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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支持

      西方國家借助強大的資本力量建立了巨大的媒體帝國，試圖形成覆蓋全球的媒介霸權

　　現代語境下的西方，是指以美國和歐洲為代表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使西方世界處于資本的全面控制之下，資本是全社會的決定性力量和最高意志，資本家成為資本意志的執行者，國家政府成為資本的工具，媒體輿論成為資本的喉舌。

　　西方國家借助其強大的資本力量，改造和培植服從他們意志的外國知識精英。知識精英在社會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使他們能夠自上而下地影響社會大眾，又能夠自下而上地影響政治上層，對整個社會的文化意識形態產生強烈影響。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國際文化交流中通過教育培訓、學術講座、學術贊助、教師派送等方式，使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知識精英接受和傳播西方文化精神，改變本國的知識傳統。

　　美國很早就開始通過改造知識精英實施文化滲透，把文化交流作為美國“對外政策的第四維”（菲利普·庫姆斯語）。從1948年開始，美國就花費巨額資金推出最大的對外教育文化交流項目，即“富布賴特項目”。該項目主要資助世界各國的大學生、學者、文化精英和學術團體到美國學習、訪問和研究，因而也被人們視為“對美國國家長遠利益投資的一個典范”。到20世紀末，這個項目資助的各國學者就已超過25萬人，覆蓋了140多個國家和地區，這些經美國精心挑選的外國人員回到本國后，大力傳播美國的文化意識形態。

借助資本力量的支持，捐贈或推送反映其文化意識形態的圖書資料、學生教材，是西方文化滲透的一個重要部分。例如東歐劇變后的第一年，美國就向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捐贈了12萬冊圖書，這些圖書在這些國家的制度重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改革開放后，我國一些名牌大學的經濟學教材絕大多數都是美國的原版教材，從而使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成為我國的主流經濟學，而黨和國家花費巨大人力、物力編纂的體現黨和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馬工程”教材則被邊緣化。同時，一些境外資本借我國文化體制改革之機，大舉進入文化領域，對我國文化產業的價值觀導向造成了巨大影響。一些境外勢力以基金會為平臺滲透其價值觀，甚至制造社會動蕩事件，如美國民主基金會對中國極為重視，他們所資助的中國項目主要是“藏獨”“疆獨”分裂分子、“民運”勢力和各種“民權”團體等。

西方國家借助強大的資本力量建立了巨大的媒體帝國，試圖形成覆蓋全球的媒介霸權。美國借助其經濟優勢，形成了全球信息傳播體系，壟斷了全世界近90%的新聞信息，控制了世界75%的電視節目的生產與制作，其網絡更是全方位、全時空、全天候地向全世界推行美國的價值理念和意識形態。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美國廣播公司（ABC）和有線新聞網（CNN）等媒體發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國家發布信息總量的100倍，這種強大資本支持下的信息傳播，毫無疑問是文化滲透和文化霸權的強有力方式。

      技術控制

網絡技術上的非對稱性，嚴重削弱了廣大發展中國家開展網絡意識形態斗爭的能力

西方國家在傳媒技術上的控制權同西方文化內容結合后，文化滲透和文化霸權的能量就能夠加倍放大。利用多種傳媒平臺開辟文化滲透的多元化途徑，已經成為西方國家對我國進行文化入侵的重要方式。一些境外勢力在我國周邊地區設有30多個電視廣播轉播臺，每天以170多個頻率對我國播出合計60多個小時，還有一些國家從本土向我國發射信號，共有50個境外電臺使用300多個頻率對我國進行廣播，特別是對我國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進行宣傳覆蓋，美化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對我國形象進行歪曲和攻擊。

西方國家的技術控制尤其體現在互聯網技術方面。全球共有13臺根域名服務器，其中10臺在美國，其余3臺各設置于英國、瑞典和日本，絕大多數國家都是借網絡高速公路加入互聯網，這必然造成網絡管理和抵御文化滲透的被動。美國擁有國際上最大的CPU芯片制造業、世界使用最廣泛的Windows操作系統、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Google以及由其制定的TCP/IP協議等。互聯網技術上的絕對優勢，使得美國擁有絕對的網絡控制權，擁有了占全球范圍90%左右的信息發布量，成為無敵的網絡帝國。從網絡語言的使用到搜索規則的制定，都是按照美國化的價值預設和思維模式進行的。

網絡技術上的非對稱性，嚴重削弱了廣大發展中國家開展網絡意識形態斗爭的能力。他們在網上接收海量信息時，必然深受西方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政治發展模式等方面的嚴重滲透。此外，他們對于網絡傳播只能進行內容管理而缺乏有效的技術管理，只能進行事后管理而缺乏有效的事前管理，只能進行思想管理而缺乏有效的行為管理。例如，我國對于境外網站上發布的錯誤言論，無法從技術上徹底根除而只能屏蔽；對于網上曝光的群體性事件等難以做到事前管控，往往只能待其形成輿論焦點后才能介入；對反華勢力的言行只能采取封堵、刪帖等措施，而這些措施則又被西方國家指責為“文化專制”“限制言論自由”等。

　　當下，互聯網已經成為文化滲透、反滲透乃至政治斗爭的主戰場。一方面，擁有網絡霸權的西方國家，對內大力凈化本國網絡空間，鎮壓像“占領華爾街”這樣的反資本主義活動，打壓國內的反種族運動，馴服工運領袖；另一方面，他們對外大肆進行“民主人權輸出”，實現所謂的“民主人權落地”，影響和干擾他國的文化自主發展和民選政權。例如2011年，西方操控下的突尼斯“小商販之死”事件，最終演變為該國政權的倒臺和領導人的逃亡，是一場典型的“推特革命”。

