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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的國民黨在大陸根本做不到的事

點擊：  作者：獨家網    來源：獨家網  發布時間:2015-04-15 10:42:20

 

        蔣介石對江湖習氣又愛又恨，愛是因為他的發跡與江湖有極大的關系。他第一次去日本時，與上海青幫老大陳其美（陳英士）結拜兄弟，在陳的介紹下加入了對其一生影響甚巨的同盟會。為了支持“義哥”爭權，他兩肋插刀，刺殺光復會領袖陶成章，受到陳的器重。他混跡上海灘，拜黃金榮為老頭子，得到黃的支持，發達之后，仍厚待黃金榮，一直游走在革命和江湖之間。

 

嚴如平所著的《蔣介石與結拜兄弟》封面圖

 

在辛亥元老黃興與孫中山分道揚鑣之后，陳其美是孫中山最親密的追隨者之一，深受孫中山倚重，受陳其美提攜的“義弟”蔣介石因之受到孫中山的重視。此后，蔣介石以“先總理唯一之信徒”自居，把自己扮成孫中山最忠實的信徒和欽定接班人。因此，在國民黨內部，蔣介石的輩分雖然無法與胡漢民、汪精衛等人相提并論，但因為得到孫中山的垂青，掌握軍權，他才能夠趕跑胡漢民，氣走汪精衛，登頂權力之峰。蔣介石靠江湖起家，這多少使他篤信江湖之道，并長期以此為政治手段。

 

譬如，他為了拉攏有用之人，常以江湖手段開道，大搞義結金蘭。蔣介石說自己最喜“異姓兄弟之交”，此話不假，有人說，他一生結拜兄弟有案可查的就有七十多人，其中包括汪精衛、馮玉祥、戴季陶、李宗仁、張學良、張靜江、許崇智等民國要人。他與這些結拜兄弟在換貼時說，“情比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但是翻臉不認人起來比天氣變化還快。

 

他與李宗仁義結金蘭，結果發生了“蔣桂戰爭”，后來兩人完全決裂，勢同冰火；他與馮玉祥拜把換貼，說是“安危同仗，同苦同嘗，海枯石爛，死生不渝”，結果結義第二年就兵戎相見，是為“蔣馮戰爭”；他與張學良結為異姓兄弟，張學良卻發動了“西安事變”，生擒蔣介石，蔣介石記恨一輩子，軟禁張學良，直到自己死時都沒有放張出來。

 

不過，蔣介石運用江湖手段，確實獲得了“江湖弟兄”在軍事和財力等方面的支持。譬如他結拜張靜江，獲得張在人、財、物方面的極力相助；他結拜李宗仁、馮玉祥，擴大了北伐軍的實力；他結拜張學良，讓自己在中原大戰中占據優勢……。總之，蔣介石游走江湖，身上有一股江湖習氣，深諳江湖之道，江湖手段玩得如魚得水，也玩出了很多利益好處，這使他舍不得輕易與江湖徹底切割，即便身居廟堂之上，掌握國家最高權力，仍然或多或少地運用江湖手段治黨、治軍、治國。

 

不過，蔣介石對江湖習氣又恨之入骨，因為江湖習氣嚴重影響了國民黨及其軍隊在領導制度建設、理論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等方面的工作，成為蔣介石集中權力，統一中國的極大障礙。

 

可以這樣說，蔣介石雖然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但這個“蔣記國民政府”從來就沒有真正統一過中國，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勾心斗角，四分五裂，根本就沒有真正統領到蔣介石的手上，這是他領導抗戰困難重重，在與中共兩次國內戰爭，尤其是第二次國共內戰（中共稱為解放戰爭，國民黨稱為戡亂）失敗的重要原因。

 

國民黨之所以派系林立，這與其軍隊的江湖化、私有化有極大之關系。形成這等局面的淵源，可以上溯到曾國藩，曾國藩練湘軍，制定了“兵由將招”的招募制度。說得形象點，湘軍組建有點像傳銷，由下面的人各自發展“下線”，你能招一個排的人，你就當這個排的排長；你能招一個連的人，你就當連長。軍官招人都是找“有關系”、“關系鐵”的人，如同鄉、親人、師友等，靠彼此的血緣、地緣、學緣、業緣等關系聯結，這就使得軍隊嚴重地私有化，當一些哨官、營官、統領、乃至大帥是土匪黑社會的話，整個軍隊就形同土匪綠林。

