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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穎倪峰：疫情期間美國對華政策改變的歷史因素分析

點擊：作者：高穎倪峰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0-11-08 07: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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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美國國內對華負面情緒高漲，特朗普政府借疫情發動了新一輪對抗，美國再度陷入了歇斯底里的“中國驚恐”之中。“中國驚恐”在美國是有歷史淵源的，與美國的反共運動有重要的聯系。美國的反共運動可追溯至20世紀初的第一次“紅色驚恐”，這是一場因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工團主義等左翼思想和激進勢力而引發的癔癥。在這場癔癥中，感性大于理性，想象多過現實，美國上下陷入對社會主義制度、左翼政黨和激進組織以及各類激進運動的恐慌中。像第一次“紅色驚恐”一樣，疫情期間“中國驚恐”的鬧劇終究會在內外因素的推動下落幕。

特朗普上臺以來，美國將中國鎖定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以經貿領域為主攻方向，發起了史上規模空前的貿易戰，在中國臺灣、南海、人文交流等各個領域同時發力，并強力將中國香港問題、新疆問題納入中美戰略競爭的軌道，以印太戰略為抓手，不斷強化對華地緣戰略布局，中美關系不斷惡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美國國內各種反華勢力圍繞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大做文章，頻頻制造“反華”“排華”緊張空氣，引燃了美國國內的“紅色驚恐”基因，反共恐慌死灰復燃，兩國關系急轉直下。

一、新冠肺炎疫情與“中國驚恐”

2020年年初，新型冠狀病毒席卷全球。中國首先成為此次疫情的“震中”，美國后來居上成為當前疫情的中心，兩國防疫舉措和效果對比明顯。中國的防疫工作取得積極成效，中國政府還為其他國家提供醫療防疫物資與技術援助，獲得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贊賞，展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強大領導力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美國則因為特朗普政府的應對不力成為疫情最嚴重的國家，其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均列全球首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疫情期間的表現打擊了美方的自信心，引發了美國的極度憂慮。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對華驚恐的產生，一方面是美國對中國實力的整體反應，另一方面是美國政客操縱的結果。疫情之下，美國捏造不實信息煽動國內外反華情緒，意圖借機打壓中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聲稱中國政府隱瞞信息導致了這次疫情危機[1]，參議員科頓甚至妄稱病毒可能是中國的生物戰計劃[2]。在具體行動上，美國多方面設置對華障礙反映出了中國沖擊下美國的緊張與不安。疫情期間，美國不斷干涉中國內政，與中國臺灣往來密切，意圖將之拉入印太戰略圈中以進一步加強對華戰略包圍。在經貿領域，為擺脫中國制約，特朗普政府宣布啟動《國防生產法》把重要生產鏈留在美國國內，為制度性“脫鉤”提供了可能。[3] 另外，中國公民赴美以及中美學術交流也被施加了新的限制措施，兩國之間的矛盾再度升級。

美國政府這種以錯誤信息引導國內輿論的行為和種種壓制中國的舉措激活了美國的反共基因，美國國內反華情緒高漲。皮尤研究中心數據顯示，目前有66%的美國民眾對華持負面看法，創造了此項調查開始以來的最高紀錄。在關于中國威脅性的調查中，90%的美國民眾將中國的力量和影響視作威脅，其中62%將之視作主要威脅。[4] 新一輪反共反社會主義的“中國驚恐”開始在美國上演。

新冠肺炎疫情作為此次“中國驚恐”的燃點，再次將意識形態之爭推向高潮。長久以來，不論是美國與蘇聯，還是與中國的對抗，沖突的本質都是意識形態之爭，對外表現為資本主義國家利用強權圍堵社會主義國家，以掩蓋其對日益增長的社會主義力量的恐慌。美國對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恐慌隨著蘇東劇變短暫消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紛紛認為社會主義的大廈將隨之傾覆。的確，蘇東劇變使十月革命的成果付諸東流，嚴重打擊了世界社會主義力量，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因此進入低谷，但社會主義的大廈并未完全傾覆，西方所謂的蘇東劇變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也未在中國發生。蘇聯解體后，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吸取蘇東劇變的教訓，將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時代特征和本國國情相結合，展示出了強勁的生命力，成為世界社會主義力量的中流砥柱，推動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復興。一直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穩步向前，迅速崛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社會主義的國家形態以及中國現有的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將反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斗爭矛頭轉向了中國以及中國共產黨。于是，反共驚恐便融入美國的反華立場之中。

