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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可銘：堅持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則，走中國自己的革命和建設道路
點擊：4981 作者：趙可銘 來源：紅色文化網 發布時間:2017-07-06 14:25:22
——在紀念十月革命勝利一百周年學術報告會上的發言
今年是蘇俄十月革命勝利一百周年，歷史并沒有遠去，我們的耳畔仿佛又響起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的隆隆炮聲。雖然十月革命的故鄉在二十六年前已發生劇變，但人類社會仍在發生積極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凱歌前行。歷史沒有終結，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則永存。
中國人民沒有忘記，正是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此有了中國革命的核心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和發展，才有了以毛澤東、鄧小平為代表的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打敗了國內外強大敵人，建立和鞏固了新中國社會主義，在新時期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創舉，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從晚清以來受盡侵略屈侮的東方大國正和平崛起，前所未有地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
十月革命給予中國之影響，是通過中國的內因而起作用的。中國共產黨把馬列主義和蘇俄革命的經驗，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以極其偉大的歷史擔當，不斷地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將馬克思列寧的科學社會主義思想深植入中國大地上，深植于億萬中國人民的血脈。如果要把十月革命對中國革命的影響作一個概括性表達的話，我想這樣說：堅持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則，走中國自己的革命和建設的發展道路。
一、先進的中國人在尋求救國真理的路上屢遭失敗，正在苦悶彷徨、不知路在何方之時，十月革命的萬丈光芒，指明了中國革命的唯一正確的方向。
1840年之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外國資本主義和國內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和剝削，嚴重阻礙了中國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的發展，幾乎所有的大小帝國主義都侵略和欺侮過中國，把一個曾長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的中華民族，拋進了任人宰割的黑暗深淵。中國人民為了反抗外國侵略者和國內反動統治階級，進行了前赴后繼的各種斗爭。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曾橫掃十七個省份，堅持了十五年之久。由于農民階級的自身局限性、沒有先進的革命理論指引，沒有代表先進生產力的革命階級的領導，這一聲勢浩大的革命最終歸于敗亡。
此后，先進的中國人救亡圖存的抗爭，大體在兩個框架內進行。其中一個便是在滿清朝廷的政治架構內進行改良變法。包括張之洞、李鴻章等人主持的洋務運動，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民族工業有了一定發展，但總體上是局限在封建統治階級的自救運動，終因甲午戰爭北洋水師的覆滅而徹底破產。
甲午戰敗后，中國人開始全面效仿西方，希望把中國改造成為一個獨立富強的資本主義國家。最初向西方學習的先進分子是封建社會士大夫階層中的人物。他們目睹帝國主義日益瘋狂的侵略和清政府的無恥媚外，逐漸形成了反映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改良主義思想。以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為代表的改良主義者希望效仿日本的“明治維新”，實現君主立憲的目標。他們在尚未掌握實權的光緒皇帝的支持下，于1898年發起“戊戌變法”。由于當時民族資產階級力量非常弱小，改良派人物對全國各地的農民運動又采取仇視的態度，結果僅在紙上進行的“百日維新”，在頑固封建勢力的打擊下土崩瓦解，康、梁逃亡海外，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斷頭京城菜市口，變法改良不可謂不悲壯！它使立志救國的人們更加看清楚了，在滿清王朝舊政權框架內修修補補是無濟于事的，必須轉向革命的道路。這可稱之為近現代以來的第一次歷史“轉向”。
這次“轉向”的表現，是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他和同盟會黨人學習法國、美國革命經驗，提出了推翻清政府、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綱領，舉行了多次武裝起義和多種反清斗爭，終于在1911年發動了武昌起義。這次起義得到了部分工人、農民和城市貧民的支持，迫使年幼的清帝退位，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這就是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高潮和最高成就。但也僅此而已，從上層到底層，它都未能從根本打倒封建統治階級的根基。這次革命中民族資產階級一開始就表現出它的軟弱性、妥協性和革命的不徹底性，尤其是它忽視和害怕廣大農民的革命積極性。孫中山雖然提出的“平均地權”“土地國有”的綱領，卻不能付諸實施，民族資產階級也不敢同封建地主階級徹底決裂。所以，辛亥革命后的資產階級并沒有掌握實權，革命的成果很快被帝國主義列強的代理人物袁世凱所竊奪。他們制定的所謂的憲政《約法》只是一紙空文，所謂的國會議員只不過是官僚專制的花瓶。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形象地反映了辛亥革命脫離廣大下層群眾以及革命后舊世界一切依然如舊的情形。民國期間，還曾有張勛的“辮子兵”和袁世凱稱帝兩次皇朝復辟的鬧劇。各個帝國主義操控的軍閥勢力，在中華大地上連綿上演軍閥混戰，血流成河，暗無天日。