 

此后李鴻章的淮軍，左宗棠的楚軍，直到袁世凱的新軍，乃至后來的北洋軍閥對此一脈相隨，到蔣介石頭階段，已成燎原之勢，區別只是有的江湖習氣淡些，有的江湖習氣濃些，無論如何，主要靠江湖關系維系，小弟聽大哥的，別人根本指揮不動。譬如蔣介石與許崇智結拜，許崇智讓蔣介石做自己的參謀長，但是許崇智的粵軍只認許軍長，不買蔣介石的賬，許崇智為此多次訓導手下軍官：“服從我許崇智，就要服從蔣參謀長。……凡我的命令，無論蓋我的或蔣參謀長的章，都同樣有效。”可見軍隊的私人化到什么程度。

 

又譬如北平和平解放時，一個國民黨師長說：“我聽傅總司令的（傅作儀），傅總司令聽共產黨的，我就聽共產黨的。”這就是典型的江湖作派，小弟只聽大哥的，沒有什么原則可以講，沒有什么組織紀律可以談，也沒有什么政治信仰可說，“只看關系，不論是非對錯”，維護大哥的威信最重要；“哥們義氣”最重要；維護小團體、小宗派的利益最重要，至于什么黨國利益、理想信念根本不重要。國民黨及其軍隊被江湖習氣嚴重浸染，造成了三個后果：

 

一是難于實現全國統一。1928年張學良東北易幟，北伐結束，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取得各地軍閥名義上的臣服，但并未實現真正的統一，國內派系軍閥林立，有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龍云的滇系、李濟深的粵系、唐生智的湘系、馮玉祥的西北軍、張作霖父子的奉系、閻錫山的晉系等等，大小無數。就連蔣介石自己，也對曾國藩推崇有加，“公開自認為曾國藩的門徒”，依靠私人化的黃埔系起家。這些大大小小的派系軍閥，對蔣介石忠心追隨者有之，貌合神離者有之，與蔣氏撕破臉皮者有之。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等先后都與蔣介石撕破臉皮，上演你死我活的內部戰爭。

 

蔣介石在這些戰爭中取得了不少勝利，但是，他削弱了閻錫山，卻冒出個傅作義；他打垮了馮玉祥，又站出個楊虎城；李濟深下去了，陳濟棠上來了；龍云失勢，盧漢發跡……。蔣介石在大陸的戎馬生涯中，有按不完的葫蘆，有削不完的“藩”，統一大業始終未能完成，因之也難于對黨和軍隊進行統一的領導制度建設、理論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反過來說也同樣成立。

 

另外一個后果是，即便蔣介石可以控制指揮的軍閥，由于其私有化、江湖習氣嚴重，各為其主，使得蔣介石難以調度，陽奉陰違比比皆是，經常面對“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尷尬局面。

 

這些分屬不同軍閥的士兵并無什么革命理想，他們的思想還停留在傳統江湖之上，想的是當兵混飯吃，稍為有點想法的，也無非是跟著大哥打天下，有朝一日謀得一官半職封妻蔭子。各為其主，沒有統一的理想信念，一肚子江湖腸子，這樣的軍隊拼湊在一起，很難做到團結合作、協調一致、共同對敵。往往有便宜的爭著上，遇到困難互相推辭；都想多斂財，少出力；多發餉，少打仗，甚至互相拆臺、見死不救。畢竟軍隊是軍閥升官發財的本錢，舍不得將本錢賠光，這就嚴重削弱了國民黨軍隊的戰斗力，雖然人多勢眾，卻頻頻吃敗仗。

 

這就造成了外戰外行，內戰也外行。正如蔣介石所說，“比較敵我的實力，無論就哪一方面而言，我們都占有絕對優勢，軍隊的裝備、作戰的技術和經驗，匪軍不如我們……一切軍需補給，如糧秣彈藥等，我們也比匪軍豐富十倍。”但是，這些優勢都沒有體現為戰斗力，雖然蔣介石費盡心力，胡蘿卜加大棒都用上了，成效不大，最終敗走臺灣。

