由上海大學王磊光博士的《博士春節返鄉手記：越看，對鄉村的未來越迷茫》一文而始，我把這些暫且歸結為關于農村變遷的研究。作為一名從農村出來的大學生，我也有話要說。

       農村大學生，這是一個標簽，我并不喜歡這個標簽，因為我不想就此符號化的談論和對待包括我自己在內的群體。而且，我所接受的學術訓練，使我本能的知道，任何標簽都是一種刻板印象，是一種野蠻、粗陋的認知。但是，我不得不承認，用這個標簽能更好的描述我自己。在這標簽背后，確實是一群人，是一種生活狀態，更是一種精神的掙扎與糾結。

       為什么這么總結？可以從我自身的經歷說起。我應該是典型的農村大學生形象，而且是典型的農村女研究生形象。以我為例，或許可以窺見一斑。

       2月26日，是我回深圳上班的日子。我的父親，用摩托車載著我，一路顛簸到鎮上去搭車。我需要由人家送到鎮上，后換乘2次汽車，才能達到最近的火車站。今天，是大多數人上班的第一天，在微信朋友圈里，已經鋪滿了上班第一天的各種狀態。在深圳這個地方，大家喜歡用“開工”來說新年工作的開始，而在我的老家，“開工”一詞常常用在建新房的第一天。

       老家的道路有些地段鋪上了水泥，有些地段還是泥土路，比幾年前要稍好一些，但是還是坑坑洼洼。車一過，塵土飛揚。父親一邊警覺的看著路開車，一邊跟我說國有企業多么多么好，別人家的孩子怎么樣怎么樣，甚至跟我舉了一個退休的老軍人，現在如何享受國家待遇的例子。我聽得很不耐煩，很想打斷他，可話到嘴邊又吞了回去。而在這之前，我已經因為工作的問題，多次跟他大發脾氣，我倆常常因此鬧得很不愉快。

       我的父親，一個本分老實的農民，從未離開過他的一畝三分田，他對于外界的認識和看法大多來自于電視，來自于他有限的外出經歷。他至今都不能理解，為什么他引以為自豪的女兒，在研究生畢業之后，選擇了去深圳打工，選擇了進民營企業。第一次，他問我去哪兒上班，我說去深圳，他很驚訝的反問我：“是去進廠嗎？”。在我父親的觀念里，學而優自然則仕，起碼也是個事業單位，才是最好的選擇，等老了退休，還有工資可以拿，而去深圳上班就是進工廠，就是“打工仔”，就是和初中畢業生干流水線的活是一樣的。

       父親的觀念，讓我很無奈。有時候，我會嘲笑他，認為他腐朽、落后。可我又不得不承認，他的觀念確實代表了一群人，代表了生活在農村的那一群人。現在，時常還有村人問我，“在哪個單位上班？”、“分配到哪里去了？”等問題。在農村人的觀念里，“學而優則仕”的觀念依然很重，學歷高就等于工資高，學歷高就等于捧上了金飯碗。

       我90年出生， 21歲大學畢業，24歲研究生畢業，現在在深圳一家不大不小的民營企業上班。我弟弟91年出生，比我低第一屆，他讀完了大專也在深圳工作。我家在湖南南部，那兒是一個偏僻的山村，全村人最主要的收入就是務農，橘子、柚子、香芋是我們村最主要的經濟作物。我的母親，小學沒畢業，大字不識一個，從我10歲開始便在深圳打工，做家政工作，至今15年。我的家庭應該就是王磊光博士筆下的第二類處于困難境地的家庭——舉全家之力，把子女培養成大學生的家庭。那時，我們家是村里有名的家庭，因為培養出了兩個大學生。記得，我07年考上大學的時候，村里人曾為我大辦了一場酒席，祝賀我學業有成，期待我學成報國。我和我弟弟，如許多80年代出生的孩子一樣，從小學到大學，一直都在經受著教育收費的最高峰。為了我倆的學業，家庭、甚至是整個家族都在傾其所有，父母雙親拼盡所能，我和我弟弟被賦予了改變家族命運的使命。