最近翻閱一些革命史料，深深體悟到，從1911年到1917年，是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思想最為苦悶彷徨的時期，他們懷抱救國圖存的志向，上下求索奮斗，可是迎來的卻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國家的衰落和廣大人民在死亡線上掙扎。各種各樣的路都走過了，而寫在他們腳下的赫然大字卻是：此路不通！
正如毛主席后來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所指出的：
“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國內廢科舉，興學校，好像雨后春筍，努力學習西方。”
“學了這些新學的人們，在很長的時期內產生了一種信心，認為這些很可以救中國，除了舊學派，新學派自己表示懷疑的很少。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那時的外國只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進步的，它們成功地建設了資產階級的現代國家。日本人向西方學習有成效，中國人也想向日本人學。在那時的中國人看來，俄國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學俄國。這就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人學習外國的情形。”
但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
“俄國人舉行了十月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過去蘊藏在地下為外國人所看不見的偉大的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精神，在列寧、斯大林領導之下，像火山一樣突然爆發出來了，中國人和全人類對俄國人都另眼相看了。這時，也只是在這時，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
這可視之為中國近現代史上第二次“轉向”。中國的北方鄰國俄國，在十月革命前，有許多方面同中國的情況相同或相近。比如，同樣受著封建主義殘酷壓迫，經濟和文化都很落后，中國則更甚，廣大農民迫切要求平均地權，勞苦大眾盼望解放。俄國十月革命不僅成功了，而且打敗了十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站穩了腳跟。俄國人能干成的事，中國人為什么不能干？許多先進知識分子從心底發出這樣的呼喊。當時，十月革命在歐洲和全世界引起極大的連鎖反應，1918、1919年，德國、匈牙利兩國的革命斗爭，英、美、法、日等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大罷工，印度、埃及、菲律賓、朝鮮等殖民地的民族獨立運動高漲，這些都充分展現了十月革命的巨大威力，給了中國人民極大的鼓舞。
中國古代文人曾贊揚孔夫子：“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我覺得孔子受之有愧；拿過來形容馬、列卻是十分恰當的，“天不生馬列，萬古長如夜。”孔子很了不起，他是中國富人的圣人；馬、列則是天下受苦人民的圣人。自有人類以來，只有馬克思第一次揭示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和歷史總趨勢，創立了剩余價值學說和唯物史觀，把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為科學，而列寧則領導俄國人民把科學社會主義從理論變成為活生生的現實社會。
當時，尋求救國道路的廣大中國人民包括它的先進知識分子，尚未深入地研究和認識馬列深層道理，而是從自己的多次失敗的教訓中，從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同十月革命的比較中，逐漸清晰地獲得一個認識：中國走西方資本主義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而且西方資本主義已經暴露出它的深刻危機；走俄國革命的道路，這就是結論。中國人民為找到這個真理，曾經付出了怎樣的努力？得之是多么不易啊！
二、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中國共產黨就是依照蘇聯共產黨的榜樣，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一個黨，成為了領導中國革命的中流砥柱和核心力量。
中國人在從俄國找到了革命的正確方向，緊接著提出的問題是：誰來領導這個革命？
毛澤東同志說的十分明確：“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沒有一個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
“中國共產黨就是依照蘇聯共產黨的榜樣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一個黨。”
中國共產黨是應運而生的。黨的建立及其發展成熟，同樣是中國革命的呼喚這個根本內因，同十月革命的巨大影響這個外因相互作用的產物，這就叫做“中國人民的選擇”。
首先，十月革命大大加快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在舊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開始發端的新文化運動，迅速轉變為社會主義的思想運動，引發了徹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準備了必要的思想條件。