 

所以，蔣介石說，國民黨“失敗并不是被共匪打倒，實在是我們自己打倒了自己！”這話不無道理。第三個后果是，由于江湖習氣彌漫于政權之中，“致使國民黨政權內部正氣不暢、破壞了政權形象，削弱了統治基礎，減少了向心力和凝聚力，最終葬送了國民黨在大陸的政治命運。”對于國民黨及其軍隊的江湖習氣，蔣介石并非不知道，而且多次嚴厲批評這些弊病。

 

蔣介石、張學良與其他軍官

 

1947年5月，在孟良崮戰役中，“國軍五大主力”之一，被譽為“抗日鐵軍”、蔣家御林軍，全部美式裝備的74師被中共全殲，師長張靈甫殞命，舉國震驚。救援不力是被全殲的十分關鍵的一個因素，當時國民黨外圍友軍以保存勢力為重，各打各的算盤，作戰互不協調，盡管蔣介石一再嚴令增援，各路援軍卻不能及時趕到，拉開了國民黨大失敗的序幕。“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就怕豬一樣的隊友”，用在此處再合適不過。

 

6月，蔣介石在軍隊內部總結時，批評“部分高級將領專橫跋扈，任人唯親，已和軍閥差不多”，“因之，大家都養成自保自足的惡習，只看到自身帶領的一部的利益，對于友軍的危難，整個戰爭的成敗，幾乎是漠不相關。……我們的軍隊紀律如此廢弛，精神如此低落，絕無幸免于失敗的道理。”不僅如此，“軍官普遍貪污，虛報兵員和偷吃空餉”，“現在各級軍官對上級的命令，大多陽奉陰違，甚至根本沒有執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喪失。”

 

7月，蔣介石又在黨內會議上說：“余參加革命幾十年，從未對革命前途產生如此的失望和悲戚。這原因不是經濟的危機，不是政治的絕境，也不是共產黨一天一天的壯大。原因只是國民黨和三青團的敗壞！”“我們黨和團，沒有基層組織，沒有新生的細胞，黨員和團員在群眾間發生不了作用，整個黨的生存，差不多完全寄托在有形的武力上，這是我們真正的危機，也是我唯一的憂愁。”

 

1948年1月4日，在戡亂建國訓練班開學典禮上，蔣介石又痛心疾首地表示：“老實說：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黨都沒有我們今天這樣頹唐和腐敗，也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的沒有精神，沒有紀律，更沒有是非標準的，這樣的黨早就應該被消滅被淘汰了！”“以這樣一個組織松懈、精神渙散的黨，要來領導一個廣土眾民積重難返的大國，要使他建設起來，怎樣可以成功？”

 

1949年4月，隨著中共在三大戰役中全勝，蔣介石再次反省：“軍事和政府部門，對過去的失敗都負有責任。但是最主要的責任是因為黨的癱瘓，黨員、黨的組織結構和黨的領導方式問題重重。因此，黨成了行尸走肉，政府和軍隊也就喪魂失魄，結果是軍隊崩敗，社會動亂。”

 

敗退臺灣后，蔣介石更是對失敗進行了深刻反思，尤其是對黨內宗派主義痛定思痛，他說，“黨內不能團結一致，同志之間，派系分歧，利害磨擦，違反黨紀，敗壞黨德，以致整個的黨，形成一片散沙，最后共黨乘機一擊，遂使全盤瓦解，徹底崩潰。”他還認為，國民黨的軍隊是“六無”之軍，即“無主義、無紀律、無組織、無訓練、無靈魂、無根底”的軍隊；軍人們就成了“六無”之軍人，即“無信仰、無廉恥、無責任、無知識、無生命、無氣節”的軍人，最后導致“自己打倒自己”。

 

蔣介石所總結的弊病，很大一部分就是江湖習氣，導致黨組織和軍隊內部宗派主義、自由主義（其實是散漫主義）盛行，每個人都只顧小團體、小宗派利益，無視組織紀律和組織原則，熱衷于搞江湖關系、派系斗爭。有句話叫“蔣家天下陳家黨，宋家姐妹孔家財”，“陳家黨”說的就是陳果夫、陳立夫（陳其美親侄子）操縱黨務，培植CC派系統，導致黨內派系林立，矛盾重重。

