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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無數人“勸進”之后，希拉里“千呼萬喚始出來”，宣布參選總統，美國2016年選戰至此才可說是正式打響。毫無疑問，“中國問題”將成為雙方爭論、借用的熱點。殊不知，中國本輪“躺槍”早已開始，至少可以追溯到沈大偉的“突變”。】
　　
　　3月初，美國中國研究主流人士沈大偉（DavidShambaugh）在《華爾街日報》撰文，以“中共末日論”（TheComingChineseCrackup）[1]一語驚人。身為“知華派”的沈大偉如此危言聳聽，中外輿論嘩然。4月2日晚沈氏在華府演講，仍稱其客觀，論據充實，對中國不存惡意。
　　
　　迄今為止，沈氏的前言后語所引發的爭論和批評，均聚焦沈文對中國現狀和未來的“誤讀”和“誤判”，而忽略了沈文發表的主要對象——美國讀者這一基本事實。
　　
　　首先，沈文見報正值美國2016年大選前夕，不僅延續了“美國選戰、中國中槍”的傳統，更開創了由學者挑起“中國問題”的先河。中美1979年建交以來，美國每次大選幾乎都拿中國說事，而美國人在選戰中所談論的中國，往往與中國的現實干系不大，真正的目的則是攻擊選戰中的對手。比如，里根1980年大選時，受保守和親臺勢力的影響，信誓旦旦要恢復美臺關系。克林頓在1991年的選戰中，攻擊老布什姑息“從北京到巴格達的暴君”。小布什在2000年大選中，說克林頓的人權外交是不務正業，認定中美不是伙伴而是對手（competitors）。2012年大選中，共和黨競選人羅姆尼為了與奧巴馬政府劃清界限，沒完沒了地說中國是“騙子”（cheater），好像美國內政外交中的種種癥結，如華爾街的貪腐、美軍的連年征戰，都是中國人忽悠的。
　　
　　由于中國問題在美國政治中的高度敏感性，美國研究中國問題主流派的學者在選前和選戰期間一般都少說或不說，因為說了也沒用，還可能招惹是非。沈氏為何在2016年大選前夕挑起中國話題，且語不驚人死不休？要回答這個問題，一個并非不合理的假說是，沈文的真正著眼點是即將到來的美國大選。
　　
　　沈大偉屬民主黨。而有志參選的民主黨人中，希拉里人氣最旺，在黨內已無對手。如今的這位前第一夫人和國務卿在黨內坐地生金，蓄勢待發；對共和黨則坐山觀虎，以逸待勞，以不變應萬變。如果不出意外，希拉里以其多年積累的政治資本，加上她在保守派和軍工集團中的深厚人脈，[2]待共和黨的各路諸侯“自相殘殺”后，極有可能輕取對手，入主白宮，成為美國首任女性總統。
　　
　　沈大偉不是政客，但亦非一介書生。不管沈氏是否有志進入希拉里的外交-安全團隊，對包括沈大偉教授在內有志“入圍”的學者來說，2016年的選戰確是最佳機遇。事實上，3、4月間，希拉里正致力于打造其競選團隊，延攬謀臣策士并于4月12日正式宣布參選。
　　
　　也許在沈氏看來，如此推斷有過分解讀之嫌。然而沈大偉曾有意進入美國對華關系決策界，也是不爭的事實。九十年代初，沈大偉在倫敦的《中國研究季刊》（ChinaQuarterly）任主編（1991-96），錯過了克林頓政府的“第一班車”（1993-96）。90年代后期，沈氏自英返美，任教于位于華府的喬治·華盛頓大學，與決策界咫尺之遙。而當時在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擔任負責東亞事務的李侃如（KenLieberthal），正是沈大偉在密執安大學讀博時的博導之一。[3]李侃如屬知華派，當時正與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DeputyAssistantSecretaryofDefenseforAsiaandthePacific）坎培爾（KurtCampbell）不和。