在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失敗后的一段時期內，一部分逃亡到日本和歐洲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雖然受到歐洲工人階級解放運動的影響，接觸到社會主義思想，但他們并沒有深入了解和接受科學社會主義。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雖然看到了歐美資本主義內在的深刻危機，但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理解卻是膚淺和扭曲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多數人物，雖然同情社會主義，卻不能脫離資產階級立場來認識和接受馬克思主義。戊戌變法中的風風云人物梁啟超，則稱馬克思主義為“學問社會主義”“歷百年后猶未能行之”。
十月革命震撼天地的聲威，讓有志于革命的人們，看到了馬列主義和廣大勞動群眾的無窮力量，使得中國思想界真正產生了社會主義新思潮。從1918年到1919年，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領導的新文化運動的多種刊物上，開始翻譯發表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出版了馬克思主義專號，《每周評論》印發了一段共產黨宣言。李大釗是在中國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他還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團結教育了一批進步青年知識分子。
同時，北京、上海、長沙、廣州、武漢等大中城市涌現出許多進步青年社團，他們介紹俄國情況，學習俄國革命經驗，探討中國社會改造、青年的出路、救國圖存的責任，以及教育問題、勞動問題、婦女問題、人生觀和世界問題，在這個過程中學習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鑒別和批判各種社會思潮和反馬克思主義的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泛勞動主義、胡適的實用主義等等。
在這些先進青年社團中，毛澤東同志組織的“新民學會”，創辦的“湘江評論”，在全國學習宣傳馬列主義的團體中，是最為突出、最富有成效的，它是五四時期一個戰斗型的革命組織，它的許多成員，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杰出領導人。
我們從這段歷史可以看出，落后的中國，在十月革命影響下的短短數年時間內，經歷了歐洲從文藝復興起到馬克思主義產生的這幾百年時間內的思想變化，在中國思想史和革命史上，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時期。假如沒有十月革命的巨大影響，沒有中國救亡圖存的緊迫需要，沒有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瞿秋白等一大批卓越的早期共產黨人，這樣疾速深刻的思想變化是不可能的。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學批判>導言》中曾經指出：“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
正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適應了中國革命的迫切需要，才能經由十月革命的影響，在中國迅速地扎根開花。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就是這一時期中國思想疾速變化的必然結果。
中國工人階級隊伍的發展和覺醒，工人運動接受十月革命的影響，這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根本物質條件和階級基礎。
中國工業無產階級的產生和發展，是伴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和發展而來的。中國第一代產業工人是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先后在廣州、上海等地開設的現代工業企業的工人。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各帝國主義在中國各通商口岸建立起一百多個工廠，清政府隨后也創辦了一批軍工、紡織和采礦工業，又產生了一大批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歐洲各主要帝國主義集中力量打仗，不得不在短期內放松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民族資本主義工業趁機有了一個較快的發展，這就是現今某些網絡名人無比留戀的所謂“民國黃金十年”，其實它只是在虎狼撕咬的喘息中得到的十分有限的發展。而且，這時的日本帝國主義大大加快了侵華步伐，妄圖獨吞中國。隨著中外資本主義工業的增長，中國工人階級也隨之成長壯大，在十月革命前后，中國產業工人達到了260萬人左右。
中國產業工人階級，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三重壓迫剝削，其生存狀態在全世界范圍內，在資本原始積累的罪惡過程中，是最為悲慘、最令一代代后人們痛心疾首的。帝國主義利用大批失地破產的農民，以最低廉的價格雇傭他們的勞動。而處于競爭劣勢的民族資產階級，則更加慘無人道地壓榨工人的血汗，采取延長工時，加強勞動強度，工資減少到勞動力難以再生產的極限。中外資本家還與封建軍閥、官府相勾結，鎮壓工人的任何反抗。許多廠礦的工作條件烏煙瘴氣，嚴重損害工人的健康。夏衍同志的長篇報告文學《包身工》，真實地記錄了紡織女工的悲慘命運，至今我們讀到這部作品時依然心碎，不能不伏案垂淚。
正是因為中國工人階級遭受的壓迫最深重，他們比其他任何階級的革命要求更強烈、更堅決和更徹底，此外，中國工人階級還有兩大特點，一是數量雖然不很多，但是相對集中在沿海大城市、大企業，如此集中分布的狀態，極易于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的覺醒，極易于接受馬列主義的宣傳灌輸，極易于組織工人階級的集體抗爭。再一個特點是，中國工人階級與廣大貧苦農民有著天然的聯系，他們中的大多數來自于失地破產的農民，十分有利于在革命斗爭中與廣大農民結成牢固的聯盟。