 

某種意義上說，蔣介石在大陸，成在江湖，敗亦在江湖，沒有一個好的辦法來對付江湖習氣，使其走向窮途末路。這深刻反映出國民黨及其軍隊組織和制度建設的缺陷，與中共始終注重抓黨的建設，在軍隊中建立黨的組織，長期堅持政治思想教育相比，國民黨的缺陷成為軍事較量中致命的弱點。

在軍隊中設立黨組織，進行政治思想工作這一政工制度，是從蘇聯移植過來的，其目的是要達到孫中山所說的“主義建軍、以黨治軍”的目的，說白了，就是建立“政治掛帥”、“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

 

王奇生先生說，1920年代中期，在國共兩黨的努力下，以政治工作為特色的蘇俄黨軍制度開始移植于中國南方，并在隨后的北伐戰爭中收到了令人驚奇的顯著效果。但在北伐結束后，軍隊政工制度隨著國共兩黨的分家而殊途異轍。共產黨將其發揚光大，國民黨將其廢棄變易。共產黨確實做到了槍由黨來指揮，兵受“主義”訓練。而國民黨則異化為以軍控政，以軍控黨的局面。在共產黨那里，黨充分發揮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國民黨那里，黨務幾乎淪為軍政的附庸。

 

中共將黨支部建立于連隊，始于毛澤東的“三灣改編”，這不僅有利于中共加強軍隊領導制度建設、理論建設 、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而且是清除軍隊江湖習氣的利器，消除軍隊里的山頭主義、散漫主義，使之統一于黨或者說黨魁的領導下，使得黨或黨魁之政令能落實到每一支軍隊，直至每一個士兵，真正實現了“黨指揮槍”，提高軍隊戰斗力。

 

因為無數歷史事實證明，在殘酷的戰爭中，能不能將權力和思想高度統一，以便于調動一切資源用于戰爭，以及官兵是不是聽從指揮、忘我犧牲，是勝負的關鍵所在，而江湖習氣是常常壞事的災星。恰恰在這一點上，在戰爭年代，中共基本上做到了“一切聽黨指揮”，使中共能夠調動一切人力、物力、財力用于戰爭，集中所有力量，形成拳頭打倒政敵。

 

中共通過延安整風運動，更是從理論到實踐都強化了“黨指揮槍”，系統地清理了黨組織和軍隊中的江湖習氣，使得黨的政令暢通，說一不二。黃杰先生提到：解放戰爭初期，為了扭轉戰局，毛澤東命令當時中共實力最強的晉冀魯豫劉鄧部隊，千里躍進大別山，直搗國民黨腹地，而毛是做好劉鄧部隊全部犧牲的準備的，劉鄧出發時12萬人，最后到達大別山區的不足6萬人。“共產黨真正做到了全局一盤棋，個人利益、局部利益無條件服從整體利益和全局利益。”而就在這一點上，深受江湖習氣困擾的國民黨沒有做到。

 

很顯然，蔣介石注意到了中共延安整運動，以及取得的巨大成績，他也試圖借鑒了延安整風的辦法，來清除國民黨和軍隊的江湖習氣，建立“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

 

在1947年9月9日，國民黨召開六屆四中全會，蔣介石叫人印發了延安整風的三篇文件作為學習材料，即《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要求：“大家要特別注意研究，看看他們是如何增強黨性，加強全黨的統一，如何調查敵情，研究敵情，如何教育干部，改造學習的風氣。如果他們黨的紀律、黨的組織、黨的調查、黨的學習，是這樣認真這樣嚴密，而我們則松懈散漫，毫無教育毫無計劃。”

 

他還說，“現在共匪力量增強，其力量大半是由于他這個整風運動而發生的。今后我們各級干部，必須把他們這一運動的內容和辦法作為研究共匪的中心資料，用他們的方法加以切實整理來制定比他們更高明更正確的方案，同他們斗爭，這樣才能消滅敵人。”這些講話清晰地表明，蔣介石此時清醒地認識到延安整風對中共的重要意義，并極力主張加以效仿來改變國民黨。估計從那時起，他已經在謀劃一次國民黨的整風運動，對國民黨進行新的改造。