二、反共驚恐的起源及表現

疫情期間的反共驚恐在歷史上并非首次。回顧美國的反共歷史，人們提到最多的還是麥卡錫主義。麥卡錫主義是1950~1954年間以美國國會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為代表的極右翼人士在美國掀起的一股極端反共政治逆流，在美國歷史上臭名昭著。事實上，麥卡錫主義只能被稱作美國反共史上的第二次驚恐，美國反共運動的歷史可以追溯至十月革命勝利后美國國內對這場偉大革命的反應，即第一次“紅色驚恐”。

這場驚恐發生在1919~1920年，是美國反共運動的開端。它在俄國十月革命爆發、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廣泛傳播和西歐工人運動蓬勃發展的背景下興起。當時美國身處戰后調整和通貨膨脹的困境中。十月革命的沖擊使恐慌在美國人心中萌芽，在政客、資本家和媒體的煽動下，“紅色驚恐”全面爆發。美國上下陷入了對社會主義制度、左翼政黨和激進組織以及各類激進運動的恐慌之中。

1.社會主義制度驚恐

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十月革命后建立，國際社會被資本主義一家獨攬的時代終結。新興的社會主義沖擊著傳統的資本主義，西方的普世價值受到挑戰，公有制經濟、按勞分配的分配方式和社會主義的價值觀成為美國壟斷資本全球擴張和對外傳播民主自由的障礙，威脅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在種族優越感、孤立主義、本土主義等潛在基因的驅使下，美國開始了對布爾什維克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反擊。在蘇俄內戰期間，美國與英、法、日等協約國乘機進行武裝干涉，扶植俄國反革命勢力發動武裝叛亂，意圖將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政權扼殺在搖籃之中。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的敵視就像列寧曾說的那樣，“現在英、法、美集團把消滅世界布爾什維主義、摧毀它的主要根據地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當成他們的主要任務。為此，他們準備筑起一道萬里長城，像防止瘟疫一樣來防止布爾什維主義”。[5]

第一次“紅色驚恐”為美國注入了反共和反社會主義的基因，期間美國針對蘇維埃政權的行動也為其接下來打擊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主義政黨提供了借鑒。現在，美國沿襲了曾經的方法來打壓中國，通過插手臺灣、香港、新疆等事務干涉中國內政，支持臺獨分裂勢力和港獨分子等反華派，發起對華貿易戰，圍攻社會主義制度。但與當時的蘇俄相比，今天的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無論總體實力還是所處的國際環境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美國的反華制華措施也不斷升級，不僅在傳統領域對華施壓，還在科技、金融等領域設置障礙，收緊中國企業赴美上市和融資渠道，運用多種手段打壓華為等中國科技企業，將33家中國公司和機構列入經濟黑名單。[6] 可以說，當下美國對待社會主義的態度甚至比防控瘟疫還要強硬。

2.對左翼政黨和激進組織的驚恐

雖然美國對蘇維埃政權進行了打壓，但第一次“紅色驚恐”期間主要的反共活動還是在美國國內進行。十月革命和西歐工人運動鼓舞著美國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以及工人階級奮起反抗的勇氣，在布爾什維克黨、外國共產黨和第三國際的支持下，美國共產主義政黨成立并快速發展。因秉持同情、扶持工人階級與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理念，領導支持各類激進活動，美國社會黨、共產主義工人黨、美國共產黨與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等組織成了美國政府的首要打擊目標。

聯邦政府和各州首先清掃了政府內部的左翼激進分子，社會黨核心人物維克拉·伯杰受到國會驅逐。在伯杰事件后，另有兩名社會黨核心人物——查爾斯·施耐克和尤金·代伯斯也相繼被判刑入獄。[7] 1920年1月，紐約州議會以社會黨損害紐約州和美國最高利益、與國際社會主義政黨交好和支持他國革命分子為由，投票驅逐了5名社會黨議員。[8] 此外，為打擊資本主義制度的顛覆者，司法部還發動了兩場針對左翼激進組織和共產主義政黨的突襲，美國國內反共驚恐達到巔峰。1919年11月7日，美國警察和特工在總情報部門（General Intelligence Division）創建的激進分子索引系統及花名冊的輔助下，包圍了俄國工人聯合會的總部、辦公室和成員住所，拘捕了現場所有人員。[9] 1920年1月2日，針對美國共產主義工人黨和共產黨的第二次突襲開始。此次針對共產主義者的搜捕涉及美國33個城市，逮捕了5000至10000名涉嫌顛覆分子，逮捕行動通常非常殘忍，而且在許多情況下沒有搜查令。[10] 兩次突襲結束，俄國工人聯合會和兩個共產主義政黨損失慘重。被逮捕的外國激進分子在1919年12月21日被驅逐出境，兩個共產主義政黨的大部分領袖都被關進了監獄，共產主義工人黨的39位負責人被提起公訴，在這次大搜捕中被捕的魯登堡、拉金、溫尼茨基和惠特尼等被判了長期徒刑。[11] 美國共產主義力量受到了不小的打擊。