如果說以往的改良主義、舊民主主義，沒有找到先進的思想武裝，沒有找到正確的道路，缺少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先進階級的領導，那么，十月革命后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期，在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努力之下，這一切都已呈現在眼前，于是，全國十幾個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人物，在上海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毛主席說過：“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就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為遠大理想，以社會主義為前途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為階段目標，以馬列主義為理論指南，走俄國革命的路。
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在工人和貧苦農民中，在進步青年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建立黨的各級組織，用馬列主義和蘇俄革命的經驗和成就，宣傳和武裝工農，英勇地領導工人階級開展維護基本生存權利而進行的一系列罷工斗爭，顯示出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工人階級在斗爭中逐步從自在階級成長為自為階級。
在談到十月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我有一個看法，蘇共對中共的影響和幫助，客觀上具有兩重性。蘇共和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對于中國革命的支持是真誠的，是出自于共產主義崇高理想，對于中共在各方的支持幫助是無私和巨大的，這是主流、主導方面。但是，勿須諱言，蘇共和共產國際有的領導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出自保衛蘇聯這個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需要，有條件地支持中共，將中共至于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一個支部，重大決策需要請示和聽命于共產國際；他們中有的人有時過高地看重中國國民黨的力量，在國共合作中則對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的反共傾向忽視或過分容忍，并不當地約束中共對國民黨右派的反抗。還有，對中共早期某些領導人的不了解和過多的支持，客觀上壓制了國內真正懂馬列、懂中國、有豐富革命經驗的領導人。所有這些都是非主流的方面，都是可以理解和寬容的。一個大國的社會革命是極其復雜的，不應當簡單化、理想化地苛求革命過程。
由于上述情況以及黨在初創時期的種種原因，遵義會議之前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是不成熟的，不穩定的，在十五年里先后發生了一次右傾和兩次“左”傾錯誤，使得辛辛苦苦發展起來的黨和軍隊的力量，損失極為慘重。
回顧十月革命對于中國革命的影響，不能不談到革命領袖人物與廣大革命人民的辯證統一關系。
阿基米德說：“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撬起地球。”
列寧說：“黨是支點,給我一個革命家組織，我就能夠改變世界。”
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在落后的俄國首先獲得成功，沒有列寧、斯大林這樣偉大的革命領袖是不可想象的。同樣，遵義會議之后，中共有了毛澤東這樣政治上成熟的偉大領袖，隨后形成的毛、劉、周、朱等相對穩定的中央領導集體。假如沒有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極為弱小的革命力量要戰勝強于自己百倍的國內外反動勢力，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縱觀遵義會議后的中國革命進程，世人不得不嘆服毛澤東在指揮革命戰爭，在處理黨內矛盾，特別是張國燾企圖分裂黨和紅軍、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矛盾，不失時機地領導了延安整風運動，在處理西安事變、皖南事變、重慶談判等重大突發事態，在獨立自主駕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及解放戰爭三大決戰、抗美援朝戰爭中所表現出來的非凡膽略和爐火純青的領導藝術。
周恩來在勸說博古、洛甫請毛澤東回到中央領導崗位時說過，中國的事情要靠我們中國人自己，毛澤東最懂得中國，應當請他到中央領導位職。
鄧小平同志說過：中國革命如果沒有毛澤東，我們至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
如今，那些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狂妄地否定毛澤東，否定革命領袖，否定黨的領導核心的作用，還有的人企圖把領導核心與人民創造歷史割裂并對立起來，是違反歷史唯物主義的，其用心是十分險惡的。
三、將蘇俄首先在中心城市發動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革命原則，同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創造性地走出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我們黨的早期領導人，對于掌握一支自己領導的革命軍隊認識不夠。最早接觸軍事工作是周恩來同志，他在黨中央長期負責軍事部門工作，國共合作時期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與國共兩黨的許多軍事人才有著廣泛的聯系。這對后來我們黨在軍事上有極大好處。
在孫中山逝世后，蔣介石很快篡奪了國民黨軍隊的最高領導權，通過“清黨”把共產黨人從國民革命軍重要崗位幾乎全部清除。1927年蔣介石利用手中軍權叛變革命，悍然發動了駭人聽聞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量屠殺共產黨人。陳獨秀因受共產國際妥協政策的制約和他本人的右傾錯誤路線，對于這場血腥的反革命政變毫無還手之力。
中國共產黨沒有被嚇倒，也沒有被殺絕，“他們從血泊中爬起來，擦干凈身上的血漬，掩埋好同伴的尸體，又繼續前進了。”