 

1949年7月18日，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中常會第204次會議，在蔣介石主持下，正式通過了國民黨的《本黨改造案》，確定了對國民黨的思想路線、社會基礎、組織原則、領導方法及黨的作風進行改造，這可視為蔣介石試圖進行的國民黨整風運動。但是，由于軍事上節節敗退，這一計劃無暇付諸行動。

 

敗退臺灣后，蔣介石終于有時間對國民黨進行改造，他抱著“我們的黨員不能再有敗壞綱紀、蔑視組織的行徑。我們不能容許過去招致大陸淪亡的一切觀念行為和作風用到臺灣來”的決心來改造國民黨。在這次改造運動中，蔣介石下令翻印了延安整風的有關文獻，作為改造的參考學習材料。“《本黨改造綱要》與同一時期的其它文件大量吸收了中國共產黨延安整風的基本原則，有的直接使用了共產黨用過的術語，有的則以別的術語來表述這些基本原則。”

 

譬如在黨員整肅中，采取了類似延安整風的做法，采取檢舉、審議、核定、制裁程序，黨員之間進行民主評議和自我批評。在清除江湖習氣方面，主要表現為《本黨改造綱要》規定：“黨員應破除派系成見，戒絕相互傾軋之惡習，以檢討求團結，以批評求進步，將意志集中于黨，將力量貢獻于黨。”規定國民黨各級干部要改正側重于個人領導的習氣，實行原則領導、一元化領導和民主領導，意即是要打倒宗派主義。要求“組織決定政策，以政策領導政治”，“黨員應參加組織活動，遵守黨的紀律，服從黨的命令，執行黨的決議。”意即是要用組織原則取代江湖義氣。

 

蔣介石還斷言，組織上的主要毛病，就是在所有的軍隊內，政工人員制度不健全，“沒有辦法核實有關戰報的準確性，于是，什么樣的貪污腐敗的事情都發生了”。同樣，沒有政工人員，部隊的政治教育取消了，“戰斗意志削弱了，戰斗力也就完全喪失了。特別是，部隊不僅不知道保護和團結民眾，而且還肆意騷擾他們。這樣，根本就談不上紀律了。”為了確保“黨指揮槍”，在這次改造中，國民黨在軍隊中重建了政治工作部。

 

蔣經國出任“總政治部主任”后，要求全體官兵把政治思想變成信仰，“每一軍官或士兵必須充分信仰三民主義，并具有為三民主義而不惜任何犧牲之堅決意志。”（董顯光《蔣總統傳》）此外，強調軍隊不能濫用私人，以此杜絕江湖私恩關系。

 

為防止在軍隊中形成新軍閥、新宗派、新山頭，蔣介石頭決定建立“軍事主官任期制”，各主要軍事單位指揮官每兩年變更一次，實行輪換制，以防止軍事主官擁兵自重，權力膨脹。此一制度使國民黨軍隊“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高級將領不能在軍隊里從容培植個人勢力。

 

經過兩年多毫不留情的改造、整肅，大量黨員被清洗出去，黨員人數由400萬降至28萬。以國民黨六屆中委為例，在全部六屆中委589人中，除6人死亡，296人歸隊外，其余287人全部開除黨籍；處理黨員違紀案126人，其中116人被開除黨籍。掌握國民黨黨務和特務大權的陳果夫、陳立夫的勢力也被徹底清洗。

 

國民黨及其軍隊的面貌煥然一新，組織狀況和工作作風都較大陸時期明顯的改善，江湖習氣被極大地清理掉，加強了“黨指揮槍”或曰蔣氏父子指揮槍的力度，進一步確立了蔣氏父子的權力核心地位。然而，這一切都為時過晚，大勢已去，收復大陸無望，到蔣經國進行政治改革，臺灣民主化，蔣氏王朝不在，“黨指揮槍”這一頁也被翻了過去，這大約是蔣介石萬萬沒有想到的吧，只留下讓我們無限感概的復雜心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