除了正面打擊左翼政黨和激進組織外，總情報部門還秘密監視著激進分子的動向。1919年8月，在約翰·埃德加·胡佛領導總情報部門后，司法部部長米切爾·亞歷山大·帕爾默就曾命其搜尋激進組織及其成員參與各項暴力和顛覆事件的證據以便對之精準打擊。這一行為為美國監視活動提供了依據，2020年5月中旬，特朗普政府秘密設置了范圍擴大的升級版監視新名單，名單覆蓋的人數超過百萬，外國政府實體的掩護機構、政治團體和信息情報收集者等均在這張名單之列。更值得一提的是，相關報道稱該名單的設立“改變了警方在犯罪行為發生后進行調查并依據證據追蹤犯罪分子的執法行為，變成了可以僅僅根據聯想和懷疑，跟蹤、監視并搜集證據。這個標準超越了法庭和憲法賦予的權利”。[12] 美國似乎已經習慣了在全國陷入驚恐的條件下，調查追蹤行動不受法律制約這樣的做法。在第一次“紅色驚恐”期間，帕爾默就曾未經任何授權與許可闖入居民住所逮捕和扣押居民、大肆搜查文件及資料。如今往事重演，美國在新的驚恐中又實行了這樣的做法，可見美國的疑心病日趨嚴重，政府已經因恐慌失去了理性。

與此前不同的是，美國在新一輪驚恐中的主要關注點由國內轉向了國外，從前攻擊美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工人黨的矛頭轉向了中國共產黨。疫情期間，美國方面延續意識形態斗爭，不斷抹黑中國，詆毀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緩解壓力、轉移矛盾，美國政客不斷指責中國，稱中國共產黨隱瞞信息導致了這次疫情危機，指責中國的罪責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長期壓迫的結果。特朗普、蓬佩奧等美國高官不斷污名化中國，將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病毒”“武漢病毒”。美國密蘇里州和密西西比州還接連要對中國政府提起要求追責和巨額賠償的法律訴訟。[13] 與此同時，中國議題還被與2020年美國大選越來越緊密捆綁在一起，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向競選機構發送關于攻擊中國共產黨的備忘錄，意圖通過積極攻擊中國來應對危機，贏得大選。

事實證明，美國國內對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驚恐程度再度攀升，完全深陷在這場新的“中國驚恐”之中。

3.對激進運動的驚恐

如果說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使嗅覺敏感的美國精英們首先陷入了驚恐，那么，令全美上下陷入恐慌的是美國國內此起彼伏的激進運動。這些激進運動以移民作為力量來源，受到國內外左翼組織的支持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的指引，充斥著“紅色驚恐”期間的美國。

20世紀的美國工人運動在第一次“紅色驚恐”期間達到高潮。工人們打破了可憎的資本主義制度堡壘，開辟了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即使是保守的工人也認識到自由的號角已經吹響。[14] 但這一連串的激進運動從1919年1月21日的西雅圖造船廠工人罷工運動開始，在經歷了多地示威游行、波士頓警察罷工、鋼鐵和煤炭工人罷工運動后，終未擺脫被鎮壓的命運。相較罷工運動，炸彈郵件制造了更為緊張的氣氛。1919年4月下旬，36封炸彈郵件被寄出，喬治亞州聯邦參議員托馬斯和西雅圖市市長奧萊·漢森分別因支持1903年《移民法》、反對西雅圖總罷工而成為襲擊的目標。同年6月，8枚炸彈在幾個城市爆炸[15] ，其中一枚炸彈在司法部部長帕爾默的家中爆炸，炸彈攜帶的傳單表示是目標人員發動了階級斗爭，而非無政府主義者或激進分子本身。種族暴亂也是20世紀初美國社會十分普遍的現象，1919年，南卡羅萊納州查爾斯頓和華盛頓特區均爆發了黑人種族暴亂事件。[16] 在7月的芝加哥騷亂中，一名黑人青年因漂流至密歇根湖白人保留區沙灘后而被砸身亡，因警察拒絕干預，黑人遂奮起反擊，引發了長時間的暴亂，導致多人受傷、喪生。[17]

