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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曉雷：上海自貿區要為國家自貿區戰略謀子謀勢】
　　
　　上海財經大學財經研究所所長，自由貿易區研究院院長趙曉雷認為，我國的自由貿易區戰略，站在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相互聯系的高度，審視我國和世界的發展，準確判斷國際形勢新變化，深刻把握國內改革發展新要求，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對外開放的主動贏得經濟發展的主動和國際競爭的主動，為我國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增添新活動、拓展新空間。上海自貿試驗區要保持領先優勢，就要大膽實踐，試驗技術含量高、戰略意義大的制度創新，為國家自貿區戰略謀子謀勢，發展成為國家自貿區戰略試驗區。第一，與“一帶一路”戰略相銜接，謀劃亞太自貿區（FTAPP）實現路徑。第二，先行先試《外國投資法（草案征求意見稿）》的重要制度創新，為擴大開放深化改革大膽闖、自主試。
　　
　　摘編自《解放日報》
　　
　　【盧洪友：在財政“緊運行”約束下，“兜住”、“兜牢”民生底線的財政支出剛性將日益增強】
　　
　　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盧洪友認為，在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各類民生事業發展相對滯后，教育、衛生、文化、社會保障、就業、科技、環境保護等各類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水平低、均等化水平低。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社會階層分解、分化加深，公民權利意識不斷增強，基本公共服務與政府責任和公民權利“掛鉤”，與戶籍、職業、居住地等公民身份特征“脫鉤”是必然趨勢。因此，各級政府“兜住”、“兜牢”民生底線的財政支出剛性將變得越來越強，民生性支出壓力將持續增大，而且將伴隨中國整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認識，在經濟下行、財政收入回落的情況下，未雨綢繆、從長計議，將著力點從單純追求財政支出規模擴張（2015年全國預算支出總規模已達17萬億），轉為著力于科學配置、優化結構、創新方式、提高效率，以此來規避、化解財政風險，將成為財政支出的另一常態化特征。
　　
　　摘編自《國家治理》周刊
　　
　　【葛劍雄：看懂書本背后的社會事實才是真本領】
　　
　　全國政協委員、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葛劍雄指出,以前用“學富五車”稱贊一個人學問好，現在只怕五十車都不夠。但學問是越分越細的，以前文史哲，數理化，現在光數學一科就分出很多支，所以讀書要學會選擇。常有人說，研究歷史的本領真大，古文都看得懂。真正的本領不在于看得懂書本，而在于看懂書本背后的社會事實。古文再難大家理解了字面后，水平就一樣了，但是為什么有人就能通過文字看透一些社會現象，得出大家都沒想到但都覺得合理的結論呢？這不僅要靠看書，更要看他會不會讀社會了。
　　
　　研究歷史，不可能到古代去調查，但如果了解今天的中國社會，就容易了解中國傳統社會。我研究人口史，發現“人口”里就涉及很多奇怪的現象。現在我國每一次人口普查時，國務院也會發通知要求大家實事求是，自愿申報戶口的就不要再處罰。這樣看來，古代和現在沒什么不一樣。所以看書還要結合社會，看懂社會。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你要走出去了解社會，讀書才會有用。
　　
　　【楊建文：推進法院人事管理體制改革應注意把握四點】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辦公室法官楊建文表示，推進法院人事管理體制改革應當注意把握四點：首先是按照司法規律，科學確定法官員額，不能搞“一刀切”。我國80%的案件在基層，因此法官員額應當適當向基層法院傾斜。其次是設置合理的過渡期，實現平穩過渡。過渡期間，實行“老人老辦法”，暫未入額，但在審判業務部門工作的審判員、助理審判員，可以繼續行使審判權，法官職務和相應待遇不變，通過進入員額、轉崗分流或到齡退休，實現平穩過渡。不能簡單采取將助理審判員直接轉化為法官助理的方式推進改革，也不能純粹按照年齡、資歷畫線。過渡方案應當預留一定比例的法官員額，為暫時未能進入員額的人員和優秀的審判輔助人員留下一定入額空間。過渡期結束后，未入額的審判員、助理審判員統一轉入審判輔助人員崗位或司法行政人員崗位。再次是完善法官遴選機制，確保高素質法律人才進入法官員額。嚴格標準、優化程序、擇優錄取、寧缺毋濫、逐步增補，不搞遷就照顧，確保業務水平高、司法經驗豐富、能獨立辦案的人進入員額。最后是強化法官職業保障，推動建立有別于普通公務員的法官管理制度，建立符合法官職業特點的工資制度。
　　
　　摘編自《中國黨政干部論壇》
　　
　　【張榮臣：官場新秩序常態化要先解決制度問題】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張榮臣指出，營造廉潔從政良好環境，使官場新秩序要常態化，首先要解決的還是制度問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從本質上說，腐敗或各種不正之風，都與權力有著絕對的聯系。加強黨風廉政建設，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必須進一步強化對權力的制約、強化對權力的監督、強化權力公開、強化對掌權者以權謀私的責任追究。只有如此，才能防止權力濫用，從根本上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取得反腐敗斗爭的更大成效。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不是不重視制度建設，相反，好多制度制定出來并沒有起到應有作用，究其根源還是制度不配套、不銜接、缺乏可操作性。2009年習近平同志就強調，“最根本的是嚴格遵循執政黨建設規律進行制度建設，不斷增強黨內生活和黨的建設制度的嚴密性和科學性，既要有實體性制度，又要有程序性制度，既要明確規定應該怎么辦，又要明確規定違反規定怎么處理，減少制度執行的自由裁量空間，推進黨的建設的科學化、制度化、規范化”。
　　
　　摘編自《人民論壇》
　　
　　【張榮華、郭小靚：生態文明的社會制度基礎只能是社會主義制度】
　　
　　中國石油大學華東馬克思主義學院張榮華、中國石油大學華東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郭小靚撰文指出，單一的自由市場經濟本身并不具備構建生態文明的內生機制，相反，它對各種危害生態的做法都起到了縱容、刺激乃至鼓勵的作用。所以，只有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才能成為走上生態文明康莊大道的最佳選擇。一、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與生態文明高度吻合。二、社會主義制度的生產目的使生態文明具有現實可能性。三、社會主義制度的按勞分配方式是生態文明的必要基礎。
　　
　　總之，建立在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一種天然的能夠激勵和促成“資源節約型社會”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制度體系，它不僅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而且與生態文明的本質和建設規律相一致，因而是一種比現存資本主義制度更具有不可比擬的優越性的生態文明制度。社會主義制度不僅體現了生態文明的整體性特質，符合其整體主義世界觀和系統綜合方法論的要求，而且也是一種人性化的、真正以人為本的、能夠達成人與自然和諧共榮的社會制度。有助于生態文明建設的科技生態化也只有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相應的政治制度框架內才能實現，內在于生態文明的思想觀念或意識形態也只有在生態化了的即真正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上才能產生并發揮作用。
　　
　　摘編自《山東社會科學》
　　
　　（光明網記者李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