8月7日，黨在危急關頭在武漢召開了著名的“八七會議”，決定武裝反抗國民黨。毛澤東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
黨領導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百色起義等各個起義，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這些起義的領導人，最初的思路還未能突破十月革命關于通過攻占中心城市進而奪取全國政權的模式，只有毛澤東是這一經典模式的突破者。
他清醒估量自己領導的秋收起義隊伍的實力，同要攻打的強大敵軍實力懸殊太大，若奉命攻打長沙，必將是以卵擊石。他斷然改變了進軍方向，把部隊帶到了江西永新，隨后上了井岡山。南昌起義失敗后保存下來的部隊，在朱德帶領下，到井岡山同毛澤東會師。從此，中國有了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支人民軍隊的雛形。
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朱毛在合作中爭論，在爭論中合作，在革命戰爭的實踐中不斷地發展和提升紅軍，逐漸把一只以農民為主體的舊式軍隊改造成在黨的絕對領導下的、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人民軍隊，在歷次反圍剿的戰爭中，創造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依靠根據地有利的群眾條件和地理條件誘敵深入、各個擊破敵人等一整套以劣勝強的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中央蘇區得到不斷發展，成為全國各個革命根據地的榜樣。
毛澤東在此期間寫出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對本本主義》等名篇。既堅持了十月革命的原則，又適合中國自己國情的革命道路初步開辟出來。
然而，由共產國際指定的、占據黨中央重要職位的“左”傾機會主義者，王明、博古等只會背誦馬列主義條文、不懂中國、缺少實踐、自視過高的青年，硬是指責毛澤東是山溝里的馬列主義，把遠在萬里之外的共產國際的某些不切實際的意見，當做必須照辦的圣旨。使得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一再受到排擠。
在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之后，革命處在生死攸關的緊急關頭，在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朱德等同志的支持下，在全軍官兵期盼下，毛澤東同志才在遵義會議上回到了中央領導崗位。毛澤東重新成為紅軍統帥，紅軍不僅避免了成為“石達開第二”，還化解了張國燾分裂黨、危害中央的險境，而且，審時度勢，適時地把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國內階級斗爭轉變為一致對外的民族解放戰爭，建立起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無比寬闊的胸懷，同有血海深仇的國民黨蔣介石達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央蘇區時期的極“左”領導人王明，國共再次合作后從蘇聯回國，他竟從原本的極“左”跳到了極右，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完全臣服于蔣委員長的領導。毛澤東和黨中央深刻地批判了王明的錯誤，確立了黨的“獨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方針，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配合抗日正面戰場，開展獨立自主的敵后游擊戰爭，放手發動群眾，壯大革命力量，繪制了一幅氣勢恢宏、全民抗戰的歷史畫卷，陷侵華日寇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不應忘記，毛澤東同志和第一代中央領導集團，開創農村包圍城市的獨特革命道路，從根本上說，也是遵循列寧主義原則和列寧本人的獨創精神的。按照馬、恩早年的論斷，社會主義革命將至少在幾個歐美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生，這個革命才可能成功。假如列寧把這句論斷視為不可變易的教條，那么就沒有十月革命。所以，是列寧和俄共做出了獨創性的榜樣，給予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無限的啟示。
我們知道，毛主席一生主張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他是十分討厭教條主義的，他不僅寫了《反對本本主義》這篇討伐教條主義的檄文，還多次講過，讀死書，盡相信書，還不如沒有書；他不無鄙視地說，教條主義是連狗屎都不如的東西，狗屎還可以肥田。毛主席是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大師，始終堅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當今，網絡媒體上反共反毛的敵對勢力，罵毛主席一貫極“左”，并把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干部群眾，統統罵為“毛左”，真是極其反動極其無知的混蛋！
四、十月革命的基本原則永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十月革命精神的傳承和超越。
二十六年前，蘇東劇變，蘇聯解體，飄揚了七十年的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宮降下，再也沒有重新升起。這是前蘇聯人民的悲劇。從那個年月走過的我們，心情也是沉重和復雜的。隨著蘇東劇變，對峙了幾十年的美蘇冷戰結束。這是二十世紀末期，全世界的最大變局。一時間，美歐前政要一個個興奮得忘乎所以，有的說，這是美歐資本主義對世界社會主義的勝利；有的宣稱，歷史已經終結，美式資本主義模式將永存。國內外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則起勁地攻擊馬列主義“從根本上就是錯誤”，是“烏托邦”，是“早產兒”。
歷史在此刻體處理一個極其重大、極其嚴肅的理論和實踐問題：蘇共的倒臺，是否就證明了十月革命錯了，馬列主義錯了，社會主義根本制度錯了？一時間，黑云壓城城欲摧！