各類激進運動刺激著美國人，引發了大規模的反共恐慌。如今，疫情期間美國的對華恐慌并非如最初一般起因于美國國內掀起的激進運動，而大多是由政府官員、政治精英以及其他利益相關方發表的對華不利言論而誘發的。錯誤的輿論引導激起了錯誤的社會情緒，這種做法也是經驗使然。回顧歷史上的工人運動，資產階級就為了自身利益有意將工人維護自身利益的運動與激進活動混為一談，污蔑參與罷工的工人是意圖推翻現有制度的激進分子，稱工人和世界產業工人聯盟背后有布爾什維主義和國外共產黨的援助與支持，不斷煽動國內緊張和恐懼情緒。如今故伎重演，美國政府繼續錯誤的輿論指引，將新華社、中國國際電視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中國日報》和《人民日報》在內的5家中國媒體定義為“外國政府職能部門”[18] ，稱這些媒體直接服務于中國政府，是官方宣傳體系中的一部分。美國政府這種大肆渲染國內反華緊張氣氛的行為，再次將國內的對華恐慌推向新的高潮。

三、“中國驚恐”的鬧劇終將落幕

種種跡象證實了疫情期間美國的對華驚恐是一場紅色鬧劇，鬧劇終將散場，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曾經的第一次“紅色驚恐”鬧劇以司法部部長帕爾默對1920年五一勞動節顛覆活動的錯誤預測結尾，美國民眾在沖擊下驚醒，加之外部環境的變化，蘇俄忙于內戰無暇外顧，沃倫·哈定在總統大選中提出了“回歸常態”的競選綱領并致力于緩解勞資矛盾，這些都推動美國恐慌情緒迅速衰退。此次疫情引發的紅色鬧劇也不會例外，新一輪的紅色鬧劇將在內部因素和外部條件的相互作用下落幕。

美國自身的現實是鬧劇終將落幕的根據。雖然目前就調查數據來看多數民眾對華持負面態度，但是，疫情應對不力和反華的副作用已經顯露出來，將加速對華恐慌情緒的衰退。歷史已經證實了反共恐慌抵擋不住現實的沖擊。20世紀初的“紅色驚恐”期間，美國勞動力資源短缺嚴重威脅著工業生產，這是反共行動中驅逐移民導致的后果，各方因擔心自身利益受損而紛紛督促政府盡快結束鎮壓行動，恐慌情緒因此得以迅速降溫。現下，美國作繭自縛，深陷反華驚恐的怪圈，同時深受疫情并發癥困擾，國內形勢的不斷惡化沖擊著美國人的對華恐慌情緒。相較外部威脅，內部的動亂更容易讓美國人局促不安。疫情已經嚴重影響了美國的經貿活動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加之美國政府對中國企業在美投資設限，打擊在美中國企業，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導致美國國內失業率突破新高。金融市場混亂、美股大幅滑坡以及熔斷機制接連觸發已經讓美國提前感受到了新一輪驚恐帶來的弊病。另外，近期突發的美國警察暴力執法致黑人喬治·弗洛依德死亡事件重新激起了美國潛在的社會矛盾，反對種族歧視的示威活動快速在美國多個州蔓延，集會升級為暴力活動，為本就面臨公共衛生和經濟領域雙重挑戰的美國國內局勢雪上加霜。未來，類似的矛盾不知何時再被激起，美國的經濟、金融和社會等領域或將產生更多的變數。在這種情況下，對國內現狀以及未來經濟走向和社會穩定的擔憂將占據美國人內心的首要地位，使美國在當下和未來一段時間內將更多的注意力轉移到提振經濟、穩定就業和維持社會秩序等方面，逐漸從內部消化反華的恐慌情緒。

中國因素是此次“中國驚恐”的外部條件，也是促使鬧劇落幕的重要外因。雖然中國整體力量的快速增長是美國人陷入驚恐的重要影響因素，但引起美國人恐慌的絕非中國堅定的立場。一直以來，“中國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反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反對以強凌弱”。[19] 疫情期間，中國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指引下開展國際合作，負重前行，第一時間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并分享了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為其他國家的防疫工作爭取了寶貴時間。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離不開中國。[20] 這不僅體現在抗擊疫情工作中，還體現在雙方經貿交往上。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制造業第一大國和重要的原料出口國的地位使美國無法完全脫離對中國的依賴。一方面，驚恐導致的經貿關系遇冷威脅著美國商業利益集團的在華利益，由于利益集團在美國政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美國政府不能置利益集團的訴求于不顧，進而調整對華經貿關系。另一方面，中國出口美國的中間商品供應受到疫情和反華立場的影響，導致制造業的成本上升，對制造業造成的傷害令美國政府的行動更趨謹慎。此外，即使美國在疫情期間認識到其在醫療物資和防護用品等領域受制于中國并對之進行調整，但短期內在缺少原料的基礎上，美國并不能快速提升相關物資的制造效率，仍舊需要依靠中國這樣的原料大國和制造業大國的支持。所以，在全球化進程無法逆轉的今天，選擇經濟的高質量穩定發展就要選擇擱置恐慌與分歧。因此，無形之中促使鬧劇終結的外部條件已具備。