       從一開始，我們就背負了這個使命，從小學到大學，再到研究生。我們的生活、工作、愛情，都會被這個使命深深的影響著。它不是法律，不是條約，但是是觀念，是習慣，是義務，我們自然而然的受到了它的影響。我和大多數的農村孩子一樣，讀書必須很用功，很勤奮，我才能彌補因為自己一出生就注定落后的教育條件和缺失的生活體驗。我甚至，因為這個使命，放棄了一段美好的愛情，因為我認為我和對方結合后的經濟能力無法照顧到我的家庭。我的希望，和父輩的希望一樣，我希望畢業后，可以收回教育成本，反哺整個家族，甚至我的婚姻也被要求要有改變家族命運的力量。

       很顯然，現實并不是這樣。當我們畢業時，我們發現，知識的力量需要積累（我還不敢說知識是無力的），人生的規劃需要逐步展開，我們一切的改變需要時間，一切改變的結果都還未知，但我們顯然已經面臨了更大的難題。任何一個從農村出來的大學生，應該都會面臨著既要反哺家庭，與此同時，又要承受著城市戀愛、工作和生活的壓力，尤其是男性，就好比我的弟弟，很顯然，他目前無法承受深圳任何地區的房價。或許，在很多時候，農村大學生所面臨的壓力，比城市的大學生更大。

       可是，社會等不了，還在村里的父母親人也等不了。他們已經開始關注我們的薪水，關注我們的婚姻，關注我們讀書的回報。甚至，他們開始懷疑，讀書的意義何在？

       作為一名女研究生，很顯然，我染上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通病”。相比于談論金錢，我更愿意談理想，我不愿意去討論父輩的教育付出和我現實的收入回報。畢業后，我選擇進入一線的大城市，因為那兒是前沿、有機會，我有理想，崇尚個人價值。在城市工作的時候，我總不愿意去想這些問題，刻意去規避。但一回家，這些問題就會冒出來，仿佛自己進入了一個死胡同，各種力量迎面而來，不得不去想這些問題。或許，許多農村出來的大學生，也會如我一樣，時常感覺到，我們的思想在撕裂，我們的人格也在撕裂。

       我們標榜戀愛自由，30不嫁、40不娶都應該是個人的自由，但是，家人的電話，總會不斷的提醒你，發小們已經“老婆孩子熱炕頭”；

       我們希望只在乎自己的興趣去工作，哪怕它工資不高，但是，我們常常無法補貼家里，而鄰居家的小孩已經建了新房，換了輛車；

      我們期待也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拜托枯燥的城市生活，但是，我們仔細算算后發現，把旅游的錢用來貼補家里，總會更讓自己心安一點兒；

……

       雖然我們從未懷疑過讀書的價值，但我們發現，這條路的投入成本遠遠大于回報。

       我常常用一個比喻來形容自己：我想飛上天，飛得越高越好，可我被拽住了一條腿。城市，就是那個天，拽住腳的就是農村。

       我能理解王磊光博士所體會到的“知識的無力感” ，時至今日，讀書還能改變命運嗎？知識還會被信任嗎？而與這種無力感稍有不同，我把它稱之為“撕裂”。對于讀書、工作的撕裂看法，僅僅是我生活的一些側面。縱觀我全部的生活，撕裂無處不在。

       如何來解釋這種撕裂？或許，在這背后，是在于傳統的建立在農耕社會之上的思想觀念和權威，受到了我們還不算短暫的城市生活經驗和由此而產生的現代觀念的沖擊和挑戰。

       農村大學生就像是一群城市候鳥，時常在農村和城市之間遷徙。我們時常不清楚，自己究竟處于故鄉還是他鄉？當我們在城市時，我們無法將自己的情感和生命從農村的生活觀念中徹底抽離，我們想融入城市，可我們時常覺得漂浮，沒有根。可當我們回到家鄉，因為我們所受到的教育和城市生活的體驗，已經讓我們建立了一套有別于農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我們時常困惑，是農村不適應我們了，還是我們長期在外求學，跟不上農村的急劇變化。總而言之，那種對于農村的親密感在逐步消失，而在城市的根又未扎穩。

       寫這篇文章，只是想說明一種生活的狀態，給情緒一個出口。從我的身上，或許能看到其他人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