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同志表現出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他及時指示全黨要穩住陣腳，沉著應對，集中精力把中國自己的事情辦好。鮮明地指出，只要中國社會主義不垮，就不能說世界社會主義失敗。他還說，有人講馬克思主義過時了，不靈了，哪有這回事？
越來越多的歷史事實證明，蘇聯解體、蘇共倒臺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蘇共領導人長期以來背離了馬列主義，背離了十月革命和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他們在國際上推行社會霸權主義，出兵干涉和威脅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同美帝國主義既勾結又爭奪、耗盡國力開展軍備競賽。在國內，先后丟掉了斯大林和列寧這兩把刀子，全面否定黨的歷史和黨的領袖；經濟體制僵化，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各級領導干部官僚主義和生活特殊化，嚴重脫離了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戈爾巴喬夫所謂的新思維，直接從黨的領導層內部擊垮和顛覆了蘇共執政的合理性。
人們有理由懷疑，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等人，很可能是美歐勢力培植和收買的代理人。他們在蘇共倒臺前的種種言行，同當今我國網絡媒體上自稱“帶路黨”“推墻黨”的小丑們是多么相似！
據報載，戈爾巴喬夫本人曾在土耳其的一次演講時曾說，他的生活目的，就是消滅蘇聯社會主義，而他的老婆賴莎覺悟比他更早更堅決。你看，這不是一個叛徒的自白嗎？當然，有的同志對我說，戈氏的自供狀未必真實，這話是在蘇共已經亡國，戈氏本人已若喪家之犬，為了討好西方，他故出此言。如果是那樣，豈不更加可恥！由這樣的人充任最高領導，豈有不亡黨亡國之理？
曾經是中國革命榜樣的蘇聯垮掉了，為什么中國社會主義不僅巍然屹立，而且越來越興旺發達，呈現出風景這邊獨好的萬千氣象？欲知奧秘何在，不妨先向上追溯一下。新中國成立以后，由于沒有經驗，經濟、政治建設繼續以俄為師。比如，實行計劃經濟，政治框架建設參考蘇聯做法等等，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并無什么大的失誤。從1957年前后，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和蘇聯經濟顯示的活力不足，引起毛主席的警惕。他就開始思考探索中國自己建設社會主義的路子。先后寫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論十大關系》等論著，并且在政治外交上同赫魯曉夫主政的蘇共拉開了距離，不久就分道揚鑣了。許多同志認為，以鄧小平同志的名字命名的鄧小平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內在地包含了毛澤東同志在五六十年代的一些探索成果。說得通俗一點，赫魯曉夫及其繼任者們要跳坑，中共早有察覺，早已不跟他們玩了。
我們再回到蘇聯解體之后，鄧小平和其后的歷屆中央領導集體，頂住了蘇東劇變帶來的巨大沖擊和壓力，聚精會神做好中國自己的事情，繼續探索著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面開始探索的、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東方大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時代大課題。我的學習體會認為，以鄧小平同志1992年春南方談話為標志，鄧小平理論（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基本形成。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同志，相繼豐富和發展了這一科學理論體系。鄧小平理論的主要之點是：
“五句話”的社會主義本質論；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中國正處在并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中國的基本國情）；
“三個有利于”的發展標準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體制機制）；
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
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一切問題的解決都有賴于經濟發展；
堅持全民所有、集體所有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允許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張通過對話和談判解決國際爭端，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
堅持黨對經濟工作和各項工作的全面領導；
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反對軍隊非黨化、國家化；
強調做好中國問題的關鍵在黨、在人，黨要管黨，推進黨的建設的新的偉大工程；
廢止了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推動了干部隊伍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實現了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的新老交替；
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
堅持對外開放，吸收利用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發展自己；
以“一國兩制”的方針，實現香港、澳門回歸祖國，進而實現臺灣與祖國大陸的和平統一。