      規則壟斷 

壟斷國際文化標準，是西方國家推行文化霸權的有力武器

當今的文化全球化，是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主導下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化操控下的一種主觀審視。西方國家在國際規則的制定和解釋方面擁有主動權，而其他國家往往是被動地接受或迎合這些發達國家所制定的規則。

壟斷國際文化標準，是西方國家推行文化霸權的有力武器。諾貝爾獎、奧斯卡獎、戛納電影獎等諸多國際文化大獎的標準和規則，往往都掌握在少數西方發達國家手中。非西方國家要想贏得這些國際文化大獎，就必須遵循其意識形態。這些所謂的國際標準，在表面上并非要消除地域個性、民族特色，他們甚至公開宣揚多元化，但其內在的邏輯則是要使非西方國家的文化產品中必須帶有西方所限定的標準。西方文化中流行的“東方主義”觀念，實際上是關于東方“永遠不變的”文化想象。他們把一些諸如怪異、野蠻、愚昧等完全變形的東西強加給東方。這種在“西方中心論”左右下的“東方主義”，先驗地把西方作為東方的評判者，東方文化必須經過西方的審視才能夠進入西方把持的國際文化界。

文化標準是一個根本性的大問題，文化標準權是國際文化交流以及意識形態碰撞中的核心權力。西方國家壟斷的文化準則約束了非西方文化人的世界性影響力，后者要想在世界上獲得成功，就必須適應西方文化的邏輯規則和評判標準，把自己塑造成為西方文化標準的模仿者和執行者。這一點在我國文化國際化的發展中就有明顯體現。改革開放后，中國文化人開始走向世界，他們謀求國際參與、努力實現外向發展，取得了不少成就，但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對西方文化標準的被動迎合為代價換取的。一些在國外獲獎的文學作品、影視作品等，不惜喪失民族文化尊嚴，著力迎合西方的評判標準，刻意發掘和展示西方人感興趣的本土文化經驗和記憶，讓西方人見到一種符合其意識形態的文化想象，而這些文化展示往往同當代中國人的文化體驗完全不同，那些真實反映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作品則罕見其獲獎。

      話語操縱

西方國家進行話語操縱的主要方式，就是制造所謂的普世性話語

西方國家實行文化滲透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通過話語領導權實現對其他國家的文化控制。福柯曾指出：“話語是一種壓迫和排斥的權力形式，它使人們不能在話語之外進行思想。”在現代文化環境中，話語占領也就是權力占領，某種話語一旦占據決定性的地位，就會成為普遍性話語，約束和限制文化創作及其傳遞。西方文化借助強大的資本支持和媒介力量，成為文化話語的制造者、引導者，而發展中國家則成為西方國家文化話語的追隨者。

西方國家進行話語操縱的主要方式，就是制造所謂的普世性話語，把特殊性經驗上升為全人類的共同遵循，局部性認知幻化為普世性價值，地方性理論推廣為普遍性話語，形成了文化傳播中的先驗優勢，誘導或強迫其他國家按照這樣的話語體系來理解世界，西方化的普世價值論就是典型代表。它立足于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治理實踐，從歷史文化中繼承了民主、自由、人權等曾經發揮過積極作用的概念和術語，提煉出包含著特定利益訴求和政治意向的所謂普世價值觀。這些術語概念表面反映了人們的共同追求，但實際上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統一物。之后，把這些價值觀的具體內涵、階級利益和政治傾向掩蓋而只強調其普遍性涵義，把具有地方性特點的自由、民主、人權思想夸大成為世界性的思想，把具有自身特點的制度模式夸大為普適模式，以普遍性和人類性遮蔽特殊性和階級性，把自己打扮成為人類道義的制高點，把文化霸權合法化為共同價值、先進理念、合理制度的建構和普及。“歷史終結論”“文明沖突論”等觀念就是如此，它們把不同階級和國家利益的爭端“去階級化”“去意識形態化”，并將其歸結為“爭取認可”的斗爭。在此基礎上，西方國家進一步提出，長期追逐“爭取認可”的斗爭已經終結，西方價值觀、美國式民主已經代表了人類價值追求和政治文明的頂峰，其他地方只要以此為標準就可以了。

此外，還有一種重要方式，就是制造引領性話語。西方國家抱著特定的目的，制造所謂的“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市場經濟體”與“非市場經濟體”、“反恐國家”與“恐怖地區”等特殊話語，并把這些話語擴展成為主導性話語，從而獲得話語領導權，充當掌握國際標準權的國際裁判，肆意給某些國家貼標簽，對其他國家指手畫腳、橫加干涉，動輒打出“人權高于主權”“結束冷戰”“自由民主至上”等旗號，干涉別國的主權和內政。

在一定程度上說，當代文化全球化已經演變為西方操控下的一場關于話語權掌握與爭奪的斗爭。話語領導權的擁有，成為西方文化霸權的重要一步，為其價值觀念的實施和意識形態的殖民奠定了堅實基礎與合法化依據。在話語控制的基礎上，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價值觀在被輸入國得到了廣泛傳播和滲透，以美化了的形式影響著被輸入國的文化認同，不斷侵蝕其傳統文化、民族精神，甚至中斷該國的自主性文化發展過程，造成該國民族精神和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危機。

    （作者：金民卿，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部主任、研究員、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