坎培爾親臺，為此，李侃如有意以沈大偉取而代之，沈大偉以此開始對國防部的對華政策提供政策咨詢。然而，保守的《華盛頓時報》記者比爾·格茨（BillGertz）刻意披露此事，對沈大偉的“中國關系”不依不饒，窮追猛打，直至國防部長科恩（Cohen）出面干預，沈大偉的“咨詢”項目被迫下馬。2000年5月坎培爾離職后，國防部任命了一位與中國問題毫不相干的中東問題專家取而代之。[4]15年之后，民主黨的希拉里有可能入主白宮，對于已過耳順之年的沈大偉來說，也許此機不可失，失而不再來。
　　
　　然而萬事俱備，沈先生似乎只差臨門一腳。在政治生態極為復雜和莫測的華府，任何有意問鼎決策界的人士必須“政治正確”，至少要避免被政敵抓辮子和扣帽子，這在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垮臺論盛行之地尤為重要。這也可能是沈氏作為民主黨人卻在保守的《華爾街日報》上放言的原因。這不僅是為了防止共和黨和保守派的再度攻擊，也是加盟對華強硬的希拉里團隊不可或缺的“敲門磚”。如果這個邏輯成立，中方對沈文批判越狠，沈大偉進入未來希拉里政府的資本就越多，可能性就越大。為此，沈大偉的確走了一步“險棋”，賭上了與中國學界和官場的正常關系；但也是一步可能有不菲回報的“妙棋”，為其打通宦途保駕護航。
　　
　　上述種種推斷，不管邏輯上多么合理，可能也僅僅是假說而已，沈氏也許根本無意官場。即便如此，美國的“中國學”界絕非凈土一塊，更是“是非”之地。五十年代初肆虐美國的麥卡錫主義，首先就拿那些能說中文、曾經在中國供職的美國外交官員開刀。原因是麥卡錫認定，美國“失去了中國”，如果沒有美國政府內部的親共通共人士相助，中國的“土共”無論如何也不能擺平美國這樣的超級強國，進而奪取政權。這樣一來，不僅中國成了十惡不赦的國度，研究中國和與中國有關的美國人都有通共之嫌。以無中生有、威逼恐嚇起家的麥卡錫主義最終不了了之，但在美國的政治文化中，尤其是“中國學”界，麥卡錫主義的余震卻難以完全平息。冷戰后華盛頓圈子里的“紅隊”“藍隊”（即所謂“親華”的“熊貓派”）之分，一直是中美關系中揮之不去的陰影，“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垮臺論”此起彼伏。一個強大的、非西方的、非西式民主、非基督教、非白人、獨立和世俗的政治、經濟、文化實體存在的本身，對習慣與“同類”（如北約、歐盟等西方軍事和政治/經濟聯盟）打交道的美國/西方來說，至少是個異類。美國對之于中國，似乎永遠生活在夢幻與恐怖之中（fantasyandfear）。[5]
　　
　　美國“中國學”界的種種窘境，甚至與美國的“蘇聯學”/“俄羅斯學”相比，也相形見絀。研究前蘇聯和俄羅斯問題的美國學者，似乎總有機會進入美國的外交/安全決策高層，如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任或國務卿等要職，基辛格、布熱津斯基、賴斯等，都是靠研究蘇聯問題起家。迄今為止，還未有任何研究中國的美國學者有此“殊榮”。此種差異也許純屬偶然。就此問過一些美國學者，對方要么無以言對，要么模棱兩可，也許根本無法接受研究東方共產主義的美國人為何比研究西方共產主義的美國人要“低人一等”這樣一個觀察。西方潛意識中的種種可以意會而不能言傳的潛規則，實在令人費解。正是：做美國人難（老要解救全世界），做美國的知華派更難，做知華派中有志從政者最難。
　　
　　如此政治生態中，沈大偉教授能夠潛心研究中國40載，對研究對象國不離不棄，已經很不易了。期待沈教授今后無論在學界還是官場，都會不斷完善對中國的認知，從而在大量占有資料和信息的基礎上，做到既見木，又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