我個人學習體會，貫穿鄧小平理論全部內容的核心，是堅持改革開放。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同志都明確指出，新時期最鮮明特色是改革開放，這是關系社會主義中國前途命運的關鍵一招。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尖銳指出：“中國如果不堅持社會主義，不堅持改革開放，就是死路一條。”
在九十年代初，鄧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框架尚未完全定型，并預言大約再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這一制度方可定型。江澤民、胡錦濤同志全面堅持鄧小平理論，以新的思想、新的實踐不斷豐富充實它的各項理論內涵，分別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并書寫在黨的旗幟上，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系大步推向前進。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不負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眾望，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發展到一個新境界。他結合新的實際，提出了一系列治國理政的新思想，主要包括：
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別的什么主義；
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和“四個全面”的戰略部署；
“五位一體”的現代化建設總體布局；
“全面、協調、創新、共享”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新理念；
以極大的政治魄力推動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堅持反腐倡廉永遠在路上，老虎蒼蠅一起打，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進一步完善黨風廉政建設的新思路；
改革開放和各項建設要“以人民為中心”，精準扶貧攻堅，全面小康一個人也不能拉下，使改革開放的成果惠及全體中國人民；
回答解決好“我是誰、為了誰、依靠誰”，豐富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堅持的群眾路線；
提出文藝要源于現實生活，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方向；
踐行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傳承革命傳統，堅持政治定力；
堅持問題導向，堅持底線思維；
提出國家總體安全觀，堅定地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反對一切分裂、破壞安全穩定的行為；
實施建國以來最深刻的改革強軍一系列重大舉措，推進軍民融合發展的國家戰略；
提出并推進供給側經濟結構改革；
提出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和“精誠惠容”的外交新理念，運籌世界大國關系，創造更加有利于我國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
提出并推進“一帶一路”發展戰略，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新秩序的建立，開拓了開放發展的新局面。
習近平同志在國內國際充分展現了大國領袖的超凡的政治智慧、歷史擔當和卓越才能。
總之，我們黨的幾代領導核心和領導集體，不斷地將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使這一理論與時俱進，創立、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從根本上來說，這一理論體系的創立和踐行，都是圍繞著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原本落后的大國，無產階級掌權以后，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時代大課題，不僅在十月革命的故鄉蘇聯解體后，中國社會主義受到巨大沖擊時，在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軍事超強優勢的壓力下，在西方政要、學者的“歷史終結論”幸災樂禍的嚴峻氛圍中，依然巍巍屹立，充滿生機和活力，給世界各國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和新的希望。這幾年來，“歷史終結論”作者自己認錯了，“華盛頓共識”越來越受到質疑，“中國發展模式”越來越受到世人關注。
從毛澤東到習近平，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相繼接力地將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時代發展的新變化相結合，在解決了走社會主義道路救中國的時代大課題之后，繼而解決在原本落后的大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又一個時代大課題。而且，這后一個課題是列寧締造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以后，全世界共產黨人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未解決好的課題。中國共產黨人在全國人民的支持下，初步解決了這個大課題，這是中國人民的驕傲和幸運。當然，深入回答這個大課題，今后的路還很長。但是，“堅冰已被打破，航路已經開通，道路已經指明！”讓我們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為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努力奮斗！
（作者系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原政委、上將；來源：紅色文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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