當然，在內外因共同起作用的基礎上我們還要認識到驚恐的衰退是量變促成質變的過程。在這場新的“紅色驚恐”初期，美國民眾被特朗普政府和政治精英們塑造出來的反華表象所迷惑，透過現象看本質，真正認識到這場鬧劇的實質還需要一段時間。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經濟和社會矛盾逐漸顯露出來，民眾逐漸認清是美國自身的原因引發了這場鬧劇，各類抹黑中國的言論也將在美國人看到中國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努力和成效后不攻自破，量變最終超越度的界限而發生質的轉變，使恐慌退卻，鬧劇終結。

全球疫情的消退還需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美國應認清現實，從恐慌中清醒過來，與中國攜手，合作抗疫。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流行性疾病不分國界和種族，是人類共同的敵人。國際社會只有共同應對，才能戰而勝之。”[21] 的確，抗擊疫情是場攻堅戰。抗疫戰場上需要戰線支撐，而組成這條統一戰線的就是中美兩國人民在內的全人類，這是抗疫攻堅戰取得勝利的關鍵。實則，摒棄零和思維，有效管控分歧，站在全人類立場上，集兩國民眾之力鞏固抗疫統一戰線，奪取世界疫情阻擊戰的勝利才是美國理性防疫的唯一正路。

注釋：

[1]參見《外交部：美國應對疫情表現既讓人費解，也令人深思》，

https://world.gmw.cn/2020-06/30/content_33953410.html。

[2]參見《美國在中國抗擊疫情中表現如何？》，http://usa.people.com.cn/n1/2020/0227/c241376-31607477.html。

[3]參見《新聞分析：動“大錘”造小棉簽——美國啟用〈國防工業生產法〉的背后考量》，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4/23/c_1125896032.html。

[4]參見Kat Devlin，Laura Silver，Christine Huang.U.S.Views of China Increasingly Negative Amid Coronavirus Outbreak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04/21/u-s-views-of-china-increasingly-negative-amid-coronavirus-outbreak/。

[5]《列寧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9~160頁。

[6]《美竟將33家中國實體列入“黑名單”》，《參考消息》2020年5月24日。

[7]王恩銘：《美國1920年的“紅色驚恐”》，《史學月刊》1993年第2期。

[8]The Suspension of the Socialists，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8，1920.

[9]Austin Smith，“The Red Scare and the Bi.s Quest for Power：the Soviet Ark as Political Theater，”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2013，p.103.

[10]Regin Schmidt， RED SCARE：FBI and the Origins of Anticommu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1919-1943，Museum Tusculanum Press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2004，p.26.

[11]〔美〕威廉·福斯特，梅豪士譯：《美國共產黨史》，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184頁。

[12]〔美〕威廉·阿金：《特朗普秘設升級版監控新名單》，《參考消息》2020年5月21日。

[13]參見劉潔妍、于洋：《國際法專家：借疫濫訴是披著法律外衣的“政治病毒”》，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529/c1002-31729001.html。

[14]〔美〕威廉·福斯特著、梅豪士譯：《美國共產黨史》，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154頁。

[15]Midnight Bombs for Officials in 8 Cities；Bombers Die at Attorney General.s House；Two Victims at Judge Nott.s House here；Bombs In Boston，Cleveland，Pittsburgh，The New York Times，June 3，1919.

[16]For Action on Race Riot Peril，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5，1919.

[17]參見Chicago Race Riot of 1919.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Chicago-Race-Riot-of-1919。

[18]參見《外交部：對美將5家中國媒體定義為“外國政府職能部門”表示堅決反對》，http://m.xinhuanet.com/2020-02/19/c_1125597412.html。

[19]《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8日。

[20]《馬克思主義哲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頁。

[21]《習近平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光明日報》2020年3月28日。

（作者：高穎，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19級博士研究生；倪峰，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原刊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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